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曾经说过：“我的故乡和我的文学是密切相关的。高密有泥塑、剪纸、扑灰年画、茂腔等民间艺术。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伴随着我成长，我从小耳濡目染这些文化元素，当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这些民间文化元素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小说，也影响甚至决定了我的作品的艺术风格。”无论是在他的《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透明的红萝卜》，还是在其他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发生在他所营造的“高密东北乡”这个王国里。
事实上，“高密东北乡”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文学概念。如果莫言这次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高密市大栏乡平安村，人们更多的是熟知他作品里描述的“高密东北乡”。在小说《白狗秋千架》中，莫言第一次提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地域名词，此后，“高密东北乡”也自然而然地成了莫言笔下虚构出来的一个神秘地域。莫言曾说：“高密东北乡是我的故乡，我生于斯长于斯。20岁以前的时光我都是在农村度过的，即便是当兵后前十年的时间我也是在农村生活，所以农村题材、农民生活都是我所熟悉的。农村的街道、村庄、树木、河流深深刺激了我的创作热情。记忆中的那个故乡在现实中已经人事全非了，但是人的记忆也是在不断丰富、不断扩展的，于是故乡在我的心中也就由地理概念变成了文学概念，成为一种情感的产物，是我个人情感的习惯和延续。年少时的记忆是无法磨灭的，对故乡的浓厚感情像酵母一样总是在我的创作中发酵……”这一次，随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神秘的“高密东北乡”也引起了无数人的遐想和兴趣。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高密，东临胶县，南接诸城，西与安丘隔河（潍河）相望，北与昌邑、平度毗连，位于一望无垠的昌淮大平原与山峦起伏的胶东半岛交接之处，是胶济铁路干线上的一颗明珠。”“从生态环境来看，高密虽属平原地带，但因其地势低洼，河道密集，每逢夏季，常常水涝成灾，于是高秆作物受宠，形成了著名的高粱之乡。”莫言的大哥管谟贤曾这样介绍过高密：“从解放前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们村子南边的顺溪河与墨水河之间都是一片低洼的沼泽地。夏天，这里一片汪洋，芦苇丛生，野草遍地。水里的鱼游虾跃，天上水鸟儿飞翔。秋季，芦花飞舞，枯草遍野，大雁在这里栖息，狐狸、野兔在这里出没。这样一块地方，解放前无疑是土匪活动的好场所；解放后，便成了儿童的乐园。”一马平川的庄稼地；低矮的山头，以至于任何一座海拔超过一百米的山头都会令人觉得稀罕；静谧的河水，肃静地、温婉地从村前庄后流过；皮肤黝黑、乡音朴实的老乡；唱腔或悲凉或高亢的地方戏种——茂腔……或许还有曾大片种植的血海一样的高粱，如今又因为经济效益差而纷纷弃种。至于高密的母亲河——胶河，则在平安庄村的村后潇洒地甩出一个弯。与莫言一起长大的同乡好友王玉清介绍，当地有“长河一拐弯，必定出大官”、“河流拐弯处，必有贵人住”的说法。而莫言故居就恰巧在这一拐弯处，似乎正是印证了这一说法。
在《红高粱》和《蛙》中，我们反复可以看到一座桥的身影，在距离莫言旧居以东约10分钟车程处有一座青纱桥，位于高密市东北部胶河疏港物流园区孙家口村村后。1938年3月15日，高密抗日游击队根据可靠情报，在此伏击了途经这里的一个鬼子车队，歼敌39人，击毙了在平型关大捷中漏网逃脱的板垣师团中将指挥官中岗弥高（抗战期间在中国战场被击毙的两个日军中将之一），缴获大批战利品。作为此役重要历史见证的青纱桥，不仅仅是莫言创作小说《红高粱》的重要素材之一，也成为了张艺谋拍摄电影《红高粱》的主要拍摄地之一。一座桥见证了“三颗星”走向世界舞台。1988年电影《红高粱》荣获柏林金熊奖，导演张艺谋声名大振，演员巩俐走上国际影坛，作家莫言也一举成名。
电影《红高粱》中的结婚民俗、大花轿以及酒坊和酿酒的工艺，在现实中高密就是这么做的。上世纪50—70年代曾经种过高粱的他，对于高粱的看法和很多高密人一致：生于涝碱地，旱点也能生长，生命力顽强，完全不像棉花、小麦那样娇贵，撒上种等着收就行。高粱制成的食品很难吃。红高粱的这种特性也培养了很多高密人坚韧、朴实、率真的性格。与那些生活在森林或山地、草原的居民相比，高粱地里长大的人，肯定不一样。
莫言眼中的故乡。评论家们认为，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如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和马尔克斯的马贡多镇一样，已在世界文化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甚至于在莫言作品影响下，虚构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成了高密文化的一个符号。关于“东北乡”的故事一个又一个被广泛传播，“东北乡”也逐步从一个地理概念变成了一个文学概念，成了莫言赖以言说的“精神家园”。
在《红高粱家族》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作家眼里：
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
在这片血色的高粱地里和同样带有红色革命意义的青纱桥，见证了“我爷爷”伏击日本鬼子的经过，见证了这场战役的胜利。
我父亲吃完一张佧饼，脚踏着被夕阳照得血淋淋的衰草，走下河堤，又踩着生满茵茵水草的松软河滩，小心翼翼地走到河水边站定。墨水河大石桥上那四辆汽车，头辆被连环耙扎破了轮胎，呆呆地伏在那儿，车拦杆上、挡板上，涂着一摊摊蓝汪汪的血和嫩绿的脑浆。一个日本兵的上半身趴在车拦杆上，头上的钢盔脱落，挂在脖子上。从他的鼻尖上留下的黑血滴滴答答地落在钢盔里。河水在呜呜咽咽地悲泣。高粱在嗞嗞咝咝地成熟。沉重凝滞的阳光被河流上的细小波涌颠扑破碎。秋虫在水草根下的潮湿泥土中哀鸣。第三第四辆汽车燃烧将尽的乌黑框架在焦焦地嘶叫皲裂。父亲在这些杂乱的音响和纷繁的色彩中谛视着，看到了也听到了日本兵鼻尖上血滴在钢盔里激起的层层涟漪和清脆如敲石磬的响声。
尽管这场伏击战取得了胜利，但从作家的这段浓墨重彩的文字里，通过“我父亲”的眼睛，我们仿佛亲临了现场，“滴滴答答”的流血声、“呜呜咽咽”的河水声、“嘶叫着的乌黑框架”，汇成了一曲哀鸣曲，而“蓝汪汪的血”、“嫩绿的脑浆”、“鼻尖上的黑血”则构成了一幅晦暗的油彩画，刺得我们睁不开眼睛。我们除了能畅快淋漓地直面战争现场之外，却丝毫也高兴不起来。那冰冷的字眼、灰暗的笔调分明为下文的公婆庙惨案埋下了伏笔。
而《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黄麻地，却是高密东北乡最美丽的地方。小石匠和菊子姑娘来到黄麻地寻找黑孩，黑孩早就听见他们的喊声却不肯出来。
黑孩身上像有细小的电流通过，他有点紧张，双膝跪着，扭动着耳朵，调整着视线，目光通过了无数障碍，看到了他的朋友被麻秆分割得影影绰绰的身躯。一时间极静了的黄麻地里掠过了一阵小风，风吹动了部分麻叶，麻秆儿全没动。又有几个叶片落下来，黑孩听到了它们振动空气的声音。他很惊异很新鲜地看到一根紫红色头巾轻飘飘地落到了黄麻秆上，麻秆上的刺儿挂住了围巾，像挑着一面沉默的旗帜，那件红格儿上衣也落在地上，成片黄麻像浪潮一样对着他涌过来。他慢慢地站起来，背过身，一直向前走，一种异样的感觉猛烈冲击着他。
这一段环境描写，把小石匠、菊子姑娘的两情相悦与黑孩的怅然失相映照，为后来的他的反常行为（小铁匠与小石匠角斗，黑孩原不喜欢小铁匠，反而用两只鸡爪子抓住小石匠腮帮子）找到了变化的心理依据。
在这片生他养他的热土上，莫言向来是不惜笔墨加以描写的。他一再通过这些作品来表达他对土地的依恋与崇敬、惋惜与悲悯的感情。《生死疲劳》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在这部小说中始终贯穿着作家对于土地和人终极关系的思考。“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将回归土地”——这是莫言在蓝脸墓碑上撰写的碑文，这仿佛就像是一本宣言书，向世人昭告着作家对于人生思考的全部内容。莫言曾说过：“没有土地，农民像浮萍一样飘摇。”他热爱农民，他认为农民天生就有和土地扯不清的关系，农民一旦逃离了土地，就没有了根本，农民不应毁掉或背弃土地，否则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在《生死疲劳》中，小说的主人公西门闹是一个土地改革时被枪毙的地主，他认为自己虽有财富，但不罪恶，为此他在阴间不断为自己喊冤。他经历了六道轮回：为驴、为牛、为猪、为狗、为猴、为人。每次转世，都离不开他的家族，离不开这片土地。它为我们昭示了土地不仅养育了农民，是其衣食父母，更是其精神依托。可以说农民为了维持生计和守护情感，在面临有关土地问题的抉择上，他们饱受生活的磨砺与摧残，把满腔的青春与热血挥洒在这片土地上，甚至连死去也剪不断与土地之间的联系。
然而在第二代农民身上却出现了以西门金龙、庞抗美为代表的一类人，他们“与时俱进”，积极响应改革开放的号召，纷纷背弃或毁掉农民顶礼膜拜的土地。就像书中开篇所说的“生死疲劳，从贪欲起”。为了金钱，他们疯狂出卖、背叛土地，同时也随之出卖和背叛了自己的勤劳、质朴和善良。失去了土地的庇佑和依托，灵魂与生命将无处安放。莫言对于这种消极的对待土地的情感是很复杂的。他痛恨金钱至上的社会对土地的意义刻意抹杀，却又对时代造成的人土相分离的局面无可奈何。他无法解决时代给予的难题，但是我们却可以通过小说的结局窥见端倪。小说的结局展现了逃离或背离土地的凄惨景象，这无疑传达了“土地才是农民的根本”的心声。
插上飞翔的翅膀。诚然，“高密东北乡”给了莫言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但他的天赋禀异的感觉能力却提供了魔幻现实主义诞生的温床。莫言曾自述：“我的长处就是对大自然和动植物的敏感，对生命丰富的感受，比如我能嗅到别人嗅不到的气味，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发现比人家更加丰富的色彩。”或许这得益于他童年孤寂而又艰苦的生活历练。莫言出生于一个上中农的家庭，家里姊妹众多，排行最小的他，过早地体会到了世态的炎凉和生活的艰辛。十岁时，他就辍学了，曾做过小工，放过牛羊。在放牧的那段日子里，他成天与鸟、草木、牛羊做伴，饱尝寂寞、孤独之感，这使得莫言从幼年时期就养成了寡言、敏感、内向的性格特征，同时也造就了他非凡的想象力和独特的感受力。也许就像评论家赵园所说的那样：“一旦感觉与表达相契，那支笔就触处生新，使得成熟的事物亦如被闪电照亮般神异起来。”这种“特异功能”也使得他的作品插上了飞翔的翅膀恣意遨游在幻真幻假的世界里。
在莫言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擅长于以自我为中心，以感觉为焦点，把作品中的人物的全部感官开放地接收来自外部世界的一切信息，进而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加以夸张、变形，形成一种魔幻效果，使得他笔下的动物、植物都被赋予了生命，变得鲜活起来，充满了灵性与活力。如《红高粱家族》中的红高粱会呻吟、扭曲、缠绕和苦笑：
高粱们奇谲瑰丽，奇形怪状，它们呻吟着，扭曲着，呼号着，缠绕着，时而像魔鬼，时而像亲人，它们在奶奶眼里盘结成蛇一样的一团，又忽喇喇地伸展开来，奶奶无法说出它们的光彩了。它们红红绿绿，白白黑黑，蓝蓝绿绿，它们哈哈大笑，它们嚎啕大哭，哭出的眼泪像雨点一样打在奶奶心中那一片苍凉的沙滩上。
除此之外，我的父亲还有“一种类似嗅觉的先验力量”和“一种类似视觉的感觉”：在雾里行军时，“父亲闻到了那种新奇的、黄红相间的腥甜气息。那味道从薄荷和高粱的味道中隐隐约约地透过来，唤起父亲心灵深处非常遥远的回忆”。在父亲的感觉系统当中，甚至连颜色都可以是颠倒的，“蓝汪汪的血”、“嫩绿的脑浆”扑入读者的眼帘，极富语言的张力，挑战着人们的视觉极限。又如，奶奶被日本人的机枪射中，将要死去，回想起自己敢爱敢恨的一生，奶奶感到很满足，无怨无悔，所以即便是要即将离开人世，她也显得是超然的、快乐的：
她感到自己轻捷如燕，贴着高粱穗子潇洒地滑行。
……
奶奶正向上飞奔，她看到了从天国射下来的一束五彩的强光，她听到了来自天国的用唢呐、大喇叭、小喇叭合奏出来的庄严的音乐。
……
她的干涸的眼睛里，又滋出了新鲜的津液，奇异的来自天国的光辉在她的眼睛里闪烁……她跟着鸽子飞着，她的缩得只如拳头那么大的思维空间里，盛着满溢的快乐、宁静、温暖、舒适、和谐。
在莫言90年代所创作的短篇小说中，也沿袭着这种风格，并且显得更为纯熟。在小说《夜渔》中，“我”与九叔夜渔，去离村很远的小河沟捕捉螃蟹。夜晚，月光清冷，雾气正浓，“我”叫九叔，九叔不应。“我”戳九叔背脊，感到“凉得刺骨”，“我”怀疑此时的九叔是鳖精鱼怪托变，不禁感到头皮发炸……在夜渔中，“我”甚至还见到了那水中洁白的荷花和那位面若银盆的美丽女人的突然出现和悄然离去，这无疑又为小说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
如果说小说中夸张的感知带给你全新的感受的话，那承载这些感觉的语言文字的重新排列组合，则不断挑战着你的视觉神经。在莫言的王国里，不存在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假的，在真假交错间，读者渐渐丧失了对于常识的判断。他习惯于用一个完全相反的形容词来形容一个名词，像“华丽的肠子”，再如“淡雅的腥气”……让人读了之后都有些恍惚，难以分辨到底是高雅还是猥亵，尽管在主人公的眼睛里和鼻子里，这是无比真实的。又如，《红高粱》中有段描写“奶奶”花轿的文字：“花轿里破破烂烂，肮脏污浊，它像具棺材，不知装过了多少个必定成为死尸的新娘。轿壁上衬里的黄缎子脏得流油，五只苍蝇有三只在奶奶头上方嗡嗡地飞翔，有两只伏在轿帘上，用棒状的墨腿擦着明亮的眼睛。”
在《四十一炮》里：
后来，吴大肚子被送进了医院，医生把他的肚皮豁开，用了很长时间，才把那些嚼得半烂不烂的油条段儿清理干净。我的父亲没进医院，但是在河堤上走了整整一夜，走几步，就低头呕出一段油条，在他的身后，跟随着村里十几条饿得眼睛发蓝的狗，后来连邻村的狗也来了。它们为了抢食我父亲呕出来的油条，撕咬成一团，从河堤咬到河底，又从河底咬上河堤。
以上仅是他小说中的冰山一角，从这些文字中，我们不难窥见，莫言擅长描述与人们正常审美趋向迥异的事物，并且将丑陋和污秽尽情地放大和夸张，体现出了似真非真、似假非假、浓重的荒诞感。
除了在感官、语言文字中受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荒诞不经外，想象也是莫言创作故事情节的特色。通过想象，莫言突破了平面简单的写作，深入到事物内部，进行立体的透视，把小说写成了立体的、宽广的、时空的三维故事。《金发婴儿》中写到瞎老太婆手摸“游龙戏凤”的缎被面：
她摸着被面上略略凸起的图案，摸了凤头又摸龙尾，她摸呀摸呀，龙和凤在她的手下获得了生命，龙嘶嘶地吼着，凤唧唧地鸣着，龙嘶嘶，凤唧唧，唧唧嘶嘶合鸣着，在她的眼前飞舞起来，上下翻腾，交颈缠足，羽毛五彩缤纷，鳞甲闪闪发光，龙凤嬉戏着，直飞到蓝蓝天上去，一片片金色的羽毛和绿色的鳞片从空中雪花般飘落下来，把她的身体都掩埋住啦……
莫言用超人的想象描绘出了一幅龙凤齐鸣的美好画面。在中篇小说《爆炸》中，莫言也是把想象运用得淋漓尽致。小说写的是“我”带着妻子去医院流产的经过，故事并不复杂。可是莫言用想象在天上调来了一支飞行队伍漫天盘旋，连连打炮；在地下，几十个人带着一群狗追赶着一只狐狸东奔西窜；在公路上，一对青年男女骑着辆摩托车兜风。三条线索纵横交错，演绎出一个急缓交错、千头万绪、恢弘雄阔的场面来，使小说故事情节迂回转折，内容丰富多彩，想象力得到很好的发挥。
除了以上这些作品之外，充分体现其想象力的作品还有《奇遇》、《金鲤》等，这些作品用具有灵异神秘色彩的文字，以神话鬼怪来体现他的想象，一些奇人异事，也赋予了它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如《神医》中医生医术的高明，《铁孩》中吃铁如同吃饭的孩子，《翱翔》中被逼换亲的燕燕竟飞了起来，这些都是令人惊叹的想象结晶。
而更令人叹为观止的，则是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所擅长的，将时空的顺序随意地打破，重新进行拼接。如《红高粱》的叙述人“我”所叙述的发生在“我爷爷”、“我奶奶”身上的故事。从逻辑上来推断，“我”是无法看到“我奶奶”和“我十四岁父亲”的生活的。但是“我”却跨越了时空的界限，不但清晰地看见了祖辈、父辈的音容笑貌，甚至还将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感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作家把“我”置身于一个被临时划分出来的时间点，以此作为叙述的“现在”，并在此基础之上，描述出所谓的“过去”与“未来”，而这一事件的坐标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又在不断地更新变化，于是就出现了“过去的过去”、“过去的将来”等异常时态。与此相应的，小说中的视角也开始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如《透明的红萝卜》、《枯河》、《欢乐》、《夜渔》等都是通过儿童的视角来体现作家对于人生的思考的。
莫言的艺术感觉是独特的，在他所营造的“高密东北乡”的王国里，他展翅高飞，捕捉天地万物瞬息变化的状态，从他的“混乱的思想”、“可怕的情绪”、“疯狂的倾向”中，不断渗透出作家对于生活本真的思考和对于生命意义的终极感悟，从而达到一种“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的美学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