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墓盗宝者的厄运
自古以来，那些盗墓者、破坏文明者和盗窃古代宝物者似乎都逃不脱厄运的惩罚。比如说，人所共知的那口埃及石棺，更确切地说，是这口石棺的残缺不全的棺盖，至今还保存在不列颠博物馆。阿勒图尔·韦伊加尔在《图坦卡蒙的陵墓》一文中记述了石棺从前的占有者道格拉斯·缪列伊先生的情况：“他于上个世纪60年代买下了石棺，石棺就成了他的个人财产，为此，缪列伊先生由于枪筒爆炸而失去一只手。接着，运送石棺的船和从港口运走石棺的马车受损；放石棺的房子着了火，给石棺拍照的人也开枪自杀了。一位和石棺有点关系的缪列伊先生的熟人还失去了许多亲人。”
那些破坏了古墓和圣地宁静的人，包括那些研究者在内，自己从此也可能失去了宁静。比如，1740年8月12日，巴斯的建筑师约翰·伍德建议绘制萨默塞特岛上著名石圈的分布图，据说，那里的石头是按照婚礼上撒旦的客人的意志形成的。人们都劝阻他不要绘制。一份史料记载说：“据当地居民说，任何人都没有能够准确地计算出这些发生形变的石头的数目或是绘出它们的分布图，虽然有人试图这样做，但等待他们的却是悲惨的命运。他们或者是倒在石头旁，失去知觉，或者是患上一种会把他们送入坟墓的怪病。”
尽管如此，这位建筑师还是坚持要绘制。但是立刻雷声大作，暴雨倾盆，摧毁了石头附近的一部分大树，人们都相信是建筑师破坏了石头的保护神的宁静。这时，人们花了很大气力来说服建筑师，使其相信，他的意图是一种罪孽。
但是，伍德又萌生了另一个“罪孽”意图，他开始绘制索尔兹伯里史前的巨大石柱图。结果又是雷声大作，暴雨倾盆，他不得不躲避到附近的茅舍中。
几年之后，威廉·博拉斯博士开始发掘康沃尔半岛附近的锡利群岛上的“伟人墓”。有一天夜里，突然狂风大作，毁坏了岛民们在田里种的玉米和土豆，他们深信，这是对这个外来人的考古发掘的直接报复。
世界的另一端，在日本，当地老百姓都不从米瓦山上和农村的任何一个神庙中伐树。凌辱“圣”树的人会受到无尽的灾难，这开始于公元661年（这在让·格尔别尔特的著作《神道教》中有记载）。赛梅伊皇后降旨把圣林砍掉，建造宫殿。为此，她得到了惩罚：宫殿刚一建成，就被大自然的力量摧毁了，很多朝臣和金库司库都丧生在宫殿的废墟下。年轻的日本武士们看见周围有很多珍贵的树，他们决定用这些树建造自己的宫殿，其结局同样悲惨。
有一个生活在克伦威尔时代的清教徒，砍了格拉斯顿伯里的一棵圣李树的一个树干，以取悦于当时地方上爱说俏皮话的人，而这棵圣树被认为是圣徒约瑟·阿里马费伊斯基的权杖变成的，每逢圣诞节早晨就会开花。结果这个清教徒两眼长出了刺。
牛津郡的历史学家罗别尔特·普洛特博士介绍了他的一本关于克伦威尔有权势者遭受灾难的书，克伦威尔的有权势者于1649年10月13日迁入伍德斯托克斯基皇宫居住，由于太冷，他们决定把当地认为是圣树的一棵皇宫橡树砍倒做劈柴。很清楚，由于这一行动，他们立刻就遭受到各种各样的灾难。“一个无形的追踪者”老是跟在他们的身后。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之前，他们曾看见“一只黑狗”，在各个房间乱蹿，它把椅子甚至很重的家具都碰得东倒西歪。后来，宫里又发出一种脚步声，有一只“手”把重要公文抛撒得到处都是，把它们撕成碎片，抹上墨水。最令人不解的是，那些被非常冒失地砍倒的皇宫橡树做成的劈柴在宫里的各个房间到处乱飞……
奥克尼群岛上出现过一个野人，他是发生在当地农场主家中悲剧的预报者。农场主发掘了本地区的一座大型古墓。突然一个野人、一个保护古墓的白发老人出现在他的面前。他穿着一件“破烂的、补丁摞补丁的灰色衣服，手中拿着一顶旧帽子，脚上穿着一双马皮鞋或牛皮鞋，腰系皮带”。“幽灵”警告农场主说，如果他还要继续发掘的话，他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他必然遭到灾难），他会失去6头牛，他家里将举行6次殡葬。结果，这些事真的兑现了。6头牛一头接着一头死了。农场主家里，接连死了六个人。
等待发掘的塞提一世珍宝在哪里
尼罗河是世界上唯一一条自南向北流淌的大河，它纵贯整个埃及，哺育了埃及的古老文明。埃及人在尼罗河畔建造了著名的古城卢克索。
“没有去过卢克索就等于没有到过埃及。”这是埃及人经常讲的一句话，卢克索古称底比斯，位于埃及南部尼罗河畔，是古埃及帝国中旧王朝和新王朝的都城，始建于古埃及帝国第十二王朝，至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据史书记载，当时的底比斯有城门百座，人烟稠密，极为繁荣。历代法老大兴土木，在底比斯建造了无数神庙、宫殿和陵墓。
虽然随着几千年岁月的流逝，宏伟的殿堂庙宇大多已湮没无闻，但硕果仅存的庙宇遗址和帝后陵寝、贵族墓葬，仍不难使人想像底比斯鼎盛时期的风采。卢克索古迹的特点之一是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多用巨石建造，其中有高43米、厚15米、宽115米的门楼。卡尔纳克神庙内闻名遐迩的方尖碑，用产自阿斯旺的整块青色玄武石雕成，碑身高达30米，直插云霄，象征神权通大，高于一切。二是精雕细刻、工艺精湛，建筑物的石块之间砌合得严丝合缝，混如一体。神庙的殿堂廊柱布满细致的彩绘浮雕，陵墓中的无数壁画形象生动，至今色泽如新。
卢克索地跨尼罗河两岸，河东的卡尔纳克神庙是当今世界仅存的规模最大的庙宇，占地80多英亩。其主体是太阳神阿蒙的神庙，神庙有10重巍峨的门楼，3座雄伟的大殿，著名的石柱大厅内耸立着134根6人方能合抱的参天巨柱，每根高21米，柱顶的圆盘据说可站100人，这些石柱虽历经3000多个寒暑，依然直指云天，无一倾倒。
尼罗河的东岸是壮丽的神庙，而河的西岸则是法老、王后和贵族们的陵墓。在他们看来，人的生命如同太阳一样，自东方升起，西方落下。“生者之城”和“死者之城”隔河相望，形成两个世界的永恒循环。
在卢克索的尼罗河西岸，有“帝王谷”和“王后谷”两处墓地，从公元前1500年的第十八王朝起，法老们为了躲避疯狂的盗墓贼，选择了这块幽静险要的山谷作为自己的亡灵栖息地。这里共有64座法老的陵墓。当法老图坦卡蒙的陵墓在帝王谷被发现和挖掘出来的时候，引起全世界轰动。他陵墓里的珍宝多达7000件以上，其华贵程度举世震惊。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帝王谷里还有一座比图坦卡蒙墓规模更宏大、掩埋更严密、也可能有着更多随葬珍宝尚未挖掘的陵墓，那就是埃及第十九王朝法老塞提一世的陵墓。
比起年纪轻轻就短命夭亡的法老图坦卡蒙来，法老塞提一世统治埃及的时间要长得多，他统治下的埃及也要富足得多。靠南征北战取得王位，为埃及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开采矿藏，挖掘水井，重修庙宇，带来了埃及历史上的“复兴时期”，并赢得四方贡品源源不断地涌进埃及。因此，他被誉为埃及历史上最富有的法老。所以，包括埃及著名的掘墓大盗阿里在内的许多人都预言，他陵墓里的宝藏比图坦卡蒙的宝藏还要多得多。
塞提一世即位不久，就命令王储拉美西斯（即后来的拉美西斯二世，塞提一世的儿子）与他共理朝政。拉美西斯二世后来建造了世界上最优美的城市。
塞提一世的富足，从那一时代遗留下的建筑就可以看出来。他曾建造起好几个非常精良的建筑，并精心修复了不少古代建筑。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他在阿比多斯建造的葬祭殿。这个葬祭殿是为祭祀“永远的支配者欧西里斯”而建造的。在古埃及所有的神殿遗迹中，这座神殿显得非常独特，不但天花板完整的保存下来，而且大面积的壁雕也完美无缺。整个神殿使用的是一种远古时代的设计，内部以自然光照明。这使神庙显得非常幽深、寂静与神秘。庙内的这些浮雕全都在描绘以撒播文明为天职的欧西里斯，是如何在死后扮演冥界之王的角色。其中还有一幅浮雕，绘着他即位为冥界之王，他美丽的妹妹和妻子爱瑟斯则在一旁观看的景象。从葬祭殿入口进去200英尺多柱式大厅东侧的通道，就是众王之廊，在众王之廊左侧的墙壁上雕刻着的是古埃及120名神祗。右侧刻着塞提一世以前的76位埃及法老的名字，每个名字都以象形文字刻在一个个椭圆形的徽纹记号中。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阿比多斯国王名单”。在名单的最左边，刻着两个人物：一个是塞提一世本人，另外就是他那值得向全世界骄傲的大名鼎鼎的儿子，即未来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
1813年，瑞士人布尔卡德在当地一个阿拉伯人的引导下去参观菲塔莉王后的小神庙时，无意中看到了4座几乎已全部陷入沙中的巨像，雕刻在200米之外的一个很深的山口中的岩壁上。4年后，意大利人乔万尼·贝尔佐尼在挖了20天之后，从一条狭缝里爬入了巨大的神庙，他看到神庙里到处都是生动亮丽的淡浮雕和色彩鲜艳的壁画。拉美西斯二世门口的巨像就是这位法老的造像。100年后，这座神庙被彻底清理出来，终于重见天日。由于塞提一世在阿比多斯建造的葬祭殿中的这份名单对埃及王室的传承做了明白的交代，所以，它历来受到考古学界和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根据公元前1世纪访问过阿比多斯的希腊地理学家史特拉堡的记载，在葬祭殿之后，还有一座“用坚硬的石头建造起的一座令人惊叹不已的建筑”，这就是充满传奇性的欧希里恩神殿。但在悠远的历史岁月中，它已完全被淤泥和流沙所掩埋。直到1914年人们才将这座神秘而庞大的建筑物重新从地下挖掘出来。但这座巨型建筑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却始终没有定论。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塞提一世的衣冠冢，但也没有确凿的证据。
塞提一世葬祭殿的宏伟豪华和欧希里恩神殿被重新挖出的经历，进一步勾起了人们对他的陵墓的想像和挖掘的欲望。于是，寻找和挖掘塞提一世的陵墓就成了世界上众多考古学家、探险家、寻宝者和盗墓贼们朝思暮想的共同心愿。
意大利人乔万尼·贝尔佐尼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不但在发现了塞提一世的儿子拉美西斯二世的神庙。据史料记载，他也是近代最早在塞提一世陵墓寻宝的人。此人青年时学过物理学和机械制造学。为了讨好当时的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他设计并制造了一台水泵给总督表演。总督并不了解这台水泵有多大用途，但他还是签发了一张可以随处发掘的许可证给他。
阿里是阿拉伯人，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都是有名的强盗，也是威震四方的盗墓贼。
据一个强盗家族的后代阿里·阿布德埃·拉苏勒介绍说，意大利人乔万尼·贝尔佐尼在帝王谷搜寻发掘时，曾得到他曾祖父的帮助。他的祖父是当时这个家族的族长，传说他能够准确无误地感觉到哪棵树下或哪块巨石下埋藏着珍宝。1817年，乔万尼·贝尔佐尼来到阿比多斯的帝王谷来寻找塞提一世的陵墓。他在拉美西斯一世（塞提一世的父亲）陵墓入口处附近挖掘，挖至地下6米深的地方，曾碰到了塞提一世陵墓的入口，劳工们继续往下挖，直到发现陵墓。他的曾祖父和贝尔佐尼一同下到地下数百米深的陵墓。可是墓室里除了一口空荡荡的镶金雪花石膏石棺之外，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显然该陵墓在古代曾被盗过。贝尔佐尼仍不死心，他打算凿开墓室的墙壁继续深挖，可阿里的曾祖父再三劝他说，再挖也是劳而无获，不会有其他东西。乔万尼·贝尔佐尼只好将这口仅存的空石棺运到了他的第二故乡——英国。
其实塞提一世的木乃伊并未被盗，这不过是塞提一世为防盗而修建的一座假墓，现在真正的木乃伊仍完整地存在开罗博物馆中。它是由阿里的祖父穆罕默德兄弟三人于1871年在靠近“帝王谷”的沙克·埃尔·塔布里亚的一个山崖洞穴中发现的，第21王朝法老彼内哲姆为防盗而将许多国王的木乃伊集中重葬在该洞穴中。
10年之后，穆罕默德兄弟三人被捕，这些木乃伊遂归开罗博物馆所有。在阿里家族中至今还保存着他曾祖父留下的文字记载。文字记载说，当他本人看到墓室的墙壁及地面全由巨石所封闭，便断定塞提一世的宝藏并未被盗，而就在这里，他骗了贝尔佐尼。随后，这个家族的秘密一代传一代，他父亲临终前告诉了他。阿里以前也像他的祖辈一样，曾是一位有名的盗墓贼，而且他还间接地参与了许多大宗倒卖文物的黑市交易。
1960年，阿里将这个隐藏了近半个世纪的秘密告诉了埃及古文物部门，并且主动承诺承担经费，倡议古文物部门挖掘塞提一世的陵墓以寻找宝藏。有关部门接受了他的请求。
1960年11月12日《法兰西晚报》报道：“在65度的高温下，65名劳丁光着膀子挥汗为寻找塞提一世国王的宝藏在200米深处不停地挖掘，并有一位50岁的阿拉伯富翁为此提供所需的全部资金。”半年后，工人们由墓室的墙壁开出一条只有0.8米高、1.5米宽，但长达141米的倾斜向下的隧道。他们只能猫着腰用篮子往外运送岩沙。隧道在一米一米地往里延伸，当隧道超过200米长时，工人们已经清理出古埃及人凿出的40级台阶。就在这个地方，他们再也无法前进一步了，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块几百吨重的巨石。另外还有3大块巨石深深埋在地下，垫在那块巨石下面。由于深达200米的狭窄隧道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工人们在这种条件下，要撬开大石块是不可能的。当时有人设想，即使是能够把大石块一点点撬开，也无法搬运出去。如果用炸药来炸开这些巨石，不仅这条隧道毁于一旦，更可怕的是塞提一世的陵墓可能将永远无法挖掘。就这样，工程陷入了绝境。此时的阿里已经弹尽粮绝，投入的巨资已全部花光，政府部门又不肯为此增加一点拨款。于是探宝工程只好下马，不了了之。
至此，人们肯定会问：塞提一世的陵墓是不是就在那几块巨石后面呢？对此专家们只能回答：很可能。但在挖开巨石之前，谁也不敢做最后的结论。而根据现在人们掌握的工程技术水平，还无法打开这个障碍。而举世瞩目的塞提一世陵墓和引起无数人觊觎的塞提一世宝藏，还静静地隐藏在帝王谷里。
亚伯拉罕石下的财宝
亚伯拉罕岩石是一块长80米、宽12米、厚2米的花岗岩石，安放在信奉基督教的犹太人和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奉为圣地的寺院内。
很久以前，有个被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尊为“信仰之父”的人，名叫亚伯拉罕，他遵照神的旨意，在这块岩石上用火灼烤自己的独生儿子依撒。神对亚伯拉罕的坚定信仰极为赞赏，把他的儿子从火中救了出来，并传下旨意：“今后，亚伯拉罕的子孙将在这块土地上世代繁衍。”于是，那块岩石遂被称为亚伯拉罕岩石。
以后，亚伯拉罕子孙中产生了名震遐迩的犹太国王达庇代·所罗门。国家空前强盛。3000多年前，所罗门以神圣的亚伯拉罕岩石为中心建造了宏伟的神殿，对犹太人来说，至关重要的“契约箱”就安放在神殿内。
距今2400年前，巴比罗尼亚耐希卡耐扎尔的军队推翻犹太统治时，所罗门的神殿被毁。混乱之中，“契约箱”和无数所罗门的财宝下落不明。以后，耶路撒冷几度沦为战场，遭到战火的侵袭。最后，占领城市的伊斯兰教徒也以亚伯拉罕岩石为中心建造了伊斯兰教的寺院。
到了20世纪，有几位学者指出：亚伯拉罕岩石下面有个洞穴，下落不明的“契约箱”和无数财宝可能就藏在那里。有个名叫哈里巴顿的美国人听到消息后，立即同另一个伙伴一起寻找所罗门的宝藏。
两人经过长期调查，发现有一条秘密坑道从旧耶路撒冷城内通过地下隧道可以到达山谷。他们瞒过众人耳目，渡过位于凯德隆（音译）山谷底部的山泉，到达前方的洞穴。两人打着手电，在通向深处的坑道里向前摸索，但是在150米左右的地方，道路阻塞了。从那儿往上有阶梯，都被砂石所堵，寸步难行。哈里巴顿只得从原路返回。当他们打算第二次探险时，由于乘坐的帆船沉没，不幸身亡。这次计划终于未能如愿以偿。他们第一次探险的路径，人们至今不得而知。“契约”箱和所罗门的无数财宝是否真的藏在亚伯拉罕岩石下面，还有待于后人前去寻觅。
韩国海底基地藏宝有何秘密
据传，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侵略战争中从中国、朝鲜等处掠夺了大量的金、银、珠宝等作为军费之用，并在韩国的釜山市“赤峙湾”的海底建立了一个秘密的潜水艇基地，把掠夺来的财宝都藏在了这个基地中。据说，这批财宝按币值计算，要值现在的韩币好几兆。这件事在韩国引起了广泛专注。
1982年1月，消息一传开，韩国的主要大报用“釜山有日本秘密潜水基地”、“去寻找通往一攫千金仓库的通道”等大标题，对此大肆渲染，更加在民间掀起寻宝热潮。
据说，日本第122特攻部队司令遗留下来4张秘密基地的地图提到，这里匿藏着几百吨金块，150吨白银，还有1600颗钻石，这足够诱人的。
因为通往基地入口处在韩国部队的兵营内，百姓是无法进入的。1982年7月，韩国军方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决定向民间发放发掘埋藏物许可证。当时公众对发掘这批金银财宝持乐观态度，可是发掘了一年却一无所获。
近几年来，韩国陆军本部与发掘业者围绕着发掘许可证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现在，经营中小企业的郑灿泳声称，他在第一次发掘许可证有效期一个星期后，在军营某地下10米深处曾发现了秘密基地的入口处，但军方不允许他再继续挖下去。他只好于1990年3月10日又向“青瓦台”军部提出申办发掘许可证的申请。但无人答复，看来这些财宝既便是有，也不知要落入何人之手？又何况财宝的下落尚没有确定呢。那么，要看好戏，只有走着瞧了。
“天圣铜人”今何在
所谓的“天圣铜人”实际上就是两座同常人一样高的精制铜像。它们是在宋代天圣年间，由名医王惟一主持设计、铸造的，是用于研究针灸的铜人。
据有关历史资料记载，这两座铜像的造型是裸体的男人；制作它们用的是精铜；设计精巧无比，制作出神入化。南宋的《齐东野语》卷十四《针砭》篇中曾经细致地描述过它们：“尝获试铜人像，以精铜为之；脏腑无一不具；其外腧穴则错金书穴名于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则浑然全身，盖旧都用之以试医者，其法，外涂黄蜡，中实以汞，惮医工以分析过，案穴试针，中穴则针入当汞出，稍差则针不可入矣。”这段描述十分传神，使读者仿佛正在看实物。“脏腑无一不具”说明钢人不是中空，内部也是照真人的五脏六腑设计制作的。“其外腧穴……稍差则针不可入矣”这一段话既刻画了铜人的“精”和“巧”，也使读者明白，铜人就是中医的经、穴模型，而且是用于针灸教学和实习，以及考试的立体模型。你看，铜人上不仅刻制了人体上的经、穴，而且所有的“穴位”旁还“错金书穴名”，多精制啊！而“外涂黄蜡，中实以汞……案穴试针，中穴则针入当汞出，稍差则针不可入矣”，则反映出钢人制作之巧。我们的祖先早在13世纪初就已经熟悉人体解剖知识，而经络学说更是源远流长的国宝。这些都是西方文明望尘莫及的。
“天圣铜人”集我国古代医学文明和铜雕铸文明于一身，是祖国医学文物中的上乘之作，堪称“国宝”。
可是，它们也和我们中华民族的许多国宝一样，命运坎坷，现在早已去向不明了。
它们1207年才问世，1228年来被金打败，于是铜人也跟着遭灾难。其中之一被金人掠走。只过了不到6年的时间，蒙古于1234年灭掉了金，这座铜人又被当作战利品成为蒙古人的囊中之物。直到1279年，蒙古灭掉大宋建立了元朝，两个铜人反倒在北京团聚，被放在三皇庙中的神机堂内供人们观赏。但随着以后朝代的更迭，战乱频繁，两座铜人又几经易手，最终竟落得一个下落不明的下场。
史学界一直不甘心失却了这两座中国最早的精制针灸铜人，所以一直在探究它们的下落。
虽然线索渺茫，可是由于研究者们的锲而不舍，所以也时不时地发现一些踪迹。
现在，就有人认为：两座天圣铜人之一已经毁于战火，侥幸保存的那一座，几经辗转流入日本，就是今天存放在日本东京博物馆的那座中国古代针灸铜人。日本方面的有关史料中，都一致承认，这具古代针灸铜人来自中国，而且年代久远，还具有古代文献中描述的“天圣铜人”的基本特征。
可是，有为数不少的学者反对这种看法。他们否决了日本现藏的中国古代针灸铜人入选“天圣铜人”的资格。理由很充分。首先，从结构上看就很不一致，日本现存的铜人是由12个断片缀合而成；而《齐东野语》中却是记载着铜人为“背面二器相合”。某次，史料中的天圣铜人的腧穴是“窃而达中”，如果扎准了就能刺进铜人的体内。而且“针入而汞出”则说明铜人内可贮水或其他液体。可是，日本现存的那具铜人，中间是不能贮水的。
除此之外，日本收藏的那具钢人所反映的医学文明及冶铸水平也与史料记载十分不符。日本的铜人共有365个穴位，这比宋代大圣年间的医典《铜人经》和元代医典《十四经发挥》多出11个穴位，甚至比明代医书《针灸大成》还多出6个穴位。这简直是不可思议。日本收藏的那具铜人的制作质量远远高过明代的“天圣铜人”的复制品。而史料记载表明：后者要比宋代的原物质量好得多。
这些论争实际上已经排除了“大圣铜人”在日本的说法。
可是“天圣铜人”的下落到底在哪儿呢？现在仍然是待解之谜。或许有一天，人们或者凭借着偶然的机会，或者凭借着高新技术加大考古勘探的力度，能意外地发现失踪了的“天圣铜人”。只有到那时，才能给“天圣铜人”失踪之谜的破解画上句号。
猴首、牛首、虎首回故国
1860年，英法侵略者对驰名中外的艺术典范圆明园进行野蛮劫掠和焚烧，不计其数的珍贵文物精品从此流落到世界各地，成为中国人心中永远的伤痛。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惨痛的劫难之一。圆明园的文物被劫掠后的百余年来，中国人民一直非常关注着国宝的下落，企盼它们终有一天能够重回祖国的怀抱。虽然多年的辛苦追寻成果甚微，圆明园的文物大多“秘不示人”，但总有一点“蛛丝马迹”出现，时常点起国人希望的火种。
2000年4月，香港传来消息，香港嘉士德和苏富比两拍卖行分别将于4月30日和5月2日拍卖1860年被英法联军掠走的四件圆明园珍贵文物。消息一出，在社会各界引起轩然大波，人们都在密切关注国宝又将流向何方。
国家文物局获悉后，立刻正式致函有关方面，要求拍卖行立即停止拍卖圆明园文物，严正指出：这四件国宝是“战争期间被掠夺的文物”。根据现代国际法的原则：任何因战争原因而被掠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归还，没有任何时间限制。1996年中国政府签署了《国际统一司法协会关于文物返还的公约》，郑重声明中国保留对历史上被非法掠夺文物追索的权利。这乃国家和民族权益之所在。
然而，两家拍卖行置中国政府严正声明于不顾，依然照常按期进行拍卖活动。国人被激怒了，人们纷纷要求尊重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抗议拍卖战争赃物。香港市民反映最为强烈，舆论普遍认为，这些文物见证了中国屈辱的历史，拍卖行的行为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尊严，他们对拍卖行执意拍卖国宝表示愤慨，举行抗议活动，并要求特区政府做出果断决定，通过司法程序收回有关文物。法律界人士指出：按照有关国际法原则，只要在拍卖前能出示合理凭证，证明文物属中国财产，是可以阻止拍卖的。
4月30日，在多方努力均无效的情况下，拍卖会如期举行，海内外都拭目以待拍卖会的结果。下午，猴头铜像和牛头铜像出现在众人面前。猴首开价200万港元，拍卖场内竞争气氛热烈，现场一位留着平头的男士格外引人注目，他似乎对台面上的物品极为热心，志在必得，不断与其他买家竞价，每次都加价20万或30万港元，豪气吸引全场。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是来自中国北京代表保利集团的易苏昊。
由于叫价声此起彼落，以双语报价的拍卖官几乎忙不过来。价码超过400万港元后，其他买家纷纷败退下来，只剩易苏昊和一名身穿灰色套装的女子相持不下。该女子由一位神秘买家通过电话遥控出价，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直到第25次出价时，易苏昊叫价740万港元（包括佣金约818万港元），对手才知难而退，不再叫价。在短短两分钟的时间里，这件猴首价钱竟涨了三倍多。
稍后，牛首铜像也以200万元起价，但这回战况改变，其他买家大多在旁观战，由易苏昊与透过电话出价的“神秘客”单打独斗，双方出价都又急又快，一分钟内叫价数次，最后再度由保利集团以700万元得手。会后，易苏昊表示，参与竞投主要是因为这两件东西关乎中国人民的情结，使中国人想起了伤心往事，竞投国宝也是不希望国宝外流。
5月2日，继嘉士德拍卖行无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警告和抗议拍卖两件国宝后，苏富比拍卖行又拍卖了另两件圆明园文物：铜虎首和乾隆描粉彩镂雕六方套瓶。结果同样又都被北京的买家投得。由于前次竞投，各界目睹了中国人势在必得的情绪，因此这随后的拍卖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保利集团此时已充分预料到下面的拍卖价一定会抬得很高，但仍作出不惜一切代价收回国宝的决定，中间退出已不在考虑之内，“这已不是钱的问题，而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尊严。”
下午2点20分开始拍卖六方套瓶，开价420万。争持的对手只集中在两个人身上，其中一名是操北京话的中年男子，另一名是通过电话操英语的外国人，每口叫价基本上是50万跳一级，仅用了6分钟即以1900万元成交（包括佣金共2100万元）。最后的买家是代表北京市文物公司的刘岩。他说，能够投得这件国宝，并将其带回国，得到了北京市人民政府的支持。
另一件国宝铜虎首拍卖底价为300万港元，七、八分钟内有三人争持叫价37次，最后以1400万元成交，加上佣金总计1544万。买家仍是保利集团的易苏昊。
易苏昊在拍卖会后表示，所有这些文物一定要拿回去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让他们毋忘国耻。他说，事先并无打算竞投国宝，皆因受到场外香港市民对拍卖事件愤慨的抗议所感动，继而激发起民族感情，遂决定竞投。他直言：“我们不买，谁买！我们不拿回去，谁拿回去！”
长沙走马楼简牍
1996年，湖南省平和堂商贸大厦在长沙市市中心五一广场东南侧走马楼一带的区域内开展了较大规模的建设工程，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闻讯获准于当年6月份开始介入该地区约1万多平方米范围建筑工地内地下文物的保护监控和抢救发掘工作。从6月至10月中旬，考古工作者先后抢救发掘出约20多口古代井窖和共存文物。
10月17日，考古工作者在施工场的南部又发现了四口古井。当日上午8点30分左右，一位队员正在仔细观察前夜施工场地一台挖掘机附近散落的几堆黑色淤泥，当他用手上的小木棍轻轻地拨开淤泥时，没想到却拨出了一块长约20厘米的木板，拿起木板，揩去淤泥，木板上浮现出若隐若现的墨迹，经过小心的用水清洗，发现墨迹原来就是书写在上面的墨书文字遗迹，墨书文字的意外发现令当事人顿时惊喜不已。在第一块墨书文字木板遗物发现之后，不久考古队员又发现了第二块、第三块……和更多的墨书文字竹、木板（这些墨书文字竹、木板后经确认均为竹简、木牍）。之后，考古队员又顺着散落的淤泥和捡拾竹、木板的痕迹在施工场地的东南侧，追寻到了出土这些墨书文字竹、木板的一口古井遗迹。但其井坑的上层已被夜间施工的挖掘机的反铲掀开了半边，现存古井的井坑内积满了水，水下是黑黑的淤泥。而值得庆幸的是从被破坏的井中残存裸露的黑泥地层断面上，还明显暴露出隐约可辨的竹、木板层叠的重要现象。
古井遭破坏，考古队员利用现有条件实施了现场紧急保护措施，同时迅速上报有关部门。有关领导经过对竹木简牍出土现场的进一步勘查，及时研究制定了对这口古井出土文物的应急抢救保护方案：1.组织人力对工地残留的有关黑色淤泥土进行收集装袋，保护出土现场，责令建设单位停止施工，并对古井实施科学发掘；2.组织人力沿着清淤运渣卡车行驶的路线，寻找收集散落在路上以及卸渣场中所有可能含有竹木简版的淤泥。经过严格、艰苦的发掘工作，终于使一大批因商业建设行为险遭灭顶之灾的珍贵历史简牍文物得到了及时的抢救保护，使其损失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挽回。
这一古井中共出土了约10万枚孙吴时期简牍。并以此硕果荣膺1996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称号。
三国时代战乱纷纭，文献史料也因此多有散佚，传世者罕见。长沙走马楼简牍的出土恰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其年代性质属三国时期吴长沙郡府、临湘县及临湘侯国的文书，且数量大都保存较好，记述翔实，内容丰富多彩，文字包括赋税、户籍、司法、钱粮出入、军民屯田、往来书信等等重要内容，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等重要领域，加上简牍出土具有地点集中，政区、时代相同等等特点，所以其史料价值极高，对深入研究和准确复原三世纪的长沙郡或吴国的历史乃至我国中古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99年10月经过考古专家们的整理与编排，《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另》上、下卷正式出版问世。借此契机，学术界对这批简犊的考证及其与吴国赋税、职官、仓廪制度、户籍管理等等社会制度的研讨也在不断升温和深化。
除其补史、证史的重要价值外，长沙走马楼简牍另一重要价值是为我国书法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大批形象生动的珍贵资料。由于传世和考古发现的三国书迹数量都非常少，而走马楼简牍不仅数量巨大而且书体有楷书、隶书、章书、行书、草书等。尽管其书写皆出自中下层官曹、吏卒之手，与钟繇等名家的书法有天壤之别，但它们却代表了这一时期民间流行的书写风格和水平，与传世的三国碑刻和后世临摹的书法相比，其更具大众性和时代性。尤其是楷书，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恰为从钟繇《荐季直表》到王羲之所临钟繇的《宣示表》的中间成长时期，可以作为论证中国书法史上楷书从创立到完全成熟的过程相当有利且直接的旁证。
长沙城自古流传着一首工整巧妙的街名对联；“东牌楼，西牌楼，红牌楼，木牌楼，东西红木四牌楼，楼前走马；南正街，北正街，县正街，府正街，南北县府都正街，街上登龙”。其中的“楼前走马”是指明代吉王（朱见浚）府的附属建筑走马楼，位于今长沙市中心五一广场东南侧走马楼街一带。古井窖群的陆续发现和孙吴简牍的大量出土，给那里带来了巨大的声誉。最主要的是，约13万三国孙吴简牍的惊人发现，创下了20世纪中国考古简牍发现的最伟大的世纪记录。
《永乐大典》的惨重流散
《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空前绝后的一部百科全书。全书共22937卷，11095册，总字数约3.7亿。
明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告诉翰林学士解缙：“天下古今事物，效载诸书，篇帙浩繁，不易检阅。欲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而统之以韵，以便考索……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编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到了第二年十一月，书成，名为“文献大成”。但朱棣还觉得不满足，又命姚广孝、解缙等开馆于文渊阁，召集中外官员及四方宿学老儒充当纂修，命国子监及在外郡县学生员缮写，并叫光禄寺供给酒馔。当时参加的人数，据说在3000人左右。
永乐六年冬，书成，取名《永乐大典》。在这部书之前，我国历史上已编纂了不少类书。然而，卷帙最多的不过1000多卷。三国六朝时，魏缨袭等编纂《皇览》680卷，梁有刘孝标的《类苑》120卷，北齐有祖艇等的《修文殿御览》360卷；唐代有魏徵等的《文思博要》1200卷，许敬宗《瑶山五彩》500卷，欧阳询《艺文类聚》100卷，虞世南的《北堂书钞》160卷，张昌宗等《三教珠英》1300卷；宋代有李防《太平御览》1000卷，王钦若《册府元龟》1000卷，晏殊的《类要》77卷。
就现存的《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诸书看来，他们都是分类抄辑的群书。《永乐大典》依韵目的次序编纂起来，一字不改进行抄录，也是空前未有的体裁。《永乐大典》的这种体例，原来是依据元朝阴时夫的《韵府群玉》和宋钱讽的《回溪史韵》的体裁而编的。他们把每个字依照“韵目”的次序编纂，但篇幅却都很小。《回溪史韵》已散失，仅见残本；《韵府群玉》则只有20卷。《永乐大典》却将其扩大了1000多倍。
也正因为这种特殊的体裁，无数宋元人的诗文和古代的方志、医书、杂书以及宋、元、明人的小说、戏曲等等，被大量保存、收录在内。当时所依据的主要是文渊阁的藏书。但就今日所传的《文渊阁书目》看，有许多书是超出《书目》之外的，特别是关于小说、戏曲等书。编者们并没有“正统派”的文学观念，眼光相当阔大，见解十分“通俗”，也因此而留下了许多最可宝贵的民间文学作品。吉本《西游记》的一段《魏徵梦斩径河龙》被收录在“梦”字内；最早的平话《薛仁贵征辽》全部被收录在“辽”字内。假如《永乐大典》全部保存到现在的话，国人将能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有更深的刻全面的认识。
不幸的是，这部大类书的命运是悲惨的，它的命运就如同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一样，受尽了种种磨难和摧残。虽有正、副两部，但都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
《永乐大典》自编成之日起，一直深藏内府，一般人无缘得见。明成祖朱棣虽然动员和花费了众多的人力物力修纂了《永乐大典》，但在明代各帝王中，查阅过《大典》的却寥寥可数。据记载，只有明孝宗和明世宗两人最酷爱读书，常阅《大典》。明孝宗曾经把《大典》中的医药秘方抄赐过《大医院》，明世宗案头常置数册，按韵索览。
嘉靖皇帝对其十分钟爱，某日宫中着火，嘉靖皇帝一夜之间连颁三道圣旨抢救《永乐大典》。之后嘉靖特意命人照原本重录，以另外保存。重录本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完全一致。《永乐大典》重录后，有关其下落的记载很少，以致以讹传讹，弄得扑朔迷离，隐晦难觅了。
明神宗万历中，南京国子监祭酒陆可教曾建议刊刻《永乐大典》，但他没有说用哪个本子来刊刻。太史令李维帧说过“其书冗滥可厌，殊不足观”的话。他对《永乐大典》的看法当然是错的，但从他的话来看，好像见过似的，从他们二人的言行可以看出，明万历时期《永乐大典》尚是完整无缺的。
至明末，有些人就认为《永乐大典》已经不存在了。明史专家谈迁在《国榷》中有言：“万历末，《永乐大典》不存，抑火失之耶？”谈迁以为正本、副本早在万历末年已经不存在了。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也持有与谈迁一样的看法，认为“全部皆佚”。
明末宦官刘若愚熟悉宫廷内情，写了《酌中志》，以记述明末宫闱旧闻秘事著称，书中记载；“旧《永乐大典》两部，今又见贮于何处也？”在明清之际，宫廷内外的人由于不知道《永乐大典》正本抄本所在，因而便猜疑它们已经不存在了。
那么，《永乐大典》究竟还存在吗？清代康熙年间，徐乾学、高士奇等人在皇史宬发现了《永乐大典》，是嘉靖抄本，并已有残缺。那么，《永乐大典》究竟还存在吗？雍正间又把《大典》副本从皇史宬改贮在翰林院。李级、全祖望在翰林院也见到过。全祖望却认为正本没有遗失，藏在乾清宫里，他曾经想建议用宫里的正本来补配副本。直到清末缨基孙也抱有与全祖望相同的观点，而且他认为正本是在嘉庆间乾清宫失火时消亡了。但实际上，全祖望、缨荃孙对正本的下落都只是猜测之辞。
乾隆九年至五十四年间，在编制《天禄琳琅书目》时，把宫中的善本都集中在乾清宫旁边的昭仁殿进行编目。如果宫中藏有《永乐大典》正本，怎么会不编入《天禄琳琅书目》中呢？
后来修《四库全书》时，屡叹《永乐大典》副本不全，曾在宫里宫外都找过。《永乐大典》是万卷以上的巨帙，如果正本藏在宫里，是很容易发现的，可是并没有找到。清高宗曾有诗：“大典》犹看永乐传，搜罗颇见费心坚。兼及释道欠精覆，久阅沧桑惜弗全。”清高宗对《永乐大典》不全亦无可奈何。可见《永乐大典》正本“鼎革时亦有佚失”，副本在明清之交也有散失。但正本何时亡佚，史籍并未有明确记述，学界估计毁于明清鼎革之际。《永乐大典》正本的亡佚，无疑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一次巨大损失。
《永乐大典》副本的悲惨命运，正是近代中国面貌的缩影，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都在这部书上留下了深深的创痕。
《永乐大典》副本自明隆庆到清康熙这110多年里，一直贮藏在皇史宬，雍正年间又改藏在翰林院的敬一亭。开三礼书局的时候，李级、全祖望都利用过副本，并发现有残缺。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四库全书馆时，要从《永乐大典》中收辑佚书，对《永乐大典》进行了一次清查，发现已缺1000多册，共计2432卷。《四库全书》总编撰官纪昀对《永乐大典》已非全帙而深为叹息。这两千多卷何时亡佚，没有一丝线索。
据传，康熙间修书时，总编撰官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人常在皇史宬翻阅此书，估计残缺部分尚留存在他们家中。清高宗命令两江总督高晋、浙江巡抚三宝到这些人家中查问，并讲明《大典》是官物，即使当年拿取，也是无意收藏，只要交出，并不追究。同时估计到《大典》是“前朝旧书”，很可能流通在书贾坊林间，于是又派专人“留心体访”。尽管如此，仍没有找到一本，或寻访出下落。副本2000余卷的亡佚，也可能在明清之际，这是《永乐大典》副本的第一次丢失。
清乾隆时，乾隆帝非常重对《永乐大典》的保存。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发生过一次《大典》失而复得的事件。当时《四库全书》修纂官黄寿龄，私自把六册《大典》带回家中阅读，被人偷去。清高宗对这件事非常恼火，他说：“永乐大典》为世间未有之书，本不应该任纂修等携带外出。”命令立即“查询明确，据实覆奏”。步军统领尚书英廉严缉盗贼。
由于官府搜缉很紧，《大典》是宫内之物，书店和纸铺不敢收购，偷盗者无法脱手，又把这6册悄悄放回御河桥边。虽然《大典》失而复得，但黄寿龄受到罚俸3年的处分。从此，四库馆吸取教训，严格限制携书外出，《大典》遗失的机会自然减少了。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对《永乐大典》保管不善，以致《大典》又遭到第二次人为的破坏。《四库全书》修纂完毕后，一些馆臣视《大典》为“精华采尽，糟粕可捐”的多余之物。而后，嘉庆、道光间修《全唐文》时都曾利用过《永乐大典》，但保管制度已经相当松散。尤其是道光后，《大典》被束之高阁，蛛网尘封，虫咬鼠啮，无人过问。
更为可恨的是，一些官员乘机偷窃。按说，《永乐大典》在书籍中可称是庞然巨帙，不易拿走。可是翰林院的贪婪之徒偷盗伎俩极为巧妙。据缨基孙记载：官员早上进翰林院时，随带棉袍一件，打成包袱形状。晚上离院时，把棉袍穿在身上，却把两本《大典》包入包袱里。看守人员见到早上曾带包袱而来，理应晚上仍带包袱而去，丝毫不起疑心。日积月累，像文廷武之流一人就盗走一百多本。
《永乐大典》亡佚日多，逐渐流散出去，引起了一些帝国主义分子的觊觎，用每本十两银子的“高价”暗中收购。光绪元年（1875年）重修翰林院衙门时，清点《大典》已不到5000册，至二十年（1894年）六月，翁同龢曾入翰林院检查，竟只存800册了，亡佚之快，简直惊人。
《永乐大典》最大的厄运，还是帝国主义两次对中国的侵略。咸丰年间，英法帝国主义谋求扩大侵华特权未果，便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大肆烧杀掳掠，攫夺珍贵文物，称为“万园之园”的清代皇家宫苑——圆明园，也被侵略者焚之一炬，化为灰烬。翰林院中的许多珍贵典籍，侵略军也肆意焚烧拿取，任意糟蹋。《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在这次劫乱中被焚毁，《永乐大典》也焚毁不少。当时相传英人劫走的《大典》最多，故后来黄公度出使英法时，王颂蔚临别赠诗说：“大典》图书渊，渔猎资来学。岁久渐沦芜，往往山岩伏。颇闻伦敦城，稿尚盈两屋。愿君勤搜访，寄我采遗目。”
帝国分子掠夺我国珍贵文物的罪行是不胜枚举的，掠夺《永乐大典》仅是其中的一桩而已。事隔四十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永乐大典》又遭受了另一场更为惨重的浩劫。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阴谋瓜分中国，借口清政府“排外”，联合组成八国侵华联军入侵北京。翰林院坐落在东交民巷，与使馆区相接，该地遂沦为战场，存放《永乐大典》的敬一亭被毁，该书绝大部分被焚，其余也散落在瓦砾中，遍地皆是。帝国主义侵略军竟用《永乐大典》来代替砖块，构筑军事工事和铺路，甚至做成马槽，肆意糟蹋。
一些稍微懂得此书价值的侵略者，又乘机抢劫。英国使馆与翰林院毗邻，可谓“近水楼台”，劫走最多。英国使馆官员翟理斯在《使馆被围日记》中写道，当硝烟余烬尚未完全熄止的时候，他从翰林院的废墟中拾来一些《永乐大典》，其中卷13345这一册，作为“战利品”，后来交给他父亲收藏。
另一个叫朴笛内姆威尔的，在《庚子使馆被围记》中记录得更为详尽。他写道，翰林院里的藏书“排积成行”，“一望无尽”，“皆前人苦心之文字，均手钞本，凡数千万卷”；这些典籍“有与黄金等价者”，在猛烈的枪声中，有人用火具抛入翰林院，“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有绸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书文字，皆被人随意搬移。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称拣选抢归。自火光中觅一路，抢之而奔”。
朴笛南姆威尔、翟理斯等人，当然也是属于在火光中恣意“拣选”、抢之而奔者。这些帝国主义分子哄抢完毕后，还装模作样地到总理衙门报信，真正是贼喊捉贼。他们还恬不知耻地夸耀说：“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
事后，在废墟堆中，还有不少人捡到《永乐大典》，译学馆官员刘可毅在侵略军的马槽下就捡到《大典》数十册。
经过这次浩劫，《永乐大典》的残存本被分割流散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或私人手里，成为他们象征东方文化的陈列品或高价待沽的商品。有的甚至出现在旧书店或拍卖行里。1920年，时恭绰先生就曾在伦敦买回“戏”字韵中的一册。
帝国主义分子不但越火打劫，还千方百计地从中国私人手中攫夺，东洋文库便是一例。东洋文库的前身是莫利逊文库，为英人莫利逊创办，他在庚子事变中掠得《永乐大典》六册。莫利逊死后，东洋文库从他的妻子手里接收了六册《大典》，同时委托北京等地书肆，如有出卖《永乐大典》者，希望首先告诉他们，因此又购得多册。1943年春，东洋文库得悉吴兴嘉业堂所藏的49册要出售，便勾结大连满铁图书馆的松冈洋右强行购买，因此，这一大批《大典》为满铁图书馆占有了。
还有一些官吏和书商为贪图暴利，也随便将《大典》售于外人。民国三年（1914年），有个叫董康的官吏曾携带17册《大典》东渡日本贩卖。又如1948年北京解放前夕，美国还通过其在燕京大学的代理人，从该校图书馆取走该馆仅藏的一册《永乐大典》。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统治者的腐败，《永乐大典》在暗偷明抢、巧取豪夺之下、几乎丧失殆尽。残存的少量《大典》，有一些也远离了祖国，流散到异国他邦（美国有45册，英国38册，日本55册）。这部出类拔萃的文化典籍，遭受如此厄运，没有人不为之痛心。
在冷战期间，社会主义阵营内国家之间相互送还对方的文物。1951年6月，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把帝俄时代遗留下来的《永乐大典》11册送还给我国文化部。这是《永乐大典》自1900年八国联军劫掠灾难后，第一次从国外被送还。1954年6月，前苏联列宁图书馆又把原藏日本满铁图书馆的《永乐大典》52册，送还我国外交部，这两批永乐大典，都先后移交至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1954年，前苏联科学院又把《永乐大典》“梦”字韵一册送还给我国访苏代表团。
1955年12月，在原东德总理格罗提渥访华期间，将1900年从北京翰林院里散失出国流落至德国莱比锡大学图书馆的3册《永乐大典》送还我国，并由文化部移交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这些资料珍品的失而复得真可谓我国文化界之万幸，这些图书内容，收录了价值极高已久已失传的书籍，对于研究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诸多方面均有填充空白之价值。
时至今日，冷战结束，国家间的关系已今非昔比，若要向那些盗掠我国文物的国家索要失窃之物是相当困难的。虽然我国政府和一些民间组织及私人在这方面作了积极的努力，但长路漫漫，坎坷重重。我们只能祝愿这些散失在外的珍贵人类遗产会得到妥善保护和有效利用，让我们中华民族的精华得以充分展露。
琉璃宝塔构件藏何处
明代永乐皇帝朱棣曾在南京修建过一座世界上最大的琉璃塔。据史料记载，这是永乐皇帝为报答父母之恩而建的，共用了19年的时间，花费白银348.5万两。塔高近30丈，分为9层8面，覆瓦和拱门都用五色琉璃构件，塔顶用2000两黄金构成，全塔共悬风铃152个，塔内置油灯146盏，日夜通明，每昼夜耗油64千克。
太平天国时期，这座宝塔毁于战火。但据记载，烧制建塔用的琉璃瓦时，共制作了三份，建塔用一份，其余两份埋入地下，编号辨识，任何一块琉璃损坏，都可以编号报工部，再予补发。
据南京市博物馆介绍，1958年，南京市文管会曾发现这批构件，上面多带有墨书的字号标记。然而，现在在南京市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保存的琉璃构件，不是完整的一套。人们因此相信，至今地下还保存着一套完整的琉璃塔构件。如果这套构件出土，那么，这座被誉为中古建筑奇迹的宝塔将会重现于世。
据南京市一位进行过文物普查的老先生介绍，解放初期，有一位农民在挖水沟时，曾发现地下有一条长达数丈的琉璃瓦巨龙，金光闪闪。由于当时的封建思想，认为是神物，没敢动，就又重新掩埋起来了。还有人介绍，曾有一个和尚，根据史料的记载，花费了一生的经历，想找到那套备用的琉璃瓦构件，希望使宝塔复原，但结果至死也未能如愿以偿。
从上面的情况看，地下确实极有可能还藏着一套琉璃宝塔构件，但其埋藏的地点已无从查询了，也许今后的考古发掘中，会在偶然中带给我们一个巨大的惊喜。
最大的坟墓
谈到世界上最大的坟墓，一般人都会想到埃及的胡夫金字塔。实际上，最大的坟墓是我国的秦始皇陵。胡夫金字塔每边长约232米，高约146米，而秦始皇陵规模比它宠大得多。根据实地调查，陵寝为夯土陵丘。内城为长形，周长2525.4米，东、西、北三面建置城门；外城为长形，周长6294米，东墙建置城门。
秦始皇在到处寻找长生不老秘方的同时又驱使20万人到骊山，为自己兴建坟墓。据历史记载，墓内建筑灌有铜液，结实坚固。墓中布置有宫殿，丞相等百官塑像按职位高低排列两旁，活象生前朝见秦始皇一样。珠玉珍宝，更是多得不可计数。又用人鱼膏做烛，在墓中燃烧，如同白昼。为防后盗挖宝，又令工匠制弓弩，如有人穿坟人内，弓弯便会自动放射。秦始皇尸体入墓，将没有生子的宫女，全部活埋殉葬。为了防止工匠泄露机密，不待工匠出来，封闭墓门，工匠都被活埋在里面。公元前206年项羽入关，此墓被劫。
1974年春，我国考古队在临潼县晏塞公社先后几批发掘了大批秦始皇兵马佣，大小如真人真马一样，武士佣全身铠甲，栩栩如生，军阵整齐，重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威武雄壮图景。
黑水域文献蒙难记
公元20世纪初，俄国人科兹列夫一行跋山涉水，不辞辛苦，来到了地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草木不生、人迹罕至的我国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的黑水城。至此，中国西部大地上列强派遣的探险队、考察队接踵而来，造成中国古代珍贵文物的严重外流，黑水城目睹了这一幕幕屈辱的历史。
公元10世纪，赵匡胤陈桥兵变，创立了绵延数百年的大宋王朝。此时，在我国的万里版图上，北有契丹耶律家族开创的大辽国，西有党项、回鹘、吐蕃各族称雄并立。
公元11世纪，党项族第三代西平王拓跋元昊在我国西北地区建立起王朝，国号大夏，世称西夏，并不断对外扩大疆土，管辖范围包括今天的宁夏、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和青海东部的广大地区。
这个神秘王朝先后有10位帝王登基，存在了190年，公元1227年，被蒙古灭亡。虽然仅存不到200年，但是西夏人却创造了异常璀璨的文明。西夏建国前夕，已经创制了民族文字，当时称为“番字”、“番文”或者“番书”，后世称为西夏文。无论是立国以前，还是在立国以后，西夏的统治者都提倡儒学，发展汉学。他们实行了科举制度，在所辖各地兴建学府，并且大力弘扬佛教。地处汉、印度和西方文化等诸多文化中间的西夏，成为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在我国古代史上曾经举足轻重的王朝，一个拥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拥有系统的典章制度的政府，元朝史臣在给辽、金、宋三家修纂专史时，却没有给西夏留下一部分量相同的纪传体专史，而只在辽、金、宋三史中用一、二卷的篇幅给西夏作了简略的概说。
西夏无专史，不仅宋、金、元诸史少了一部可供互相参考的珍贵文献，也使当时公私拥有的西夏史料因未被纳入一部专史而从此逐渐湮灭亡佚。相比之下，五代十国中有的王朝地域并不宽广，时间又十分短暂却反而拥有专史记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对西夏的不公正。
也许是感受到了这种遗漏，自清代乾隆、嘉庆以来，不少学者曾就前代文献作过拾遗补阔的工作，想给散佚数百年的西夏历史作些部分的补偿。但发现散布在各种著述中有关西夏的关键史料实在是太少了。1804年，清代考据学家张澍在甘肃武威城内清应寺中，拆封了前人封砌的壁垒，发现了著名的西夏文、汉文合璧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并判定碑阴书体为西夏国书。这是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在元明之际逐渐消亡，西夏文字因不再使用而成无人识读的死文字后，历经数百年首次被发现和判别。至此，中国学界才拉开了获取西夏资料的序幕。
1907年3月17日，俄国人科兹洛夫受沙俄皇家地理学会委派已结束对中国西藏、新疆等地的3次考察，正准备开始他的第4次远征。他得到了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太子阿列克塞的召见，接受了沙皇赐给的3万卢布以及步枪、左轮手枪和子弹。
1908年3月，科兹洛夫一行抵达蒙古巴登札萨克王爷驻锡地，即将进入荒漠。科兹洛夫努力与当地老百姓，特别是与代表清政府管辖这一地区的王爷搞好关系，对巴登札萨克王爷和土尔扈特达希贝勒等盛情宴请，代为请封，并赠送了左轮手枪、步枪、留声机等礼品，得到了王爷所遗的向导指引，第一次到了朝思暮想的黑水城。
据民间传说，黑水城的一座佛塔封存有大量的宝藏和文物。贪婪的科兹洛夫就是奔此而来。他们在黑水城逗留了13天（1908年4月1日～4月13日），“探察和发掘基本上未按考古学要求进行”，“对发掘品未作严格记录”。最后，他们将所获的佛像、法器、书籍、簿册、钱币、首饰等装了10箱，共重约160公斤，通过蒙古邮驿，经库伦（今乌兰巴托）运往彼得堡。
客观地讲，科兹洛夫的首次盗掘所获并不算丰富，对他个人来说，更重要的是找到了黑水城遗址，虽然当时他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也许他是失望而去的。首次盗掘物运抵彼得堡后，俄国地理学会很快就作出了鉴定反馈，因为其中有以西夏文这种早已消失、无人能识的死文字刊行或抄写的书籍和簿册，引起了敏锐的俄国汉学家鄂登堡、伊凡阁等人的惊讶和重视。
1908年12月，科兹洛夫收到了沙俄皇家地理学会要求他放弃前往四川的计划，立即重返黑水城，“不惜人力、物力和时间从事进一步发掘”的命令。
1909年5月底，科兹洛夫一行再抵黑水城，在与考察队保持着“愉快的关系”的土尔扈特贝勒的帮助下，雇用当地民工，由俄人指挥，在城内城外各处重新踏勘发掘。
6月12日，他们打开了西城外一座高约10米，底层面积约12平方米的“著名佛塔”，呈现在眼前的竟是层层叠叠的多达2万4千卷古代藏书和大批簿册、经卷、佛画、塑像等等。后来俄国人惊呼，他们简直找到了一个中世纪的图书馆、博物馆！他们在因此次发掘后名闻遐迩的佛塔内整整工作了9天，取出文献和艺术品运往营地，粗粗分类打包后，以40峰骆驼装载数千卷举世罕见的文献与500多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踏上了西去的归途。令人可气可恨的是，愚昧的持“友好态度”的土尔扈特贝勒还带着自己的儿子及全体属官，骑着高头大马来为他们送行。
如今我们已经知道，这2万多卷中国中古时期的珍藏，是继殷墟甲骨、敦煌文书之后，又一次国学资料的重大发现。如果说15万片甲骨卜辞的发现，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提前到了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代，敦煌数万卷遗书重现了从西晋到宋初传抄时代卷轴装书籍多姿多彩的风貌，那么黑水城出土文献则在时间上延续了敦煌文献，展示了辽、宋、夏、金、元，特别是西夏时期的文化资源。它们中绝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献，内容包括语言文字、历史、法律、社会文学、古籍译文以及佛教经典等；其余则为汉文文献，有直接从宋、金传入西夏的书籍，有西夏刻印抄写的书籍，还有不少宋、西夏、元时期关于官府、军队、百姓的档案、文书；此外还有一些藏文、回鹘文、波斯文等其他民族的文字资料。黑水城出土文献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然而从它们再现于世的第一天，便被外国人据为己有。
1909年秋天，科兹洛夫盗掠的黑水城珍宝运抵彼得堡。入藏俄罗斯的黑水城文献被编为5000多号，大体按语种分类。最多的是西夏文本，占总数的90%，其次是汉文本，不足10%，再次是藏、回鹘、波斯等文本。刻本、写本皆备，都是宋夏金元时期的珍贵遗书。
对西夏文本的科学分类、登录、整理和研究，首先受制于释读西夏文字的水平。西夏文是创制于西夏王朝早期元昊时代的表意文字，共计约6000余字，形似汉字，但构造繁复，向有“笔画繁冗，屈曲如符策”之称。在中国中古西北广大地区使用4000多年后，因西夏王朝被蒙古所灭，主体民族党项族消亡后不再使用，逐渐成为无人能识读的死文字，但它毕竟是西夏文化主要载体。对重现于世的黑水城文献中的主体部分进行研究，首当其冲的就是必须释读这种语言文字。最初从事这种探索工作的俄国、中国等前辈学者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往往只能采取同一佛经的汉夏两种文本对读的方法比照考索。自然，猜测的成分多，而科学的依据较少。令人万分庆幸的是在这批卷帙浩繁的遗书中发现了一本西夏王朝后期学者骨勒茂才编著的夏汉对照的双解语词集——《番汉合时掌中珠》。这本书虽然只剩下七十余面，但涉及1000余个常用西夏字，书中每个西夏语词都有对应的汉字音义，同样，每个汉字也有对应的西夏文音义。
《番汉合时掌中珠》的发现，标志着一个全新的起点，但要全面解读西夏文字还要付出更艰苦的努力。俄国、中国的西夏学家又先后对另一部西夏文著作《文海宝韵》进行了研究。这是一本兼有类似《说文解字》和《广韵》特点和功能的西夏文韵书，共有3000多个被注释的西夏字，加上注释字，涉及5000个西夏字，已达西夏文总字数的八成。对这本书的成功解读和融会贯通，使西夏学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
对于黑水城的重大考古文献发现，沙俄政府一直秘而不宣，国人更无缘见到原始文献资料，因而我国的学者对这个西夏古国的历史存在有相当多的迷惑，这段研究空白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至1913年，当寓居在日本的古文献专家罗振玉从伊凤阁手中得见《番汉合时掌中珠》一页时，他立刻意识到有重大学术价值，我国对西夏王朝的深入探讨就此成为转折点。第二年罗振玉又借得该书9页，石印流传。1924年，罗氏之子罗福成抄印了《番汉合时掌中珠》全本。
20世纪30年代，闭门研究的俄国学者在发布专著与论文的同时，开始刊布相关的黑水城文献与部分藏品的专题叙录。1932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出版了一期《西夏文专号》，其中有一些俄藏西夏文献片断的介绍。1935年，罗福成又抄印了俄藏西夏文字书《音同》。
罗氏父子的努力在中国掀起了一个不小的西夏学热潮，它对中国西夏学早期发展史的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
此后，前辈学界泰斗也纷纷投入或多或少的精力和热忱开始研究这个古老王朝。陈寅恪、罗福苌、王静如、向达等对文书进行考证、释译，学界眼界大开。加之民国时期宁夏灵武等地发现成批的西夏佛经，一些有远见的学者开始殚精竭虑地识读西夏文，研究和整理西夏文资料。他们在对西夏文知之甚少的情况下，通过对同一佛经汉文、西夏文本的对读，进行比较观察，不仅能初步解读已“死去”数百年之久的西夏文字，而且逐步摸索到其语法和造字规律。这一切无疑为开启西夏文这一深奥的地下宝库找到了一把钥匙。
多少年来，唯有俄国西夏学者得天独厚，可以足不出户，对西夏文文献从容研究，然而尽管他们代有人出，在发表研究专著的同时也刊布了文献原文，但毕竟只占全部文献中极小的部分。世界上其他各国绝大多数的学者只能以俄人的研究为起点，无法见到更多的未刊文献，徒有欲睹元由之叹，全面的更深入地综合分析更无从谈起。
20世纪20年代，学术界流传科兹洛夫所获中有宋版（实际是金刻）《刘知远诸宫调》的讯息。毕生致力于中国珍稀古籍保存与传布的郑振铎先生便辗转托人打听，终无结果。1930年，他见到了此书的抄本与照片。其后的20余年里，他一直牵挂着这部中国最古的刻本诸宫调。直到1957年，郑振铎以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身份访问苏联时，在列宁格勒冬宫博物馆与亚洲民族研究所（现东方研究所）得见俄藏敦煌、黑水城、新疆的出土文物，不禁“大为惊讶”，魂牵梦绕几十年的古本《刘知远诸宫调》终于见到了，仿如故友重逢，颇生相见如故之感。
郑振铎在这里还看见了“维摩法经变文”、“四美人图”等诸多珍稀古卷画，似乎突然落入了浩瀚的文物海洋！由于当时苏联与中国关系正处于十分亲密期，因而次年苏联政府便将《刘知远清宫调》和另外20部盖有苏联藏印鉴的西夏文佛经送还我国北京图书馆，文物出版社立即影印，广为流传。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西夏学研究重又升温。经过长期锲而不舍的努力和积累，中国已形成了新一代足以使全世界同行刮目相看的最高水平的研究队伍，他们自然更为迫切地希望推动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全面刊布。50年代后期，苏联对汉学研究的管理体制出现了松动迹象，中苏两国学者开始了交流、互访。
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史金波、宁夏社会科学院李范文作为中方学者访问了苏联，短短三个星期，他们冒着列宁格勒50年来从未有过的严寒，在东方研究所特藏部阅览室阅览了全部西夏文献。这是我国学者半个多世纪以来首次亲眼目睹黑水城出土文献之全貌。12个高大宽厚的书柜储藏着中国中古时期的珍籍。令人庆幸和欣慰的是，这些文献都保存较好，一些重要文献虽已残破，但可修复和褥糊。
中国学界和出版界人士敏锐地抓住这一大好时机，抓紧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探讨共同出版黑水城文献的可能性。谈判几经曲折，但最终峰回路转，柳暗花明，1993年4月，北京、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两国三方的代表就全面影印编纂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达成共识，并签订协议。同年10月与次年7月，中方联合工作小组两次赴俄，对文献进行现场整理编撰，取得了圆满成功。中方专家们回国后，在俄方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携返的文献摄片认真分析、考究源流，辨章学术，缀合切拼，定题断代，并精心印制。全书以汉文文献、西夏文世俗文献、西夏佛教文献以及其他民族文字分编出版，计划编纂20余册，每册特精装8开本，约400页。现已出版的第一、二、三卷（汉文部分）与第七卷（西夏文世俗部分）是第一阶段的成果。
蒙尘近一个世纪的黑水文献终于重现于世，使人频生感慨，“弱国无外交”，落后受人欺，国家只有强大起来，才能抵御外侮，保住国宝，永享和平。
敦煌卷子佚失记
在甘肃省敦煌县城南6公里，有一座东西长约40公里、南北宽20公里、高数十米的鸣沙山。据说前秦建元2年（公元366年，）有一位名叫乐傅的沙门，来到鸣沙山的东麓，抬头“忽见金光，状有千佛”，他认为这是天降瑞兆，于是便乘兴在此地“架空凿岩，造窟一龛”，最早拉起了营建莫高窟的序幕。
在此之后，经过北朝历代至隋唐时期僧人的修建经营，莫高窟已颇具规模。到唐代武则天时期的莫高窟，已在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开凿出窟室千余龛，窟群南北长达1600多米，并形成上下5层，高低错落，鳞次栉比，景致蔚为壮观，也因此成为天下闻名的佛教圣地。随着丝绸之路的逐渐衰落，宋元时期的敦煌渐趋沉寂，莫高窟的营建亦即告中止。到了明朝，莫高窟因孤悬关外，长期无人过问，其佛像多遭毁坏，洞龛亦多为流沙所埋。清朝的莫高窟虽然一度增补和重修，但已荒凉破败，满目疮痍。
清咸丰6年（公元1857年），湖北省10个大县大旱的第二年，乡民便纷纷离乡背井，出外逃荒。在逃荒的人群中，有一位名叫王圆篆的八九岁的孩子随流民流落到了甘肃酒泉，据传王圆篆成年后曾在酒泉巡防军中当过差，直到年近半百，因生计所逼、他才找到一处道观受戒当了道士。道士的身份似乎给他的生活带来了转折和希望，一次偶然的机会，这位王道士鬼使神差般地云游到了敦煌，并对莫高窟这个佛家圣地产生了兴趣。于是，王道士首先把莫高窟中的一座洞窟改造成自己的居室“太清宫”，长期居住下来。居住初期，王道士见莫高窟的洞窟多为流沙掩没，便立志要在这里披沙开洞。1900年6月22日（光绪25年5月26日），当王道士在一个洞窟内清理流沙时，无意之中发现了一个“洞中洞”，这就是后来蜚声海内外的“藏经洞”。据粗略统计，洞中藏有写经、文书和其他文物5万余件。洞中的写经和文书被研究者称为“敦煌遗书”或“敦煌文书”。由于这些“文书”或“遗书”大多是卷轴式的写本，所以亦称“敦煌卷子”。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之后，立刻邀请敦煌城中的绅士来洞中参观。但由于这些绅士们都不识货，只认为这些遗书流落在外是造孽之事，便叮嘱王道士仍将经卷藏于洞中。王道士不死心，又将一箱书卷带到了酒泉县城，没想到还是没有碰到识货之人，只好再次扫兴而归。
1902年，当时担任甘肃省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因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部分敦煌卷子，并循迹了解到这些遗书出自藏经洞。立刻建议当局将敦煌卷子全部运到兰州作妥善保管。但是昏庸的政府当局却以经费困难为借口，没有接纳和实施叶学政的建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日益增长的社会舆论压力下，1904年3月，甘肃省藩台又责令敦煌知县江宗瀚对藏经洞进行封检，然后由王道士就地保管。但在实施这一举措的同时，经办人汪宗瀚也假公济私乘机窃取了一些卷子精品，作为奉送西北地区权贵的礼物。敦煌卷子从此开始逐渐向外界流传和流失。
在政府和社会上下对敦煌卷子或熟视无睹、或麻木不仁听任其流散之际，一些远隔重洋的外国人也闻讯而动，他们处心积虑，不远万里长途跋涉，乘机踏入敦煌这块净土进行掠夺。清朝政府的各级官员也不甘落后，纷纷出马，以权猎宝，以钱收宝。莫高窟秘藏从此进入了灾难性的流失和损毁阶段。藏经洞，一下子成为一个民族滴血的创伤口，它记录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段令中国人心酸和愤慨的历史。
1906年，英籍匈牙利人A·斯坦因进入莫高窟，此后又有英、法、日、俄、美等列强的考察家们进入敦煌掠宝，敦煌遗书及其他文物也因此大量流失海外。
当斯坦因等人盗劫敦煌遗书的消息传出后，藏经洞文物开始在国内广为人知。清朝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也试图重视敦煌卷子的保护，但处于摇摇欲坠之中的大清皇朝显然已力不从心。1908年，清廷曾责令敦煌知县和王圆篆妥为保存卷子，不得再有遗失私卖的行为发生，于是残存的敦煌卷子被分装成两大木箱，名为“转经筒”，藏于莫高窟第367窟。然而，在入藏新窟的过程中，狡诈的王道士又擅自私藏了不少卷子，留待日后转手出售。不仅如此，当1909年敦煌卷子运送北京时，王道士再次从中做了手脚。加上在运送途中，押解差官与一些官僚世宦又大行偷窃，使得劫余的敦煌卷子断篇再遭洗劫。这一连串卷子失窃事件的发生，最后竟然不了了之。
早在1906年3月16日，斯坦因一行来到莫高窟，目的是调查藏经洞。但因王道士外出化缘，斯坦国等人吃了闭门羹。同年5月21日，斯坦因带着他的翻译蒋孝琬等人重返莫高窟时，终于见到了王道士。为了掩盖其真实目的，斯坦因在首次公开场合接触王道士时，绕开了藏经洞的敏感话题，只说他们是来拍摄壁画的，以此打消王道士的戒心。而在暗地里却指使蒋孝琬试探王道士，说他们想捐赠一些功德钱来换取一些敦煌卷子。王道士虽然并不清楚这些古代遗书的重要价值，但出于宗教感情，他当时没有理会斯坦因的请求。斯坦因看到金钱收买的计策不奏效，只好另生一计。于是，他请求王道士带领他参观莫高窟以及由王道士主持的维修工程，在参观过程中，斯坦因用生硬的中国话不断地恭维王道士，并表白自己对唐代高僧玄奘的崇拜心情，声称自己是一个虔诚追寻玄奘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前来中土取经的宗教徒。斯坦因的谎话，终于感化了王道士，更使王道士消除了戒心。王道士即就把斯坦因领到了画有唐僧故事的壁画面前，并给他进行了富于感情的讲解。就在当天晚上，王道士把一小捆经卷悄悄交给了蒋孝琬，斯坦因马上让蒋孝碗连夜进行识别。事有凑巧，第二天一早，蒋孝碗惊喜地向斯坦因报告，根据有的经卷上的题署表明，一些佛经是玄奘从印度带回并亲自从梵文译成汉文的。惊喜不已的斯坦因马上让蒋孝琬将此发现告知王道士，王道士听完更是惊愕不已。蒋孝碗乘机继续煽动蒙骗王道士，说这肯定是玄奘英灵的有意安排，是玄奘亲自选定了这一时刻，把这些神圣的佛经展示在斯坦因面前，以便使这位来自遥远之邦的虔诚信徒能把这些卷子带回印度老家去。王道士被他们花言巧语蒙骗，终于向斯坦因打开了藏经洞的大门。
进入藏经洞后，愚昧无知而又贪婪的王道士最终听任蒋孝琬的摆布，连续八个晚上任由他们在藏经洞中挑选卷子。
6月13日当斯坦因离开莫高窟的时候，跟在他身后的已是一支由骆驼、马匹以及新增的五辆马车所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伍了。
斯坦因并没有满足，4个月后，蒋孝婉怀揣着斯坦因的一张字条再次潜入莫高窟。这次他又带走了许多汉文和藏文写本。1908年3月，满载敦煌写本的24口箱子和5口装满了画绣品以及其他文物的箱子被斯坦因运抵伦敦不列颠博物院。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到了莫高窟，通过王道士，他又骗去了5大箱敦煌卷子。据研究者统计，斯坦因前后三次总共盗走敦煌卷子1.5万卷左右。卷子内容主要是各种文字的经卷和绘画作品。
除了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也对莫高窟藏宝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伯希和是一位懂得汉文、俄文、突厥文、藏文等10余种文字的学者。
1900年至1904年，他曾在法国驻华使馆任职，因而对中国的历史、语言和文化较为熟悉，是法国乃至整个欧洲著名的汉学家。1906年8月，伯希和受有关学术组织的委派，开始在中亚考察。
1906年8月底，伯希和一行3人到达我国新疆的喀什。
1908年初，伯希和等人辗转来到莫高窟，经过一段时间与王道士的讨价还价，伯希和于3月3日走进了藏经洞。在整整3个星期的挑选过程中，据说伯希和以每天阅卷大约1000份的高速度，基本上将洞中所藏的敦煌遗书检查了一遍。最后，他以500两白银的价格和严守秘密的许诺与王道士达成交易，带走了大约6600卷敦煌卷子。伯希和所劫掠的敦煌卷子的数量虽没有斯坦因多，但却都是精华，其中有许多孤本。这位汉学家显然比斯坦因更识货。在敦煌卷子中，标有年代的卷子本来不多，伯希和却盗走了其中的大部分；在敦煌卷子中世俗文书的数量本来也不太多，而伯希和却又盗走了许多。现藏于法国巴黎国民图书馆的这些敦煌卷子，可以算得上是藏经洞敦煌卷子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
“敦煌卷子”是一批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敦煌卷子”各种文字的写本多为卷轴式，其时代从公元5世纪至11世纪，即从魏晋南北朝至宋初。它包括了5万余件汉文写本和大量的藏文、于阗文、突厥文、回鹘文、粟特文、梵文等多种文字的写本。
汉文写本中的95%是佛教经典，包括经、律、论、疏释、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忏悔文、祭文、僧传、经目等。其余5%的非佛典文献包括经、史、子、集4部。
敦煌藏经洞文献的发现，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轰动。由于敦煌卷子涉及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学、艺术、书志学、历史地理学和科技史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所以它普遍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当今世界通过考古发掘发现的新史料尽管很多，但由于藏经洞文献具有与一般新史料不同的价值与特点，所以以敦煌卷子为基础的研究，最终形成了一股学术的新潮流，并形成了一门综合性的新学科——敦煌学。
敦煌卷子的佚失，是我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它记录了衰弱中国的耻辱历史，相信随着国家的富裕强盛，此类历史将再也不会重演。
白羊石寺“神物”多
位于湖南大庸的白羊古刹，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刹内有许多“神物”：风扫地、月点灯、水池、火池、盘龙柱等，不知迷倒了多少善男信女，对它顶礼膜拜。
“风扫地”，是大殿内一处奇迹。每天，大殿的如来佛莲花座下，不时扬起两股风，在殿内旋转，把尘埃纸屑刮出殿外，能保持殿内清洁。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神力”所致。因此，常有人对来风处三叩九拜。其实，这是大殿西角风孔的“杰作”，一有风吹，风就透过小孔进入大殿，形成了旋风。
“月点灯”，也是大殿的一大奇迹。每当夜幕降临，一轮新月升起，大殿内便会通亮。人们一直认为，这是月亮在为“神”点灯。这究竟是怎样的奥秘呢？原来，在寺内有两道反光碑，这两块碑放的位置、角度极为巧妙，能反射月光，这便是“月点灯”的奥秘所在。
“水池”、“火池”也是古刹的绝妙之处。水、火池大小、形状相同，分别位于大殿和罗汉堂之间小石桥两侧。无论是干旱或暴雨成灾，水池都是一汪清水，不溢不亏，而火池则滴水不存，永保干涸。人们都说，从这两地更可看出白羊寺神的灵验。其实，水、火池都是经巧妙构思、运用科学的结果。可见当时人们对力学、选材学、水流规律都有着极灵活的运用。
走进被称为“梁曲、柱歪、屋不斜”的罗汉堂，会让你大吃一惊：柱、梁、椽共43个，全都是歪曲如蟒卧，挠曲似蛇行，整个大厅呈摇摇欲坠状。然而，这个大殿已历经了500多年的风吹雨打，虽然四壁斑驳如酥，但以指击之却铿锵有声。可见我们的前人对物理学、力学和材料学的运用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是我国目前出土数量最多、重量最重、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堪称“编钟之王”。曾侯乙编钟包括钮钟19件，甬钟45个，外加楚惠王赠送的一件拨钟，共65件，总重量达2500多千克，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一套编钟，因下排甬钟上铭刻“曾侯乙”得名。
凡有机会耳闻目睹过的人，无不为此千古绝响惊叹叫绝，赞誉它不愧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之瑰宝，世界音乐史之奇迹。
曾侯乙编钟的钟体为铜木结构，由两列三层漆绘木质横梁联结成曲尺形，横梁两端装饰有浮雕及透雕龙纹或花瓣形纹饰的青铜套。中下层横梁各有3个佩剑铜人分别用头、手顶托，并通过横梁的方孔以及子母样牢固衔接，在中部，还各有一铜托承托横梁以加固定。佩剑铜人身着长袍，腰部束带，面容肃穆，立于铜质雕花圆形跗座上，是青铜人像中难得的佳作，也加强了整套编钟的隆重地位。
全套钟架由245个构件组成，可以拆卸，设计精巧，结构稳定，历经两千多年，出土时依然矗立如故，让人赞叹不已。楚音韶乐形制精确，方能保证音律精准，这在今天也不易办到。合理的金属成分配比和规范的外形尺寸，以及工艺上的特殊处理，使编钟达到了令人赞叹的音响效果，创造了“楚声韶乐”的曾侯乙编钟实在是一件稀世之宝。
曾侯乙编钟以大小和音高为序编成8组，悬挂在铜木结构的三层钟架上，钟上刻有关于记事、标音、律名关系的错金铭文2828字，加上钟架笋梁（横梁）、编悬配件上的铭文、磐铭文、磐盒铭文总字数3775字，其内容是先秦乐律的重要资料，被专家学者称之为“一部珍贵的音乐理论论著”、“一部不朽的古代乐律学典籍”。64件编钟（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钟除外），每件都能发出两个乐音，全套编钟音质纯正、音色优美、音域宽广，能旋宫转调，演奏各种采用和声、复调以及转调手法的乐曲。
实践证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而不是此前有些专家认为是秦汉时代，更不是来自古希腊传人的舶来品），我国音乐就已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在7声音阶、5个8度音、12个半音以及旋宫转调的表现手法上，就已形成理论与实践。因而，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使人们对传统乐律学不得不重新估价，因此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某些方面需要重新研究。
编钟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打击乐器，它将乐钟依大小和音高次序编组，悬挂在钟架上，用木槌敲击演奏，故而得名。
夜明珠的秘密
自古至今，历代人们常以爱慕、惊异、迷惑不解的心情，对夜明珠津津乐道。古代一些文学作品和民间的一些传说，往往给夜明珠涂抹上一层又一层神秘色彩，编造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神话故事。
在战国许多古籍中，常常提到一些夜间发光的珠宝璧玉。如晋王嘉《拾遗记》：“有兽状如逐，衔夜明之珠，其光如烛。”《战国策·楚一》：“万遣使献鸡骇之犀。夜光之璧于秦王。”汉东方朔《海内十洲记》：“周穆王时，西胡献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满杯……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这些奇珍异宝究竟是神话虚构还是真有其物呢？
夜明珠在我国古代民间又名叫“夜光璧”、“夜光石”、“放光石”，相传是世界上极为罕见的夜间能发出强烈光芒的奇宝。古人曾传说夜明珠就是鲸鱼目。梁任防《述异记》卷上：“南海有明珠，即鲸鱼目瞳。鲸鱼死而目皆无精，可以鉴，谓之夜光。”近年来一些科学家则认为它们可能是几种特殊的宝石矿物。据地质学家研究，自然界确有少数几种矿物，如某些含杂质的金刚石、磷灰石、重晶石、萤石、白钨矿、锆石和水晶等，在受到外界能量刺激，如加热、摩擦、通电以及紫外线、X射线或阴极射线等短波光的照射，会产生发光现象。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记载，古代中国人喜爱叙利亚产的夜明珠，它别名为“孔雀暖玉”。据说，印度一些人把夜明珠称为“蛇眼石”。据日本宝石学家玲木敏于1916年在他编纂的《宝石志》中记载，日本的夜明珠是一种特殊的红色水晶，被誉为“神圣的宝石”。
我国也有推测，某些宝石白天接受阳光曝晒，至夜间即能放光。古人可能把这些东西加工成圆珠形或其他形状，这就是古今中外传说或史书记载的夜光璧或夜明珠。据1984年《河北科技报》报道，我国在广东某矿山选带上发现一浅棕色的萤石，证实了史书记述的夜明珠确实存在，我国并有蕴藏。但是，这些放光的矿物都需要事先接受外界的能量刺激，与古书所述又不尽相同。有没有无须光照也能放光的珠宝璧玉呢？据传慈禧太后死后嘴里就曾含着那样一颗夜明珠。
唐王翰《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多少年来广为传颂。夜光杯最早出于何时何地，已无从考证。近年属凉州故地的甘肃酒泉也出产夜光杯，原料采自祁连山上祁连玉，也有人称其为夜光石。不过种种祁连玉属于峋岩类，根本不会夜间发光。有人指出，今之夜光杯非古之夜光杯。但也有人认为，古之夜光杯本身也不能发光。那么它为什么被叫做夜光杯呢？解释不一，有的人说，夜光杯壁薄，斟满酒后对月映照，月影倒入杯中，月光透过杯壁，与酒色相辉耀，而呈异样的光彩，故称夜光杯或夜光常满杯。
1900年，英、法、日、俄、德、美、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合伙拼凑的“八国联军”，从天津向北京侵犯。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从北京逃往西安，宣布实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政策，与侵略者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据说，慈禧太后为了博得侵略者的欢心。将自己珍藏的四颗夜明珠作为信物，派遣一个小宫女送去给侵略者。这个小宫女有爱国主义感情，不愿把奇宝送给外国侵略者，她非常气愤地暗藏宝物于民间，当时谁也不知道她的去向，成为近代一大悬案。
过了几十年后，在西安发现了四颗明珠，经郭沫若同志考证。这正是失踪了几十年之久的慈禧太后珍藏过的四颗夜明珠。据报上发表的消息说，把这四颗夜明珠放在抽屉里，“晚上进屋未开灯，一拉抽屉即见满屋放出耀眼的白光”。
物以稀为贵。夜明珠本从矿石中采集而得，但它在地球上的分布是极为稀少的，开采也很困难，故此它显得格外珍贵。一些古书描写它具有“侧而视之色碧；正面视之色白”的奇异闪光。据说，在古代希腊罗马，个别帝王把它镶嵌在宫殿上或者戴在皇冠上，有的皇后、公主把它装饰在首饰上或者放在卧室里，以它作为国宝来加以宣扬和赞美。
夜明珠究竟是一种什么样性质的奇宝？古今中外的说法颇不一致。据一些专家考证，夜明珠并不是像某些人所吹嘘的那样神秘，而是几种特殊的矿物或岩石，经过人们加工后才变成圆珠形。夜明珠发出的光，并不像神话中传说的那样能把“龙宫照得如同白昼”。发光强度较大的夜明珠，在黑暗中，人们在距离它半英尺的地方，能清清楚楚地观看印刷品。
为什么夜明珠在夜间会发出强烈而又绮丽的亮光呢？对此众说纷纭。一些宝石学家认为，因为在夜明珠的萤石成分中混入了硫化砷，钻石中混入了碳氢化合物。白天，这两种物质能发出“激化”，到晚上再释放出能量，变成美丽的夜光，并且能在一定的时间内持续发光，甚至永久发光。以上只是一部分专家的看法，不一定全面、准确。
夜明珠还有许多奥秘，至今还没有被专家们了解。据说，有一种叫做水晶夜明珠的，能发出“火焰”般的夜光，但其中的发光物质究竟是什么？至今还不太清楚。总之，夜明珠至今仍是尚未彻底揭开的一个千古奇谜。
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是20世纪中国文明四大发现（其他三项是殷墟、甲骨文、敦煌遗书）之一，是敦煌汉简之后发现的最重要的汉代边塞屯戍文书。在内容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敦煌汉简，为汉代历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居延烽燧遗址为汉代张掖郡居延、肩水两都尉所辖边塞上的烽燧和塞墙遗址，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金塔县境；北起苏古诺尔，南至毛目以南。边塞遗址自东北斜向西南，全长约250公里。始建于汉武帝大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废弃于东汉末年。居延烽燧的大部分遗址由鄣、坞构成，有的还有关门，如肩水金关遗址。沿着居延烽燧这条狭长防线上，还有大量的亭燧和塞墙。这条防线当日起了切断匈奴与羌联系的作用，同时也形成了汉通西域的交通要道——河西走廊对匈奴的屏障。
居延汉简是居延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时代约在自汉武帝末年（公元前三世纪初）至东汉中叶（公元12世纪初）。对其共进行了4次考古调查和发掘，分别在1930～1931、1972～1976、1986和1999～2002年。
1930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河（弱水）流域曾作过考古调查和试掘。沿弱水两岸，北起宗间阿玛，南至毛目（今鼎新）约250公里之间以及在布肯托尼与博罗松治约60公里之间，发现有汉代的塞墙和鄣堡亭燧，并在其遗址中总计约发现10200枚左右竹简。这些竹简现藏台湾省“中央研究院”。其经过详载于《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一书。这次出简较多的地点，有宗间阿玛、破城子、瓦因托尼、博罗松治、布肯托尼、查科尔贴、金关、地湾、大湾等。
1972年秋，由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地区和人民解放军驻地部队等单位组成的甘肃居延考古队沿黑河，南起金塔县双城子，北至居延海进行了考古勘察。在调查、踏勘的基础上，于1973年和1974年夏秋季，对金关、破城子、甲渠塞第四燧三处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共获得汉简两万余枚。其中在金关遗址范围内，共开探方37个，出土简牍11577枚；在破城子出土竹简7865枚；甲渠第四燧出土竹简195枚。这批竹简现藏甘肃省博物馆。另外，1976年夏秋又在布肯托尼以北地区进行了调查。
1986年对地湾进行发掘，开探方20多个，共获得汉简千余枚，绝大多数已残破不全，十分遗憾。
1999年秋，以内蒙古考古所副所长魏坚为首的考古人员经过三年的工作，在甲渠侯关和一系列烽燧中发现500多枚汉简和数百件其他文物。此次发掘的后续工作至今还在进行。
在以上的四次发掘中，除出土简牍外，还发现并出土了弓、箭、转射、仓印、货币、木板画等文物。在这些文物中，有一件棨信比较重要，信为红色织物，上方缀系，墨笔篆书“张掖都尉棨信”六字。它可能既是通行关禁的证件，又是高级官吏的一种标识。
居延出土的汉简绝大多数是木简，竹简很少，就形状尺寸而言，有简（扎）、两行、牍、检、符、觚、签、册、椠、檄、过所、削衣等几种。
这些简册，有的是在废弃前还在使用的文书，有的出土就连缀成册，有的编绳虽已腐朽但仍保持原来的册形，有的散落近处可合为一册，有的则是散落在各处需要分类整理的。
简册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仅记载了居延地区的屯戍活动和兴衰历史，而且保存了一些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文献资料，涉及整个汉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哲学、宗教民族等各个领域。
经过初步整理，在简册中占绝大部分的是关于居延屯戍文书档案，而且此类简册占完整的文书也最多。
屯戍内容的简册，记载的屯戍制度非常完善，规定得详尽而灵活，尤其着重于传递速度，各亭燧间的相互配合，组成一个高效率的警戒通讯体系。这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烽火制度、恢复居延都尉塞防的结构，了解整个居延军事系统的组织、纪律及运筹指挥等，都具有极重要的价值。
例如建武初年“塞上烽火品”的十七枚，简长38.5厘米，其中在十六枚简首部标小圆点，尾简署标题。此简册记载的是居延都尉辖下的甲渠、卅井、珍北三塞临敌报警、燔举烽火、进守呼应、请求驰援的联防条例。条例规定，在匈奴人入侵的不同位置、人数、时间、意图、动向以及天气变化等各种情况下，各塞燧燔举烽火的类别、数量、方式、如何传递应和，发生失误又如何纠正等等。
另外，居延汉简也有许多关于屯田方面的简牍。这有利于我们对当时屯田制度的认识。
其二是登记和统计各种名籍和兵器、奉廪、钱粮簿等的簿籍。名籍类有史卒名籍、卒家属名籍、吏卒廪名籍、卒家属廪名籍等，还有专门记录吏卒日常工作的“作簿”和“日迹簿”等。
例如，出土的“骑士名籍”62枚，上中下三排横写，按军营编队，分别登记一百余名骑士的姓名、职务和籍贯。除名籍外，还有统计各亭燧军事装备情况的“守御器簿”、“折伤兵簿”和“戍卒被簿”；有记出纳钱财和粮谷的“出入簿”或“食薄”等；有“驿马名籍”和“驿马阅具簿”，在侯官治所还有所谓“诣官簿”，即其下属各亭燧士吏诣官办事的登记簿；在关卡遗址中还出土有吏民出入关的登记簿和过所、符传等。这些簿籍都各有书写格式，按规定的内容填写。
其三是爰书。颜师古曰：“爰，换也，以文书代换其口辞也。”爱书简册，体现的是一份刑狱诉讼程序。据《汉书·张汤传》记载，当时的刑讼程序是劫、掠治、传爰书、鞫讯、论报、具狱。居延遗址著名的爰书是在甲渠侯官第二十二号房址内出土的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共出土简册36枚，第36号是此档案的标签。
据时间、内容、简制等判断，这是关于甲渠候粟君与客民寇恩诉讼之事的部分存档材料。包括爰书、都乡啬夫报告和居延县所下公文。前二份爰书是寇恩的口供记录。根据口供，甲渠候粟君雇寇恩到解得替他去卖鱼，约定出卖五千条鱼，要价四十万行钱，并用一头黑公牛和廿七石谷作为雇工费。到了解得，寇恩卖鱼不足四十万，他便把黑公牛卖了凑成卅二万付粟君妻业，还欠八万。回来后，寇恩用粟君雇他的儿子捕鱼的工钱廿石谷相抵。照理说，粟君还应该还给寇恩相抵余款。可是粟君却告到居延县迁、都尉府，诬说寇恩卖了借给他的牛不赔偿。上级要求查明此事，都乡啬夫便把两次口供上报，再由居延县批转……“责寇恩事”册，对刑讼程序的前三项记载的非常完善。这样一份较完整，描述详尽的治狱材料，是极难得的。仅就治狱制度来说，它提供了一份基本完全的县廷鞫讯治罪的具体过程的资料，为研究汉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居延汉简所出述及狱讼事的简牍不少，但由于简册的散乱、残缺，过去往往不能将其内容理解清楚，现在找到了这样完整的材料，也必将大大有助于同类简牍的整理研究。
其四是官吏任免、军纪赏罚等公文、公事，此类简册包括官吏的上任、罢免；修建土木工程等的项目、规格、用料、人数；坐罪行罚的檄书及各种碟书、律令、品约、劾状等等。其包括的内容相当广泛。
第二大类是关于政策法令和重要事件的简册。此类简册很多，有武帝的儿子刘胥集团的阴谋篡权事，有窦融的功绩事，有桑弘羊任大司农以后制定的赎罪令。还有王莽时期关于更改官制、改长安名称和五均平准等事。
第三大类是纪年简。纪年的简册数量比较多，记载了武帝的几个年号有元朔元年、元狩四年、元汉二年、太始二年、征和三年、后元元年等。昭帝到王莽时期的年号基本上是连续的，宣帝时的最多。王莽到建武初，年号记载则较紊乱。这正好反映了当时农民起义等社会形势和政治动荡的状态。
除了纪年号外，此类简册还记日、记时，这对我们研究当时的历法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除了以上三类简册外，还有很多。例如，出土的“相利善剑刀”，是一篇鉴别刀剑优劣的专著，可能是《汉书·艺文志》所载佚书《相宝剑刀》的部分抄本，其他还有《九九术》、《急就篇》、《论语》等著述残简。出土的居延医简，不论是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还是丸、散、丹、剂等治疗药物配剂，都能从中查到实例，使我们得知当时人们的病情，对中医学的研究是不可多得的资料。另外还有关于历书、干支表、天文星象、星位、日食、地理等方面的简册。居延简续也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使用简续上自春秋战国，下至魏晋唐宋，长达一千余年。从居延出土的简牍来看，书体基本上为隶书章草，书法已基本趋于成熟。从点画到结构，从简白到行气都极其讲究。工整的隶书端庄谨严，笔笔不苟，飘逸俊秀；而大量章草简册，用笔自然简洁，运转流畅，衔接自然。这些简册多为下级小吏所书，由此可见当时书法的整体水平是很高的。简牍书法几种字体各具特色，笔姿精妙，古雅典丽，实为中国书法史上的辉煌篇章，对其观摩研究，势必促进当代书法艺术的繁荣。
居延汉简从第一次被发现一直到现在，人们对它的研究一直就没有停止过。而且，随着居延汉简进一步的分类整理和考古发掘，人们对它的研究正日益深入。
总括过去，对居延汉简的研究大体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单纯地考释简文，第二阶段基本上是结合简文作历史考证，第三阶段是结合简册的出土地点、类型、内容，从屯戍档案等角度做全面的分析。随着居延汉简的进一步的分类整理和考古发掘，人们对它的研究正日益深入。例如，李振宏、孙英民先生著《居延汉简人名编年》一书，是以人名作系联而进行研究的。罗先文先生的《（居延汉简）“病名籍”简发徽》则是从医疗制度方面来进行专题的研究。
秦始皇陵兵马俑和铜车马
秦始皇陵位于临潼市郊外，经测定，陵园的建筑面积212.95万平方米。秦始皇的地宫在陵园偏南的地方，为一高大的坟丘，呈三级阶梯状，坟丘现存的高度为76米。
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建筑高度要比现在高出40多米。可见当年秦始皇陵何其雄伟壮观，简直可与埃及古王国的金字塔媲美。秦始皇陵的外围有两重，均为南北长方形。科学家们对秦始皇陵附近的土壤测定的结果证明这一带的土壤中汞的含量非常之高，说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记载并非没有根据。但是，从对文物古迹保护的角度看，今后是否需要全面发掘，尚未提到日程上来。
1974年临潼县（现在的临潼市）宴寨乡西杨村的农民在秦始皇陵墓东侧打井的时候，偶然发现了陶佣的碎片和钢铁、弩机等。他们将搜到的陶片经过拼兑修复，惊奇地发现这是一些和真人大小相仿的秦佣。此后，新的发现越来越多，发掘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经国务院批准，于1978年成立了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以便长期从事发掘和研究。此发掘至今仍然在进行中。
到目前为止，发现并且确认的秦始皇兵马俑坑一共有4个。1号坑规模最大，长宽各在220米左右，总面积在5万平方米以上。另外还有一个4号坑，是一个未完成的坑。
这4个佣坑中的陶佣的安放是有一定顺序的。如1号坑内。编排的方式分为纵队和横队，坑的东端纵排三路，每路68人，共204人，这是一支使用远射程兵器（弩）、身着轻装的先锋队，其后是四匹马拉的战车，再后面是手执戈、矛、戟等武器，身穿铠甲或者战袍的士兵，四人一排，长达80列，西面有四排部队殿后。整个排列井然有序气势磅礴。
根据推测，1号坑埋藏了大约6000个兵马俑，以步兵为主，呈长方形军阵。2号坑在1号坑的北侧，坑的平面呈曲尺形，由弩兵、骑兵、战车和徒卒混编，这些队伍可以分成4个独立部分，这4个独立部分又有机地结合成一个大方阵。3号坑在1号坑的西北，平面呈“凹”字形，由车马房和厢房组成，是整个军阵的统帅部。未完成的4号坑位于2、3号坑之间。
出土的陶佣的铸造原形应当是当时的秦代将士，其身高均在1.78米到1.96米之间。这说明当时对士兵的选拔有严格的标准，马匹高度为1.5米，长2米左右，和现实中的马一样。
出土的陶俑并非一个模子制作，而是一个一个单独塑造的。这些陶俑不仅年龄有别，而且相貌各异，表情丰富，栩栩如生。有的面带笑容，有的严肃谨慎，也有的眺望远方。从穿着打扮上看，有将校军官，也有普通士兵。有只穿战袍者，也有在战袍外加铠甲者。在殉葬马的前面有跪坐俑，他们是管理马厩的人。另外有立射者、牵马者、驾车者。从陶俑手上留有的洞看，士兵们大都握有武器，只是由于年代过于久远，这些木质的武器已经不存在了。
一次出土这么多陶俑，不仅在我国是首次，在世界上也是仅有的。所以有人说这是世界上的“第八大奇迹”，并不比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的空中花园等名胜有丝毫逊色。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再一次地被世界人民所称颂。
出土的这些兵马俑不仅向人们展示了秦代的军事制度、作战出征的场面，而且展现了当时的物质生活、人们的束装、建筑和工艺水平等各个方面的历史真实情景，是研究秦代社会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1980年在秦始皇陵西侧发现了两辆用青铜制作、以四匹马拉的战车，大小为真车马的1/2.其中一辆战车为立车、单辕双轮，车厢为横长方形，车门在车厢的后面，车上为圆形的铜伞，伞下站着御官，双手驭车，前驾4匹马。另外一辆为安车，也是单辕双轮。车厢为前后两室，二者之间有窗，前室是驭官驾车的地方。四周有厢板，两侧有窗，上车的门在后面，上有椭圆形车盖。车体上绘有彩色纹样。车马均有大量金银装饰。这两辆铜车马都是事先铸造成形，然后经过细部加工的，工艺水平相当高。铜马身上璎珞和链条用的铜丝直径仅半个毫米左右，有的更细。据推测，铜车马坑可能只是秦始皇陵陪葬坑组成的一部分。
金字塔探索再生悬念新谜
金字塔建造者明朗
这之前，在对古埃及的考古过程中，考古学家只找到了皇公、贵族的金字塔；而从未发现过建造者的坟墓，对金字塔的研究也一直都停留在“帝王情结”。况且，在现在的科技条件下，移动一块7吨重的巨石需要350马力，而古埃及人在当时的条件下居然能运送如此巨大的石头来建造金字塔，这本身就令人匪夷所思。因此有人提出金字塔是外星人建造的一说，但直播过程插入的短片却明白无误地指出：新发掘出来的建造者的坟墓证明，金字塔就是古埃及人自己建造的！
说起来，建筑工人坟墓的被发现还纯属巧合，全因几年前有一个游客“马失前蹄”而发现了它。另外考古还发现金字塔的建筑大军实际上有一个很严密的组织结构和人员管理机构，不仅有干苦力的，也有负责雕工的，还有专职画匠等工种，分工非常细致。至于争论多年的建筑者身份，从他们所能享受到的良好的医疗待遇与生活水准看，应该说这些建设者是自由人而非奴隶的可能性更大。
建筑者主食牛肉面包
当然这只是故事的开始，考古学家很快在附近又发现了一个复杂的建筑群。这一组街区和现代的相同，为墙所包围，中间灰色的是城市的排水道。最令人惊喜的是，居然还发现了面包房的遗址，考古学家们还从未在墓里见过那样倒置的像陶模的大家伙，但接下来发现的面包碎片和面包垫板，只能证明这就是一个露天面包房。埃及学家马克兴奋地冲着观众说：“这是一个有工业规模的作坊，而不是简单的家庭厨房。它完全能满足成千上万个劳工的需要。”考古学家发现另外一个类似城市的地方，有个长长的街道把走廊分开，它们看起来不像住宅，经过考证，这似乎是供劳工们在建造金字塔过程当中休憩的房间。
有了面包，古埃及人还在追求更多的享受，这其中就包括啤酒。就在那个监工的墓穴中，有很多啤酒罐的碎片和一些面包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因为它能告诉我们当时古埃及人的生活状况。随后发现的大堆牛骨与鱼刺，生动形象地反映出金字塔下这个城市的生活水准，要知道，在古埃及时代，能吃上牛肉那可是一件很小康的生活。
开启千年孤独石棺
监工的坟墓是在一座山坡上被发现的，监工墓里有个石棺。这个墓很特殊，在墓室的门楣上面写着：墓室的主人是管理区的监工，他可能负责金字塔区，即金字塔建设者的城镇。石棺用胶泥给封死了，这也就说它没有被盗过，因此在这之前，考古学家对它期望很高。假定能在石棺里发现一张金字塔的建筑图纸，那又将揭开一个千古之谜。
直播先揭开的是这个谜，当哈瓦斯博士撬开石棺的上盖时，摄像机最先捕捉的是一具，这也是石棺里惟一的文物。“这是一具男性遗骸，我看到他的那个部位就知道他是个男人”，主持本次考古的哈瓦斯博土尽管有些失望，但说话的时候还是很激动。
石门后诱惑又起
在这之前，“金字塔漫游者”在该通道试验行走过程中就曾失败过：当时机器人行走到石门前，突然发现有个断裂层形成了一个斜坡，“金字塔漫游者”尝试了几次都未能爬过去。另外，摄像头如何能在各种情况下正常工作也是个难题，所以这次“漫游者”特地配备了4——5个摄像头，多个光源，以形成立体的光线背景，这样可以确保传回来的画面更为稳定和富有现场感。
机器人把摄像探头伸进打通的洞中，石板后面的世界出现了。
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空空如也，却把神秘继续遗留下来了——另一堵石门堵住了通道，但它有缝隙。这是又一扇门，不是死胡同，人们的好奇在直播结束后有增无减。
哈瓦斯博士事后大胆地发表了他的猜测：“我们看到了另一扇封闭的门，它看起来似乎封存了一些东西，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还藏在后面。”据了解，为了这次直播，国家地理频道足足准备了9个多月，在昨天两个地点的同时直播中，共有250名工作人员在为此忙碌，“我在电视界有25年了，但这一次却是我所遇到的最大一次挑战，当然这也是最令我兴奋的一次了！”这便是此次直播制片人雷兹的感悟。
直播留下几许遗憾
直播结束后，作为主持人之一的刘芳菲意犹未尽：“说实在的，我们也感觉到有点失望，还好专家们已经把考古的真谛——复原当时人的生活，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提前灌输给了我们，我们的失望可能会比观众小一点。”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是主持人当时没有来得及问专家的：“实际上，金字塔铭文也就是后人所曲解的‘法老的咒语’，是从五王朝的最后一个法老乌纳斯时代才开始有的，这个是很早就知道的。倒是斯芬克司像的前爪下有一个巨大的长方形空穴，这个经卫星遥感已经得到证实，我对它也很感兴趣，什么时候打开呢？我期待着。”刘芳菲的第一次的直播结束了，但她和我们一样对下一次考古直播充满期待。
据记者从央视了解到的消息，什么时候打开昨天发现的第二道石门还是个未知数，但还在进行的考古结果将会陆续公布。借这个东风，央视在未来的直播中将会陆续涉及到四川的三星堆考古，山西的虞宏墓的考古等选题。
金字塔尸主之谜
大约公元前450年，希罗多德叙述了一个关于胡夫的故事。胡夫是埃及的一个法老，他非常残忍，当他花完他所有的财富时，就命令他的女儿到妓院去为他挣钱。忠诚的女儿只好照办。但是，她也向每一个她侍奉的男人要了一块石头作为礼物，因为她希望除了这些男人外，她还能为后人留下点别的以便为人记住。用这些石头，她建造了一个巨大的金字塔，该塔现在仍然坐落在尼罗河附近的吉萨高原上。
希罗多德写道，金字塔当时已经有一两千年的历史了。然而，时间又过去了2000年，关于金字塔起源的种种古怪理论仍然在流传。
一些中世纪的作家相信，在埃及粮食充裕时期，金字塔曾经被约瑟（《圣经》中的人物，雅各之子，曾担任埃及宰相。）用来储藏谷物。近来，金字塔被人描述为日晷仪和日历、天文观测台、测量工具以及天外宇宙飞船的降落点。
然而，甚至是希罗多德也知道，金字塔是法老们的坟墓这一理论最能被人们广泛接受。大部分享有声望的埃及学家仍然相信这一理论，并且他们的理由很充分。金字塔散布于尼罗河的西岸，根据埃及神话，这里与日落以及通往来世的路途都相通。考古学家们在附近发现了葬礼仪式使用的小船，据说，法老们正是乘这些船驶往来世的。而且金字塔周围环绕着一些可能属于法老宫廷成员的其他坟墓。
大部分说法认为许多金字塔内有石棺或木棺。19世纪之前，在石棺上或在石棺附近发现的神秘图画被确认为用来帮助法老们从一个世界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咒语。
然而，坟墓理论缺乏一个最主要的证据，即法老们的尸体。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探索者们和考古学家们进入了一个又一个金字塔（沿着尼罗河谷的许多州县有80多座金字塔，而且可能还有其他一些被埋藏在沙漠中）。一旦发现看似胡夫棺木的东西，他们就会屏息打开——这样一次又一次——他们发现木棺总是空的。
对于空坟墓最广泛的解释是金字塔遭到了洗劫。当然，大部分盗墓者对法老们的财宝比对他们的尸体更感兴趣，但是，他们当然也不可能花时间确保法老们的尸首被妥善保存。他们也不可能留下任何被纯金覆盖的木乃伊。
从盗墓者为搞乱坟墓所做的刻意努力来判断，最早的盗墓者很可能是古代埃及人自己。例如，在阿蒙海特三世的金字塔中，塔的入口通往一个小的空室，这个空室把人们引往一个没有出口的狭窄通道。通道的顶端是一块重22吨多的巨石。把巨石往两边推滑，一个往上的通道就会显现出来，这个通道同样好像没有出口。一面墙上有一个隐藏着的砖门通向第三个通道，然后在通道的顶部又有两块可以滑动的巨石，接着才到达前厅，最后是法老的埋葬室。
然而，所有这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功，都不可能阻挡住盗墓者。他们的决心不仅使考古学家，而且使后来的寻宝者，像9世纪时阿拉伯的统治者阿卜杜拉·阿尔·玛穆恩感到气馁。阿卜杜拉留下了一份在他看来是首次进入胡夫金字塔的探宝经过的详细报告。
在带领队员们经过了一系列伪装的通道和堵塞的入口之后，他最终到达了埋葬室，在那里，除了一个空的石棺之外，他什么都没有发现。
拿破仑征服埃及后，到达埃及的欧洲探险者们对石头上的雕刻比对珠宝更感兴趣，但是相对于埃及和阿拉伯的先行者，他们对法老纪念碑少许表示了几分尊敬。1818年，曾经在马戏团呆过的健壮的探险者乔维尼·贝尔兹尼用夯锤打通了胡夫之子胡弗雷的金字塔墙壁。贝尔兹尼当时正忙于为即将在伦敦举办的展览而收集展品，他在看似埋葬室的地方花了很长时间寻找法老的尸体。他发现的惟一骨头是一头公牛骨，可能是某些偷走法老尸体的早期盗墓者扔在石棺室中的。
对财宝和尸体的探寻在1923年有了回报。这一年，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发掘到图坦卡蒙的坟墓。在墓中，卡特找到了许多华丽、完整的财宝，正因为如此，“图坦国王”很可能是现在人们最熟知的法老。财宝中包括一个金棺和法老尸体上放着的一个金面具。
这次发现对于金字塔并没有重大意义，因为图坦卡蒙没有埋在金字塔里。他的坟墓被分散在国王山谷中的岩石里。
更让卡特的队员们感到不安的是卡纳温伯爵——资助此次探险的一位富裕的业余考古学家的去世。在到达国王山谷后不久，队员们就知道卡纳温伯爵死于开罗。进入坟墓的另外两个人也在不久后死去——先是卢维埃的埃及古迹研究部门的负责人，然后是纽约市政文化博物馆的埃及文物助理保管员。
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各种各样关于咒语的荒谬猜测。其中有这样一个说法，在墓中卡特发现了一个古代石刻板，上面刻着：“无论是谁，只要打扰了法老的宁静，死神必将与之相伴。”
诅咒也好，不诅咒也好，探寻仍然在继续着。
1925年，就在图坦卡蒙墓被发现两年之后，在乔治·安德鲁·赖斯纳的带领下，一队美国考古学家在胡夫大金字塔脚下考察。一位摄影者在试图放置照相机三脚架时，碰巧擦掉了堵在一块隐藏于岩石中的裂缝上的灰泥，露出了一个100英尺深的井状通道，该通道从顶部到底部都用砖石砌成。他们花了两周时间才到达通道的底部。
在那里，赖斯纳发现了胡夫母亲赫特菲尔斯王后的棺材。由于坟墓隐藏得如此完好，赖斯纳希望能够发现一个完整的墓葬，但是石棺是空的。当从失望中醒悟过来之后，考古学家们才注意到埋葬室的墙壁上有一块泥灰区，在它的后面，他们找到了一个小匣子。匣子里面装着经过防腐处理的王后的内脏。
赖斯纳猜测——他承认这仅仅是猜测——王后肯定曾被葬在别处。在盗墓者为了获取包裹于其下的珠宝而搬动她的尸体后，她的残骸一定是被重新埋葬在她丈夫和儿子附近。
1951年，在金字塔中找到一个完整墓葬的希望重新被点燃。这一年，在吉萨南面大约六英里处一个名叫撒卡拉的地方，一位埃及的学者扎卡赖亚·戈奈姆发掘了一个以前未知的金字塔废墟。这个金字塔以前从未被注意过，因为它的建造者们从未使它的高度超过地基之上，这使得它后来被撒哈拉沙漠所掩盖。起先，戈奈姆认为一个未完工的金字塔不可能有多重大的意义，更不用说找到法老的遗骸了。但是当他沿着一个低浅的沟壕通往一个隧道时，他的期望随之上升。当他挖通了三堵石墙后，他变得更加激动：毕竟，没有哪一个盗墓者在出来后会重新把墓封闭好。在金字塔中发现的珠宝好像进一步表明这里是一个盗墓者从未光顾过的坟墓。
最后，戈奈姆到达了埋葬室，他确认那是一位鲜为人知的法老——塞克赫姆克赫特的坟墓。当戈奈姆看见一个金棺时，他和他的同事们激动得又哭又跳，并且相互拥抱在一起。几天后，当着一群学者和记者的面，戈奈姆下令打开棺材。
令他震惊的是棺材是空的。
秦始皇陵墓是否被毁的谜团
深埋地下的秦始皇陵保持得怎么样？它真的早在秦朝灭亡之时就遭逢浩劫，被项羽烧毁了吗？这些都是史学界一直探究，而又不得其解的谜。
许多史籍中都记载：秦末农民起义摧毁秦帝国后，西楚霸王项羽占据着秦都。他命人掘开了秦始皇的陵墓，盗运陵中的财宝。他调集了30万人从地宫中向外运了30天也没运完。当时，寻找羊只的牧羊人用火点燃了皇陵地宫，秦始皇陵毁于大火。这种说法历来为史学家所接受。
可是，在经历了2000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震惊世界的古代军阵，秦兵马俑出土问世，而后又是令世人都为之叹服的精美铜马车回到人间，这一连串珍贵的考古发现，引起了历史学家和考古工作者的怀疑：秦始皇陵真的被毁掉了吗？一些科学家用地球化学研究中使用的汞测量技术测出了秦始皇陵地宫位置的中心有汞含量异常高的反应，测算估计超过正常土层含汞量的280倍。而在这种反应现象的土层分布面积达12000多平方米。科学家们认定：这种汞含量异常是人工灌注水银，造成水银蒸发，经过漫长的岁月积聚形成的。而在《史记》中确实记录了秦始皇墓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情况，这和现在的发现正好吻合。而历史学家们据此却产生了联想：如果当年项羽真的烧毁了秦始皇陵的地下宫殿，那么，汞早就挥发干净了，现在的这种汞异常现象也就不会出现。因此，一些学者对传统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经过考察，学者们发现在历史上曾有很多人怀疑过秦始皇陵被烧毁的说法。最早记载项羽盗秦始皇陵的《史记》也不过是通过刘邦的口叙述这件事的，而在《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和《项羽本纪》中却又对此事只字未提。看来，司马迁本人也不太相信这个说法。和其他的后来争议不止的历史问题一样，秦始皇陵墓被毁一事的细节是被西汉几百年以后的历代史学家们完善和丰富的。
而今天的一些考古发现又似乎都在反证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在世界引起巨大轰动的铜马车是在秦始皇陵墓的封土下出土的。考古人员们经过鉴定以后认为：铜马车上出现的破损是坑顶的自然坍塌造成的。马车上大量的金银饰物没有缺一少半，不像是劫后余生之物。
直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发现被认定是秦始皇陵墓里的文物。这也像是在给后人传递着这种信息：秦始皇坟墓可能仍然完好无损地沉睡在地下。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全世界的人都有可能在某一天，看到比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兵马俑更令人激动的场面。
但是，今天也有一些专家对上面的希望抱有怀疑。他们认为：不能轻易地下结论，认定秦陵地宫保存完好。汞异常现象和其他可疑现象有可能是墓中其他物质的理化反应造成的。2000多年来史学家对此异口同声，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其中很多人都被历代史学家认定是治史严谨的。
看来，真正解开谜底，只能等待秦始皇陵被打开的那一天。
§§第三卷 《秘境追踪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