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厚英同志：
你，匆匆地悄然而去，去得那么突兀，令你的一个同龄读者，也是你戏称的一个“三八式干部”，怎能不伤怀阵阵、哀思缕缕……
记得你两年前说过，算命先生预测你可能活到八十五岁，你也很自信。你计划接着写自传的下卷，写你1978年成为作家之后的经历，要毫无顾忌地亮出自己的一切，像卢梭《忏悔录》那样地真实坦率。现在这一切都落空了——“八十五”前后颠倒了一下，变成“五十八”这一残酷的数字！
说来话长，请你不要见怪。我是因闻捷而知道你的鼎鼎大名的。50年代中期，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就迷上了闻捷的诗歌。你比我清楚，他的组诗《吐鲁番情歌》曾经拨动了我们这一代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的心弦。从此，我成为闻捷诗歌的爱好者，几乎买全了他陆续出版的所有诗集。“文革”中传闻诗人“畏罪自杀”了，我为他默默地惋伤，我们再也听不到他“迷人的歌声”了。据说，“罪名”是他“腐蚀”一个比他小十来岁名叫戴厚英的“造反派”并且是审查他历史的“专案组长”，想达到结婚的目的。粉碎“四人帮”不久，闻捷的冤案平反昭雪，他的诗选重新出版。我一本一本地重新阅读他的旧作，萌生了研究他的打算，开始着手收集同他有关的资料，首先要搞清他的死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思想解放的骀荡春风中，死气沉沉的文坛也复苏了，出现了一批“伤痕”文学、“反思”作品。有的小说开始闯入“禁区”，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你的长篇《人啊，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出版）格外引人注目。这部长篇如空谷传声，得到许多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的热烈回响和心灵共鸣。痛定思痛，长歌当哭。你以超前的思考，越轨的表现手法，大胆地闯入人道主义这块“禁区”，一扫建国以来长期禁锢着文学的条条框框，呼唤着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呼唤着人性、人道、人道主义的回归。对这部作品臧否不一，有的赞赏，有的责难，甚至一度大张挞伐。对于这些，我相信时间和读者自会做出公正的裁判和评价。现在我要感谢你的是，当时你为我透露了了解闻捷死因的一个线索。从这部小说的《后记》中得知，你的真正的处女作是《诗人之死》。你说：“我要向同类宣告我的清醒，于是写小说。前年，我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今年写了这部《人啊，人！》。”《诗人之死》是否与闻捷有关？哪家出版社出的？我急着要找来一读为快。1983年初，我们出版社的徐庄同志从福州为我带回了这本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我大喜过望。
果不然，写的就是闻捷，把诗人的死因写得那么真切，把你们两人相识相知相恋的“百日缘”写得那么纯贞；我读后为之感泣，对十年浩劫所造成的深重灾难和悲剧制造者惯用的伎俩又多了几分认识。《诗人之死》不啻为我了解闻捷生平和创作提供了宝贵资料，更使我认识了你，一个具有独特艺术个性和风格的作家。尽管你给书中主人公起了“余子期”、“向南”这样的化名，这怎能瞒得过知情者？你写得这样“近”，这样“实”，思想又这样急近，能不触痛某些人敏感的神经和卑琐的灵魂吗？能被刚刚经过“造神”运动的洗礼还不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们所理解吗？《诗人之死》的出版历经磨难，在一家出版社打好纸型之后又易地出版，你非常气愤。这种现象见多就不怪了。我就遇到过同样的例子，《沙叶新剧作选》的书稿已打出清样，就是因为其中有篇剧作有“鼓吹人性论”之嫌只得退还作者，后来在江西得以问世。你说理，有谁听？你力争，有何用？其实你早在《人啊，人！》中，借女主人公的嘴就说过这样愤激的话：“有什么比习惯更有力量、更有权威？人的眼睛都是向上的。人的价值，包括人的言论的价值，是因人的地位而异的。人显言贵，人微言轻。这不是真理，但却是事实。事实往往比真理更能说服人。”难道这句话现在过时了吗？还是让现实生活来回答吧！
继《人啊，人！》、《诗人之死》之后，我又阅读了你的新作《空中的足音》（花城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描写的是偏僻县城一所高等院校中的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命运。看，这又是一本关于知识分子的书，难怪有人将你创作的这三部长篇称为反映当代知识分子生活的“三部曲”了。你熟悉他们嘛！由于你长期在上海的作协和高校工作，熟悉知识分子，深知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性格和特点，长处和短处，对他们的喜怒哀乐有切身的体会和感受；所以你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不过，三位女主人公的思想性格有雷同之处，这也能让人理解）。你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剖析灵魂的美丑，揭示人性的善恶；因此，有人赞佩你的真率，有人惧怕你的笔锋。这三部长篇小说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你的亲身经历和切肤之痛，带有自传性质和批判锋芒，堪称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这样，它们就共同具有同一的主题——礼赞“人”，大写的“人”，表现了尊重人，尊重人的个性，培养和加强人的尊严的思想。
不久前，我又读到你的长篇自传《性格—命运—我的故事》（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年4月、1995年5月出版，不知何故两个版本均写一版一次印刷）。这里先讲一段插曲。前年秋天我去青海开会，从陕西友人王新民处得知，他手头有本你签过名的这本书，他珍藏着。我不能夺人所爱，就托他回西安代买一本。回去后，他到处寻访不得，想把心爱的珍藏本借给我。他三番五次地翻遍家中和单位中的书柜，都没找到，心中怏怏不乐。去年4月他知道我和他们单位的同志将在北京开会，又去太白文艺出版社工作的孙见喜家寻找，仍然不见踪影。恹恹地回到家中，爱人问怎么了，他直言相告，爱人说在她办公室里，正在看着。他喜跃地抱起她抡了一圈，忙令她取回此书，托开会的同志给我捎去。年底，我去西安完璧归赵；他面赠我一本新的版本。事虽小，但足见书友之间的真情和读者对你的喜爱。这样我就把两个版本先后都读了一遍。你的这部自传，真实地记录了1938至1978年的经历，记录了你留下的步步脚印；向你的读者敞开心扉倾谈自己过去的一切，工作中的成败利钝，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个人婚姻的不幸和十年浩劫的惨境；你自省，自责，自咎，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分析了自己宁折不弯、桀骜不驯的性格的成因，并归结为一句话：“性格即命运”。掩卷之后，我不胜感喟，尤其为你和闻捷的完全正当的结合被强行拆散，致使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含冤而死感到悲痛，感到愤火满腔。这样惨无人道的悲剧，绝不能再重演了！
戴厚英同志，我赞赏你的这种性格，对你这位充满人文精神的作家敬慕已久。十年前，我出差上海，去了当时在复旦大学执教的吴欢章先生家，他说你就在他们分校，问我是否愿意见见面。忘了什么原因，错过了这次良机。也许是组稿任务紧张，怕耽误时间？也许是出于我内向的性格，怕见陌生的名人？看，我也归咎于自己的性格了，你说过，“种种经历，不过是这种性格的实现和演绎”。当时你正处逆境，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去看望你，向你表达一个读者兼文学编辑的敬意；因为我不是你塑造的游若水之辈，胆小怕事，看风使舵，“永远随时准备反戈一击”。至今，想起与你失之交臂，深感遗憾。8月31日从《文汇报》的一角偶然得知你“不幸去世”的消息，9月19日又从该报见到这一血案的侦破纪实。这一噩耗使我惊愕良久。想不到，你最终会被一个丧心病狂、灭绝人性的歹徒夺去了生命！啊，从此我再也与你无缘相见，再也听不到你为恢复人的价值、尊严、权利而发出的呐喊了。当今社会正处转型期，假恶丑与真善美的冲突日趋激烈，沉闷的文坛多么需要这种振聋发聩的呐喊啊！你笔下的各种人物现在仍然活着，不管是崇高的、平庸的、卑劣的，他们正在谱写着各自的历史。你的作品有着现实的认识意义，并未失却它批判的锋芒。
戴厚英同志，你和你的作品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愿你安息！
1996年9月14日深夜初稿，9月28日修改
（载1996年11月10日《文学家与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