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莫言
早在1985年，莫言在与徐怀中的对话中，谈到《透明的红萝卜》的创作时说：“我这篇小说，反映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段农村生活。刚开始我并没有想到写这段生活。我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农村是那样黑暗，要是正面去描绘这些东西，难度是很大的。但是我的人物和故事又只有放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时期才合适。怎么办呢？我只好在写的时候，有意识地淡化政治背景，模糊地处理一些历史的东西，让人知道那个年代就够了。”那时的莫言刚刚出道不久，他已经能够对现实与历史，持一种超然的态度，并从形而下的生活现场中，看到了形而上的东西，把残酷灰暗的事象，升华到一种“透明”的境界。
对于莫言的创作而言，这种对物事的警觉和目光，成为了莫言小说创作的一种潜在自觉。此后的所有作品，几乎都循着这样的写作精神，越发成为他看取题材与素材的心得之物。在现实主义依然坚实，统治着绝大多数作家的创作理想，并且坚定地作为主流的文学方向的1985年，文学的多元化萌芽及现代主义思潮，还处于质疑与摇摆之中，且更多地发生于文学批评圈子，并未在作家圈子里形成风气。可以说，莫言的创作实践，是最早自觉地进入现代主义视野的少数作家之一。而这种现代的文学精神，在莫言的小说创作中，被不断的增殖，终于形成了莫言创作的基本风格和风致。所以，他能够从文化大革命的血迹斑斑之中，看到高密东北乡的歌哭，而不是听到歌哭。他感觉到现实的异质性，在现实的土壤中，被无限度地伸张着，以至于即便是他从红高粱地里嗅到了血腥，那血腥会瞬间被他的目光所捕捉，随即幻化为一种红色，红色的汁液，红色的气体，在天空中飞翔。色彩于莫言来说，是一种可以倾听的东西。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现实，不再仅仅是简单的阶级斗争模式，不再是极端的意义极端的感觉，却明明漂浮着一种胶合着古老与现代文明的东西，那东西是有着种种颜色和气味的。你很难说出个究竟来，但是，它却存在于复杂诡秘的人心中。比如说杀人，比如说剥皮，比如说酷刑，你可以断定这一切都是丑恶的，但是，若果赋予它特定的含义，赋予它特定的前提与环境……在莫言这里，一切都有了更多的答案，一切也都有了更为复杂和诡异的解释，他的所有感官都被调动起来，同时以不同的方式，交叉或互置地，共同表达着若干维度中的物事。通感使这个世界的秩序与排列，包括时间与空间的程序，都发生了奇异的滑动和漂移。
一时间极静了的黄麻地里掠过一阵小风，风吹动了部分麻叶，麻秆儿全没动。又有几个叶片落下来，黑孩听到了它们振动空气的声音。他很惊异很新鲜地看到一根紫红色头巾轻飘飘地落到黄麻秆上，麻秆上的刺儿挂住了围巾，像挑着一面沉默的旗帜，那件红格儿上衣也落到地上。成片的黄麻像浪潮一样对着他涌过来。他慢慢地站起来，背过身，一直向前走，一种异样的感觉猛烈冲击着他。
这是一个灵魂出窍的黑孩，他已经完全被天地间的风声和一切动与静的和谐所淹没，被它的气息熏染并同时地“透明”了。他和这个世界融为一体，时间静止，空间已和他一起消融在时间里。他不再是那个在苦楚与艰难的劳作中游走着的黑孩了，他的肉身在莫言的感觉里被消逝得无影无踪，而又成为一种精神形态漂流在空气里。怎样诠释？怎样理解？有着足够大的余地。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个乡村孩子的心灵世界，他迷失在空间中，却又沉淀在时间里。正如小说开头的话：“秋天的一个早晨，潮气很重，杂草上瓦片上都凝结着一层透明的露水。”泛年代泛时间性的描写，而这个描写里却分明有一种暗喻，一种写实的暗喻，暗喻复活了时间同时使空间明亮明晰起来。在这个时空里，依然是一种感觉。
在黑孩的感觉里，这个世界的异变或异形，是随着他的遭遇，也即皮肉所受的煎熬与痛苦一起存在着的。
钢花碰到黑孩微微凸起的肚皮，软绵绵地弹回去，在空中画出一个个漂亮的半圆弧，坠落下去，钢花与黑孩肚皮相撞以及反弹后在空中飞行时，空气摩擦发热发声。
打得最精彩的时候，是黑孩最麻木的时候（他连眼睛都闭上了，呼吸和风箱同步），也是老铁匠最悲哀的时候，仿佛小铁匠不是打钢钻而是打他的尊严。
在同一视界里，正在打铁的小铁匠和黑孩，却恍若存在于两个截然相对的世界里，小铁匠的一切所为，对于黑孩而言几乎都是不存在的，他置若罔闻地活在自己的视界和世界里。他的所见所闻，和他所处的世界没有关系。
夜已经很深了，黑孩温柔地拉着风箱，风箱吹出的风犹如婴孩的鼾声。河上传来的水声越加明亮起来，似乎它既有形状又有颜色，不但可闻，而且可见。河滩上影影绰绰，如有小兽在追逐，尖锐的趾爪踩在细沙上，声音细微如同毳毛纤毫毕现，有一根根又细又长的银丝儿，刺透河的明亮音乐穿过来。闸北边的黄麻地里，“泼剌剌”一声响，麻秆儿碰撞着，摇晃着，好久才平静……
水声是明亮的，这声音既有形状又有颜色，可闻可见，毳毛可以刺破河的明亮音乐，这是一种怎样的描写？作家的笔触里，有着一种照亮无形世界的灯火，那是一种在黑暗中的摸索，用全部感官而不仅仅是眼睛去发现的东西。你看不见它亦找不到它，但你却能够听得见它，它在空气中漂移，在聆听的世界里，包裹着你的神经，它把一种迹近天堂之美的声音，注入你荒凉的耳鼓，在你荒凉的心田里，一点点地注入，浸润着枯干的灵魂。
于是，桥洞里便有了那凄婉哀怨的旋律，像秋雨般抽打着另一个人的心。
恋着你的刀马娴熟，通晓诗书，少年英武，跟着你闯荡江湖，风餐露宿。受尽了世上千般苦——
老头子把脊梁靠在闸板上，从板缝里吹进来的黄麻地里的风掠过他的头顶，他头顶上几根花白的毛发随着炉里跳动不止的煤火轻轻颤动。他的脸无限感慨，腮上很细的两根咬肌像两条蚯蚓一样蠕动着，双眼恰似两粒燃烧的炭火。
……你全不念三载共枕，如云如雨，一片恩情，当作粪土。奴为你夏夜打扇，冬夜暖足，怀中的香瓜，腹中的火炉……你骏马高官，良田万亩，丢弃奴家招赘相府，我我我我是苦命的奴呀……
她仿佛从那儿发现了自己像歌声一样的未来……
这里，由灵魂感知旋律，由歌词看到未来的惨象与苦状。莫言用声音表达了人内心的荒凉和世道的荒芜。他这方面的出色描写，全凭他对看不见的、无形的东西的感知与悟觉。人物形象及性格，就在这无形的音响与旋律中悄然而至，不期而至。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真相，我们知道得太少，但对文化大革命的模糊的背景，我们却看得很清楚，对之的极端结论也无人不知。文学对之的描状与深刻的临摹，也远未抵达。而1985年的人们，对文化大革命是余温未了，心有余悸的。它依然活在昨天的夜里、夜里的梦中。莫言自然并不例外。伤痕文学也依然有着广泛的读者。但是，莫言却已经摆脱了作为梦魇的文化大革命的表面阴影，他已然意识到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黑暗中，依然有着亮光、温暖和被称为欢乐的东西，生活中也还是有理想的，只不过这些欢乐和理想，都被当时的政治背景染上奇特的色彩。“我觉得应该把这些色彩表达出来，把那段生活写得带点神秘色彩、虚幻色彩，稍微有点感伤气息也就够了。”这是莫言在1985年的话。
用不着我们再去深入诠释这段话，对于文学和作家而言，时代生活和社会苦难不仅止于是一种经验，它还应该成为一种想象的精神资源，成为一种反思人类文明进程的思想发见。逼真地记录着苦难同时把苦难绝对化，把黑暗表面化，把郁结浅表化，这些都不是文学的本意与命题。文学是人类的牧师，作家成为了牧师的代言人，它抚慰亡灵同时拯救生者。他在已死和方生之中，搭起了一座精神的桥梁，普度众生，包括罪人和匪类。它在“因士比里纯”也即灵感中，复活并再生了天使与魔鬼。莫言很早就悟到了这一点。在1985年他的小说里，在《透明的红萝卜》里，他的所有人物：小铁匠、小石匠、老铁匠、黑孩和菊子，无一不是被他从经验里复活且再生同时透明过的。
这也许多少能够回答本书的问题：为什么是莫言·诺贝尔。
2012年11月9日晚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