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初，中卫的魏若华来出版社找我。我俩是关系不错的校友和文友，因在两地工作，见面机会不多。这次他从包里拿出一部书稿同我说：“这是我四十年前写的一首长诗，将近400行。那时我上高三，爱好文艺，在国庆十周年前夕写成。第二年春天，我将这部习作投寄给你们出版社。”他说诗稿写得很不成熟，当然没被采用。但他对那位编辑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始终心存感念，尤其令他难以忘怀的是那封热情洋溢的长达500字的退稿信。他感慨地说道：“在1960年那样饿着肚子看稿的年代，这位编辑竟不放过一个标点符号，认真负责地处理一个中学生的来稿，即使是专任写作课的老师也很难做到的吧？他却按审稿程序，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下去，然后写下了一大页指正意见，仅此精神也足以令人奋发向上、感慨系之了！”这么多年他不止一次向出版界友人打听这位编辑老师的下落，没有结果；这次他想到了我，把那部诗稿和退稿信交给我，希望我能够帮他找到，以了他的夙愿。
他走后，我重新翻阅了诗稿和退稿信。我想，这位编辑健在的话，他（或她）的岁数也该七十上下了。我们出版社是1959年初成立的，建社初期的文艺编辑一共才六七位，会不会是当时的组长李兆仁？还是陈兴起、刘和芳？从退稿信的笔迹看，娟秀工整，又像是出自女同志之手，陈素文也有可能；但是从对原稿改动处的笔迹辨认，遒劲有力，又分明是男同志所写。于是我就向陈兴起询问，并将退稿信给他辨认。他说，当时他的确分工处理诗歌和散文的来稿，不过那段时间他曾经出差外地，有可能是组内其他编辑处理的这部稿子。所以会出现两种笔体，据他说是这样的原因：退稿信由编辑拟稿，再交当时的办公室秘书邵秀娟（这位女同志80年代初已调回上海）誊写，然后加盖公章后寄出。过了几天，我又拿出那部稿子从字里行间辨认修改的笔迹，越看越像是陈兴起的笔体。我带上诗稿请老陈仔细辨认，这次他确认诗稿是他所改。我说，这下作者终于找到了你，是你把他领进了文学的大门；如今他虽然成了我区的著名作家、研究鲁迅的学者，但他念念不忘您这位最初的领路人。老陈谦虚地说道，当时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不管稿子是否采用，都要认真审稿和复信，这是对作者劳动的尊重。
两个月后，魏若华又来出版社，我告诉他已经找到了那位编辑。他让我陪同去老陈家，要登门拜谢，不料老陈夫妇最近去西安小住，令他深感遗憾。我说一旦老陈回来，我会及时通知。他托我转送一本他的新作《明史笔记》，在扉页上写着这样几行文字，充分表达了他的心声：
风风雨雨里
心里感念着你；
而今老了
终于找到了你。
像当年的中学生，
呈上我的作文：
一本《明史笔记》！
晚辈魏若华上
1999年10月9日
四十年后的又一个国庆节
1999年10月24日
（载1999年11月17日《宁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