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播疾病的其他蚊子中，这一模式在不断循环。一种携带如象皮病等多种疾病寄生虫的热带蚊子现已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变得有强抗药性。在美国一些地区，传播西方马脑炎的蚊子已经具有抗药性。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与黄热病的传播者有关，几个世纪以来，黄热病都是世界性的大灾难。这种蚊子抗药性的发展已经出现在东南亚，而如今在加勒比地区这已经是普遍现象。
来自世界许多地方的报告显示了昆虫抗药性对疟疾和其他疾病产生的影响。1954年在特立尼达暴发的黄热病就是紧随着因蚊子产生抗药性而治蚊失败所发生的。在印度尼西亚和伊朗，疟疾又死灰复燃。在希腊、尼日利亚和利比亚，蚊子得以生存下来，并继续传播疟原虫。
在格鲁吉亚，通过控制苍蝇而取得的腹泻发病率减少的成果在一年内就不复存在了。而在埃及，同样是通过暂时控制苍蝇所获得的急性结膜炎病情减少的成果，也没有坚持到1950年以后。
佛罗里达州的盐沼蚊子也表现出了抗药性，这一问题对人类健康来说并不严重，但从经济价值上衡量的话却十分伤脑筋。虽然这些蚊子中没有病毒携带者，但是它们蜂拥而出吸食人血，使得佛罗里达海岸沿线大片区域成了无人居住区，直至控制——一个不容易但是暂时性的控制手段实施之后，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但是很快就失效了。
各处的普通家蚊都在产生着抗药性。鉴于此，许多正在定期大规模喷洒农药的社区应该被叫停。在意大利、以色列、日本、法国以及包括加利福尼亚、俄亥俄、新泽西和马萨诸塞州在内的美国部分地区，这种蚊子已经对多种杀虫剂产生抗药性，其中DDT几乎是被最普遍使用的。
扁虱是又一个问题。木扁虱是脑髓炎的传播者，现在已经具有抗药性；棕色狗蜱对化学药剂的抵抗能力已经完全广泛地建立起来了。这不仅对人，也对狗造成了困扰。棕色狗蜱是亚热带生物，当它出现在像新泽西这样的北方时，它就必须在比室外暖和得多的建筑物里过冬。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约翰·C·帕里斯特在1959年夏天报告说，他的部门接到很多来自与西部中央公园相邻住家的电话。帕里斯特先生说：“整个公寓楼经常会传染上扁虱幼虫，并且很难除掉它们。一只狗在中央公园里不小心染上扁虱，然后这些扁虱就会产卵并在公寓里孵化。它们好像对DDT、氯丹和我们大多数现代药剂都有免疫性。以前在纽约市出现扁虱是很不寻常的事，可是现在它们到处都是，布满了长岛和韦斯切斯特，还蔓延到了康涅狄格。在过去的五六年中，我们特别注意到了这一情况。”
遍布北美许多地区的德国蟑螂已经对氯丹有抗药性了，氯丹曾经一度是灭虫者们最得心应手的武器，但他们现在不得不改用有机磷了。然而，最近昆虫对这些杀虫剂抗药性的逐步发展给灭虫者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办？
随着昆虫抗药性的不断提高，与虫媒疾病相关的机构如今不得不通过用一种杀虫剂替代另一种杀虫剂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但是这种方法不能无限期地进行下去，除非化学家们在提供新药品上具有独创性。布朗教授曾经指出，我们正行驶在“一条单行道”上。没有人知道这个单行道有多长。如果在成功控制携病昆虫之前，我们已经走到路的尽头，那么我们的处境就很危险了。
对于侵袭农作物的昆虫来说，情况是一样的。
有十几种农业昆虫对早期无机化学剂有抗药性，现在这份名单上又增加了一大群其他具有抗药性的昆虫，这些昆虫对DDT、BHC、林丹、毒杀芬、狄氏剂、艾氏剂甚至包括人们曾经寄予厚望的磷都具有抗药性。在破坏庄稼的昆虫中，具有抗药性的昆虫已经于1960年达到了65种。
农业昆虫对DDT产生抗药性的第一批案例出现在1951年的美国，那时距DDT首次使用大约有六年的时间。最令人头疼的情况大概就是和苹果蠹蛾相关的，这种昆虫实际上已经在全世界所有苹果种植区对DDT产生了抗药性。卷心菜昆虫的抗药性正制造着又一个严重的问题。在美国很多地区，马铃薯昆虫正在逃脱化学药物的控制。六种棉花昆虫、各式各样的蓟马、水果蛾、叶蝉、毛毛虫、螨虫、蚜虫、铁线虫等多种昆虫现在对农民喷洒的化学药剂的袭击已经视若无睹了。
化学工业行业现在不愿面对抗药性这一不愉快的事实，这也许可以理解。甚至在1959年，已经有超过100种主要昆虫对化学药物有抗药性，农业化学方面的一家主流杂志在论及昆虫时却还在说“是真的还是想象出来的”。然而，当化学工业行业满怀希望地回避这个问题时，问题并不会就这样消失，它甚至还带来了一些不愉快的经济现实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利用化学药物进行昆虫控制的成本正在稳步增长。如今已经不可能靠事先储备好的化学药物来应对昆虫了，因为今天看来十分有前景的杀虫化学药物有可能明天就会变成惨淡的失败。用于支持和推广杀虫剂的这笔可观的经济投资有可能会被取消，鉴于昆虫再次证明了对自然有效的手段从来都不是暴力这一道理。无论迅速发展的科技会为杀虫剂研制出什么样的新用途和使用方法，人们会发现昆虫总是比人类先行一步。
达尔文可能也找不出比抗药性机制发展更好的例子来证明自然选择的原理了。始于同一原始种族的昆虫在身体结构、行为习惯以及生理机能上千差万别，只有“强悍的”昆虫才能从化学药物的攻击中生存下来。化学喷洒杀死了弱者，而幸存者们都具有某些天生的抗药性，使它们免于药物伤害。它们繁殖出的新一代通过简单的遗传作用，就拥有了祖先们先天的“强悍性”。于是大量喷洒的强效化学药剂使得原本要解决的问题更加糟糕，这一情况不可避免地就出现了。几代繁殖之后，原本由强者和弱者共同组合而成的混合种族就被一个由都具有强悍性和抗药性的昆虫混合而成的种族所替代。
昆虫抵抗化学药物的方法多种多样，现在还不为人们完全了解。有人认为能够抵抗化学控制的昆虫是得益于身体构造的优势，但是看来这种说法还没有确凿的证据。然而，从布里吉博士的观察结果中，一些昆虫的免疫性清楚地显现出来，他报告称，在丹麦的普斯林佛比泉害虫防治研究所观察到苍蝇“在DDT的包围中嬉戏，就像原始的巫师在烧红的炭上欢跳一样自在”。
世界上其他地方传来类似的报告。在马来半岛的吉隆坡，蚊子最初通过离开喷药区来躲避DDT的侵害。然而随着抗药性的发展，人们发现蚊子在DDT堆存处的表面停歇，用一个手电筒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台湾南部的一个军营里，具有抗药性臭虫的样本身上就有喷洒的DDT粉末。进行实验时，这些臭虫被放进一块浸渍了DDT的布里，它们存活了一个月之久；它们继而产了卵，而且孵出的幼虫还长大、长肥了。
尽管如此，昆虫抗药性却并不一定依赖于特殊的身体构造。对DDT有抗药性的苍蝇具有一种酶，可以使DDT转化为毒性较小的化学物质DDE。这种酶只产生于有抗DDT药性的遗传因素的苍蝇身上。这种因素当然是具有遗传性的。苍蝇和其他昆虫如何对有机磷类化学药物起到解毒作用这一问题，现在还不是很清楚。
昆虫的活动习性也会使其免于和化学药物的接触。许多工作人员注意到，比起喷洒过药物的墙壁，具有抗药性的苍蝇更倾向于停歇在没有喷过药的地面上。有抗药性的苍蝇可能有在表面飞行的习惯，总是停落于一个地点，这极大地减少了和残留毒物的接触频率。一些疟蚊的习惯大大减少了它们在DDT下的暴露，这样实际上可以免于中毒。为化学喷剂所刺激，它们远离棚屋，生活在室外。
通常情况下，昆虫抗药性需要两到三年发展起来，虽然有时只需要一个季度或者更短的时间。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也可能需要六年之久。一种昆虫在一年之内繁殖的代数是很重要的，这根据昆虫种类和气候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例如，加拿大的苍蝇比美国南部的苍蝇的抗药性发展得缓慢一些，因为美国南部有漫长炎热的夏天，有利于昆虫高速繁殖。
有时，一个充满希望的问题会被提出来：“如果昆虫都能对化学药物变得有抵抗力，那么人类有可能变得有抗药性吗？”理论上说，人类是可以的；但是这会花费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所以对那些活着的人来说这根本给不了什么慰藉。抗药性不是在个体中发展起来的。如果一个人在出生时就具备比其他人更不容易中毒的特性，那么存活下来并且繁育后代的可能性就更大。因此，抗药性是在一个群体中经过几代或者许多代的时间才能产生的特性。人类的繁殖速度大约为每世纪三代，但是昆虫产生新一代只需要几天或几周。
“承受少量的损失，应优先于在一段时间内避免任何损失但在长远来看失去对抗方法，这在一些案例中是更加明智的选择。”这是布里吉博士在荷兰任植物保护服务处主任时给出的忠告，“实用的忠告应该是‘尽可能少喷药’而不是‘尽量多喷药’……施加给对害虫种群的控制的压力应该尽可能地减小。”
不幸的是，这种看法并没有在美国相关的农业服务处盛行起来。农业部1952年的整本《年鉴》专门论述了昆虫问题，承认了昆虫具有抗药性这一事实，但是又说道：“所以为了控制昆虫，我们需要更频繁、更大量地使用杀虫剂。”农业部没有说，当只剩下那些不仅会消灭地球上所有昆虫，甚至会消灭地球上所有的生命的剧毒化学药物还未被试用时，将会发生什么。但是，1959年，仅仅是给出忠告的7年之后，康涅狄格州一位昆虫学家的话被《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引用，大意是最新的化学药物只对一两种害虫做试验就上市使用了。
布里吉博士说：
我们正行驶在一条危险的道路上，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我们将不得不在其他控制措施方面做大量研究，这些控制措施必须是和生物学相关的，而不是化学。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引导自然变化过程，使其尽量往我们想要的方向上发展，而不是使用暴力……
我们需要的是更高尚的方向定位和更深层次的洞悉力，这正是我在很多研究者身上所未看到的。生命是一个超越我们理解能力的奇迹，即使有时我们不得不与之抗争，我们仍需尊重它……用诸如杀虫剂这样的手段作为武器来控制昆虫，恰恰证明我们缺乏知识和能力，不能引导自然变化过程，而使用暴力也无济于事。在科学上，我们需要的是谦虚，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骄傲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