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和季老有较深的交情。现在季老仙逝，请您谈谈您和先生交往的一些情况，以表纪念。
方立天：季老是我很尊敬的前辈学者。他是中国文化书院的院务委员会主任，我是书院的导师。书院有活动时，我们常会碰在一起。他讲话很平实，总是有自己的思考，不人云亦云，给我的印象很好。他很注意扶持晚辈。他曾给我写过信，是为他的一个学生评职称的事，让我在石公（已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石峻先生）那里做些推动工作，足见他对晚辈的关心和爱护。
我和他的交往中还有另外一件事值得一提。中国佛教协会曾派出五个比丘，到斯里兰卡学习佛学，他们获得硕士学位后，要继续深造，但斯方缺乏足够的导师。中国佛协就在国内为他们聘请了两位导师，一位是季先生，另一位就是我。当时还在佛协举行了拜师仪式，还留有照片呢。前一段时间，有个刊物发表我的一篇文章，还登了这幅照片。在这个事情中，我和季先生有过比较多的接触和交流。从他身上，我学到很多东西。
记者：季老在佛典语言、佛经翻译和佛学理论研究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您也是著名的佛学研究专家，您怎么看待季老在佛学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
方立天：季老是一位非常博学的学者，他的涉猎范围很广。他对佛教，尤其是对印度佛教有很深的研究。他的长处是精通佛教语言，他的梵文、巴利文都很好，他能从原典来研究佛教，这在当代学者中是不多见的。
记者：他有一本专著，《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专门研究这个问题。那是很早的一本书。
方立天：是的。这本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不光研究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对了解原始佛教思想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另外，他对西域语言，如吐火罗文等，也掌握得很好。西域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中转站，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对于了解佛教的传播和影响，有特殊的意义。
他对佛教的研究，有一些很重要的思想，如他认为佛教看准了人类的病症，但开错了药方。我清楚地记得这是他在一次会上讲的，这是他对佛教的一个总体的看法，这个观点值得我们重视。再如，他说，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越是用费力最少、投入最小的方式传教，传播得就越快。此外，他还曾研究过佛教与商人的关系，即研究佛教经济及其与佛教传播的关系，这种探讨也是很有意义的。
季老的另一个贡献，是他培养了一批人。他曾长期担任北大东语系主任，培养了一大批印度佛教、中国佛教语言方面的人才。这方面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记者：季老不仅研究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在中印文化交流方面，也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等重要研究成果传世。
方立天：我个人认为，季老在这方面所做的贡献，甚至要超过他在佛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他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他对推动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他对印度文化、文学、宗教以及其他方面都有精深的理解，他的研究具有国际意义。他还有另外一本专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也是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的杰作。
记者：说起《糖史》，我讲一段小插曲。1995年，我在长春《社会科学战线》杂志帮忙做些编辑工作，那时季先生正在写《糖史》，编辑部约来先生的《〈糖史〉自序》，在《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4期发表，这篇文章的责任编辑就是我。
方立天：你和季先生还有点因缘。
记者：算是一点小小的因缘。季先生通过考察蔗糖的历史，来研究中印文化交流，视角非常独特。
方立天：在学术研究上这叫小题大做。做得非常好。他对中印文化交流做了非常大的贡献，我个人看在当代学者中他是头一位。
记者：近年来，季先生很关心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对中西文化交流发表了很多言论，学术界对这些言论也有不同的声音。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方立天：季先生的确非常重视中国文化的走向，注重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的探讨。这方面他发表了很多重要的观点。比如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再如中国文化讲综合，西方文化讲分析，中国文化讲天人合一，西方文化讲天人相分等。这些观点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个人认为，季先生的言论，是重要的一家之言，有的学者对此不是很赞成，但他提出的这些问题值得我们重视，值得我们思考。
季先生最近又强调“大国学”，也就是认为包括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包括古代和现代的各种文化，都是国学。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学问，就是该国的国学。这是有启示意义的。
重要的是，我们要认真思考季先生提出的一些问题，思考他的精神中内在合理的地方。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 07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