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起源于何时，这里不及详考，但它的出现，为了适应君主的多妻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他们都是“刑（宫刑）余之人”，这就恰好用来守护宫闱，侍候后妃，成为皇家最忠心的家奴。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阉宦下》就指出，君主所以信用太监，“由于人主之多欲也”。太监无儿，进宫之后，就和家属亲友隔绝，所以篡位的危险也少，因为篡了位也没法儿传给子孙。如颜师古所说，“少骨肉之亲，无婚姻之家也”（《汉书·石显传》注）。即是说，他们没有什么复杂的社会关系。其次，相对说来，士大夫自尊心强，有时要“批逆鳞”。太监则以奴婢自居，安于自卑，也使君主之喜爱太监甚于士大夫。再从君主们的生活方式看，平日既深居简出，下朝之后，唯一能接近的只有太监和后妃，因而感情也容易积累了。
太监在生理上虽是阉人，另一方面，毕竟又可看作堂堂七尺之躯的男子汉，比后妃们占了便宜，因而仍可以派他们去应付大臣，到社会活动，以至批阅文件，统领军队；也因为这样，太监就有了弄权紊政的机会。
中国历史上虽不曾有过篡位的太监，却有过实质上的太监皇帝，这就是秦朝的赵高和明朝的魏忠贤。
唐朝的高力士，曾经娶过河间人吕玄晤之女为妻。因吕氏生得很漂亮，当时遂有“国姝”之称。明朝的魏忠贤，则因私通熹宗的乳母客氏而起家，故常“客魏”并称。
客氏本是定兴县人侯二之妻，做了皇家的乳母后，便封为奉圣夫人。她儿子侯国兴、弟客光先，都借她的光而为锦衣千户，锦衣卫的长官多由勋戚充任，于是他们也成为皇亲国戚一伙了。
客氏在宫中时住在咸安宫，外面另有“私第”。逢到出宫，皇帝事先便传一特旨，说是某月某日奉圣夫人要往“私第”了。出入时间都在五更，先乘小轿，后换八人大轿，灯烛点了二三千根。到了“私第”，便升厅而坐，迎接的人排队叩头，高呼“老祖太太千岁”（其实只有三十岁），她也以“圣上八母之一”自居。魏忠贤本不识字，只因做了客氏面首，便被提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司礼监居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的首席，秉笔监的职务是掌管章奏，代皇帝批阅文书，传宣谕旨，以太监之魄而具皇帝之魂。刘若愚（也是一个太监）《酌中志》云：“最有宠者一人，以秉笔掌东厂掌印，秩尊视元辅，掌东厂权重，视总宪兼次辅。”也即集内阁（行政）、都察院（监察）和东厂（特务）的大权于一身了。
明朝司礼监的弄权，本非始于魏忠贤，但魏阉所以能这样随心所欲，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熹宗即位时只有十六岁，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纨绔子，文秉的《先拨志始》卷上，有一段记载很能说明问题：
上（熹宗）性好走马，又好作水戏，种种机械，出人意表，又好盖房屋，凡斧斤之类，皆躬自操之，巧匠不能过也。忠贤每欲有所处分，即令王体乾等伺其经营鄙事时，即从旁奏请。听毕，便曰：“尔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下移，而忠贤辈得以操纵如意也。
明武宗即位时，也只有十四岁。司礼太监刘瑾便弄来许多玩具让世宗玩弄，趁此将各衙门奏章提请裁决，武宗便不耐烦说：“吾用尔何为，乃以此一一烦朕耶？”这就中了刘瑾的圈套，以后就全由他任意批答，假借皇帝的旨意下达，皇帝自己却多半不知道（《明通鉴》）。所以，当时的圣旨，究竟有几分出自皇帝自己的主意，实在难说。李东阳就说过“真假混淆，无从别白”的话。照道理说，皇帝的圣旨，哪怕三言两语，也关系着老百姓的祸福，这时却由太监们上下其手，圣旨也往往成为百姓的灾难。而且这些太监既无学问，要批答势必假手他人，如魏忠贤利用圣旨夸述己功，首辅叶向高就骇然道：“此非阉人所能，实有代笔者。”（实是徐大化）而既要为太监代笔，自又非顺着他不可，这样就逐渐成为阉党中人了。
汉唐明三代都有阉祸，但汉唐两代，以枢臣之尊而沦为阉党的尚不多见。东汉的士大夫，还以太学生为群众基础，不断起而与阉人抗争，明代却不同，其间虽有东林等人以生命与魏忠贤斗争，而构成阉党的也正是士大夫。所以，东林与阉党之争，实际是士大夫内部的自相残杀。《明史》于紧接宦官列传后，特立阉党列传，也是其他各史所未有的。这些阉党，论其出身，都是起家甲第，进士出身，即取得科举资格中最高一级，官职则大学士、尚书、都御史之类都有。如顾秉谦和魏广微，阉党列传的魏党部分，就将他们列为第一、第二名。因为自从他们主掌内阁（当时最高权力机构）后，政权就落在魏忠贤之手。他们为魏忠贤效忠的第一功，就是辑成一册《缙绅便览》，其中将赵南星、魏大中、杨涟、左光斗等划为“邪党”，这些人正是被魏忠贤看作死对头，人数多至百余人，而阉党如徐大化、贾继春、霍维华等六十余人列为“正人”。所谓“便览”，实即“手册”之意。
当时还有一部《三朝要典》，内容也是按照魏忠贤意图诬蔑东林党人，由顾秉谦任总裁，他便拟了一篇御制的序文放在卷首，这样就可以钳制天下人之口。《明史》说“秉谦为人，庸劣无耻，而广微阴狡”。李逊之《三朝野记》卷二曾记首辅韩爌去职后，秉谦急欲代之，“率其子叩首逆阉曰：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珰（指魏忠贤）颔之。时其子方乳臭，即授之以尚宝丞”。这时秉谦已七十余岁，其为人也不难想见。
魏广微是南乐人，魏忠贤是肃宁人，当时都属直隶省，又与忠贤同姓，故先自称“宗弟”，后来索性称“宗侄”。他在内阁时与忠贤通信，就书为“内阁家报”，因此人家便称他为“外魏公”。他对要提拔的人，如王永光、徐大化、霍维华等，便在姓名上各加两圈或三圈，而对《缙绅便览》中载的那些“邪党”，重要者加三点，次要者加两点，然后转送给魏忠贤去决定。
这种告密手段，也是阉党猎取高官厚禄的一条捷径。例如崔呈秀，在外朝见到魏忠贤时，必屏人密语，乘机将《同志录》和《天鉴录》交给忠贤。这里的“同志”是同党的意思，也即指东林党人。《天鉴录》所载的，则是不倾向东林的人，因而也更得忠贤的信任。如《明史》所说：“暮夜乞怜者，莫不缘呈秀以进，蝇集蚁附，其门如市。”即是说，他家里已成为政治交易的市场了。
顾秉谦和魏广微，后来都和魏忠贤发生过矛盾，所以两人都要求休官而去。崔呈秀自始至终是个死党，他在奏疏中称颂忠贤督造三殿之功，公然说：“臣非行媚中官（指太监）者，目前千讥万骂，臣固甘之。”当时阉党的骨干，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称。崔呈秀是五虎之首，故常崔魏并称。明思宗定逆案时，也将呈秀列为第一名。他儿子崔铎，本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由于呈秀示意考官孙之獬，崔铎就中了乡试，即成为举人，取得了省一级的科举资格。熹宗死后，内监十余人急召呈秀，见忠贤后，两人密谋很久，据说忠贤想趁机篡位，呈秀却以时机未至，阻止了他。
天启六年，魏忠贤的权势已到了高峰，许多正直的士大夫被陷害虐杀，阉党的献媚手段也越来越丑恶，于是而有建生祠之风，带头上疏创议的是浙江巡抚潘汝祯。在此之前，这股风已在吹了，御史刘之待本也闻风而动，只因疏文迟到一日，遂触忠贤之怒而被革职。接着，各地都起而响应，其中蓟辽一地多至七所，祠内金像竟用皇帝所戴的冕旒，宣大一地也有三所。每建一祠，多的花费数十万，少的也有数万，皇帝下诏颁赐祠额，阁臣撰文书红，颂词中有“尧天帝德，至圣至神”之语。蓟辽总督阎鸣泰因用了“民心依归，即天心向顺”二语，遂使“闻者咋舌”。《明史》用这四个字实在巧妙生动极了。监生陆万龄请以魏忠贤配孔子，以魏父配孔父启圣公，他的理由是：“孔子作《春秋》，忠贤作（三朝）《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国子监司业朱之俊原想照办，后因熹宗之死而未实行，但浙江的生祠，却建在关羽祠和岳飞祠之中。
在建开封生祠时，民房被拆毁的达两千余间，真是连空间也遭殃了。蓟辽总督黄运泰迎接魏忠贤像时，率领文武将吏列班阶下，五拜三叩首，拜毕，又在像前默祷，说是“某事赖九千岁扶植，稽首谢。某月荷九千岁拔擢，又稽首谢”（《明史·阉党列传》）。皇帝是万岁，九千岁就是只少皇帝十分之一，天津、河间、真定等处上梁日，还要升级，也有呼九千九百岁的。
既有祠自有像，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一，有一段很有趣的记载，使人如读童话：“像以沉香木为之，眼耳口鼻手足，宛转一如生人。腹中肺肠皆以金玉珠宝为之，衣服奇丽，髻上穴空其一，以簪四时香花。一祠木像头稍大，小竖（小太监）上冠不能容，匠人恐，急削而小之，以称冠焉。小竖抱头恸哭，责匠人。”历史舞台常常让幽默老人来亮相，庄严也可以转化为丑恶。当阉党们建祠立像时，原是出以最虔诚的心情，可是一经岁月的洗练，却化为一堆笑料了。
生祠的建立，阉党们固然受到奖赏升迁，但对另一些人，却为此而大祸临头。例如京师的内城东街建祠后，工部郎中叶宪祖见而窃叹曰：“此天子幸辟雍（原义为天子特设的太学）之道也，土偶能起立乎！”魏忠贤闻悉后，“即削其籍”，也即将他从官场中永远开除出去。蓟州道胡士容因不具建祠文，下狱论死。蓟辽总督刘诏悬魏忠贤像于喜峰口行署，兵备副使耿如杞见其像垂旒执笏，心恶之，长揖不拜。刘诏便将他逮捕送刑部，几乎被斩首。原任浙江提学副使黄汝亨，走过西湖边的魏祠，微发诧叹语，守祠的太监闻而围殴，就此被打死。地方官也不敢过问。大同巡抚王点，本来也上疏请建祠，到了上梁那天，因托病不出，就被驱逐，换了张翼明，翼明到任后，实在想不出献媚的办法了，只好别出心裁地请建坊，后又由圣旨下来，题名“一代崇功”。
病态的社会，变态的人物。魏忠贤出现在晚明那样时代固不足奇，但也有可以奇怪的地方。他文不能做八股，武不能使刀枪，最后为什么能成为天怒人怨的大灾星？宫中能做他后台的，也只有那么一个奉圣夫人。如前所说，就因为拉拢了一批士大夫。魏忠贤是非拉拢士大夫不可的，他明白，要打击政敌，还要援引孔孟之道，写一些在四书五经上有根据的文章，如孔子诛少正卯之类，这就不是太监们所能胜任；士大夫也明白，熹宗还像个娃娃，心思只在玩斧头、搭房子上，魏忠贤虽是阉人，却是能使他们荣宗耀祖的政治实体。明思宗于定逆案时，曾叹息道：“忠贤不过一人耳，外廷诸臣附之，遂至于此，其罪何可胜诛。”但士大夫历来是在分化中，总是有正直与邪恶的两翼。当时东林党人的力量一度也占了优势，为什么后来失败了呢？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作了简单的分析：“天启之初，众正盈朝，忠贤亦未大横。四年以后，叶向高、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相继去，而后肆其毒痡。”所以结论说：“然则广树正人，以端政本而防乱源，固有天下者之要务哉。”然而“众正盈朝”终于又相继而去，主要原因还在于君主之是否英明，赏识的是哪些人？诸葛亮所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这话确是从政治实践中得出来的经验教训，这里的小人也包括后主身边的宦官黄皓们。但熹宗即位只七年，死时也只有二十三岁，他父亲光宗在位只有两个月，所以前人论晚明政治的腐败，不能不归因于享国四十八年的神宗，就像一只橘子悄悄地在内部腐烂着，到天启时真的成为“恶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