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达尔文现在还在世的话，昆虫世界在他适者生存的法则之下表现出来的令人震惊的多样性会让他既欣喜又惊讶。在大密度的化学喷剂的重压下，昆虫数目较少的成员逐渐被淘汰。现在很多地区，很多物种中，只有足够强大和适应性强的昆虫还在公然抵抗人类试图对它们的控制。
近半个世纪前，华盛顿州立大学的昆虫学教授A·L·梅兰德，提出了现在看来无须回答的问题——“昆虫会对化学喷剂逐渐产生抵抗性吗？”如果对梅兰德来说问题的答案还不明确或来得太迟，那仅仅是因为他这个问题问得太早了——他是在1914年问的而不是在40年以后。在前DDT时代，无机化学的用量在现在看来还是极其谨慎的，却到处培育了多种可以在化学喷剂或粉剂下生存的昆虫。梅兰德也在对付圣约翰虫时遇到了问题，这通过几年喷洒石硫合剂才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后来在克拉克斯顿地区，这种昆虫问题变得十分棘手，它们比韦纳奇和雅基马山谷以及其他地方的昆虫都更难杀死。
突然之间，这个国家其他地区的蚧壳虫达成共识：在果树栽培者勤勤勉勉大方自由喷洒的石硫合剂的喷雾中它们仍可以活下来。中西部数千英亩肥沃的果园大多数都被对化学喷剂免疫的昆虫摧毁了。
在加利福尼亚，一个历史悠久的方法是，在树上放上用氢氰酸熏过的帆布帐篷，但是这在部分地区效果不佳，正因这个问题，加利福尼亚柑橘试验站进行了一项研究调查，调查从1915年开始，一直进行了25年。虽然40多年里砷酸铅一直能有效对付苹果蠹蛾，但是自20世纪20年代起，它们也变得有抗药性了。
但是，直到DDT及其衍众多生物的出现才真正进入了抗药性时代。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一个丑陋而又危险的问题就会暴露无遗，即使只有简单的昆虫知识或者动物种群动力学知识的人也不会对此大惊小怪。昆虫对极具攻击的化学药物有抵抗能力，人们慢慢地认识到了这一事实。然而只有那些与携带病毒的昆虫有联系的人才察觉到了这一情况的严重性；绝大多数农业学家还天真地寄希望于新型的更具毒性的化学药剂，即使眼前的困境也正因为这些似是而非的理由造成。
如果说人们对昆虫抗药性这一现象的理解比较缓慢的话，抗药性的发展却恰恰相反。在1945年以前，为人所知的只有十多种昆虫是对前DDT时期的任何杀虫剂具有抗药性的。随着新的有机化学药品及其广泛应用的新方法的出现，昆虫抗药性出现了迅猛增长，在1960年，具有抗药性的昆虫达到惊人的137种。没人相信增长会即将停止。就此论题，已有超过1000篇学术论文相继发表。世界卫生组织在世界各地大约300位科学家的帮助下，宣布道：“抗药性是目前为止定向控制工程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英国动物种群方面著名学者查尔斯·艾尔顿教授说过：“我们很可能听到了最终会成为大雪崩的早期隆隆声。”
有时，抗药性发展得太过迅速，一个关于通过某种化学药剂而成功控制一种昆虫的报告墨迹未干，另一个修正报告就要发表。举个例子，在南非，蓝蜱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牧牛人，仅仅一个大牧场中，一年之中就有600头牛因此而死。这种昆虫多年以来已经对砷化合滴液产生抗药性。后来使用苯类的六氯化合物，在短时间内非常有效。于是在1949年年初发表的报告称抗砷昆虫可以被新化学药剂完全控制；同一年后期，昆虫抗药性已经得到提升，这一惨淡报告不得不公之于众。这一现象引起一名作家在1950年《皮革交易回顾》中评论道：“如果昆虫抗药性的重要性为人所了解的话，那么像这样在科学界中悄悄流露出来并只在海外新闻中占据着小板块的新闻已经足够和那些有关新原子能炸弹的头条新闻相提并论了。”
尽管昆虫抗药性是农业学和林业学的议题，但是它却在公共卫生邻域引起了极其严重的不安。各种各样的昆虫和人类众多疾病之间有着古老的联系。蚊子中的按蚊能够向人类血液中注射疟疾中的单细胞生物。其他一些蚊子会传播黄热病。还有一些蚊子会携带脑炎病毒。家蝇虽不叮人，却会通过接触而使食物沾染痢疾杆菌，并且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家蝇在眼病的传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疾病及其昆虫携带者即带菌者中包括传播斑疹伤寒症的体虱、传播瘟疫的鼠蚤、传播非洲睡眠病的采采蝇以及传播各种发热病的扁虱，以及不可计数的其他种类。
这些是我们一定会遇到的重要问题。任何负责任的人都不会主张忽视虫媒疾病。现在出现的紧急问题是，用急速恶化这些问题的方法来解决它们是否明智，是否负责任。现在世界上通过控制感染的昆虫媒介而抵抗疾病的成功案例比比皆是，但却极少听过这些案例的另一面——种种失败和短暂的胜利，这恰恰有力地证明了这个惊人的观点，昆虫敌人已经在我们除虫的努力下变得更加强大了。更糟糕的是，我们可能已经摧毁了我们自己的抵抗方法。
加拿大的杰出昆虫学家，A·W·A·布朗教授，受聘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关于抗药性问题的全面调查。在1985年出版的最终专题论文中，布朗教授这样写道：“在向公共健康工程中引入强效型人造杀虫剂还不到十年，主要的技术问题就已经成为昆虫对这些曾用来控制他们的杀虫剂的抗药性的发展。”在他发表的专题论文中，世界卫生组织警告道：“现在人们对由节肢动物引起的如疟疾、斑疹伤寒、鼠疫和瘟疫这样的疾病进行的有力进攻正在面临着严重的倒退，除非这一新问题能被迅速解决。”
这个倒退的程度如何呢？具有抗药性的昆虫的种类现在已经包括了具有医学重要性的所有昆虫。黑蝇、沙蝇、采采蝇很明显还没对化学物质产生抗药性。另一方面，家蝇和体虱的抗药性已经发展至全球范围。蚊子的抗药性已经威胁到了疟疾控制计划的进行。东方鼠蚤是鼠疫的主要传播者，最近已经表现出对DDT产生抗药性，这是最严重的发展。不同国家对很多种昆虫抗药性有了报道，这些国家代表着每个大陆和大多数岛屿。
在医学上使用现代杀虫剂可以说最早是出现在1943年的意大利，当时盟军政府在一大批人身上喷洒DDT，成功消灭了斑疹伤寒。接着，两年以后，为了控制疟疾蚊子进行了大量的残留喷洒。仅仅一年之后，第一个麻烦的征兆出现了。家蝇和库蚊都对喷剂表现出了抗药性。1948年，一种新的化学药物——氯丹，作为DDT的增补剂被使用。这一次，良好的控制持续了两年，但在1950年8月，抗氯丹的苍蝇出现了，到那年年底，所有的家蝇和库蚊都对氯丹产生了抗药性。新的化学药剂一旦使用，抗药性就立马随之发展起来。在1951年年底，DDT、甲氧DDT，氯丹、七氯和六氯化苯都已经加入失效的化学药剂的名单中。与此同时，苍蝇却“多得出奇”。
20世纪40年代后期，同样的连环事件在撒丁岛上重演。丹麦在1944年首次试用含DDT成分的产品；到1947年，很多地方对苍蝇的控制都以失败告终。在埃及的一些地区，早在1948年苍蝇已经对DDT产生抗药性了；BHC作为替代药剂，有效期也没有超过一年。埃及一个村庄极其突出地反映出了这一问题。在1950年杀虫剂对苍蝇有很好的控制，而在同一年中，幼虫死亡率就减少了近50%。次年，苍蝇对DDT和氯丹已经有了抗药性。苍蝇数量又恢复至原有水平，幼虫死亡率也恢复了。
在美国，田纳西流域的苍蝇在1948年时对DDT已经有了抗药性。其他地区也跟着出现相同情况。利用狄氏剂恢复控制的努力没有成功，因为在一些地区苍蝇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就对化学药剂有了抗药性。在使用了所有可用的氯化氢类药剂之后，控制机构转向了有机磷类，但这一次，抗药性的故事又重新上演。专家们目前的结论是：“家蝇控制问题已经躲过了杀虫剂技术，必须重新依靠一般卫生措施。”
那不勒斯对体虱的控制是DDT最早、最出名的成效之一。在随后的几年里，与之媲美的是，在1945年到1946年冬天DDT成功控制了危害日本和朝鲜大约200万人的虱子。1948年西班牙对斑疹伤寒流行病控制的失败预示着将来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尽管这次实践失败，但是鼓舞人心的室内试验结果让昆虫学家们相信虱子不太可能发展出抗药性。1950年到1951年冬天，发生在朝鲜的事却让人十分震惊。在一批朝鲜士兵身上试用DDT粉剂之后，得到的结果让人难以置信，虱子的侵染性反而增强了。将虱子收集并检测后发现，5%的DDT粉剂无法使虱子的自然死亡率提高。从东京的游民、伊塔巴舍收容所、叙利亚、约旦和埃及东部难民营收集的虱子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证实了DDT在控制虱子和斑疹伤寒的无效性。到1957年有抗药性虱子的国家名单已经扩展到包括伊朗、土耳其、埃塞俄比亚、西非、南非、秘鲁、智利、法国、南斯拉夫、阿富汗、乌干达和坦噶尼喀，最初在意大利的胜利光芒真的已经暗淡下来了。
第一种对DDT产生抗药性的疟蚊是希腊的萨氏按蚊。始于1946年的大量喷洒药剂的方法取得了最初的成功；然而到1949年，观察者们发现大量成年蚊子聚集在道路桥梁下停歇，但是它们不在喷洒过农药的房屋和马厩里。蚊子在室外停留的习惯很快拓展到了洞穴、外屋、阴沟以及橘子树的叶丛和树干上。显而易见，成年蚊子已经对DDT有足够的耐药性，使得它们能从喷洒过农药的建筑逃出来并在露天休息和康复。几个月后，它们就已经能待在屋里了，人们还发现它们在喷洒过农药的墙壁上停歇。
这是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极其严重情况的预兆。疟蚊的抗药性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这一发展正是由旨在消灭疟疾的房屋喷洒计划的彻底性引起的。1956年，仅有5种蚊子表现出了抗药性；到1960年年初，有抗药性的蚊子种类已经从5种增长到了28种！其中包括在西非、中东、中美洲、印度尼西亚和中欧地区非常危险的疟疾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