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三朝皇帝绝后之谜
根据《国语·晋语》，少典氏娶有娇氏之女，生下黄帝和炎帝，而少典究竟为氏族名还是父名，则众说不一。习惯上称中华民族为炎、黄子孙，而炎、黄是列为五方天神的五帝中的二位。
炎帝和黄帝，过去被说成是像夏、商、周三代的天子或秦、汉以后的皇帝那样的远古时期的帝王。《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国语》的说法有所不同，说黄帝在姬水边长成，因而姓姬。《史记集解》说黄帝号有熊氏，可能是以熊为图腾而得名。《龙鱼河图》说“天遣玄女”。下援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以制八方“在早期部落之间的战争中，黄帝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是有功绩的。功绩还不止于此，《史记正义》说：黄帝之前，未有衣裳屋宇。及黄帝造屋宇，制衣服，营殡葬，万民故免存亡之难教民江湖陂泽山林原隰皆收采禁捕以时，用之有节，令得其利也。”为什么称他为“黄”帝？据《淮南子·天文训》记载：东方木也，其帝太皋，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即祝融），执衡而治夏；中央土地，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也就是说，黄帝为五天帝之中央天帝，是管理四方的中央首领，又因专管土地，而土是黄色，故名”黄帝。
至于炎帝，也为少典之子，与黄帝兄弟相继，但《帝王世纪》认为炎黄之间凡隔8帝500余年。汉高诱注《淮南子》，说赤帝就是炎帝，少典之子，号神农，南方火德之帝；或说炎帝是生活在姜水一带的部落首领。《世本·帝系篇》把炎帝和神农氏连到了一起，认为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班固说炎帝“教民耕农，故号曰神农氏”，对古老的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
传说最初炎帝做了华夏族的帝王，黄帝只是炎帝属下的诸侯。关于炎帝的事迹，古书中有一些不同的记载，一般多把炎帝与神农氏说成是一个人，如《帝王世纪》即说“炎帝神农氏”，因此，像教民食五谷、创制耒耜等农业发明的功绩，也就自然归于炎帝身上了。据说炎帝一族传了八代，共530年，“无制令而民从”，完全是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但是传到了第八代炎帝榆罔时期，“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可是榆罔却不能阻止，而且后来榆罔也开始不断“侵凌诸侯”，于是，诸侯纷纷脱离榆罔，归顺于黄帝。黄帝修明政治，整顿兵力，鼓励生产，安抚百姓。经过一番准备，率领诸侯在阪泉（相传在今河北涿鹿东南，一说在山西运城）与炎帝榆罔交战，经过三次大战，终于打败了榆罔，黄帝遂取而代之，做了帝王。也有人说黄帝与炎帝本是兄弟，所以双方的部落联盟很快融合为一，后世称炎黄子孙，即来源于此。之后，黄帝又经过一系列南征北讨，制服了不顺从的诸侯，天下复归于太平。黄帝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治理天下，得到了人民的拥戴，农业生产得以发展。传说黄帝还创造发明了舟楫、杵臼、弓箭、房屋、门、棺椁、文字，为华夏文明的发展立下了卓越的功勋。
有关黄帝神话传说的主要部分，莫过于黄帝与炎帝、黄帝与蚩尤之间的战争了。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中，黄帝“帅熊、罴、狼、豹、虎为图腾的部落为前驱，以雕、鹰、鸢为旗帜”，战争的规模显而易见。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则异常惨烈，“血流漂杵”。在这场战争中，双方都施出了神功魔法。起初，蚩尤施展法术，即刻大雾弥漫，人马相对而人影莫辨。黄帝便令风后制造出指南车，识别了方向，将蚩尤打败。随后，蚩尤又请来了风伯、雨师，一时间，风雨大作，急风暴雨把黄帝的人马搅得人仰马翻。黄帝又请来了天女“魃”，止住了暴雨，指挥大军以雷霆闪电之势，冲乱了蚩尤部下的阵形，乘胜捉住了蚩尤并把他杀掉，将其头颅埋在涿鹿。至今在河北省张家口市东南的涿鹿县，还有一座蚩尤坟。
炎帝、黄帝作为功绩卓著的贤明帝王，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尊敬。炎帝、黄帝死后，黄帝的一些后代子孙如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又先后做了帝王，他们不忘炎帝、黄帝对于华夏文明的开创之功，把炎帝、黄帝奉为始祖，率领臣民依时节祭祀、供奉。这样，炎帝和黄帝就成了华夏族的共同祖先了。后来，由华夏族发展而成的汉族、中华民族，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一直尊奉炎帝、黄帝为始祖，于是也就自称为“炎黄子孙”了。
从现代历史科学的观点来说，炎帝、黄帝的时代，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氏族公社时期，阶级和国家还没有产生，也没有如后世那样的帝王。当时，中华大地上分布着许多氏族和部落，这些氏族和部落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有相互通婚的姻亲关系，有祖族与支族及支族之间的血缘关系，有生产生活中的睦邻友好关系，也有相互争战的敌对关系。由此而形成了几个大的部落集团，其中中原部落联盟（即华夏族）最为强盛，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都属于这一部落联盟，炎帝和黄帝还先后担任了部落联盟的首领。
根据古史记载的内容来看，有专家认为炎帝族和黄帝族原来都是少典氏族中分化出来的支族。这种祖族与支族的关系，由于后人不理解，故在古书中记载为父子关系。炎帝族从祖族中独立出来后，很快便兴盛起来，成为中原部落联盟中颇有影响力的骨干族，他们的首领炎帝也就成了部落联盟的首领。这种局面持续了很长时间，先后继任的几位炎帝族的首领也都担任了中原部落联盟的首领之职，并且承袭了“炎帝”这一称号。因此，这时期可称之为炎帝时代。几百年以后，炎帝族渐渐衰弱了，黄帝族却强大起来。这个时候的炎帝榆罔利用部落联盟首领的职权，欺凌一些弱小的部落和氏族，这些部落和氏族便逐渐脱离了炎帝族，黄帝遂取代炎帝做了新的部落联盟首领，从此开始了黄帝时代。
一些学者指出，炎帝和黄帝的时代，相当于距今七千年到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这是中国中原远古文化取得大发展的一个时期，原始农业文明繁荣，还有许多重大的发明。这些成就是当时人们共同创造的，可是在历史的传说中，往往把这些成就归之于时代的代表人物，即当时的部落联盟的首领炎帝和黄帝身上，因此他们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圣人，受到普遍尊敬。早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前，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就形成了华夏族、苗族以及当时被华夏族称之为蛮、夷、戎狄的许多兄弟民族。说华夏族为黄、炎之后，这实际上反映了华夏族是由黄帝、炎帝为代表的两个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所谓帝，只不过是中国原始社会部落联盟时期军事首长的称谓。
有人认为这个传说中的黄帝是个神，但也有人认为黄帝是真的存在过的一个历史人物。黄帝究竟是人还是神？其实学术界至今仍无定论。
我国一些著名的神话研究专家认为，黄帝为一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他起于雷电，最初之神职为雷神，后以雷神崛起而为中央天帝。相传他长有四张脸，能同时顾及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无论什么地方发生了事情，总逃不过他的眼睛。最后，黄帝战胜了其他四天帝，从而建立了自己的神国。
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合并后，统称为华夏族，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前身。黄帝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之后，便教导人们伐木筑屋，他发明了舟车、弓箭，还造字制乐、编历法医学；他的妻子螺祖则教民众种桑养蚕，缝衣作冕，创造了中华的原始文明。直至今天，人们常用“炎黄子孙”来称呼中国人，这也反映了人们对中华民族炎帝和黄帝的追溯与尊奉。
有专家认为，黄帝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历史人物。据《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生下来就很神奇灵异，襁褓中就能说话，显示了其与众不同的禀赋。而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则是各部落间战争纷起的年代。黄帝以其聪明才智，将他周围的部落团结起来，结成部落联盟，并成为他们的军事领袖。他修明政治，整顿武备，征伐四方，最终战败蚩尤，兼并炎帝部落，统一了黄河流域的大片土地。统一后，他制礼仪，施教化，创立法规典章，作为治世准则，并遣官员到各处治理天下。实际上，他是以战争手段结束了各部落联盟间的长期混战，建立了早期国家的雏形，从而开始了中华文明历史的新统一，成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
黄帝部落聚居的地方，历史记载也各有不同。有记载说，他曾居住在河北涿鹿县，史称涿鹿之野“又有记载说，他的部落居住在今河南新郑一带，名曰”轩辕之丘。这说明当时部落大约还没有完全定居，经常迁徙。黄帝部落大体活动于今天陕西、河南、河北沿黄河一带。
更有学者认为，“黄帝”的名称实际上反映了原始农业文明时期，人们对黄土地崇拜的一种特殊感情。黄帝所处的时代，我国华北及全国大部分地区，已普遍进入农耕时期。黄帝征服各部落后，非常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他命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大挠造干支、容成造历法，并按天时，审地利，播种百谷草木，并教民节用水火材物，他还专门设立土地种植之官“后土”。这一切都使得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古史记载他为“以土德而王”，因土地为黄色，故而称为“黄帝”。这种因对土地的崇拜而衍生的黄色崇尚，在后代的历史中得到进一步发扬。后世的帝王们都要依据黄帝的故事，“数用五，服尚黄”，从而逐渐将黄色演变成为一种权力和尊贵的象征。
炎黄二帝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功不可没。在他们的身上，同时凝聚了许多神话传说的影子。关于黄帝之死，历代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故事。据说，黄帝并没有死，而是乘龙升天了。现在陕西黄陵的围墙正面，还有一块石碑，上书“桥山龙驭”四个大字。这也反映了人们对他的一种尊敬和爱戴，对他的部族和后代们的美好祝愿。
著名学者冯天瑜指出，中华民族的远祖，可大致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东夷集团的活动区域，大致在今天的山东、河南东南和安徽中部一带，即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青莲岗文化江北类型分布区。传说中的太皋、射日的后羿及与黄帝恶战的蚩尤，都属于这个集团。苗蛮集团主要活动在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带，即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分布区，东部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也可归于此集团。著名的伏羲、女娲及三苗、祝融氏，都属于这个集团。华夏集团发祥于黄土高原，后沿黄河东进，散布于中国的中、北部部分地区，大约相当于今仰韶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分布区。华夏集团以黄帝和炎帝两人为主。这三大集团之间，既有和睦共处的安定，也有大动干戈的战争。后来黄帝兼并炎帝部落，统一其他各部，黄帝、炎帝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祭奠的先祖。华夏集团也因为其连续的胜利，巩固了自己的主流地位，成为中华民族的古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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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从建国到灭亡，长达五百多年。最后的二百七十多年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所以商朝又叫殷朝，有时候也称为殷商或者商殷。商朝定都于殷是从盘庚开始，盘庚是商汤的第九代孙子，商朝的第十九个王。商朝曾经屡次迁都，盘庚定都于殷，不再迁徙，反映了这时候农业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畜牧业，人们要求定居下来。
商汤灭夏之前，把统治中心迁到了亳（今河南濮阳县）。亳位于商族活动区的南部边界地带，再向南，就是夏人的势力范围了。汤灭夏之后，为了便于统治夏国的遗民，又在位于夏的中心地区的今河南省偃师县修筑都城，定都于此。这是商王朝建立后修筑的第一座城池，它仍以“亳”命名，史称“西亳”，以与原来的亳城相区别。从汤到大戊九位商王都以此为都。从仲丁继位为王开始，商朝的都城频繁迁徙，仲丁时迁都于（今河南荥阳县），河甲时迁都于相（今河南内黄县），祖乙继位后迁到庇（今山东鱼台县），南庚又迁都于奄（今山东曲阜）。从仲丁到盘庚只有十王，却迁了五次都，平均两王一迁，频率是很高的。
盘庚决定迁殷，是经历了一番斗争的。
盘庚即位前，商王朝已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在商王太甲以后，商朝历代的君主和奴隶主贵族们，生活都很腐化。他们迷信鬼神，又特别喜欢喝酒。他们是十足的寄生虫，自己不劳动，一切事情都驻使奴隶去做。在奴隶和奴隶主之间，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奴隶们大批逃亡。在王室贵族当中，争夺王位越演越剧烈，有的人说应当兄终弟及，有的人说应当父死子继。叔侄之间，兄弟之间，常常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把国家搞得乱七八糟。
各种内部矛盾削弱了商朝，生产荒废了，一些小国和少数民族不再受商朝的节制，加上水涝、干旱等等自然灾害，使得商朝这个奴隶制国家简直维持不下去了。
正在这个时候，商朝的第十八个王阳甲死了，阳甲的弟弟盘庚做了王。盘庚是个有心计的人，他善于观察形势，觉得国家不能再照老样子维持下去了，应当想出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来缓和这些矛盾，挽救商朝的衰亡。他想出来的办法就是都城迁到殷，开垦荒地，长期定居下来。
盘庚考虑迁都的原因主要是殷地的土地比较肥沃，自然灾害比较少些轻些，在这里建设都城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其次盘庚认为迁都以后，一切都得从头做起，奴隶主贵族不能过分享受，这样社会矛盾就可以缓和。而且迁都可以避开危险的反叛势力，都城一旦安全，统治就可以稳定。
可是迁都的决定招致了许多人的反对，反对的人主要是奴隶主贵族，他们害怕到了新的地方不能照旧享乐。盘庚是个办事十分坚决的人，他决不因为有人反对就改变主意。他把奴隶主贵族召集起来，对他们发表了两篇训诰。第一篇训诰是劝说，告诉大家搬家到殷的好处。他说：“以前上天降下大灾难时，先王们都为了臣民的利益而迁徙。现在我也和先王一样，希望你们都能得到安乐的生活，并不是因为你们有罪而惩罚你们。我要遵照先王关心臣民的样子，关心你们，保佑你们，带着你们去寻求安乐的地方。你们如果不与我同心，先王的在天之灵便要责罚你们，降下不祥来了。”第二篇训诰是威胁，用强硬的口气，警告大家一定要老老实实地服从迁都命令，否则就要进行严厉的制裁。
盘庚用了软硬兼施的手段，终于把首都迁到了殷。可是斗争并没有结束。老百姓到了一个新地方，生活不习惯，吵嚷着要回老家。奴隶主贵族就乘机起哄，煽动大家要求搬回老家去。盘庚又发表了一篇训诰，用强硬的语气制止住了奴隶主贵族的反对。他说：“先王谨遵上天之命，开国以来已经迁都五次了。现在如果不听从上天之命迁都的话，谈什么继承先王的事业呢？”他知道臣民口出怨言是由于当权的大臣在煽动，他严厉警告说：“我看得很清楚，你们在浮言煽动，只是我没有表示出来罢了，你们就放肆起来。你们在自己祸害自己。我不论关系亲疏，谁做好事就受赏赐，谁犯罪就要受惩罚。国家能治理好，是你们大家的功劳；国家治理不好，由我一人承担责任。今后你们别乱讲话，否则到惩罚时，后悔就来不及了。”
过了几年，局面才安定下来。奴隶们在这里被迫没日没夜地劳动，把殷建设成了一个十分繁荣的都市。从此，商朝的都城就固定在殷城，政治上比较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也有更大的发展。那时候，铜的冶炼技术大大提高，青铜器的制作范围更加扩大。殷城附近就有一个很大的青铜器作坊，有上千个奴隶在作坊里劳动。奴隶们用铜、锡、铅三种金属做原料，冶炼铸造了成千上万件斧、钺、戈、矛、刀、镞等武器，鼎、爵、觚、壶、盘、盂等饮食器皿以及斧、锛、凿、钻、铲等生产工具。许多青铜器造型优美，花纹图案十分精巧，达到了高超的艺术水平，形成了后来著称于世的青铜器文化。有一个很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875公斤，被考古学家从殷墟遗址中发掘出来，完整地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这是世界上到现在为止发掘到的最大青铜器。从商代的青铜器也可以看出，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是以奴隶为主体的劳动群众创造出来的。
在殷墟遗址中，还发掘到大批乌龟的腹甲和牛的肩胛骨，上面刻着许多文字。这种文字和现在的不同，是我国已经发现的最古的文字，叫做甲骨文，一共有四千多个单字，大多已经被考古学家辨认出来。当时殷朝的王室贵族很迷信，做什么事情都要先采用龟甲和牛骨进行占卜。刻在龟甲和牛骨上的，大都是占卜的原因和结果，以及后来是否应验等等的话，这些卜辞记载着殷朝的许多大事，为研究殷商的历史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盘庚迁都，又一度复兴了商朝，使得殷商这个奴隶制国家，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放出了灿烂夺目的光彩，成了当时世界上的文明大国。
史学家通常以盘庚迁殷为界，把商代历史分为前后两期。盘庚迁殷后，发扬商汤的政治传统，使商王朝再度兴盛，出现了百姓安宁、诸侯归依的局面，长期以来威胁着商北部、西部边界的那些部族，也在商王朝的打击下退缩、收敛，有的重向商朝表示臣服。
盘庚开创的中兴局面，到了武丁时得到进一步发展。武丁对西方、北方的少数部族发动了一系列的征伐战争，消除了北方、西方的威胁，商的势力范围大大扩展。武丁以后，革除了易于引起内乱的兄终弟及制，实行单一的父死子继的王位继承制，避免了兄弟阋于墙的变乱，遂使商王朝进入了一个持续发展的时期。盘庚以后的二百多年间，不仅未再有迁都之举，而且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殷墟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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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是秦末农民战争中的杰出人物。
早在秦始皇东游时，刘邦和项羽都见到了秦始皇的车马仪仗，威武雄壮的气势令人震惊。项羽看到这些，豪兴大发，高喊：“彼当取而代之！”豪放直爽的气派跃然而出。然而刘邦发出的叹息只是：“大丈夫当如是。”其艳羡阴妒之情溢于言表。在后来的战争中，项羽勇猛善战，无人能敌，性格也直阔豪爽，令人敬畏。
秦始皇最后一次巡游时，死在半路。秦二世即位的第二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消息传来，在吴中（今江苏苏州）的项梁、项羽起而响应，他们感到为楚国报仇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召集起8000子弟兵，杀掉了郡守。不久，有消息传来，陈胜被秦将章邯打败，项梁赶快率领江东子弟兵渡过长江，向西挺进。一些零散的反秦队伍，如陈婴、英布、吕臣等率领的武装，都纷纷投奔到项梁的队伍中，部队一下子增长到六七万人。
其时陈胜被叛徒庄贾杀死，张楚政权四分五裂。在这个紧要关头，项梁在薛县（今山东滕县南）召开各路义军首领会议，商量要公推一个义军的首领。这时候，项梁接受范增的计策，派人四处寻访楚怀王的后代，找到楚怀王一个叫熊心的孙子，这时他才13岁，正替人家当放羊娃。于是项梁带领大家把熊心立为楚王，为了顺应楚人怀念故国的心情，仍称他做“楚怀王”。这个消息传开以后，果然又有很多人赶来参加项梁的队伍。
项梁把楚怀王安置在盱眙（今山东盱眙东北），自己带兵继续西进。先在东阿打败章邯，又在濮阳大破秦军，不久攻占了定陶。其时原先齐、赵、燕、魏等国的旧贵族，也都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立为王，恢复了原来国家的名称，秦朝的统治眼看就要崩溃。秦将章邯见形势危急，赶快请秦朝政府增派援军，乘着项梁得胜后骄傲自满，偷袭定陶，杀死了项梁。项梁一死，起义军的队伍受到很大损失，原来增援北上的项羽和刘邦只好撤退到彭城一带。
秦将章邯击破了项梁的楚军主力之后，带领大军北渡黄河，攻打当时自称赵王的赵歇。赵军被围困得顶不住了，赶紧派人四处求救。楚怀王接到赵王求援的书信，派宋义为上将军，叫他带着次将项羽、末将范增北上救赵。宋义却是一个胆小怕事、自私自利的小人，他根本就不想到城下和秦军拼命。当他走到安阳时，按兵不动。项羽见此愤恨无比，冲进宋义军帐，一剑斩下他的脑袋。将土们听说杀了宋义，都立刻表示愿意服从项羽的指挥，并拥立项羽代理上将军一职。项羽担任了援赵大军的主帅，下令士兵每人带足三天的口粮，然后又下令砸碎全部行军做饭的锅。将士们都愣了，项羽说：“没有锅，我们可以轻装前去，立即挽救危在旦夕的赵国！至于吃饭嘛，让我们到章邯军营中取锅做饭吧。”大军渡过了漳河，项羽又命令士兵把渡船全部砸沉，同时烧掉所有的行军帐篷。战士们一看退路没了，这场仗如果打不赢，就谁也活不成了。
项羽指挥楚军包围了王离的军队，同秦军展开了9次激烈的战斗，渡河的楚军无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个个如下山猛虎，个个都奋勇拼杀。经过多次交锋，楚军终于以少胜多，把秦军打得大败，杀死了秦将苏角，俘虏了王离，章邯带着残兵败将急忙后退。那些旧贵族派来的援军，看到项羽大获全胜，又是佩服，又是害怕。
巨鹿大战之后，项羽获得了诸侯们的一致崇拜拥护，成为楚怀王的上将军，从此，他成为反秦运动的实际领导者。章邯在巨鹿失败之后，已没有了自信心，后决定投降。项羽封他为雍王，留在楚军的部队中，另任命自己的亲信司马欣为上将军，率领章邯的旧部，为攻秦的先锋。一路西进，诸侯的军队不断加入，总数达到60万以上。走到新安附近时，章邯的旧部表示出一些动摇的倾向，项羽就在一个晚上，将他们全部活埋，人数约有20万之多。走到函谷关时，关上的兵卒已不是秦军，而是刘邦的军队，项羽这才明白，在他和章邯相持数月的时候，留守砀山的刘邦，已经兼程向西，由南阳进入武关，占领咸阳，接受了秦王子婴的投降，比他领先了一步。
秦王朝既然已经灭亡，项羽就没有入关的必要，因为占据关内的是同属于楚怀王旗帜下的刘邦。但是为了争夺支配全国的大权，项羽便不能不立刻入关与刘邦一决雌雄。由此，开始了刘邦、项羽长达四年的楚汉争霸。
开始阶段，以力量对比来说，项羽的军队拥有40万人，刘邦只有10万人，项羽想要消灭刘邦是很容易的事。被项羽尊称为“亚父”的范增建议说：“刘邦在东边家乡的时候又贪财，又欢喜美女，如今进关以后，财物和美女都不要了，我看他的野心不小，恐怕想要跟大王争夺天下，您不如趁早下手，除了他算了。”刘邦手下的左司马曹无伤偷偷派人来给项羽送信说：“刘邦想要在关中称王，他准备拜秦王子婴做相国，把秦朝宫里的一切珍宝都占为已有。”项羽听了这个消息，火冒三丈，他决定第二天一早派兵去攻打霸上，消灭刘邦。
项羽的决定，惊动了他的另一个叔父项伯，项伯和刘邦手下的张良是好朋友，他生怕明天打起仗来会伤害张良，就连夜赶到刘邦军营里去通知张良，叫张良赶快逃走。张良把项伯的话一五一十地报告了刘邦。刘邦一听着了慌，连声说：“这怎么办？这怎么办？”张良对刘邦说：“大王估计一下，咱们的军队能挡得住项王的进攻吗？”刘邦沉默了一会儿，愁眉苦脸地说：“我看挡不住啊！这怎么好呢？”张良说：“那您可以请项伯帮帮忙，叫他在项王面前给求求情。”刘邦叫张良赶快把项伯请进来，摆上酒席，热情招待。刘邦低声下气地对项伯说：“我自从到霸上以来，什么东西都不敢动一下。只是登记了官民的户籍，查封了秦朝的仓库，日日夜夜盼望项王到来。我派些军队把守关口，也只是为了防止盗贼，决没有抗御项王的意思。请您务必在项王面前替我美言几句，请项王不要听信谣言。”为了结交项伯，刘邦还当场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项伯的儿子，两人结成儿女亲家。项伯答应了刘邦的请托，并嘱咐刘邦第二天清早到项羽大营里去谢罪，然后连夜赶回驻军地鸿门。
第二天一清早，刘邦带着一百来个人赶到鸿门，当面向项羽谢罪。项羽是个直性人，他看刘邦这样谦虚，心头的怒火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亚父范增一再地给项羽使眼色，项羽都默不作声，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范增急了，借个机会出去，把项羽的堂兄项庄找来，吩咐他舞剑来刺杀刘邦，但项伯用自己的身体掩护刘邦，使项庄下不了手。最后在张良和樊哙的掩护下，刘邦得以脱身。范增拿过刘邦送的玉杯，扔在地上，用宝剑把它劈了，然后长长地叹一口气说：“唉！项王太幼稚，真不值得替他出主意。将来与项王争夺天下的，必定是刘邦这家伙，我们都等着做俘虏吧！”
但当时项羽的力量还是要远远超过刘邦，眼看两军矛盾加重，刘邦军中的一些人被项羽吓得逃走了。先是韩信因未被重用而走，后来萧何也失踪，这对刘邦来说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因为萧何是他多年的朋友，共同起义于沛县，又很有才能。幸亏过了二天，萧何回来了，才得知他是去追回韩信的。萧何说这位韩信的确能够贡献别人所没有的计谋，以解决当前的问题。不过一个如此有能力的人，应该摆在一个与他相适合的位置，他应该担任的是将军、大将，列于所有的将军之上，这样他才肯贡献他的方法。萧何的保荐，刘邦绝对依从，立刻筑坛，拜韩信为大将。
公元前206年二月，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都彭城，尊楚怀王为义帝，迁之于江南。他大封诸侯，违背“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约定，令刘邦僻处汉中为汉王，令秦国三降将章邯、董翳、司马欣分王三秦。三秦子弟，未死于讨平陈涉之时，亦死于项羽尽坑降卒于新安之时，现在这笔帐全算在章邯身上了。董翳、司马欣之辈，原本毫无声望，只是与项羽的关系较为密切，自然为三秦父老所恨。三秦百姓的确很思念那灭秦而不杀子婴、取咸阳而不烧宫屠城、除秦苛法而仅仅约法三章的刘邦。
在东方，项羽的政策也发生了失误，他不该迁逐齐王、赵王、燕王。这三位崛起的诸侯，不曾有罪，都曾经派兵遣将来助项羽入关。现在项羽却分封那些他们派来的将官，如田都、张耳、臧荼等，各自回国为齐王、常山王、燕王，驱逐原有的国王，使他们屈身为胶东王、代王、辽东王。这不仅令人不平，而且助长了叛乱势力。项羽在山东、河北、辽东都一一种下了动乱的苗子。
在中部，魏王变成了西魏王，魏国的东部成了西魏王的领地。韩王郑昌，项羽并不让他回国，于是韩国的旧壤无形中成了西楚霸王的采邑。义帝原都彭城，项羽要他将彭城让出，作为西楚霸王的都城。义帝无奈地被流放到郴县，走至途中，又遭项羽暗杀。
韩信向刘邦献策说：“项羽已经丧失了天下人的信任。他只是名义上的霸王。虽然一时看上去很强大，但我们很容易使他变弱。”韩信认为项羽对部下不信任，只是匹夫之勇；他对于有功者，舍不得赏赐与封赠，只是妇人之仁。打倒他，不是难事。可以想出的办法就是我们赶快作好准备，一旦东方有事，项羽无暇西顾，汉军第一步击破章邯、董翳、司马欣，第二步出函谷关就可以直捣彭城。
中国的舞台剧上，刘、项二人的争雄正式开始了，双方在中原大地进行了连续的血雨腥风的战斗，刘邦在萧何、陈平、韩信三位人杰的辅佐下，逐渐取得了主动。第二年，刘邦乘项羽主力在齐作战，大举东进。当得知义帝被杀，刘邦就为义帝发丧，声讨“楚之杀义帝者”项羽。刘邦派韩信北击燕赵，东攻齐，南绝楚粮道，逐渐形成对楚的包围态势。公元前204年，刘邦联络九江王英布反楚。陈平建议，用反间计使项羽怀疑范增、钟离昧等忠诚有谋之士，项羽中计，范增被疑，怒而辞官，途中病死。自此项羽左右有远见、多谋略者告绝，为刘邦取胜创造了条件。
公元前202年，刘邦追项羽至垓下。项羽只剩下八百余人，四面楚歌声中，项羽与宠姬虞姬诀别，突围南走。到了天明，汉军才知道消息，派了五千骑兵去追。项羽走到淮河，只剩下一百余人。渡淮以后，问路于农夫，为农户欺骗，陷入一大片沼泽之中，被汉军追及。又突围向东，到了东城，所剩仅有28骑。这28名骑兵到了最后，他仍分为四队，施演惊人的战术，四队同时突围，指定对面三个山坡，为集合地点。于是一声令下，分向四面驰出，便有汉将一名为项羽所斩杀。片刻之间，项羽的骑兵又集合在三个山坡之上，汉军不能确知项羽的所在。等到汉军分而为三，把三处的楚骑分别围困，项羽又再度冲出，斩汉一都尉，杀了几百汉军。28骑之中，只损失二骑。
项羽带了这26骑，又继续向东南奔逃，来到长江江岸的和县东北的乌江镇渡口。乌江亭长将船靠在岸边，对项羽说：“江东虽小，但地方千里，数十万人之众，也足以称王。望大王赶紧渡江。现在只有我有船，汉军追至，无船可渡。”项羽笑道：“天亡我，我渡江做什么？而且我与江东子弟八个人渡江西进，如今无一人生还，纵然江东父兄可怜我而仍以我为主，我有何面目见他们。”遂将所乘马送给亭长，让从骑都下马步行，手持短武器与汉军交战。项羽手杀汉军数百人，自己也负伤十余处。他知道大势已去，仰望苍天，大吼一声，挥剑自刎。
历时四年的楚汉战争以刘邦取得胜利最后即皇帝位而结束，而项羽最后成了一个悲剧人物留在了中国人的心里。四年前后刘邦和项羽地位的转变，如谜一般为史书记录，但史书并没有给出什么明确答案。
对项羽失败的原因，很多人进行了探讨，但看法不全一样。有人认为项羽之所以失败主要是他实行了分封。在政治上刘邦是进步的，项羽是反动的，他大搞分封，符合旧贵族的利益，违背了广大人民的利益，日益陷于孤立，终归于败亡。也有人指出项羽缺乏政治头脑，陶醉于眼前的成功，一心沽名钓誉。平时吝悭分封，胜利之后，又极其简单地以封王的形式肯定和承认割据势力。因与历史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终遭失败。
另一种观点认为刘邦、项羽的成败，是他们个人素质所致。项羽过于残暴，自恃拒谏，是出色的军事家，但不是成功的政治家。刘邦品格低劣，成功在长于权术，善于用人。项羽失败在于用人唯亲，不讲策略。更有人认为项羽失败原因除了个人因素外，还有推翻暴秦后，没有给人民带来任何利益和生存生产的条件，而内部有不折不扣的奸细项伯的破坏。各家意见分歧颇大，要取得观点一致，已不能局限于原有的史学方法，须加强历史人物个性的研究。
古埃及图坦卡蒙陵墓之谜
今江苏省沛县相邻的丰县，在二千年前是秦朝的沛县丰邑。刘邦出生于丰邑，丰邑秦末置县，属于沛县，汉兴改称丰县。
刘邦有兄弟三人，长兄名伯，次兄名仲，他自己名季，伯、仲、季就是老大、老二、老三的意思，以排行取名乃是乡间俚俗。刘邦这个名字颇为文雅，据说那是他当了皇帝后起的名，当皇帝之前一直叫刘季。农民子弟无钱入学，他的两个兄长都是文盲。刘邦比较聪明，父亲把他送入乡间学校，读书不多，略能识字与作文，至今刘邦家乡中阳里还保存着他读书时的书塾。乡间缺医少药，大哥患病早死，二哥是个朴素巴结的庄稼汉，埋头陇亩，辛勤耕作，略有节余，稍置产业。父亲赞扬老二干活卖力，持家有方。刘邦却游手好闲，不治产业，被人看作是个不务正业的人。老太公有时也责怪他于家无利可入，认为他没有出息。
其实刘父也是一个游手好闲之徒，平时不治家产，喜欢饮酒，有钱就打酒与人共饮，经常出入乡间市井，肚子饿了，随便买个汤饼充饥。凡是乡里有斗鸡、踢球的事情，他都要插上一手，而且很在行。这种从小养成的习性，直到晚年还是没有改掉。当时刘邦封他为太上皇，住在长安皇宫中，食宿都很豪华，刘邦以为这下他总该高兴了，但出乎意外他总是一副郁郁不乐的样子。刘邦不解，忙问其故，答称自己从小就乐与屠夫、小贩之流结交，现在周围没有这号人，很不习惯。刘邦为逗父欢心，选宫内废址，筑成类似丰沛乡里市井风光街一条，以内监充任屠贩，叫卖其中，乐得太上皇留连忘返。
少壮之年的刘邦很多生活习性与他的父亲相似。他的酒瘾很大，是邑市小酒店的常客。手中有钱就现买现饮，无钱则赊酒记帐，但他不会赖帐，一旦有了钱，他会加倍甚至加几倍偿还。酒家欢迎这样的酒客，混得熟了，如同一家。当他喝成烂醉如泥，顾不得什么体统，就和衣卧倒酒家床上，成了醉汉。可是后来刘邦当了皇帝，谁都不敢讲他以前喝酒的事情，相反还有人为他粉饰了一些神奇的色彩，说什么刘邦醉卧时，老板娘常常亲眼看到他身上有龙出现，龙体附身正与刘邦后来当上皇帝相符。传说还有两个老板娘居然不计血本，把刘邦一年欠下的酒帐来个一笔勾销，这无非是想证实刘邦龙体附身的神异之事。
刘邦结交的朋友也有屠贩之徒，不过比他父亲稍高一个档次，可能与他的经历有关。约公元前216年，时年31岁的刘邦被推为泗水亭长。亭长虽只管辖十里以内的民事、诉讼，是个小小的乡吏，但他有机会与县吏打交道。加上刘邦为人豪爽、不拘礼节的个性，很快与同事、上级混得很熟。
不务正业，游荡乡里，使刘邦染上流气，这个习性直至他补秦吏时还依然故我。当时沛县有一外来户，户主姓吕，因与沛令友善，人们尊称为吕公。那些有头面的县吏、乡吏，得知沛令结识了一位尊客，纷纷准备厚礼往贺。主吏萧何负责收受贺礼、贺钱，告诉送礼人不足千钱，只能坐在堂下低等宴席。刘邦囊中羞涩，不要说千钱，就是十钱、百钱也拿不出来，但他要跻身酒宴，怎么办？急中生智，假装贺客往见，大言不惭地高声喊：“贺万钱！”在座的贵宾大为惊奇，自愧不如。他大摇大摆地闯进大门，手中却空无一物，正当诸吏疑惑不解时，不料吕公从贵宾首座中徐徐起身，跨步相迎，引入贵宾之席。
刘邦好说大话，诳骗众吏，自然使主受贺礼的萧何不满，于是当众数落了刘邦几句。但吕公不以为意，居然对这个捉弄他人的不速之客十分看重，其中缘由，据说吕公相中刘邦状貌将来贵不可言，遂有此举。
刘邦与吕公在贺宴上的邂逅相遇，还引出了他大龄得妻的风流韵事。吕公择婿不以男方的家产、地位为重，而从其将来发展前途考虑。传说吕公精通相术，初见刘邦，大奇其人；再相状貌，贵不可言，到底是他的相术灵验，还是后人有意夸大其辞，今天不得而知。但尊刘嫁女是事实，不能说此人没有眼光。
刘邦好发大言，常常会流露出豪迈大志。有一次，他被征发到秦都咸阳服徭役，目睹秦始皇豪华壮丽的出巡，四周簇拥着威武的侍卫、鲜艳的仪仗和无尽的马队，只见到处都是光亮闪闪的刀枪兵器。事后他大发感慨道：“为人应做一个大丈夫，大丈夫当如此地出人头地。”也许善于观颜察色的吕公正是从刘邦的口出大言、必有大志这个角度去认识刘邦的，才会做出常人难以想像的事来。
无赖成性的刘邦即使当上皇帝后仍改不了本性。吕公的女儿叫吕雉，是个奇女子，为人刚毅，生性泼辣，连刘邦也让她几分，但刘邦不喜欢这个带有几分阳刚之气的女人。吕雉既不能使刘邦得到性爱的满足，又严禁刘邦爱上别的女人，好色的刘邦怎能忍受得了。碍于吕后的雌威，只得躲躲闪闪地寻欢作乐。一天，他进入掖庭织室，就忘了自己的身份。室中的织妇都是穷人或犯罪官员被株连的妻女，她们一入织室，就终生与织机相伴，永无见天之日。这时他偶然看见一个美貌的织女，顿时心花怒放，不顾对方的低贱身份，在情欲的驱使下，先是调戏，后则云雨交欢，遂有身孕。问明女子姓薄，封为薄姬，不久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刘恒。不管其母如何低贱，生下的都是龙子。母以子贵，薄姬告别了永不见天日的织室，搬进了豪华的宫殿。她的儿子后来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汉文帝，她被尊为薄太后。
刘邦后又迷恋上了一个比薄姬更漂亮、更称心的戚姓女子，薄姬便遭冷遇了。戚女聪明，善察刘邦心意，颇富女性柔媚之态。刘邦日理万机，回到宫室，劳顿不堪，戚姬便百般温存、柔语慰藉，倦怠之意立即消失，顿觉神情清爽，使精力日耗的晚年刘邦重有了勃勃生机。刘邦十分眷爱这位女子，遂初封她为戚姬，后又封为戚夫人，后宫地位仅次于吕后。
刘邦起于乡里，出自布衣，结交群氓，思想深处不免打上粗野烙印。他从小不喜诗书，虽然曾进入过家乡中阳里的马公书院读书，但他与书不结缘，甚至有厌恶感。当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消息传来时，他竟幸灾乐祸，庆幸自己没有与读书沾过多少边，用不到担惊受怕。想到书烧成灰了，今后大家无书可读，更是喜形于色。长大以后他不喜欢儒生，时时流露出草莽意趣和粗野作风。登位之后，有不少戴儒冠来求见的儒生，刘邦厌恶之余，随手取下对方所戴的帽子，当着客人的面，撒一泡尿在里头。殃及儒冠外，还波及儒袍。秦博士叔孙通身穿儒袍晋谒，刘邦一脸不高兴。事后叔孙通了解底细，马上变通，脱下儒袍，改穿楚服短衣，刘邦马上高兴起来。他虽贵为天子，但身穿短衣，习于楚俗服饰。如此对士人的轻慢，表面上看无礼至极，实际上是刘邦的流气与粗野作风的流露。
楚汉相争中，刘邦凭他草泽英雄的本色，好谋善断，擢用人杰，胸怀大志，终成一代大业。在他的潜意识中，却难以磨灭他的草莽意趣、流气行为，他不掩饰自己的布衣个性，不弄虚作假，显示了他俗得可爱的纯真品格，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糅流俗于英雄本色的人物。
荆轲刺秦王之谜
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66岁的汉武帝已到了风烛残年的时候，长年体弱多病，这位在中国历史上素以雄才大略著称的皇帝进入了生命的晚期。他和其他的君王一样，在享受到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后宫粉黛如云的美色之后，就想着如何才能长生不老，永远能享受到天下的荣华富贵。疾病在向他逼近，躺在未央宫中，他开始担心自己是否会因病而死，并且怀疑自己的疾病是否是有人在诅咒他而引起的。武帝信任酷吏江充，任为直指绣衣使者。江充见武帝年老多病，且多疑，遂妄称武帝病在巫蛊。
当时，京师聚集着许多方士、巫师，大行巫蛊之术。汉武帝时代通行的“巫蛊”形式，大致是用桐木削制成仇人的形象，有的插刺铁针，埋入地下，用恶语诅咒，以为能够使对方罹祸。当时的人普遍相信，如果想让某人患病甚至去世，可以用木头刻画成此人的样子，然后在他身上扎上针，埋在地下，再施以恶毒的诅咒，事情就会变得很灵验。“巫蛊”曾经是妇女相互仇视时发泄私愤的通常方式之一，宫廷妇女和贵族妇女中因嫉妒而使用“巫蛊”之术，使得这种迷信意识严重侵入上层社会生活。因此，在皇宫表面的富丽堂皇与警卫森严的背后，很多颇有名声的女巫们出入其中，为后妃们度厄，为怨妇们诅咒。这些后妃们为了争宠，常常互相攻讦，而最有杀伤力的攻讦就是让武帝相信，某人的宫中埋有木偶，木偶的神主就是武帝。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有两年左右的时间，想永存于世却又疾病缠身，汉武帝一直被这种木偶与诅咒纠缠得不可自拔，后妃们的谎言与揭发，星象所显示的灾难变异，一日数报的边疆急变，这一切都使得汉武帝越来越相信，自己的病和帝国的病，真的是由于木偶所引起的。为此，汉武帝命令江充到处掘地寻找木偶，一旦发现，便大开杀戒。这一时期，由于木偶而被处死的人数以万计。
尤其让国人和武帝感到震惊的是，江充报告说他在太子的东宫中找到的了许多木偶，言下之意，乃是指太子希望用诅咒的方法使父亲早早死去，以便提早接班。之前，江充与太子已经结冤。江充凭着武帝对他的信任，见太子家使车马在驰道上行走，就没收车马，并劾奏于武帝。太子请江充宽恕，江充不听，两人遂交恶不和。江充害怕武帝去世后太子将来会迫害自己，遂一直想找到报复的机会，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戾太子刘据，是汉武帝的儿子，卫皇后所生，所以也称为卫太子。后代称他为戾太子，那是刘据死后的谥号。汉武帝29岁时，刘据才出生，汉武帝非常喜爱他。刘据长大以后，性格和顺谨慎，汉武帝嫌他才能一般，不像自己，逐渐转向宠爱王夫人所生子刘闳，李姬所生子刘旦、刘胥，李夫人所生子刘。于是皇后和太子都感到宠爱递减，心不自安。汉武帝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有一次他对大将军卫青说：“汉家建国匆促，加上四夷侵扰中原，朕不变更制度，则后世无所遵循；不出军征发，则天下不能安定，如此不可能不使民众加重负担。如果后世有人仍然继续沿袭这样的政策，那末，就是在重蹈秦王朝灭亡的覆辙了。太子性格稳重好静，一定能够安定天下，是我放心的继承人。要寻找守成的君主，难道还有贤于太子的吗？”虽然有了承诺，但太子不受宠爱是不争的事实。太子的地位原本就岌岌可危，江充的指控和他准备向武帝汇报的威胁使太子更加胆战心惊，这位已当了30多年的太子，并一直生活在全能的父亲阴影里的年轻人只得找他的师傅石德商议对策。
石德说：“前丞相父子、两位公主都因此致祸。巫与使者掘地得到罪证，不知是他们预先放置的，还是真的就有，现在无以自明，只有假冒皇帝的诏令，收捕江充等入狱，严加审问，追查其奸诈。而且陛下现在甘泉宫养病，皇后及家吏请安都没有得到回音。陛下生死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跋扈，太子难道忘记了扶苏的教训吗？”
石德用秦太子扶苏的悲剧警告刘据，刘据于是下决心起兵自卫。征和二年七月壬午日，武帝患病，在甘泉宫避暑，刘据派宾客以汉武帝使者名义逮捕江充等人，又调用宫中卫士，取武库兵器，向百官宣布江充谋反。于是斩江充示众，又用烈火烧烤的方式处死与江充联手的胡巫。同时动员数万市人与政府军战于长安城中，汉代最严重的政治动乱于是爆发，一起并不太大的事情终于酿成太子造反的后果。
当时在甘泉宫休养的汉武帝命令严厉镇压太子军，宣布抓获和杀死反叛者，自有赏赐。又具体指示：以牛车作为防卫工事，避免短兵相接，用弓箭尽可能多地杀伤叛军。并且坚闭城门，不要让反叛者逃离长安。汉武帝迅速回到长安，居住在城西建章宫，下令长安附近郡县的正规军进发长安，并且亲自进行现场指挥。太子军与政府军在长安城中大战五天，死者多达数万人。5日后，太子兵败逃走。是年8月，太子在长安城郊自杀，同时遇难的还有太子的两个儿子，即武帝两个未成年的亲孙子。
事变之后，“巫蛊”冤案的内情逐渐显现于世。汉武帝知道太子发兵只是由于惶恐，并没有其他意图，又接受了一些臣下的劝谏，内心有所悔悟。他下令族灭江充全家，又将江充的同党苏文焚死在横桥上。他哀怜太子无辜，在刘据去世的地方修筑思子宫与归来望思台，以示怀念之意。天下百姓听说后，都为太子刘据哀伤。思子宫和归来望思台后来也成为诗人吟咏的对象。
事情弄到这种地步，武帝也觉得十分凄凉，想起太子和两个皇孙竟然活生生地寻了死路，心中越发伤感，脾气变得更加暴躁。到了晚年，行事十分糊涂，不近情理。有人认为武帝举动不可思议的症结在于他宠信方士，信奉巫术，又兼刚愎自用，暴戾恣睢。如果究其根本原因，汉武帝晚年的糊涂暴戾的性格，主要是因长生无术引起的心烦意乱所致。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汉武帝晚年，临近政权交替，国家政治进入了微妙时期。政治权力的转移，对于最高执政者本人来说，看得非常重大。即使是他自己选定的继承人，也是带有极为苛刻挑剔的目光。在父子对政事看法有所不同的情况下，心理裂痕会越来越明显。在这种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具有极敏感的政治嗅觉，又有投机之心，受到汉武帝特殊信任并赋予重要权力的江充，利用汉武帝父子政治倾向不同的矛盾，制造了太子宫中的“巫蛊”冤案。
尼雅王国之谜
公元581年，杨坚以后周外戚国丈的身份篡夺了帝位，建立了隋朝，史称隋文帝。隋文帝共有5个儿子，均为独孤皇后所生。隋文帝登基后，即立长子杨勇为太子，次子杨广为晋王。
之后，文帝将杨勇废为庶人，立善于伪饰的晋王杨广为太子。仁寿四年（604）四月，隋文帝得病，七月病重，不久死于仁寿宫。
关于文帝的死，目前学术界大致形成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隋文帝之死属于他杀，凶手是他的儿子即隋炀帝杨广。据史书记载，隋文帝杨坚病重期间，尚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等因皇帝病重而入宫侍奉，太子杨广也住进宫中的大兴殿。杨广见文帝的病情危在旦夕，就亲手写信给杨素，让杨素密切注意文帝的情况，并询问今后该怎么办。不料杨素的回信被宫人误送到文帝处，文帝看后非常震怒。
独孤皇后死后，文帝最宠幸的是宣华夫人和容华夫人。宣华夫人陈氏是南朝陈后主的妹妹，人长得很漂亮，号称“江南第一美人”，杨广对她的美貌垂涎已久。当晚，陈夫人在旁侍疾，早晨出来更衣时被杨广撞见。杨广欲对陈夫人无礼，被陈夫人奋力挣脱。当陈夫人衣衫不整、神色慌乱地跑到文帝病榻前时，文帝气愤异常，大骂道：“这个畜生如此无礼，怎能担当治国的大任！”盛怒之下命令柳述说：“召我儿。”柳述以为要召杨广，文帝急忙纠正道：“勇也。”大怒中的文帝要重立杨勇为太子，废黜杨广。柳述起草诏敕后让杨素过目，杨素是杨广的心腹，自然不肯召杨勇。杨广马上假传圣旨，命亲信左庶子张衡立即入大宝殿侍候文帝。张衡进入大宝殿，就把宫人和卫士全都赶出殿外。一会儿，张衡出殿宣布文帝已经驾崩。一时间，朝野上下议论纷纷，认为是张衡杀死了文帝。至于张衡是如何杀死文帝的，史书的记载有较大的出入，《大业略记》记载张衡以毒药害死文帝，而《通历》记载张衡“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相似的记载还见于《隋书》卷36《后妃·宣华夫人陈氏传》。
第二天，杨广即皇帝位，为文帝发丧，并派人以文帝遗诏的名义缢杀杨勇。杨勇的10个儿子，长子被当场毒死，其他9个被流放到岭南后，诏令当地官员把他们全部杀死。
文帝死后，陈夫人惊恐不安，忽然收到杨广派人送来的一个金盒子，用纸封口，上有杨广亲笔书写的封签。陈夫人认为里面必是毒药，非常害怕，不敢启封，在使者的催逼下，万不得已才打开盒盖。出乎她的意料，盒内装的原来是几枚同心结。边上的宫人见此都非常高兴，相互庆贺炀帝是不会杀人灭口了。当天夜里，文帝尸骨未寒，杨广就在宫内占有了名分上是他后母的陈夫人。文帝的另一个宠妃容华夫人，不久也被杨广占有。
今天，当我们从史书记载的真实性来看，促使隋炀帝杀害隋文帝的原因是调戏陈夫人不成，这一传说显然是讲不通的。因为早在文帝病重之前，想要夺取太子之位的杨广就与陈夫人打过交道，当时他经常送陈夫人“金蛇”、“金驼”一类的贵重物品，其目的自然是让陈夫人在父亲面前替自己说好话。而开皇二十年更换太子，陈氏也“颇有力焉”，说明他们之间曾经有过政治合作关系。所以，在文帝病危之时，杨广又是合法的皇位继承人，陈氏怎么可能开罪杨广呢？基于这一点，有学者认为调戏陈氏一事充其量只是一种偶然性的促发因素，真正导致仁寿四年宫廷政变的原因，是文帝仁寿中的中央政治变动。
在杨广夺取太子之位的进程中，有一个人的作用不可忽视，那就是他的母亲独孤皇后。她是杨广夺宫的主要支持者，也是打击反对杨广势力的主要力量。但是，独孤后却于仁寿二年（602）去世。她的死，使杨广集团不得不直接面对来自各方面政治反对派的压力。这些压力，首先来自杨秀和杨谅这两个杨广的弟弟。杨秀“性甚耿介”，对于杨广通过并不光明的手段夺得太子之位，他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人；杨谅更是以防御突厥入侵为由厉兵秣马，加强自己的军备，“秀窥岷、蜀之阻，谅起晋阳之甲”，很好地概括了当时的局面。其次的压力是来自朝臣及州郡牧守的威胁，主要人物包括梁毗、裴肃、柳述等，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是杨广的心腹杨素。隋文帝对于梁、裴、柳等人针对杨素的上书和谏言，虽没有尽纳其意，但是的确对他日渐疏远了。在慢慢夺去杨素实权的同时，文帝对柳述等人日渐宠信。这样，仁寿中的这些政治变动使得杨广集团曾经有过的优势再度失衡，拥重兵而“阴怀异图”的杨谅，以及被废为庶人的杨勇，都有可能重整旗鼓取杨广而代之，在这种局势下，为了保护来之不易的太子之位，杨广就不得不先下手为强杀害了自己的父亲。
另外，有学者认为隋文帝并非是杨广所杀，他是病死的。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首先对《大业略记》和《通历》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这两本史书本身存在许多常识性的错误。比如《大业略记》不但把绯闻案的女主角搞错了，而且将二十一日发丧误作十八日。甚至说杀文帝的首犯是宰相杨素，次为左庶子张衡，用的是毒药，这一点也没有任何一本史书能够提供证据。《通历》也是如此，试想在文帝与百官诀别的庄严时刻，身为太子的杨广怎么可能跑到别室去非礼陈夫人？而且文帝明知杨素是杨广集团的核心人物，怎么可能让他去召杨勇废杨广？再者，行凶的手段为“拉杀”，且“冤痛之声闻于外”，这样的暗杀也太过于明目张胆了。基于以上种种疑点，加上《大业略记》的作者赵毅为初唐人，在隋末唐初的特定历史环境中，人们普遍对隋炀帝深恶痛绝，在记述文帝死因问题上不可避免要掺杂个人的思想感情，以期引起人们对隋炀帝的憎恨。《通历》的作者马总生于中唐，他的记载很多地方经不起推敲。既然杀文帝时左右没有人，冤痛之声怎么会闻于外？所以，《大业略记》和《通历》似市井流言，不足为凭。
即使是司马光在《通鉴》中引用了《大业略记》的记载，也慎重地注明“今从《隋书》”。至于《隋书》卷36《后妃·宣华夫人陈氏传》的记载，也只是宣华夫人的一面之辞，并非源于档案材料。北朝隋唐受胡俗影响，存在收纳父妾的风气，再加上如前所述，陈夫人与杨广早有“渊源”，有可能这时两人的感情发展较深，所以陈夫人被调戏一事的可信度还有待商榷。
除此以外，学者们认为还有许多理由可证明隋文帝并非杨广所杀。自仁寿四年春，文帝已退出政治舞台，这时隋炀帝虽位居太子，实际上已成为摄皇帝。朝廷之事，“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隋炀帝用不着再冒杀父罪名；七月，文帝已病入膏肓，不久即将离开人世，杨广继位已是时间问题，没有必要再弑其父。况且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已对杨广构不成任何威胁。此外，根据文献的记载，自杨广继太子之位起，与其父的关系一直很融洽。他的才干和魄力受到文帝的赏识，两人之间没有利害冲突。再就仁寿宫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杨广与杨素的卫兵一旦控制宫禁与交通，则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杨广应该不会愚蠢到谋杀垂死的父亲，授人以致命的把柄。
事实上大家都可以发现，以隋为鉴的唐太宗君臣，没有一个指控隋炀帝弑父。当年，如火如荼的隋末大起义，成千上万的民众揭竿而起，不少隋朝官僚也趁势反叛，在全国上下一派声讨声中，亦没有一人指责隋炀帝弑父这一颇具鼓动性的罪状。被后人指控为杀害文帝的凶手张衡，史书上称他“幼怀志尚，有骨鲠之风”。虽然他曾为隋炀帝夺得太子之位出谋划策，但是到后来由于他反对隋炀帝建造汾阳宫和谤讪朝政而被赐死于家中。后唐高祖李渊认为他“死非其罪”，替他平反，并赐给他“忠”的字号。如果张衡果真是弑君凶手，唐高祖决不会替他平反，因为这关系到国家赖以维持秩序的伦理道德问题。
那么，不是死于他杀，又到底是怎么死的？学者或认为文帝确如史书所说是因病而死，死前作好了后事的安排。也有人认为是因晚年纵欲过度而亡。独孤皇后死后，文帝惑于宣华、容华这两位年轻的女人，身体每况愈下。病重期间，文帝才意识到：“如果皇后在，我不会变成这种地步的。”但这一切太晚了，贪恋女色，导致了他的驾崩。
库尔斯克号海难之谜
唐朝建都于长安，洛阳是它的东都。从唐高祖至高宗，均以长安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但是武则天登上帝位之后，除了长安元年（701）十月到三年十月这段时间住在长安以外，其余时间一直住在洛阳。
据史料记载，武则天于684年9月改嗣圣元年为光宅元年，并且“改东都为神都，宫名太初”。改东都为神都，无疑是想抬高洛阳的地位；而“太初”则意味着一切从新开始。与此同时，武则天又在洛阳立武氏七庙。688年2月还在洛阳建立了明堂。七庙是古代帝王权力的象征，明堂是帝王举行祭祀、朝会、庆祝各种大典的场所。武则天把七庙和明堂建在洛阳，无疑是想要以洛阳代替长安了。此外，691年7月，也就是武则天登上王位还不到一年的时候，就把关内十万户居民迁到洛阳。至此，武则天要以洛阳为全国新的政治中心的用意已显露无疑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她长住洛阳，并以洛阳代替长安呢？
有一种说法来自于传统史书的记录。《资治通鉴》和新、旧《唐书》等史书上都记载，武则天曾与王皇后和萧淑妃争宠，王、萧失势被囚，高宗恻然伤之，对二人表示即将重新处置。武则天知道后，令人杖二人各一百，截去手足，投于酒瓮之中，还骂道：“令此二妪骨碎。”二人数日后死去。此后，武则天便经常在梦中见到她们“被发沥血如死时状”。为了摆脱恶梦的困扰，她先是移居蓬莱宫，但眼睛前面还是经常出现两人身影，不得已，就直接迁居到洛阳。这种说法自司马光开始已流传了很久，但是它看似顺理成章，却有许多漏洞。
首先，武则天常住洛阳并把洛阳作为政治中心，是高宗死后的事，距离王、萧二人之死有20多年了，把二者联系起来成为因果关系，不免有些牵强。其次，就武则天一贯的行为和性格来看，她不像是那种惧怕厉鬼报复的人。移居洛阳之后，她也没有少杀人，有学者甚至认为她杀人杀得“手滑”。因此，史书的说法难以成立。
另一种说法认为，武则天之所以长期住在洛阳，“无非为其曾在长安出家，避洛阳可以纵情荒淫享乐起见”。这种说法也有待商榷。因为武则天先后任皇后、皇太后和皇帝，她的一举一动均受人瞩目。她要享乐也好，要掩盖曾在长安出家为尼也好，简单地靠迁居洛阳的方式并不能掩盖过去。更何况徐敬业起兵时，骆宾王起草的檄文中就有“洎乎晚节，秽乱春宫”的词句，可见她的过去早已为天下人所共知，再怎么迁都也于事无补。至于她要享乐，就更不用避人耳目了。且不说薛怀义、张易之、张昌宗为其面首一事是否属实，光看武氏的作风，她在平定叛乱和治理朝政上，手段之强硬与任何一位男性帝王相比，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如果她要贪图享乐，还会惧怕舆论的制约吗？
有人认为武则天长住洛阳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早在隋炀帝时，留在东都的时间比长安为多。入唐后，唐太宗曾三幸洛阳。其时关中屡遇天灾，农产品供应不足，所以帝王往往移居洛阳，等到关中农产丰收，然后再回到长安。唐高宗曾七次到洛阳去，也主要是这个原因。至武则天，干脆就长住洛阳了。长安的运输远不及洛阳来得方便，而洛阳地处南北运河的中点，交通漕运便利，因此洛阳得到武则天的看重固然不排除有政治及帝王私欲上的原因，但主要是因其经济地位决定的。
还有一种说法，较前面几种而言更为新颖，即认为武氏迁居洛阳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她的目的在于改朝换代，以周朝代唐朝。在封建社会以男子为中心的传统继承制度的局限下，一个女人要夺取王位，做真正意义上的皇帝实属不易，而武则天先后作为皇后、皇太后、皇帝，这一路走来更是比男人多了几分尴尬。虽然她最后成为了一国之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作为李氏之妇，其子为李氏之后，她和李氏之间始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无法改变“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传统思想和以男子为中心的帝位继承制度。她不能与李唐皇朝彻底决裂，不论是贬低或是抬高李氏王朝对她都是极为不利的，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她只能选择另起炉灶，建立新的政治中心，这样一来，既不会侵犯李氏在长安的原有地位，也显示了武氏在洛阳的另一番至高无上。无疑，这一举动对于协调李氏和武氏的矛盾也是有利的，显示了武则天的政治才能和智慧。
更有一种观点认为，武则天长居洛阳的原因是高宗时期开始的独特的军事和政治原因造成的。高武时期周边地区军事形势较初唐有很大变化，唐朝与东北方、西方、北方的战事不断。唐高宗为了便于指挥与高丽的战争，多次来到洛阳。与吐蕃发生战争后，唐朝面临着东西两条战线，高宗就在两京之间来回奔走。从当时实际来看，洛阳正好位于全国几何中心的战略位置，较之长安更加便于应付各方的种种战事。武则天上台后，在制度上标新立异，别立系统，政治原因遂成为与军事原因并行不悖的长驻洛阳的又一原因。她想抛弃长安，摆脱李唐王朝的大本营和政治、礼仪氛围。当高宗死后，她连高宗西葬都不愿回长安一趟。
那么，武则天要另外建立一个政治中心，她为什么不选别的地方，而是偏偏对洛阳“情有独钟”呢？持这种观点者认为这是由洛阳自身的各方面条件所决定的。
长安处于关中平原的中部，虽然土地肥沃，农业生产比较发达，但是由于它屡屡为各朝代的都城，城市人口日益增多，所以随着时间推移就很难满足自己城内的粮食需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早在西汉年间，政府就大力发展漕运事业，然而由于路途的遥远，加上三门峡一段的黄河河道狭窄，多暗礁，所以漕运要付出很大代价，往往得不偿失，而位于三河交汇中心的洛阳却与长安截然不同，洛阳尉杨齐哲曾在给武则天的奏书中称洛阳“帑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行，地当六合之中，人悦四方之会”。可见，当时洛阳在经济发展上的条件的确优于长安。
自古及今，洛阳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它具有经济和军事两大方面的优势，历代帝王都对它非常重视。汉高祖称道：“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隋炀帝也说洛阳是：“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这一切都说明洛阳在帝王心目中的地位，实际它具备了作为一个都城的条件。到了武则天，她特别青睐洛阳，把洛阳作为新的政治中心，应该说是不足为奇的。武则天之后的中宗、玄宗等。又将神都改成东都，重新回到了长安，洛阳的重要性之后渐渐失去，从这点上看，武则天长驻洛阳可能是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人物的特殊举动。
武则天杀裴炎之谜
裴炎，唐高宗病重时拜相，受遗诏辅佐中宗，是当时的元老顾命大臣，对唐王朝忠心不贰。中宗即位初，重用韦后家族，欲以韦后之父韦玄贞为侍中，裴炎坚决反对，引起中宗不满。裴炎惧，乃与武则天密谋，废中宗为庐陵王，立豫王旦为帝。武则天临朝称制，裴炎与她的矛盾日益突出，光宅元年（684）遭到了杀身之祸，被处斩于洛阳都亭，朝廷上下震惊不已。那么，武则天为什么要杀死裴炎呢？
武则天杀裴炎时冠以谋反罪，一些人认为这确有其事。欧阳修在《新唐书》中说：“豫王为帝后，不管天下政事，大权全部握在武太后手里。裴炎想在武太后出游龙门时，派兵把她抓起来，还政于天子。恰巧当时天一直下雨，太后不出门，其事也就没有做成。”动用军队抓太后，日后说他谋反的确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朝野佥载》中也谈到了裴炎的谋反，不过是另一回事。故事大致上是这样的：裴炎为中书令时，徐敬业打算谋反，命骆宾王设计让裴炎一起参加到反武队伍中。骆宾王两足踩在墙壁上，静静地思索了一段时间，写成了一首歌谣：“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他先是教裴炎家里的小儿朗读，一传十，十传百，京城里的小儿都会唱了。裴炎想寻找学者破解这首歌谣，就找到了骆宾王。裴炎给他许多宝物锦绮，骆宾王一言不发。裴炎又用音乐妓女骏马贿赂他，还是不语。两人一起观看裴炎家里的古忠臣烈士图，骆宾王神色很严肃地说：“此英雄丈夫也。”于是说起自古大臣执政，常会改换社稷，裴炎听后十分高兴。裴炎问谣言中的“片火”、“绯衣”是什么意思，骆宾王北面而拜说：“你就是真人也。”裴炎于是就与徐敬业等一起合谋怎样反对武则天。扬州起兵后，裴炎作为朝廷中的内应，写了一封信给徐敬业，内中只有“青鹅”二字。有人告发了他，朝中官员不能破解二字的意思，武则天看后说：“这个青字，拆开来就是十二月；鹅字，就是我自与也，即我参加的意思。”于是决定把裴炎杀死。
这则绘声绘色的故事，使一部分人相信裴炎的谋反确有其事。有人认为裴炎为人并不光明磊落，是一个妒功害能、气量狭小的人，平时大家对他很有意见。他勾结徐敬业是确有其事，所以武则天屡说“炎反有端”，招致杀身之祸也就难免了。
有许多人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武则天杀裴炎其实是武则天不能容纳异己的结果。他们认为《朝野佥载》虽然成书较早，但小说成分居多，所载的事情经过充满了丰富的想象，缺乏事实根据。裴炎的谋反，其实是武氏集团的诬陷，两《唐书》和《资治通鉴》都不载他与徐敬业有勾结，《通鉴考异》认为这些记述“皆当时构陷炎者所言耳，非其实也”。而从裴炎的表现来看，也无与徐敬业等人合谋的迹象。徐敬业等人起兵时是以匡复庐陵王为口号，怎能以裴炎为帝呢？身为宰相的裴炎，如果仅凭骆宾王的几句歌谣就想称帝，那也太不近情理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武则天下毒手杀裴炎的？有人指出，睿宗即位后，武则天仍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裴炎效忠李唐王室的行为势必和武则天发生矛盾。先是裴炎反对武则天追王自己的祖先、立武氏七庙，后是徐敬业起兵反武后，武承嗣、武三思屡请武则天找借口杀掉韩王元嘉和鲁王灵夔，以断绝叛军宗室之望，执政者都不敢表态，只有裴炎力争不可，引起了武则天对他的嫌恶。徐敬业起兵最紧张的时候，裴炎向武则天进言说：“皇帝你年纪已经很大了，没有必要凡事都亲政，使得徐敬业之类的猾竖之人有话可说。如果太后返政，像这样的乱贼不讨伐也可以破灭。”听了这样的话，武则天不被激怒才怪了。在武则天要改朝换代之际，身边却有着这样一个唐室忠臣，这就是裴炎真正的死因。
也有人认为裴炎确是没有谋反，但并不因为他是唐室忠臣就遭到武则天的憎恨。主要原因是裴炎两次得罪武则天后，认识到自己处境很危险，所以在徐敬业起兵后，不积极平叛，反而让武则天交权，这是为了个人的前途利益，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遂遭杀身之祸，其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而不同意这种看法者认为既然裴炎自知处境危险，身居高位的他为了保全自身，理应做出一些迎合武则天的姿态才是，相反却希望藉此劝武则天返政，这只能表明裴炎是对李唐王朝的忠心和在政治上的幼稚与天真。
使武则天最终决定杀裴炎的原因，到底是像武则天说的谋反，还是如一些人说的因为他是唐室忠臣，或为了一己私利，还需人们进一步探索。在武则天执政时期，酷吏政治的特点非常鲜明，滥杀无辜时有发生，裴炎难道也是当时的牺牲品？
英国“无头男人”之迷
唐肃宗李亨是玄宗李隆基的第三个儿子。从小聪敏强记，两岁封王。玄宗废掉太子瑛之后，朝廷中以李林甫为首的多数大臣都拥护玄宗宠妃武惠妃的儿子寿王瑁为太子。但是玄宗却认为李亨年长，又听高力士的话。在他的坚持之下，李亨得以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入主东宫。天宝十三载（754）正月，安禄山来朝，李亨觉得他有谋反的迹象，于是请求玄宗诛杀安禄山，但是玄宗没有听他的话。后来，安禄山果然叛变，大兵压向京师，玄宗等仓皇向蜀郡出逃。
马嵬驿兵变之后，玄宗的队伍中发生了意见分歧。有的认为不可以到蜀郡去，有的主张到太原，有的提议到朔方，有的说还是回京师的好。玄宗一心想入蜀，在征得大家同意后决定继续前进。老百姓们“遮道请留”，希望皇帝不要离开宫阙陵寝所在之地。玄宗想了很久，最终还是西行了，叫太子李亨留在后面宣慰父老。过了一会儿，人越聚越多，竟达数千人。百姓父老拉住太子骑的马，太子无法前行。太子的两个儿子及李辅国劝太子留下来，以便东讨逆贼。玄宗走出了一段路，见太子不来，心中有所疑虑，无奈之下，拨给他二千人马，命他收复长安。
有学者认为，太子“不得行”是故意制造的假象。长期以来，太子与父皇有较深的裂缝。玄宗曾同日赐死三个皇子，太子看在眼里，心里感觉十分可怕。如果继续跟随父皇到蜀郡，今后太子地位能否保住，是难以预料的。他采用了李辅国等人的意见，让老百姓出面遮道请留，以求得发展个人势力。玄宗已经预感到太子要走自己的路了，不禁叹了一声：“天也。”就与太子分道扬镳了。
李亨率众自奉天一路北上，于天宝十五载（756）七月到达灵武。仅过三天，他就在城南即皇帝位，是为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改元至德，颁布诏书，大赦天下。
就像当年李亨能入主东宫，全靠其父王李隆基的坚持一样，史书记载，肃宗能在灵武顺利即位，其父亲的“让位”之举起到了关键作用。
从《唐大诏令集》收进的《肃宗即位赦》和《肃宗即位册文》这两份官方文书来看，玄宗似乎在马嵬驿兵变和安史动乱之前就已经有厌烦每天处理朝政的情绪，并且有要传位给太子李亨的念头。《旧唐书》的《韦见素传》和《杨贵妃传》以及《资治通鉴》等分别提到了玄宗想要传位或禅位之事，论调与上述两份文件一致。因而从表面上看，玄宗早已有了禅位之心，马嵬驿兵变则让他如愿以偿。然而，只要再仔细探究一下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就不难看出其中存在着许多不合逻辑的地方。
从常理而言，没有一个大权在握的封建君主会心甘情愿地让出宝座。自汉代以来的太上皇；除了那些名为传位实仍独揽朝政，或名为传位实则等待时机重新上台者以外，其余的太上皇最后的结局都是比较凄惨的。更何况唐玄宗并非碌碌无能之辈，作为一个曾经带领国家开创了令全世界叹为观止的开元盛世的皇帝，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地将皇位拱手相让呢？
《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均言玄宗在天宝十三载（754）时就已有了传位之心。但是恰恰是在这一年，他在兴庆宫接受了大臣送给他的“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的徽号，并为此颁发了全国大赦文，从中看不到一丝一毫他想禅位的迹象。虽然这一年，他也曾几次向高力士提起要将“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但是将朝廷大事委托给将相显然与传位没有什么关系。
事实上，李隆基、李亨父子于马嵬驿分道扬镳之后，李隆基并没有听任李亨一个人去平定叛乱，自己在成都静待佳音。相反地，他于入蜀途中从容布置平叛，从未忘记自己的帝王身份。玄宗到成都后的第十四天，肃宗从灵武派出使者赴蜀，向玄宗报告即位的事情。四天后，李隆基颁布了《命皇太子即皇帝位诏》。此诏其实已无任何作用，太子早已即皇帝，所谓“命”已是徒有虚名，只不过是为自己被迫让位留点面子。诏中玄宗说自己尽管已是太上皇，但是肃宗在处理军国事务后必须向他奏报。此外，他还为自己保留了以“诰旨”形式处理事务的权力，并用诏令的形式使之固定化和法律化。李隆基所做这一切的结果，不但没有让人看出他有“高枕无为”的意向，相反，使唐朝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了一个由太上皇和皇帝同为政治中心的特殊的中央政治格局。
颁诏后二天，玄宗命左相韦见素、宰臣房等带着传国宝玉册到灵武，举行“传位”仪式。同一天，他命贾至写了一篇《皇帝即位册文》让韦见素带到灵武，内中称赞肃宗有忠孝之诚，其实不过是官样文书罢了。据说贾至写好这篇册文后，玄宗读了一遍，感叹万千，说：“过去先帝（睿宗）逊位给我，册文是你父亲贾曾所写。今天我将神器大宝托付储君，又是你写册文。”贾至听后，呜咽感涕，反映出了玄宗传位的无奈和悲凉。
肃宗在灵武，得到了郭子仪等人的帮助，壮大了军力。这年九月南下扶风，举起了平叛的大旗。九月底，在顺化（今甘肃庆阳）他见到了韦见素等人。韦见素等献上传国宝及册书，但肃宗不肯受，假惺惺地说：“近来中原还没有安定，我是暂时总领百官，哪里敢乘人之危，抢夺皇位。”群臣固请，肃宗还是不许，就将皇权象征物传国宝和册书置于别殿，说就如孝子朝夕事奉父亲一样，每天昏定而晨省。至此，“传位”也就结束了。
至德二年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在蜀郡流浪了一年多的玄宗在肃宗的迎接下回到了长安。作为太上皇，他重新回到了兴庆宫。不久，李辅国在肃宗授意下将玄宗幽禁于西内，直至最终幽愤而死。
许多人认为，尽管史书记述了众多玄宗情愿传位的资料，但从种种疑点推断玄宗禅位并非出自他的本意。他之所以会在得知肃宗灵武即位之后，马上作出反应，颁布《令肃宗即位诏》和《肃宗即位册文》，其实是一种政治手腕。因为此时李亨已得到朔方的支持，打出平叛旗号，他不得不承认这一既成的事实，况且这样一来，他也能名正言顺地在肃宗即位后的国家政治中施加自己的影响。他们还认为，《旧唐书》和《资治通鉴》所提到的“内禅”、“传位”之事其实指的是天宝十四载（755）十二月，玄宗意欲亲征叛军而命太子监国一事，与传位于太子没有关系。
然而，这一切也只是推测，要真正揭开玄宗“传位”之谜，还有待学者和历史学家们提出更多有力的证据。
“铁面人”之谜
会昌五年（845）七月，唐武宗下令灭佛，沙汰寺院僧尼。先是拆毁在山野中的寺院，随后下诏长安、洛阳的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30人。全国节度使、观察使下的镇地和同、华、商、汝各州留一寺，上等寺留僧20人，中等寺留10人，下等寺留僧5人，其余被沙汰寺院的僧人全部勒令还俗。在沙汰之列的寺院，派御史前去督令限期拆毁，寺产收归官府所有，拆下的木材用来建造官署，铜像钟磐都用来铸钱。至这年八月，武宗宣布全国共拆毁寺院4600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山野中的小寺庙拆去4万余所，收得良田数千顷，寺院奴婢15万人。
唐武宗原本也是喜欢佛教的，但即位数年后就对佛教怀有刻骨仇恨，这到底是为什么？
有人认为武宗之所以下令灭佛，主要是与当时的宗教斗争有关。《旧唐书》说：“武宗想学神仙方术，拜道士赵归真为师。归真得宠后，每次与武宗谈话，就一直讲佛教的坏话，说佛教不是中国的宗教，只会蠹耗生灵，应该全部铲除。武宗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佛教传入中国后，一方面和儒家思想常有冲突，另一方面又和土生土长的道教也矛盾重重。为争取最高统治者的青睐，佛道两家常常进行激烈的辩论，两教的地位也常发生变化。根据这种说法，道教和佛教之间的严重矛盾，道士在武宗面前攻击佛教，促成了武宗灭佛。
从一些材料看，这种说法的确是有一定道理的。由于佛教的教义在理论深度上远远超过道教，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内容很能够取得人们的信任，因此道教在教义上无法与佛教相争，于是道教就利用政治上的优势排斥佛教。武宗宠幸赵归真后，朝官屡屡进谏。武宗说：“我在宫中没有什么事情，常常与他谈玄说道来解除胸中烦闷。”看来赵归真的话对武宗的影响越来越大。武宗灭佛是重用赵归真等道士开始的。他刚做皇帝时就召赵归真等81人入禁中，同时进行崇道活动。赵归真一方面挑起了武宗要求长生的愿望，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排斥佛教，使武宗的崇道思想不断增强。武宗还任命赵归真为右街道门教授先生，使赵老道一下子成了风云人物，连宰相李德裕也看不下去了，对武宗说：“听说近来赵归真的家门，车马毕集，希望陛下好好警诫他。”因此，持这种观点者认为道教利用政治上的优势排斥佛教，是武宗灭佛的直接原因。
另一种说法认为灭佛事件的发生是朝廷与佛教的经济矛盾所导致的。武宗对全国发布的《拆寺制》中，列举了佛教的一系列罪状，其中最主要的是“蠹耗国风，诱惑人意”，“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他认为“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使得“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自己灭佛的主要目的是“惩千古之蠹源”，以“济人利众”。早在即位前，武宗就曾说过：“穷吾天下，佛也。”灭佛的结果，确有比较明显的经济效用，大批僧尼还俗，寺院奴婢编入税户，把寺院钱物收归官府；铜铁佛像铸为钱币与农具等。
灭佛的主要参预者是宰相李德裕，早在敬宗时他在浙西观察使任内，就提出要限制佛教的发展。徐州节度王智兴泗州置僧坛，很多江南人北渡落发为僧，李德裕就提出要禁止这种做法。他提出如果不禁止，江南就会损失60万丁壮的租赋。当时连敬宗这样昏庸的皇帝也看到了佛教在经济上对政府造成的损失，“即日诏徐州罢之”。武宗灭佛后，李德裕对武宗的做法大加称赞，认为武宗“独发英断，破逃亡之薮，皆列齐人；收高壤之田，尽归王税。正群生之在惑，返六合之浇风。出前圣之谟，为后王之法。巍巍功德，焕炳图书。”佛教势力的发展，必然影响政府的财政来源，武宗灭佛是佛教势力日益膨胀的必然结果。武宗之前的皇帝之所以没有灭佛，主要是矛盾的发展还不到最尖锐的程度。
不过也有人对这种说法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佛教与朝廷的矛盾有唐一代始终存在，历代反佛的士大夫很多，他们对佛教耗财蠹国的攻击十分猛烈，却从未受到帝王的重视，除武宗外，再也没有一个皇帝废佛，相反崇佛的君主却是一个接着一个。唐武宗灭佛后，对道教极度崇信，曾举行长达一百多天的道场，连续五个月修建宏伟壮丽的仙台，厚赐道士，从经济角度看，唐武宗对佛教有清醒的态度，那么他为什么又马上会沉溺于道教？
一种比较新颖的观点认为唐武宗灭佛的根本原因是唐武宗与唐宣宗之间的权力斗争。宣宗是武宗的叔叔，他当时从宫中逃出之后，隐身于佛门，而武宗的灭佛，其实是为了查杀宣宗，毁灭他的栖身之所。
日僧圆仁武宗灭佛时恰好在中国，在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道士上奏武宗：“孔子说云：‘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臣等窃惟黑衣者，是僧人也。”圆仁自己猜测说：“李氏十八子，为今上第十八代，恐李家运尽，便有黑衣夺位欤？”他认为武宗听到了这段话后，从此“憎嫌僧尼”了。这是一条伪托孔子所说的谶语，是精心炮制出来的。武宗是唐代第十八个皇帝，而且“十八子”与“李”字相合，黑衣是当时僧尼突出的标志。谶语向人们明白预告：唐武宗的祚运就要完结，佛门中将有人要登上天子的宝座。
佛门中的黑衣天子是谁？是武宗的叔叔唐宣宗。唐武宗上台后，对可能构成皇位威胁者进行迫害，唐宣宗被迫出游为僧。武宗初时尚崇钦释教，但在会昌元年六月突然改变了态度，于自己生日棒决入内斋与道士谈经的僧人，这很可能是武宗这时得到了宣宗逃入佛门的消息，从而把佛教视为异己力量。会昌二年、三年，武宗屡次下令对寺院僧尼加以勘问盘查，大概是在对不知去向的宣宗进行搜捕追拿。在灭佛过程中，对僧尼进行了残酷的、非理性的迫害与杀戮。武宗灭佛不久，宣宗即位，马上大兴佛教，其原因就在于佛门曾是宣宗的避难场所，而且又为隐藏宣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宣宗兴佛实有还愿报恩的动机。
这种说法提出后，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反驳。他们认为宣宗隐身于佛门，其实是无稽之谈。武宗在未做皇帝的时候就信奉道教，曾在开成五年（840）秋召赵归真等81人入禁中修道场，他并不是在会昌元年突然间的态度改变。会昌二年、三年对僧尼的勘问，根本不是对宣宗的搜捕，因为其时宣宗32岁，武宗只要对30多岁的僧人查问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兴师动众。会昌五年规定50岁以下的僧尼全部还俗，后来外国僧尼也要还俗回国，为了查杀宣宗，至少所有的尼和外国僧是被冤枉了。即使宣宗隐身于僧中，僧还俗为民后，宣宗还可以隐身于民间，仍不能达到目的。“李氏十八子”这条谶语出自于道士之口，只能说明佛道间的矛盾，并不能说明武宗与宣宗之间的权力之争。因为如果宣宗代替武宗，政权仍在李姓手里，根本没有必要“恐李家运尽”。以“黑衣”暗示佛教徒要改朝换代并非始于唐武宗，南北朝时曾经出现过。道士之所以散布这种谶语，不过是前人的故伎重演，并不是针对唐宣宗的。宣宗恢复佛教，也不是针对武宗本人的，而是崇佛者对反佛者斗争的一次胜利。
唐武宗灭佛，对唐朝历史和佛教的发展影响极大，促使他灭佛的根本原因，至今仍是一个有待于人们进一步探索的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