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是明人借宋事以写明事，《儒林外史》是清人借明事以写清事，《红楼梦》的历史背景是清代，也含有作者自传的成分，有的学者常用来探讨清代的政制风俗以至旗人生活。索隐派因而有种种附会之词，甚至说元妃省亲便是影射孝庄下嫁，但《红楼梦》中也有夹杂明事的。
第十三回写秦可卿死后，大明宫掌宫内监戴权，“先备了祭礼遣人送来，次后坐了大轿，打道鸣锣，亲来上祭”，贾珍忙接至轩中献茶，并称为“老内相”。这种场面和气派，就绝非清代所许可。如果曹雪芹当真写的是清代，那也是顺康雍三朝，更不可能，接下来还写戴太监为贾蓉捐了龙禁尉。倘在清初，哪一个太监胆敢这样做，立即有杀身之祸。
说来也巧，《金瓶梅》第三十一回，写西门庆得子后，薛太监先差家人送了内酒、羊、金缎等礼品，接着，又写西门庆至仪门迎接，“二位内相坐四人轿，穿过肩蟒，缨枪队，喝道而至”。不但如此，第六十四回写李瓶儿死后，薛内相从晌午时就坐轿来吊丧了。不一会儿，刘公公也来了，于是“两个内相上了香，递了三钟酒，拜下去”。《红楼》有隐仿《金瓶》处，学者早已指出，戴太监吊丧一场，是否受《金瓶》影响，今已无法起雪芹而问之，但我们若把这两段情节对照着赏玩，总觉得很有趣味。其次，以内相称宦官，亦于史无据。在唐代，内相是对翰林学士的别称，因翰林学士专掌内命，参与机密事宜，故称。《醒世姻缘传》第七十回称太监陈公公为“内官”，这是有依据的，但写陈公公母亲寿辰的排场，陈公公本人的声势，只有明代的宦官才有。曹雪芹生活于乾隆朝，他对清廷管束太监之严密，自很明白，为了要渲染贾珍刻意举办“秦丧”的豪华场面，便以明事为模型。戴太监为贾蓉所捐的龙禁尉，干脆就是锦衣卫。
清代无阉祸，清人在关外时未设宦官，这与蒙古在塞上时一样，都是未习汉化之故。入关以后，鉴于明代阉祸之烈，对宦官管束特别严厉，太监的品级不得超过四品。《清史稿》无宦官传，只将内监附于《职官志》内务府的敬事房中，文有云：“世祖入关，依明宫寝旧制，裁定员额，数止千余……未几，吴良辅辈煽立十三衙门，擅窃威福，世祖遗诏发奸。圣祖嗣统，歼厥大憝。”其下举高宗时太监高云从、张凤，仁宗时吴天成、常永贵、萧得禄、刘得财、刘金等等，他们的名字，后人已不甚熟悉。
蒋氏《东华录》：顺治十五年四月，吏部等会讯（大学士）陈之遴结纳内监吴良辅事俱实。奉旨：“陈之遴前犯罪应置重典，从宽以原官徙盛京，后召还旗下，乃不思悔过，又行贿交结，深负朕恩，姑免死革职，并父母妻子俱流徙盛京，家产籍没。”此亦清初一大案件，但陈之遴的得罪，自还有其他原因。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第一章云：“吴监被旨严饬，而世祖卒爱暱之，崩前五日，《实录》已书不豫，而是日尚幸悯忠寺观吴监祝发，其为自知不起，令吴监避祸耶？抑自恐命促，令所爱代为出家以媚佛求佑耶？二者必居一于此。要之世祖御世时，无改革奄寺之计，其处斩吴良辅及废十三衙门，乃世祖崩后太后及辅政诸臣之意。此清史之所不详，见余《三大疑案考实》。”至圣祖时，因而对内官有特别严格的规定，如遇见大臣必须恭敬站立，不遵者必重处不饶，这在明代宦官气焰高涨时，恰好相反，大臣倒要向巨阉恭敬站立了。
又如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在外官员不许与内官交结，否则，查出后一并正法。禁止将内廷之事向外人传说，对太监不可假以威权。其他严禁条例，还有很多，所以，像“秦丧”中那些明目张胆的举动，根本无法想象。
我们现在能举得出几个清代的作威作福负恶名的巨阉，有几个大臣受他们迫害的？像明代的王震、刘瑾、魏忠贤那样。安德海算是跋扈的了，但一个山东巡抚丁宝桢即可将他就地正法，暴尸通衢。其后则有李莲英受宠于慈禧，曾为臣下疏劾。光绪十二年，御史朱一新疏陈李莲英随醇亲王奕譞巡阅海口，易蹈唐代覆辙，一新被诏降主事，莲英之随侍恐也有监视亲藩之意。十四年又为江苏学政王先谦所劾，此与慈禧揽权、国运日颓固有密切关系，但与明代那些权阉相比，则又差得多。李莲英为人圆滑，人称琉璃蛋，慈禧卒后，所以能安度余年，或因得力于平日圆滑。总之，《红楼梦》中这段太监吊丧故事，必是取材于明代，取材的自也不止这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