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穿一条黄褐色的褶皱超短裙，裙子上还有一些虎皮斑纹。我琢磨这裙子很厚，因为在这初春的日子穿短裙恐怕还不太适宜。她上身穿一件白色贴身套衫，乳房小巧而浑圆。她有一双显得有些瘦瘦的腿，穿着一双奶黄色亚麻鞋。她长得很清纯，但目光中又流露出历经沧桑的一点忧郁。她的眼睛不大，但很清亮，流转不停。她举起话筒，向大家抱歉说她今天感冒了，嗓子不好，只能唱一首音色较低的歌。然后她唱了起来，大厅里很闷热，她唱的是一首林忆莲的歌。歌名我想不起来了。总之当时客厅里乱哄哄的，谁都没有注意到这个歌女在唱歌。大家都在互相交谈，只有我在注视着她。唱到一句音位较高的地方，她的嗓子发出了一声嘶哑的怪声，把几个埋头说话的老明星们吓了一跳。“很抱歉，很抱歉，我的感冒让我的嗓子不太听话。”她尴尬地说。这一刻我感到她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但她不，仍是坚持着唱完了她的歌。
当她走下台时，一些纯粹是出于礼貌的稀稀拉拉的掌声响起来了。紧跟着上来一位家喻户晓的著名丑星，他为大家表演了一个小品，一下子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小厅里顿时鸦雀无声。丑星拿出了他的绝技，我没有看他表演，却一直看着那个嗓音嘶哑的歌女。她坐到酒吧台前的小圆椅上，有人递给她一杯冰水，她在向那人点头致谢；人们没有再注意她。她坐在那里，似乎在稳定情绪，眼睛发亮，还有些潮湿。她胸部的起伏渐渐平缓下来，刚才不知所措的劲头没了。忽然她注意到我在看着她，那一刹那的对视约有三秒钟。她露出了一个非常迷人的笑，礼貌地冲我点了点头。由于相隔很远，我也点了点头。丑星表演完了，已过了吃饭时间半小时。杨哭宣布用餐，大厅里乱作一团。想见大家都有些饿了。我也端起了盘子，吃了起来，忽然又想起了那个歌女，四处张望着找她，却未见她的踪影，莫非她已经走了？用完餐，老明星们喜滋滋而又矜持地拎着纪念品陆续走了。我坐上杨哭的车子，说：“你从哪儿找来这么多宝贝？我是说那批老明星。”
他淡淡地一笑，将汽车发动着，慢慢地上了快行道，“干公关公司的无非是拉拉皮条而已。信用社出一笔宣传费，我来组织明星、记者和场所布置，我就赚这笔活动费。新闻稿已放在你的纪念品里了，你自个儿翻吧。”
汽车在城市的大道上疾奔。后来他打破了沉默，笑了起来：“你看那些老明星，过去多红火，可如今，只要花这么一点钱就可以请动他们。身价下跌喽。哈，真有趣。我从小看他们演的电影长大的。什么东西一近距离看，就再也不神秘了。”
我问：“那个歌女也是你请来的？她好像真的生病了。”
“哈，不是，是她自己找上门的，说唱一支歌，只要给她五十元就行了，而且中午她还不在这里吃饭，这类流浪歌女北京很多。出于怜悯，我就叫她唱了一首。后来给了她钱，她就走了。”
我不再说什么。汽车上了安慧桥，视野顿时开阔了起来。奥林匹克中心、五洲大酒店、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在四面矗立，每当看到这样开阔的城市景物，我的心便显得很激动。我是爱着这座肿瘤般膨胀的伟大的城市的，我想。我回忆起那个歌女和我对视时的一刹那的笑容，有些共同的梦想、愿望与漂泊刺痛了我，使我在感情上觉得和她是一类人。我想在这座大城市里，我再也不会见到她了，城市是一条混浊而肮脏的河流，所有人的面孔都将漂远。
我所居住的小区是一个庞大的小区。因为这里高楼林立，而且大都在二十层以上，以某种冷漠的姿势站在那里。有时候夜晚我回去，下了公共汽车，走在空寂无人的高速公路的边上，四周全是燃着灯火的小区公寓楼，那明亮的灯光，在黑暗之中，使你感觉仿佛来到了外星的某个城市。这绝对不是夸张的说法。虽然那时候孤独已经侵袭了我的心，但我依旧震惊于这座城市的雄伟和庞大。我的写作不太顺利，其原因在于我正努力写一部长篇小说《荷兰的风车》。我想这不是一个过于抽象的名字，我告诉与我合作的书商，我已充分地考虑了他所提议的一些商业性因素，但我一旦写起来，小说往往自己就成就了自己——它像一匹挣脱了缰绳的野马一样，自己向着我已无法驾驭的地方狂奔。我会成功吗？这不好说。我到底想获得什么？我想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姑娘愿意嫁给我。我宁愿为了爱情而写作。这样想着，我写作的劲头又大了。
但我听见门口有人在争吵。像是女人的尖利的声音。我打开门，发现我对面的屋子门口，有一个中年妇女，在把一个上身穿黑褐色条绒夹克的姑娘向外推：
“你走吧，没钱就别赖在这儿，走吧走吧！”
我的眼睛突然亮了。我发现她——正是上次我在太平洋明珠酒家见到的那个歌女，那个因患感冒而嗓音嘶哑的姑娘。她今天穿的可是一条十分漂亮的牛仔裤。她还有一个美丽的小屁股，这是我在一瞬间发现的。
“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我说。
她俩停下了拉扯，一起回头看倚在门边的我。她似乎觉得我有点儿面熟，但她并未回忆起来。那个中年女人恶声恶气地说：“说笑话，住我的屋子连租金都要赖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你见过这样的人吗？”
我明白了。“她欠你多少钱？”
“三百元。说好一个月三百元。她一分钱也不给我，可她都已经住了一个月了。”
“我给你，”我果断地说，“你现在要吗？”
那个女人和那女孩都愣了一下，女人说：“当然，这样的话，她倒可以继续住在这里了。”
“那么好吧。”我转身进屋，取出三百元钱交给了那个女人，“让她留在这里住下。”我说。
中年女人接过钱，松开了那女孩的胳臂。那女孩不解而又有些感激地看着我：“谢谢你。我一定会还你的。”
“不用，”我淡淡一笑，“我们见过面，在‘太平洋明珠酒家’。”“哈，”她笑了，“我想起来了。不过那天可真尴尬。你是去……”“我是记者，那次活动是我的朋友组织的。”
她冲我挤了一下眼睛，非常的灵动、新鲜、活泼。“不过，我先收拾一下东西，呆会儿我再和你聊聊。”她说完，也冲那中年妇女——房东笑了一下，就走进了她的屋子。那女人拿着钱，看了我一眼，停了一下，她问我：“要是她再不交钱，我就找你好了？”
“好吧，”我笑了笑，“不过她肯定会付房租的。”然后我回到了我的屋子。
我继续写作，可老是卡壳。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想很多人在写作时也一定遇到过这种情况。然而门被敲响了。我打开了门。
“嗨，你好。”那个女孩笑吟吟地站在门口，她已换上了一条漂亮的白底碎花的裙子，“我可以进来吗？”
“进来吧。”我愉快地把她让进门，我这时才意识到也许我的屋子过于乱了。至少我的臭袜子就不应该丢在沙发上。
“噢，米莫·巴拉蒂诺的画，我也喜欢他。”她端详起屋角我挂的一幅画来，“真棒，《朱丽叶的马车》。”
“坐吧，喝点什么？我这里有各种饮料。”
“那就来点儿椰奶汁吧——有吗？”她眯起眼睛看我的样子真动人。她还会耸动她的小鼻子头。
“有的。”我说完，打开冰箱，为她倒了一杯椰奶汁，我则倒了一杯啤酒，呷了一口。
“蛮不错的，我是说你的房子。”她端着杯子，两只眼睛迅速地在屋子里扫了一遍，对我说，“也是租的？”
“噢，单身汉，太乱了。说实话我并不懂生活。”我由衷地说。我注意到她的左眼角有一个半月形的小伤痕，尽管它极不容易被察觉，“是借租朋友的房子。”
“啊，忘了介绍我自己了，”她掏出了一张名片，递给了我，“你呢，哥们儿，你叫什么？”
我接过来名片，发觉她的名片印得很别致，天头上一行黑字：在路上流浪的一只猫，中间是两个圆头字：林薇，下面却并无电话、住址和BP机号码，又写着几个字：在路上，没有家。
我笑了笑：“你一直在路上？为什么不停下来？我叫乔可，你叫我老乔好了。”
她吸了几口椰汁：“你也不太大，干吗要叫老乔？”
“习惯呗。我的朋友都这么叫我。上次在太平洋明珠酒家，第一次见到你，忽然有一种很亲近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浪游的人。”我说了实话。
“你的日子比我好过多了，”她顾盼生辉，又懒懒地打了个哈欠，“我知道当记者的都是些什么人，到处蹭吃蹭喝，而且还有红包拿，说捧谁就捧谁，人人都怕你们，记者已经成为社会公害了。”她咄咄逼人地对我说。
“你这是庸俗社会学的观点，”我毋庸置疑地反驳她，虽然我并不喜欢这个行当，可我也有维护行业荣誉的起码的权利。
“算是吧。”她又打了个哈欠，真的像一只猫那样。然后她站了起来，很随意地在我的屋子里走动，随手翻翻我那乱七八糟的东西。她忽然看见天花板上有一幅正对着我的床的裸女画，笑了起来，“真够色情的，每天一醒来就看看裸女——记者都这样？”
“单身汉都这样。”我说，“说说你吧，我倒想了解你——为什么要一直在路上？”
“职业习惯？”她偏头问我。
“不是。是我个人的好奇心。”
“噢。不过，我现在饿了，我倒想先去厨房做点儿吃的，你有什么吃的吗？”
“应有尽有。”我说，“全在冰箱里。”
“太好了。”她兴奋地说，“看来我要露一手了，乔可，你呆会儿就会傻了的。”她说着，就冲进了厨房。
我又坐在了椅子上，心情杂乱地翻着巴尔扎克的作品，我的屋子突然地充满了一个灵动女子的身影和声音，多少叫我有些手足无措，我就在那里胡乱翻着杂志，听着厨房里她轻快地一边哼着歌，一边做饭的声音。约摸二十几分钟，她居然炒了三个菜，并且连蒸好的米饭都一起端了出来。我真的有点儿傻了。
“这荷兰豆还不错吧？”她喜滋滋地问我，仿佛我就不能不说不错一样。
我尝了一下，“真不错。”我真心说道。我打开了一瓶红葡萄酒，给我们俩一人倒了一杯，“为了相识干杯。”我说。她又挤了一下眼睛，然后我们干了一杯。
她顿了一下，问我：“你为什么要为我垫付房租？”
我迟疑了一下，“我觉得我们都是一类人。都是在路上。我也是这样的。”
她乐了，“就为这个？”
“对。就为这个。”
“噢。我很感动。不过这么说有点儿假模假式。”
“你来这个城市多久了？”我问。
“四个月。”
“靠什么生活？”
“唱歌呗。天天去酒吧、饭店、舞厅唱歌，有时也去录音棚打拼，挣钱养活自己，否则就要挨饿。你尝过挨饿的滋味吗？”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养尊处优？”
“不，我一直有饭吃，也仅仅是温饱而已。”
“哦，”她叹了口气，“可我就不同了，我在南京出生，九岁就拉二胡，后来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作曲专业。没毕业，我就跑到广州，在那里开始唱歌，一个酒吧一个酒吧地唱，有一次真的饿坏了。世界真是个圆，我绕了一圈儿，来到了北京。北京真是个好地方，我想也许我会在这里成名的。”
“有人帮你没有？”我问她。我知道她这个行当得有人包装她、捧她，她也应该拜一个名人为师，而且还要进入一些圈子，总之得学习一些艺术社会学的东西才行。
“帮我的人不多，不过，我也习惯了。我感到我的运气就要来了。知道吗，我在拍一部叫《红尘情缘》的电视连续剧。”
“是张艺谋导演的吗？”
“不，”她的神色黯淡了，“要是他导就好了，可他从来不导电视剧。”她又乐了，“知道吗，我在这部戏中演一个上海滩的电影明星。三十年代的。”
我发觉我们边吃边聊，已将饭菜一扫而光。我仔细地看着她，“告诉我，你来到这个城市，是为了什么？”
“为了成功。这很简单。你呢？”
“我？”我愣了一下，“我突然有点儿糊涂，我打算靠写作挣钱与成名，再娶个好老婆——如果不是痴心妄想的话。”
“那可太累了。真的。当个作家可真太累了。而且在这个时代，不会再有傻女孩去爱一个作家了。”她同情地说，“你在写什么？作家？”
“在写一部长篇小说。”
她像一只鹿一样跳了起来：“我要看一看。”她走到写字台前，去翻我那一摞手稿，“我喜欢马尔克斯的小说。”
我说，“算了吧，否则我会不高兴的，你别动它。”她停下了手，回头看着我：“我倒认识《当代》杂志的几个编辑，就是化名周洪的那几个人。要不写完了叫他们看看？说不定会卖个好价钱。现在什么都能卖钱了，哈。”
“但愿。”我说，“要不，我们出去走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