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圈子里称季羡林、任继愈二老为季老、任公。任公是我的老师，季老也是老师一辈的学者，我与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常有些接触。
二老都是人文学科领域的大家。季老侧重语言学方面的研究，任公侧重哲学方面的研究，但二人的研究领域也有交叉，都对中国佛教有所研究，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季老是用语言学研究佛教，比如用梵文、巴利文等做比较研究，任公则侧重从哲学的角度研究佛教。两位老先生都对传统文化有所研究，都曾对先秦思想、儒学、道学思想等发表过自己的看法。
二老的另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特别勤奋。据我所知，在前辈学者当中，每天凌晨四点起床看书的就有他们两位。同时二老都重视资料的积累和文本的研究。任公总是与我讲，要把资料吃透，反复体会后再形成自己的观点。季老一生相当长的时间每天坚持跑图书馆，这种学者风范令我非常感动。任公一生四译《老子》，这表明他一生对学术的严谨追求，始终保持与时代的步伐相一致。二老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愧是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领军人物和学术泰斗。
因为季老是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一度我常听他的讲话。季老工作态度认真。他关心弟子、后辈的精神令我感动。有一件事，中国佛教协会曾在赵朴初会长的领导下派出5位比丘到斯里兰卡留学，并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5位比丘想继续深造哲学硕士学位，但当地没有导师，赵朴初就聘请季老和我做他们的导师。季老一直很关心5位佛教比丘的成长，我们讨论他们的论文，这些事季老都很认真地去做。
任公作为我的老师，关系要更为密切些，我总结了任公的四大贡献是：
一、当代中国宗教学学科建立，任公是一位开拓者。他写的佛教文章得到了毛主席较高的褒奖。任公是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宗教问题，成为整个新中国宗教学的开拓者、组织者和推动者。
二、20世纪60年代，任公主编了4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一度成为高等院校教科书，对整个中国高校哲学教学影响非常大。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是比较有深度的，他长期担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办《中国哲学史》杂志，作为群众团体，生存是很困难的，都靠任公的给力。
三、任公对中国文化积累、发掘、弘扬、整理贡献突出。他主持的《中国大藏经》已出版，其续编正在进行。此外主编《中华大典》，重修《二十四史》，这都是我们国家传统文化建设的大工程，任公作为总其成者，这方面的贡献很大。
四、任公长期担任国家图书馆的领导工作，对图书馆建设的影响很大。
我与任公是师生关系，同时他也是我的楷模。任公在世时，每年春节我都去探望他，他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了我。他主张儒学是宗教，我主张儒学是学说、学派。1979年，中国哲学史学会在山西太原迎泽宾馆开会，大家坐电梯去吃饭，我问他，任公，您怎么把儒学说成是宗教？他开玩笑地说，因为我是中国宗教所所长，是搞宗教研究的。后来他专门写了几篇文章谈这个问题，阐明为什么说儒学是宗教。我们并未因观点不同而影响彼此关系，而是相互探讨、尊重彼此的学术观点。
[原载《人民政协报》，2009 07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