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时断时续地读完了1994年《朔方》全年的散文作品。这近百篇作品大部分出自我区新老作者之手，有的作者熟悉，有的还很陌生；他们中产生的一些佳作，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这次集中的阅读和欣赏使我看到了宁夏散文创作的可喜势头，使我更加相信“十步芳草”的古语。当然，外地知名作家（如张承志、许淇，朱光亚等）的参与，为塞上散文园地初步形成的群芳争妍的局面也增色不少。
我是赞成不拘一格写散文的。邵燕祥说得好：“散文杂文随笔小品何必强分，抒情言志叙事议论何妨融于一炉。”只要写得情真意切、韵味深长，不论它何种写法，何种风格，我都喜爱。也许近年来读到的家长里短、儿女情长、风花雪月的文章多了，更盼望见到立意高远、寓意深刻、紧贴现实的血性文章。所以，我对张承志的散文格外重视。他先后在《朔方》发表了两篇文章，现举《箕顶的逝事》（第9期）这篇略作评价。张承志痛感今天“清洁可耻肮脏光荣的准则正在风靡时髦”，意味深长地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古代传说：一个叫许由的高士因帝尧要以王位相让，便潜入箕山隐姓埋名。然而尧执意让位，追许由不舍。尧再次寻见许由，求他当九州长时，许由不仅坚辞不从，而且以此为奇耻大辱，他奔至河畔，清洗听脏了的双耳。一牵牛老人见许由洗耳问其原因，听了许由的诉说，老人不仅没有夸奖反而忿忿不满：你若不是介入那种世界，哪里至于弄脏了耳朵？现在你洗耳不过是另一种沽名钓誉。我在下游饮牛，你在上游洗耳，明明知道自己双耳已污，为什么又来弄脏我的牛口？作者说：“由于泛滥的不义、庸俗和无耻，我终于迟迟地靠近了一个结论：所谓古代，就是洁与耻尚没有沦灭的时代。”于是，我们理解了作者那颗“渴望清洁”的心。文中有些言辞未免偏执，但逆耳的愤激之言却能振聋发聩！反映世风、针砭时弊的，还有高耀山的《谝传》（第1期）和李佩芝的《小学校的女人》（第11期）也值得一提。这两篇散文时间跨度较长，人物较多，类似小说。前者写一群“天高皇帝远”的山野之人的谝闲传，从政治时事到桑麻雨水，从家长里短到抬杠斗嘴，真是无所不谝。从吃大锅饭的年月到改革开放的当今，文中有不少民谣俗谚，对三十年来的世道人心、农村变化作了幽默风趣的反映。后者展示的是70年代到“文革”后期发生在一所小学校里的事情。写女教师之间的无聊、纠葛以致反目成仇，作者用反思的笔调刻画了一个女教师的心路历程，说明“社会的畸形令人心也畸形，人与人之间从无交流，有些误会便会永远了”。从中可以看出过去的那段岁月的一个侧影。
有人说诗和散文是近邻，这主要是从它们都具有抒情性和应当意味深长而言的。我同意这样的看法。将抒情性与意味深长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在散文创作中把情和理统一起来，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关系到散文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在抒情散文中，情与理结合得较好的有左侧统的《西北断想》（第3期），季栋梁的《山乡情缘》（第3期）和《山里女人》（第10期），邢宗兰的《无言的结局》（第5期），马宇桢的《在河流中散步》（第9期），等等。或偶有所感所悟，或充满情趣理趣，或刚健雄奇，或清新俊逸，读后使人受到艺术的陶冶，思想的启迪。特别是那些表现亲人之爱、友人之谊的篇章，写得情意真挚，生动感人。如查舜的《有钱没钱你回来》（第3期）、完玛央金的《心上有路》（第11期）写家庭的温馨迷人，王延辉的《高堂在上》（第1期）和《散文四章·心曲》（第9期）、马东震的《遥寄母亲》（第6期）、于秀兰的《母亲的魅力》（第9期）写母爱的伟大，吕先觉的《中秋节与小妹书》（第6期）、孙莱芙的《放羊的哥哥进城来》（第8期）写手足的深情，此外还有张武、张日堂、朱梦夕的一些怀念友人的篇章，它们像山泉似的净化我们的心胸，像优美的乐曲给我们带来生活的温馨。而有些抒情篇什写得虽然琅琅上口，文字也华美，但不耐读，原因是繁采寡情，或缺乏诗意，过于浅露，或意象朦胧，失于艰涩，打动不了读者的心弦。
对往事、故乡和童年的缅怀之作，大都写得富有情趣和诗意。我尤喜爱石舒清的《童年纪事》（第7期）。石舒清是一位崭露头角的回族青年作家，他以多篇充满泥土味和乡土情的小说引人注目。从《童年纪事》的五则故事中可知这个农民的儿子苦难的童年：从生下到十一二岁，不曾吃过花生、西红柿，甚至很大了还光着屁股，在一次玩耍中竟被一只老猫咬过一口！按说是很叫人心酸的。但他说，每每忆及，没有辛酸和伤感，反而使他怀恋、神往：“在回忆里感到一种被照耀的美好，一件件往事逆水而来，闪烁在我的眼前，似刚刚出海的珍珠，我多么想用一根不断的丝线，将它们粒粒串起来，珍存永生啊。”童年生活对于作家来说是笔巨大的财富，中外文学大师得益于童年生活的印象和经验的例子举不胜举，阿·托尔斯泰就说过他作品中的“旧莫斯科的风光就是根据我童年时代的不可磨灭的回忆表现出来的”。相信石舒清这段“天堂般的童年”生活印象，会使他终生受益。
《朔方》1994年刊载的游记不多，总共不到十篇。像《安拉的东方星月》（第1期）、《华山游记》（第5期）、《至今思项羽》、《察尔汗纪行》（第11期）等都是情景交融之作，表现了作者独特的感受和情怀，笔下出现的是带着作者强烈感情色彩的景物，是人化的自然。张涧的《南来北往》（第1期）和陈育宁的《传统与现代在这里接轨》（第5期）这两篇游记都涉及城市改造和建设的问题，都有感于我们有的城市建设片面追求现代化，不顾传统，自然环境遭受破坏的急功近利的弊病，分别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议论。张文热烈，激愤之情溢于言表，陈文冷静，客观地描述和深刻地思考这一现象，诗人的散文和学者的散文呈不同风貌。
杂感、随笔要写得有思想、有文采，做到意近旨远、余味无穷，实属不易。写得较好的有：杨建国的《我的手表》（第4期），以一块戴了二十多年的上海牌手表遭亲友讥笑为话题，抒写自己在生活上不赶新潮的“固执”；屈文焜的《节日两题》（第6期）中，对“四十而不惑”的命题提出质疑和思考；洪浊的《一纸之隔的康桥》（第7期）寄寓了作者对徐志摩这位风流诗人的思念之情；查舜的《美人情况多》（第9期）笔调幽默，对美容的方方面面侃侃而谈，俨然成了美容专家；许淇的《淇竹斋三题》（第11期）和周同宾的《凡人书简》（第11期）文笔老到，知识渊博，涉笔成趣，读之如饮芳茗，沁人心脾。再有，吴宣文的《可怕的鹅卵石》（第3期）发挥了杂文激浊扬清、匡正时弊的功能，鼓吹敢想、敢说、敢闯的不畏风险的开拓精神。对于他近年来大力倡导、身体力行地致力于宁夏杂文创作的振兴，我表示由衷的钦佩。
宁夏的散文园地有这么多的热心人为它辛勤耕耘，精心栽培，那繁花似锦、春色满园的景象一定会早日到来！
1995年2月26日
（载1995年3月10日《文学家与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