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冬季潮湿阴冷，无暖气，碰上阴雨连绵的日子，在家终日无事可做，窗外淅淅沥沥的雨下絮了，时间被抻得无比漫长。没有手机和电脑等娱乐方式，十岁的我找到了消磨方法——看书。
本抱着打发时间的态度，却真的看进去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两脚两手都陷了进去，有零钱便买书读，在图书租赁书店办了借书卡，一次一角钱。
小时候经常跑书店，与书店老板渐渐熟了，被允许看放置在高处的书。书架是满墙的，人们能够到的位置放置的大多数是大众读物，已经被人翻得卷边儿，高处的大部分是名家名作，在童年的我看来，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巨人。
再长大一些，经常在课本上与“巨人们”打照面儿，放在桌子上面对面读着字句，觉得距离我也不远，有些需背诵的，清晨起来朗朗读着，字里行间透出亲切来。
直到我也成为一名作家，参加活动时偶尔与“巨人们”打照面，隔着几米远的距离，他们唠家常般与我招呼着，我时常觉得恍惚，也会想起小时候那个矮矮的我，站在书架下高仰着头，拼命踮脚，想要多看一些，再多看到一些。
最高级别的追星莫过于此，不是追着明星们奔跑，而是成为他们身边的小星，与他们肩并肩站在一起，在浩渺的文学夜空中，闪烁着自己的光辉。
读得多了，十三岁的我脑子里的文字和故事开始往外溢，自己寻来纸笔，开始在粗糙的写字本上勾勒朦胧的文学梦想。
在二十岁那年我出版了人生中第一本长篇，我的半自传体小说，书写关于艺考的日子，此后陆续有多本长篇出版。很多读者问过我，有没有自己的偏爱，我答没有。但其实每个作家都有偏爱，就像父母对于孩子般，总有哪个孩子是心里最嫩的那块肉，我也有偏爱，我的偏爱是我的短篇小说。
写短篇比长篇费劲，每个尝试写作的人都知道，在短的篇幅中，几个字把人物形象交代清楚，比长篇大论的勾勒要难。
其实，最初发表过的短篇，严格来说不能算作完整的小说，它们没有小说精密的构架，倒像是叙事的散文或随笔，带着稚嫩，所以在选文时，我只把早期较像样的短篇小说择一两篇收录其中，比如十六岁时发表的《浮世绘》。这一系列短篇自选集如同我写作的纪录片，熟悉我的读者按照时间排序，可以窥见一个在文学道路上跌跌撞撞成长的我。
前几日回家，意外地从抽屉里翻出一摞厚厚的信，全是手写的用稿通知单，距离现在已有十几年，纸张泛黄。我是个丢三落四的人，我的母亲把它们叠整齐，她的生活很有秩序感，不允许带字儿的纸霉烂在抽屉里。
一封封读后，我陷入了对过去的回忆中。
十几岁的我穿着胖大的校服，一趟趟跑传达室，急躁地推开门——不，应该是用肩膀和前臂撞开门，我等不及立定站稳再去推。有时有我的信和样刊，有时没有，没有的时候格外失落，安慰自己第二天就有了，邮递员路上耽搁了。去的次数多了，传达室的老师记住了我，甚至在校园里碰见我，他也会主动走过来告诉我，今天有没有我的信件。
对于一个生活单调的中学生来说，偶尔来的样刊是一个极大的喜讯，足以使我高兴许久，如同处在黑暗中的人一样，对于窗口投进来的明亮格外珍惜，于是想要更多，让阳光完全照亮室内。高中时期我投稿的密度增加，记得那时候一年十二期杂志，有七八个月都有我的短篇小说刊登，几乎每个月都有汇款单邮来。如今想来觉得不可思议，十几岁的我真的充满了能量，脑子里似乎有源源不断的灵感，可能出于对无聊生活的反抗，但更可能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
那时候的时间很慢，事情进度很慢，现在很快，与编辑都是网络沟通，已经失掉了从前惴惴不安的期待，于作者而言这是好事，可我的脑海中老有那么个风风火火的女孩子形象，早晨到学校第一件事，便是丢开书包往操场东边的传达室跑，看看有没有来自远方的用稿通知单。
就是那么凑巧，每当我往传达室跑的时候，东边的太阳刚好全升起来，阳光四射，照耀着我，照耀着我目光所投的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