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齐皇帝黄巢下落之谜
唐朝末年，曾经爆发过一场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其领导人是黄巢。
874年，河南地区连年发生水旱灾害，老百姓饥无食，冻无衣，到了“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的境地，无奈之下大家只能揭竿而起。贩卖私盐出身的黄巢曾几次应进士不第，内心早就有“冲天香阵透长安”的想法，见到这种形势，遂举旗起义。在他的带领下，农民起义军纵横中原，转战南北，于880年攻占长安，建立起了大齐农民政权，黄巢自称皇帝，封妻为皇后。此后，义军受到了唐朝各地武装的包围，虽然想尽办法，但军事上出现了节节败退的局面，义军得不到充足的供给，长安粮食严重不足，许多将士只能以树皮野草充饥。
883年4月，唐王朝纠集的方镇武装从四面八方向长安发动进攻，黄巢力战不胜，率义军十五万撤离长安。唐军在后面紧追不舍，经过数十次大小战斗，义军损失惨重，黄巢率残兵败将从河南撤到山东。884年6月，黄巢退至河南和山东交界处时仅有散兵千人不到。
对这样一个几乎已彻底推翻唐王朝统治的杰出人物，黄巢最后的结局，一千多年来一直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黄巢究竟是被杀还是自杀，或者是逃脱后当了和尚，人们十分热切地盼望学术界有一个明确的说法。然而直到今天，学术界的意见仍然无法统一，几种说法都有事实依据，难以遽下一个定论，所以黄巢的最后下落仍然是个历史之谜。
有一种看法认为黄巢是兵败被杀的。这年的6月15日，黄巢义军被唐军追至山东瑕丘（今山东兖州），黄巢与唐军殊死激战，手底下的士兵几乎全部战死，黄巢与其外甥林言退至泰山狼虎谷的襄王村。这时，林言见大势已去，想保住自己的性命，乘机杀了黄巢及二弟黄邺、黄揆等七人。林言拿了黄巢等人的首级打算向唐军将领时溥献功，在路上却遇到了一支唐军，他们杀了林言，将林言和黄巢等人的首级一并献给时溥。根据这种说法，黄巢是兵败被外甥杀死，资料的主要来源是《旧唐书》，今人的一些著作也采用这种说法。
第二种观点认为黄巢是自杀而死的。宋代欧阳修《新唐书》说时溥派将领李师悦领兵万人尾追义军不舍，在瑕丘一战，黄巢身边人马丧亡殆尽，退至狼虎谷。黄巢感到自己无路可走，遂对外甥林言说：“我本想讨伐奸臣，洗涤朝廷，但现在看来已经不行了。你如果拿了我的首级献给唐朝皇帝，一定能因为奖励取得富贵，这个好处就不要留给他人了。”言毕，黄巢转过身来等待林言动手，然林言实在下不了手。见林言没有动静，黄巢就举剑自刎，但割了几下并不成功。林言不忍心看到黄巢这样痛苦，遂一刀将黄巢杀死，并将黄巢的几个兄弟和妻子的首级一一割下，全部盛在盒子里，打算献给时溥。半路上碰到唐军，林言自己也被杀身亡，至于好处，根本就没有拿到。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也看到了这类讲法，但没有直接采用，而是放在《考异》中。他看到的书叫《续宝运录》，内容大致一样，但黄巢外甥的名字成了朱彦。
黄巢是自杀而死的观点，受到了当代一些学者的怀疑和否定。方积六先生在《黄巢起义考》一书中认为黄巢起义前后有十年，始终是英勇顽强地抗击唐军，即使到了局势十分危急时，仍是率领义军向当初起义的发源地山东地区撤退，企图保存力量。说他在撤往以前根据地的途中突然改变主张，让别人拿了他的头去向敌人乞求富贵，是缺乏可信程度的。一些学者认为有关资料在谈到追杀黄巢的唐军首领时前后不一，杀死黄巢的外甥姓名也不尽相同，一会儿说他是时溥的将领，一会儿说他是黄巢的上将，极其混乱。至于杀死黄巢的时间、地点也出入较大，说黄巢是死在战场，不管是被杀还是自杀，都有很多疑点。
第三种观点是黄巢兵败后遁逸为僧。这种说法主要以宋朝的野史、笔记小说为主要依据，认为义军战败后，黄巢没有死，而是虎口脱险，做了和尚，并得以善终。宋朝人王明清《挥麈后录》转录五代王仁裕《洛城漫录》说五代张全义为洛阳留守时，在一批僧人中看到了黄巢。又转引宋初陶的《五代乱离纪》说黄巢逃跑后，剃发当了和尚，曾经写过一首诗：“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危栏看落晖。”当时人认为后来黄巢住在明州雪窦寺，人称雪窦禅师。雪窦寺有黄巢的墓，每年当地官府派人前去祭祀。邵博的《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卷17中也谈到了黄巢当和尚的事情。他说时溥献给唐僖宗的那个黄巢头是假的，东西二京的老年人都说其实黄巢没有死，从泰山狼虎谷逃了出来，装扮成僧人投奔到河南尹张全义处。张全义原是黄巢的旧部，这时假装不认识，为黄巢造了南禅寺居住。邵博多次到洛阳南禅寺游览，见到墙壁上画着一个僧人，状貌与一般人相差不大，但两眼像蛇眼一样凶狠，这人就是黄巢。庙里的老僧人对邵博说有黄巢以前写的绢本十分稀奇，上面有黄巢的一首诗。据邵博记载，诗的内容与上面陶所记基本相同。黄巢逃脱后当了和尚，投奔张全义，或说后迁居明州雪窦寺，这样的述说在吴曾《能改斋漫录》、张端义《贵耳集》、罗大经《鹤林玉器》、周密《志雅堂杂钞》等书中都有，被描绘得十分生动细致，因而有许多人认为是值得信赖的。对此，宋代人也有不同意见，赵与时在《宾退录》中指出，流传的黄巢诗作，是后人取唐朝大诗人元稹的两首《智度师》诗拼合而成的，属于伪作，但他对黄巢遁逸为僧并未加以直接否定。
黄巢出家当了和尚的这种说法在今天的学术界也很有市场，一些人认为时溥送到四川给唐僖宗看的黄巢头肯定是假的。林言杀黄巢后，先将头送到徐州的时溥处，但狼虎谷到徐州要五、六百华里，快马也要三天路程，而徐州至成都行在所，相距三、四千里，即使马不停蹄，日夜兼程，也需20天。当时是6月盛暑，放在盒子里的首级恐怕早已腐臭不堪，唐僖宗怎么能认得出？更何况黄巢兄弟六七人，难言其中没有用长相差不多的头颅进行替代。他们认为黄巢逃跑也有现实条件，围剿义军的唐军之间相互矛盾重重，还不断发生火并。一些地方势力为了要挟朝廷，在围剿时真真假假，有时谎报军情，有时围而不剿，甚至有时还故意放走义军，将义军击散了事。黄巢在几次面临灭顶之灾时都能安然无恙，化险为夷，都与当时唐末军阀之间、军阀与朝廷之间的矛盾有关。即使到了义军主力被歼后，对那些潜逃和躲藏起来的义军将领，在军阀割据的局面下，也根本不可能穷追猛打。
一些学者认为唐朝是一个佛教非常发达的时期，黄巢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他早就有遁入空门的思想根源。在韶州的南华寺，保存了黄巢于877年写的《斋僧文》，自称是率土大将军。在安徽歙县昭庆寺，也有黄巢的《斋僧疏》碑文，讲到他打算舍银六锭，斋一千僧人。当黄巢确信起义失败无疑时，他的意志消沉了，甚至对他的过去表示怀疑，他就完全有可能选择出家寺庙的这条道路，这是历史给他的安排。在那些官修或钦定的史书中，是决不敢直书黄巢遁逸逃脱之类的事情，他们对义军总是极尽诽谤歪曲，为以儆后人，总要说义军是被官军追尽杀绝的。在当时有的人为了向唐王朝邀功请赏，虚报战功，首级的真假根本是无法辨认的，即使说这些史书所记不误，但谁能保证黄巢是真的死了？
黄巢究竟是被杀还是自杀，是死还是逃走当和尚了，至今还没有一个能使人彻底相信的答案。前二种说法，大体一致，仅是被杀的细节上有差异，均见于比较严肃的历史书上；后一种说法比较戏剧性，尽管记载的都是笔记小说，但数量很多，如王明清的书，历来被认为是实录，他自称是“无一事无一字无所从来”，实在让人不能视而不见。看来黄巢的下落，依然没有谜底。
诺贝尔奖之谜
人们总认为，一个朝代的开国皇帝往往是武勇过人的，能亲自跃上战马执锐挽强、摧坚陷阵，如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事实也的确如此。但如要问在这些开国皇帝中，谁真的是武艺高强，有过人之处的，恐怕没有人会想到竟然是宋太祖赵匡胤。武打小说、电影电视中描写的一些明清帝王精通武术的故事，其实不足为据，至于一些以帝王命名的拳种套路，更是依托附会，戏说而已。
赵匡胤是河北涿州人，出身将官世家，武艺高强，胆识过人。他二十多岁时投靠郭威。郭威篡夺后汉政权时，他是积极的拥护者。后周建立后，他被迅速提拔起来，官至忠武军节度使。此后，他跟随周世宗南征北战，破北汉军，攻南唐，屡立奇功，升任殿前都点检，成为禁军的最高统帅。周世宗去世，他发动陈桥驿兵变，夺得政权。在他的一步步走向帝位的过程中，他的武功起了很大的作用，使他能团结一大批文臣武将，最后实现自己的目标。
赵匡胤的武功主要在拳、棍二个方面。赵匡胤的拳后代称为太祖拳，在明代的一些武术兵书中有详细介绍。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在《纪效新书》卷14《拳经捷要篇》中说：“古今拳家，宋太祖有三十二长拳，又有六步拳、猴拳、化拳，名势各有所称，而实大同小异。”从这段话中看出，宋太祖最擅长的长拳有三十二种套路，此外他也精通六步拳等其它三种拳法。戚继光的枪法老师唐顺之说宋太祖的长拳套路中特别善于用腿，当时称为赵家拳，由于实战中很有效果，后代人认为是“神拳”。
宋太祖的长拳具体拳势有哪些，其实到明代已大多失传，但在戚继光《拳经》中谈到的“探马势”肯定是太祖长拳的一势，而且很有可能是代表性的招势。《拳经》说：“探马传自太祖，诸势可降可变。进攻退闪弱生强，接短拳之至善。”这种拳势可能是在进攻过程中的防守招式，是应接对方短拳的最有效一招。唐顺之说“凡打法行着多从探马起”，即开打时首先用探马势，因为这是一个有着多种变化的招势。戚继光又说：“挪更拳法探马均，打人一着命尽。”探马势和其它拳势相结合，就能一拳致人于死地，毫无疑问它是长拳中的精华。一直到明代，有很多人仍在传习太祖长拳，尤其是山东人情有独钟，江南学武艺的人也很感兴趣。
宋太祖还擅长棍术，相传有“一条杆棒打天下”的说法。明代小说《水浒传》第一回中说太祖“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水浒传》的许多说法来自于南宋时人们的记录，应该是有所依据的。如宋人蔡僚《铁围山丛谈》曾谈到太祖没有发迹时，常手握一杆纯铁棒，功夫很深。铁棒很重，而宋太祖膂力过人，时间一长，棒上还有手指痕迹。蔡僚是北宋末年蔡京的孙子，小时能有机会出入皇宫，还亲自看到过这杆铁棒，他的讲法肯定是比较真实的。明人《飞龙传》是专讲宋太祖发迹的长篇章回小说，它的前身是宋人话本《飞龙记》，里面也讲到宋太祖善于用棍，打遍天下豪杰无敌手。
宋太祖的铁棍挥舞起来很有讲究，明代人称为“腾蛇棒”，认为是棍棒中的第一等。从这个名字中可以看出，宋太祖舞铁棍的速度极快，外行人看起来像飞动的蛇一样扭过来扭过去。清代人说太祖棍法有三十六路，是棒法的开山祖，虽有言过其实的嫌疑，但宋太祖精于铁棍，并且发展出了一定的套路应是可以肯定的。
宋太祖不但自己精于武艺，骁勇敢战，而且还将拳棍武术传习给手底下的士兵。宋朝人编的《宋朝事实类苑》说宋太祖训练部队有独到的方法，他将武术灌输给将士们，使士兵以比试武艺和角力斗殴获胜为荣，武艺高超的给予奖励。他身边聚集着数十位武林高手，个个身体健康强壮，每人同时能对付好几个人，上下山坡像飞马一样快。这数十位高手都是他亲自挑选的，平时他们与宋太祖相互切磋技艺，一起练功。宋太祖的拳棍可能就是通过这批人流传到世间，越传越广。以宋太祖命名的拳、棍明清以来时有所见，在今天的河北、山东和东北的一些地区，仍有自成门派的太祖拳或以太祖命名的拳法，相传民间的九龙棍、蟠龙棍等都与宋太祖有关，一些武术门派在举行活动以前常会祭祀艺祖赵匡胤。
虽然我们今天还不知道宋太祖拳棍的具体套路，但不能否认宋太祖是历代皇帝中精通武艺的第一人。
“圣玛丽亚”号失踪之谜
宋太宗即位后，外界流传着一种言论，即昭宪太后让赵匡胤传位给赵光义，还想让赵光义传位给他弟弟赵廷美，而廷美再传位给太祖子燕懿王赵德昭。对这一种说法，宋太宗从一开始就认为是廷美指使人散布的，因此尽管碍于亲兄弟的情面任廷美为开封尹，并进封秦王，表面上似尊宠，实际上是时时刻刻提防着他，随时随地想除掉他。赵普和宰相卢多逊的矛盾激化使得这一机会来临了。
赵普暗中指使人奏告秦王廷美骄傲自大，密谋篡权。正好卢多逊手下的中书守当官赵白与廷美有些联系，深知太宗对廷美猜忌万分的赵普紧紧抓住这一契机，想出了一个既能使太宗高兴，又能将早就和他不协的卢多逊及其党羽全部除掉的办法。他以卢多逊和廷美相互串通搞阴谋为由将他们全部拘捕。
卢多逊进狱后，屈打成招，承认曾派赵白对廷美表白在皇帝死后，愿全力事奉秦王，而廷美也说过希望皇帝早点驾崩，而且廷美与卢多逊还准备了许多武器，打算暴动。太宗下诏将卢多逊削夺官爵，流放到崖州，廷美拘禁在西京私第，赵普对这样的处理仍不放心，斩草除根的道理使他决定还要痛下毒手。他让开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思悔过，怨言连天，希望将他远徙他处，以防发动阴谋叛乱。”这个上奏正合太宗意思，马上下诏降廷美为涪陵县公，房州安置。廷美到达房州后，发现当地的知府、通判州事等官员都是赵普的人，日夜监视着他，遂忧悸成疾而卒，死时仅38岁。
太宗与赵普还不罢休，向大臣宣布廷美是乳母的私生子，根本不是皇弟。就这样，他们把廷美彻底搞掉了。
宋太宗长子楚王赵元佐深得太宗喜爱，从某个角度说太宗除去廷美及太祖长子德昭原本就是为了他。想不到在迁廷美至涪陵这一问题上，赵元佐实在看不惯其父亲凶残的做法，全力营救自己的亲叔叔，遭到太宗训斥，结果与太宗产生不和。不久廷美死，元佐由于忧愁引发狂疾。雍熙二年（985）重阳日内宴，宗室诸王均受太宗邀请赴宴，惟独元佐不得参加。元佐喝得酩酊大醉，乘暮色放火焚烧宫殿。太宗命御史逮捕元佐，废为庶人，幸宰相宋琪等人极力营救，才未被逐出京师。
当太宗未立太子时，冯拯等曾上疏劝太宗早立太子，结果被贬到岭南荒远地区，从此无人敢言立储之事。寇准回京任参知政事，太宗主动问他在几个儿子中谁可以立为太子，寇准巧妙回答：“陛下是为天下立太子，所以不应和近臣、宦官、妇人商量，只要选众望所归的人就可以了。”太宗进而问：“襄王可以吗？”寇准答道：“知子莫若父，您既然以为可以，那就早点决断吧！”于是淳化五年（994），太宗以第三子襄王元侃为开封尹，进封寿王。至道元年（995），立寿王为皇太子，改名恒，大赦天下。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太宗不立太子，最主要的原因大概是他十分贪恋皇位。至道元年，太宗已58岁了，按当时的标准，可以算是高龄了。太子行礼，祭祀祖宗，京师百姓拥挤在道路上观看。当见到太子时，人人很兴奋地说：“真少年天子也。”太宗听后十分不高兴，召寇准说：“想不到人心马上偏向太子，把我放到什么地方去了？”这天总算幸运地还有妃子向他祝贺，太宗饮酒“极醉”，才算消怒。也就是说，太宗对于选定承继他自己的儿子，也会产生忌妒。
立太子以后不到二年，太宗病重，宦官王继恩暗中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等谋立楚王元佐。三月，太宗病逝，李皇后令王继恩召宰相吕端商议。吕端知道事情复杂，就将王继恩骗进书房，锁在里屋，并派人守住，自己直奔皇宫。李皇后见到吕端，说：“现在皇帝已经晏驾，必须马上拥立新皇帝。一般而言，立嗣以年长的为先，可现在该如何办？”吕端曰：“先帝立太子，就是为了对付今天这样的事情。现在先帝刚离开我们，难道我们可以马上抛弃他的遗命而另立一套吗？”于是，吕端便扶持皇太子恒至福宁殿即位，是为真宗。
真宗即位后，马上将李昌龄贬为忠武军司马，王继恩为右监门卫将军，均州安置，胡旦除名长流浔州。
德川家族“遗训”之谜
看过京戏《狸猫换太子》的人都熟悉这样的一个情节：开封府尹包拯有一天外出巡察，行至途中，忽然一阵狂风将他的帽子吹落。包拯抬头一看，天气爽朗，为什么怪风突起？心想这风来得如此蹊跷，必有原因，就跟着帽子滚动的方向往前走。帽子被吹向了一座破窑，包拯紧追不舍。窑中住着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妇人，衣衫褴缕破旧，面黄肌瘦，但包拯从妇人的眼光中发现她并不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很有大家贵妇风范。老妇人一看来的就是人称“铁面无私”的“包青天”，双眼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一声“包卿”，把思想准备不足的包拯叫懵了，因为哪有老百姓这样叫当官的？
包拯仔细问过，才知这老妇人很有来历，原来她就是当今天子宋仁宗的亲生母亲，也就是真宗皇帝的宸妃。由于当年她生下小皇子后，遭人陷害，不但将孩子抱走，还说是生下了一个怪胎妖孽，连自己的命也要保不住。多亏宫女们冒死相救，才逃出深宫，隐姓埋名一直到今天。一个当今皇上的母亲，却从没享受过皇太后的一丝待遇，实在是可怜极了。包拯开始以为老妇人在说糊话，但当老妇人拿出当年真宗皇帝留给她的玉佩时，才知老妇并没有瞎讲。于是命人将她带回开封，并想办法让她与仁宗见面，最后二人相认，当年陷害她的恶人受到了惩罚。
这个故事虽然是文学作品，虚构的比重很大，结局相当完满，但这个故事的总体构架却有许多是依据了历史真实。历史上的宋仁宗，早年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亲生母亲其实是另有其人。那么，仁宗的生母是谁？这又是一个历史之谜吗？
仁宗自小长大到被真宗立为太子，一直以为章献刘皇后是自己的母亲。从天禧四年（1020）开始，真宗疾病缠身，国家政务都在内宫裁决，这其中的许多奏章实际上是刘皇后代批的。宰相寇准见此情形，与一些大臣秘密商议请皇太子监国，其谋很快漏泄，寇准因此罢相。乾兴元年（1022），真宗死，仁宗即位，根据真宗遗诏，尊刘皇后为皇太后。因仁宗年幼，军国重事一般都要由皇太后决断处分。从此，仁宗与皇太后每五日一到承明殿上朝，仁宗在左，太后在右，垂帘听政。
明道二年（1033），皇太后病逝，是年65岁。同年仁宗亲政。
说句实话，皇太后对仁宗的确关爱有加。听政后，她时常命近臣名儒为仁宗讲习经史，想尽一切办法培养他的政治能力。一些谄谀小人一再力劝皇太后仿武则天故事，皇太后朗声说：“我不想做这种对不起祖宗的事情。”宋朝的政权也就这样一直在赵氏的手中。因此当太后死后，仁宗十分伤心，悲号痛哭，茶饭不香。这时，有人看不下去了，就悄悄地劝他说：“此非帝母，帝自有母。”只见仁宗突然止哭，目瞪口呆。
仁宗的生母据《宋史》记载，姓李，最初既不是皇后，也不是妃子，而是宋真宗刘德妃的侍女。她生得端庄，言语不多。刘德妃在郭皇后逝世后，被立为皇后，但一直没有儿子，于是刘皇后将自己的李姓侍女推荐给真宗，没有多少时间李氏就怀孕了。生下仁宗后，李氏进为才人，后来又进为婉仪。地位的升高对李婉仪来说并不算是好事，因为她失去了对儿子的所有权，还在襁褓中的仁宗被刘皇后抱走了，让杨淑妃具体负责小孩子的养育，而李婉仪从此不能再接近孩子。仁宗被立为太子，接着又继位成为天子，刘太后大权在握，李婉仪只能在后宫默默地与先朝众嫔御一起，遥祝自己儿子生活幸福，却不敢向任何人表露出一丝自己才是皇太后的意思，只能把对儿子的思念强忍在心里。蒙在鼓里的仁宗一直以为自己是刘太后生的，亲切地称呼她为大，称自小把自己抚养大的杨淑妃为小。直到刘太后死，仁宗与她的感情一直很融洽。
明道元年（1032），李婉仪病重，刘太后考虑到自己也即将走完人生，所以宣布李婉仪进位宸妃。不久宸妃病逝，享年仅46岁。起初刘太后准备用一般宫人的礼仪置办丧事，但宰相吕夷简提醒她应该从厚。因为二人交谈时仁宗也在场，刘太后十分担心，生怕仁宗会发现其中的秘密，遂将吕宰相叫到自己的帘下，轻声地与他商量。太后怒道：“一个宫女死了，你提出要厚葬，是否想离间我们母子俩的关系？”吕夷简不慌不忙地回答：“太后如果考虑到刘氏后代的因素，丧事就应该从厚。”吕夷简的话提醒了刘太后：是啊，万一日后仁宗得知自己的身世，想想丧礼如此草草了事，活着没有沾到儿子的光，死了也没有得到礼遇，一定会怨恨自己的，一生气，说不定会迁怒我们刘家，于是马上令人以一品之礼葬宸妃。吕夷简是个政治经验极为丰富的宰相，又密令经办人员以皇后规格置办服饰，用水银宝棺。他对不能理解此事的经办人员说：“不要日后说我没有提醒过你们。”
如今刘太后刚死，当有人对仁宗说亲生母亲另有其人，仁宗一下子如何接受得了？仁宗听到自己的身世如此复杂，生母生活如此痛苦，不由得埋头恸哭，身体极为虚弱，连续几天不视朝。之后又下哀痛之诏自责，尊宸妃为皇太后，谥章懿。他亲自来到殡葬之处祭告，表达哀思。想想自己母亲仅46岁就故世了，外面又传言是被刘太后害死的，仁宗内心一横就派兵包围了刘氏府第。仁宗看着众人将坟墓打开，运到奉先寺，开启棺材，只见宸妃面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制，并没有鸩杀的痕迹，仁宗才知传言并不准确；于是下令撤去刘府围兵，在章献刘太后灵前焚香泣告，从此更加崇敬刘太后。
知道自己母亲后，仁宗一心想弥补生身之恩，遂对李氏家族十分关心，赐赉很厚。他多次擢升太后之弟李用和的官职，还将福康公主下嫁给李用和的儿子李玮，他想用这种方式来补偿对母亲的愧疚。
仁宗终于知道了自已是谁的儿子，但这又有何用？活着的时候不能与母亲相见，无论古人还是今人，这都是人生最大的遗憾。
“缅因”号爆炸之谜
1189年二月，宋孝宗以“年来稍觉倦勤”为由，内禅于第三子赵悖，自尊为至尊寿皇圣帝。赵悖即位，是为光宗，改元绍熙。光宗即位没几年，与孝宗的感情日益疏远，猜忌日深。孝宗病危，群臣数请光宗诣重华宫问疾，光宗都未去问候。
绍熙五年（1194）六月，孝宗死，群臣请光宗主持丧礼，光宗声称自己身体有病，不肯主丧，以致国丧无法举行。宰臣以为如此大事，皇帝不出场，恐怕会招致人情骚动，并受到中外讥讽，请高宗宪圣吴后垂帘听政，吴后不允。于是请吴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暂就宫中成服，由吴后摄行祭礼。
不久，叶适向丞相留正建议：皇帝称疾不执丧，将何辞以谢天下？现今光宗之子嘉王赵扩已年长，如果让他提前参决政事，则疑谤可释。留正遂率宰执人奏，说应该早点立嘉王为储君，以安人心，光宗不发声音。六天后，留正又重上奏章，光宗批示“甚好”二字。次日，光宗将手诏交给留正，并说自己经历的事情太多，想退居闲位。留正大惧，在朝廷内假装身体不适跌倒在地，于是上表告老逃走了。
留正一走，人心更为浮动。恰逢光宗病情严重，朝见众臣时仆倒于地，知枢密院事赵汝愚接受徐谊建议，通过韩胄奏明太皇太后（高宗吴后），请太皇太后下旨，逼光宗内禅。在征得太皇太后同意后，韩伲胄等命殿帅郭杲连夜分兵包围南北内，又派人密制黄袍做好逼光宗退位的准备。
第二天，赵汝愚率百官诣大行皇帝灵柩前，太皇太后垂帘。赵汝愚等上奏：“皇帝生病了不能执丧，臣等乞请立皇子嘉王为太子，以安人心。”又说：“皇帝因为生病，至今未能执丧，曾有御笔，自己想退居闲处。皇子嘉王扩可即皇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帝，皇后为太上皇后。”太皇太后看毕奏疏，说了声很好，命赵汝愚以旨谕皇子即位，于是众人扶皇子赵扩入素帷，穿上黄袍，正式即位，是为宁宗。
由于不肯亲执父丧，导致自己丢掉了皇帝的位子，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光宗不肯主丧？如果翻看《宋史》、《宋人轶事汇编》等史书，发现各书记载不一，莫衷一是。大体说来，有这样几种说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父子之间关系不协是光宗不愿主丧的原因所在。宋高宗在53岁时把皇位传给孝宗，当时身体很好，直到81岁时才病死，而孝宗60出头了，还没有仿照高宗的做法内禅皇位给光宗的意思。光宗当时已年过不惑，对此多少是有意见的，曾多次暗示孝宗该退位了。孝宗原来想把皇位传给长子庄文太子，但不久庄文太子病死。孝宗悲痛之余，数年内一直没有选定储君。直到1171年2月，在宰相虞允文等人的一再要求下，才正式立赵为太子。孝宗让太子参决政事，想禅位给太子，但没有公开说明自己的心思，结果一时引起许多大臣的误会，他们担心此举会引起一国两主、父子相争的局面，因此纷纷上言谏阻。这使得赵认为孝宗之意在试探自己，一再表示辞谢，但内心很有想法。1189年即位后，皇后李氏要求将自己生的皇子嘉王赵扩立为太子，但孝宗不同意。李氏大为不满，不断在光宗面前进谗言，使光宗怀疑孝宗虽把皇位传给自己，但仍存废立之意，从此就不肯去见孝宗了。
光宗身体不适，孝宗十分担心，一面让御医精心调治，一面遣人四出，寻购良药，和成一大丸，想派人送至光宗宫中。这时有宦官从中挑拨说孝宗想把有毒的药丸给光宗，想让他当场服下，光宗听说后，内心十分疑惑，更不愿到重华宫去见父亲了。光宗曾独率嫔妃游聚景园，臣下多有议论，认为高宗在世时，孝宗每次游园，必恭请高宗同行，而光宗却只顾独自游玩。光宗知道后极为恼怒，适逢孝宗命侍从宦官将一只玉杯赐给光宗，光宗怒气正盛，手握不稳，玉杯落地而碎。宦官回到重华宫对孝宗说，皇上一见到太上皇的玉杯，心中很不高兴，将玉杯掷地摔破。孝宗心中十分凄惨，父子之间隔阂更重。
父子不和的情形，使满朝文武官员十分担心不安，认为这不仅有悖伦理，而且于社稷十分不利，因此多次上表劝谏。有的甚至叩头流泪，苦苦陈谏。光宗迫不得已，到重华宫去了一次，但此后又一连半年不去见孝宗。有二百多位太学生竟然联名上书，言辞恳切，要求父子和好，但根本不可能取得什么效果。孝宗就是在这种不和谐的环境下郁郁不乐，怏怏离开人世。
第二种观点认为光宗患有疯病，所以无法主丧。光宗的李皇后生性骄悍忌妒，1191年见黄贵妃有宠，无法容忍，将黄贵妃杀害，谎称是暴病而亡。当时光宗正在举行祭天地礼，突然风雨大作，祭坛上的蜡烛全部被吹灭，祭礼无法举行。光宗刚听到贵妃的噩耗，又碰到这阴风森森的场面，震惧感疾，一下子口不能言，人也不认识了。此后张口呓言，人变得呆呆的，大病不愈，后宫背底里称他为“疯皇”，因此他根本无法去看望孝宗。不过这种观点相信的人并不是很多。
第三种观点最为大家接受，认为光宗皇后李凤娘十分骄悍，光宗生性懦弱，受制于凤娘，凤娘不准他主丧。李凤娘喜干涉政务，无事生非，孝宗在位时，屡为孝宗训斥。光宗即位后，凤娘自恣无忌，对高宗和孝宗十分不尊重，颇为傲慢。凤娘性情妒悍，而且手段残忍。一日光宗在宫中洗手时，发现一宫女手特别白，十分喜爱。过了几天，凤娘派人送一食盒给光宗，光宗打开一看，竟是该宫女的双手。光宗宠幸黄贵妃，凤娘恼怒之下将黄贵妃杀死，光宗一气之下生病不视朝，政事多决于李凤娘，于是她更加骄恣。
光宗病重，孝宗急忙过来探视，他见光宗神志不清地躺在床上，而凤娘不知到哪里去了，既忧且愤，急忙派人将凤娘找来，厉声训斥道：“皇上生病事关宗庙社稷安危，你不尽力侍奉，弄得皇上成了这副样子。如果皇上有个三长二短，我要诛杀你家九族。”几天后，光宗病情好转，凤娘满面流泪地哭诉道：“皇上龙体欠安，太上皇迁怒臣妾，几乎想要诛灭妾族，我到底有什么错？”这样一说，光宗对孝宗产生了看法，于是不愿到重华宫问安了。
1193年的重阳节，百官祝贺毕，请光宗到重华宫去。大臣谢深甫说：“太上皇帝春秋已高，千秋万岁之后，陛下何以见天下？”光宗想想大家讲的十分有理，即下旨到重华宫去。刚想起身，李凤娘跑出来说天气很寒冷，皇上还不如回宫饮酒。一时百官面面相觑，不敢言语。比较大胆的中书舍人陈傅良上前拉住光宗的衣角，恳请光宗不要改变主意。李凤娘大怒，一脚将陈傅良踢倒，恶恨恨地说：“一个酸秀才不怕砍了驴头吗？”光宗不敢发声音，只能跟了凤娘回后宫喝酒去了。
光宗软弱又多病，不能自主，惟凤娘之意是从，与孝宗的感情日渐疏远。孝宗病重弥留之际，在上朝时，丞相留正与一班执政大臣恳请光宗到重华宫，光宗拂衣而起，不愿多听。留正等紧拉着光宗衣角不放，劝谏说：“寿皇病情已十分危急，现在如果不见一面，到时后悔也来不及了。”但光宗根本不理，只管自己回内宫去。过了两天，光宗传出旨意，命留正等人停职待罪，听候处分。消息传到重华宫，孝宗对光宗彻底失望，在为国家前途担心中走完了一生。
皇帝不执父丧，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敢冒大不韪，最后连皇位也弄丢了，恐怕见仁见智，值得我们继续玩味。
肯尼迪遇刺之谜
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北宋首都汴京被金兵攻破，宋徽宗、宋钦宗和赵氏宗室、大臣三千余人被掳，北宋灭亡。在这场动乱中，几乎整个赵氏皇族都成为俘虏，只有哲宗废后孟氏和正在相州的康王赵构幸免。
赵构是宋徽宗第九子，钦宗之弟，北宋末封为康王。开封被围行将攻破之际，钦宗曾派人夜间将一道蜡丸密诏送至相州，命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星夜组织官兵前去救援，这时的赵构只能捧诏呜咽，因为他实在无能为力。十二月初一，赵构在相州开设天下兵马大元帅府，命附近州郡的宋朝将官，率军赴大名会合。不久，大元帅府移至东平府。数月后，赵构已拥有八万人马。
这时，被金人立为伪楚皇帝的张邦昌由于受到宋朝官民的反对，自知众怒难犯，遣使致书赵构，请他回京承继宋朝大统。赵构身边的人也劝他自立为帝，使赵构犹豫不决。之后，张邦昌再次派使前来，希望赵构即位。至此，赵构也有了重建朝廷的决心，并采纳宗泽等人意见，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
五月初一，21岁的兵马大元帅赵构，登上南京的受命坛，即帝位，是为宋高宗，改元建炎。
不过，人在商丘，宋高宗的心却时时刻刻想离开商丘，因为这里实在离金人太近了。一方面，他以中兴皇帝自居，曾下诏书，表示“朕与群臣将士，独留中原”，扩召军马，为万方百姓请命于皇天，俟时机成熟，便“归宅故都，迎还二圣”，内心则畏乱如虎，从未有意在南京永久建都，一直想往东南转移。
七月间，高宗手诏，谓京师不能回去，当巡幸东南。诏书一出，朝廷上下，议论纷纷，文武群臣，齐献方案。李纲面奏高宗，认为定都是国家大计，还都开封是上策。此外还可建三都：西都长安，南都襄阳，东都建康。由于高宗自己还举棋不定，大臣们的议论也就搁一边去了。次月，高宗再次要求大臣讨论迁都东南的问题。许多大臣一眼看出了高宗的真实想法，马上上书表示支持。有人认为建康是东南要会之地，本就是一个古都，前据大江，可以固守，东南久安，财力富盛。李纲力争迁都开封，被高宗罢去相职。至此，也就没有人再敢反对到东南了。讨论了几天，同意迁都东南的人越来越多。高宗一看，心中十分高兴，马上决定迁都。这时有消息说金兵又将继续南下，高宗也不问是否属实，立即弃城而走。
这年十月，高宗一行沿运河来到扬州。在北方，中原人民抗金斗争风起云涌，宗泽先后送上24次奏疏，恳请高宗还都开封，率领民众收复中原，但高宗均置之不理。他与一帮宠臣们沉醉于偷安岁月、醉生梦死的生活中。
1128年底，金军大举南攻，向江淮地区进犯。高宗原想在扬州喘一口气，再渡江“巡幸”，谁知不到一年，金兵的先头部队已奔袭至扬州，速度之快令高宗难以想象。建炎三年（1129）二月，高宗仓卒过江，逃到镇江。由于镇江和建康与前线只一江之隔，还是不太安全，于是再次召开会议与众大臣商议巡幸计划。这次讨论，高宗直截了当自己提出方案，问众人迁到浙中如何。吕颐浩及众大臣认为应该留在建康，只有王渊说还是到杭州为好，有钱塘重江之阻。王渊的观点接受的人很少，但正合高宗心意，于是当即决定马上开赴杭州。
途经平江府时，高宗召见了集英殿修撰卫肤敏。卫一开始并不知道高宗本意，就说：“余杭地狭人稠密，区区一隅，终非可都之地。自古帝王从未将杭州作为首都的，只有吴越钱氏，但他当时是没有办法的事。如今陛下巡幸至此，还想定居下来，这个地方深远狭隘，想来号令四方，恢复中原，恐怕是很难的。”当他一看高宗脸色不对，知道自己的一番话讲反了，马上话锋一转说：“但当今之计，莫若暂图少安于钱塘，慢慢地再到建康。”几句补充，高宗表示可以接受，不同意到杭州的大臣们也得到了安抚。迁都杭州的事情也就没有人再提出反对意见了。
高宗逃到杭州后，南宋朝廷一片混乱，将官苗傅、刘正彦趁机发动兵变，逼迫高宗退位。这次兵变虽然不久即告失败，但它使高宗认识到，若再不在表面上作一些改弦更张的抗金姿态，自己的统治就无法维持下去。为此，他下诏承认自己举措有误，并将行都北移到建康，表示要同金兵战斗到底。在建康，他不断派人和金帅求和，哀叹自己由北方逃到南方，“所行益穷，所投益狭”。1129年，金军南侵，越过长江，高宗只好带着他的小朝廷继续南逃，由建康再退到杭州，又经越州、明州，最后乘船下海，亡命温州、台州一带海上。金兵北撤后，高宗由温州回到越州，心有余悸，惟恐金兵再次渡江。二年后，在确信金兵无意南下的情况下，回到杭州。当时有不少人提出要设都建康，认为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气象雄伟，且据都可以经理中原。然高宗根本不再想到建康去了，又是修宫室，又是建宗庙。
一些专家认为，金兵处处主动进击，宋军时时被动防守，这是当时战局总的态势。金兵随时可能发动进攻，而建康靠近前线，不如杭州地处后方，比较安全。浙江一带水网地区，不利于金兵骑兵的活动。赵构曾说：“朕以为金人所恃都骑众耳，浙西水乡，骑虽众不能骋也。”贪生怕死表现得十分清晰。此外，杭州本身的经济、文化发展也造就了作为一国之都的条件。
纳粹杀害犹太人之谜
金朝历史上，海陵王完颜亮是一位很有影响的君主。《二十四史》之一的《金史》说他是“天下后世称无道主以海陵为首”，把他说成是个一塌糊涂的残酷君主。清朝有个叫赵翼的著名史学家说完颜亮“兼齐文宣、隋炀帝之恶而过之”。齐文宣是北齐开国皇帝高洋，以好杀淫乱出名；隋炀帝是隋朝的第二个皇帝，一生穷奢极欲，最后将好端端的隋王朝断送给唐高祖李渊。到了近代，一些人对他的看法来了个彻底改变，有人说他功劳超过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是个杰出的改革家；有人还将他与秦始皇、唐太宗相比较，说他“英锐有大志”。这种走向两个极端的评价，究其原因，其实是历史学家们各取所需得出的，因为完颜亮这个人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是个多面性的人物。他一方面通过政治经济改革，建立起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另一方面他荒淫无度，残忍嗜杀，导致了自己最后的失败。在众多的事件中，完颜亮的弑君篡立和杀母，一直为后人所注意，但大家的看法完全不一致。
完颜亮的上台即位，是通过弑君来实现的。
1115年正月，金朝开国。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灭掉辽国，又攻占开封，宋徽宗父子被俘。当南宋建立时，金朝拥有东起淮水、西至秦岭的北方之地。1135年金太宗完颜晟病死，太祖的长孙、完颜宗峻的遗孤、刚满15岁的完颜继位，是为金熙宗。其时宗室权贵争权夺利，发生两次大火并，许多人死于非命。第一次是吴十谋反，包括金太宗子宋国王完颜宗磐在内的许多宗室伏诛。第二次是左丞相完颜希尹等人谋反，又死了很多人。之后，金太宗的子孙们，以为完颜宗磐复仇为名，蠢蠢欲动，新的动乱爆发在即。面对宗室大臣暗中举动，金熙宗大伤脑筋，只好借酒浇愁。末年，他精神失常，酗酒妄杀，诛戕忠良，不理政事，偌大的金朝岌岌可危。
完颜亮是阿骨打的孙子，完颜宗干的次子。生母大氏，由于不是女真人，为渤海皇室的后裔，而且还是个妃子，在宗干诸妻妾中常遭歧视，受到宗干正妻徒单后的钳制，大氏每日都是小心翼翼。完颜亮18岁时到军队中任职，官为骠骑上将军。但第二年完颜宗干突然病死，没有了在朝中极有权势的父亲，完颜亮顿时失去了依靠，此后只能靠自己一步步地往上爬。几年中，他由中京留守升至左丞相、太保兼都元帅。到了这样高的地位后，完颜亮就经常在想，熙宗是太祖嫡孙，嗣为皇帝，自己是太祖长子的后代，同样是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之后，他在中京树立自己的威望，为夺权作准备。猛安萧裕经常与完颜亮议论天下大事，揣知他有野心，便鼓励其策划政变。
1149年正月，熙宗遣宫中寝殿近侍大兴国送完颜亮生日礼物，悼平皇后也附赐礼物，熙宗知道后大怒，派人鞭打大兴国，夺回所赐礼物。完颜亮由此不自安，疑心日增，产生了杀害熙宗的企图。冬十二月，完颜亮会同左丞相唐括辩及仆散师恭、徒单阿里出虎、完颜秉德等人，经过周密策划，并用犀带及自己所乘的“照夜白马”的高价，收买了大兴国。大兴国掌管寝殿符钥，因无罪受杖责而怨恨熙宗，他与完颜亮约定，十二月初九夜行事。这天深夜，护卫长仆散忽士和徒单阿里出虎当值，大兴国矫诏开宫门，放完颜亮等众人入寝宫，仆散忽士和徒单阿里出虎举刀便刺还睡在床上的熙宗，熙宗滚倒地上，完颜亮上前再刺一刀，熙宗当即死去。众人连夜让完颜亮坐到皇帝宝座上去，行君臣之礼，山呼万岁。这样金朝第四个皇帝就上台了。完颜亮还立即假传熙宗诏旨，骗杀了曹国王完颜宗敏、左丞相完颜宗贤。
问题是这样的弑君自立，事实比较清楚，后人是否应该认可？有人认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杀死无道国君，向来是被接受的。金熙宗后期皇后干政，不立太子，自己又纵酒放肆，神经兮兮，已失去了治理朝政的起码条件，这种“弑君篡立”是无可责难的。完颜亮是在被熙宗十分猜忌、个人命运朝不保夕以及金王朝处于风雨飘摇的形势下，铤而走险，夺取皇位的。不过也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完颜亮在熙宗即位之时就怀有觊觎之心，他的胸中一直充斥着权力欲望，他的弑君是蓄谋已久的而不是被迫的，更不是为了挽救金朝统治的壮举。此外还有人认为完颜亮弑君是改革派内部的权力之争。金熙宗和完颜亮是女真族的改革派，完颜亮想取代金熙宗为皇帝是蓄谋已久的，是改革派内部争夺帝位的斗争。究为如何，看来已经很难说得清了，只能留待历史学家们去争论了。
完颜亮上台后，掌握了生杀大权，为排斥异己势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大杀宗室中反对自己的女真贵族，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金熙宗时，对宗室实行比较优厚的政策，金太宗的儿子们都有自己较大的势力。等到完颜亮上台时，太宗的儿子在河朔、山东、真定等地任职，占据着要冲之地，如果一旦有变，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完颜亮在上台后的第二年就向太宗一系子孙开刀，完颜卞、完颜宗哲、完颜京、完颜宗雅、完颜宗义等太宗子孙被杀的有七十余人，太宗后代全部死绝。出于同一目的，久握重兵在外的宿将老臣完颜撒离喝也被杀。此后，他又藉故把宗室完颜宗本、完颜宗美、完颜宗懿、完颜秉德等人尽行诛杀，遂使宗翰子孙三十余人、斜也子孙百余人、谋里也子孙二十余人等众多宗室大臣满门除绝。
完颜亮不但杀宗室大臣，而且还把他的嫡母徒单氏也杀了。徒单氏是宗干的嫡妻，完颜亮的生母大氏是妾，在平时的生活中就得看徒单氏的眼色行事，大氏“事之甚谨，相得甚欢”，通过小心谨慎，来换得表面上的平等关系。对此，完颜亮看得十分清楚，对徒单氏耿耿于怀。1161年完颜亮要调集大军伐宋，徒单太后竭力反对。想想年少时就受其气，完颜亮脱口就骂：“非朕母，乃梁宋国王之小妻也。”接着派遣大怀忠、习失、高福等人将太后杀戮于宁德宫，并将太后侍婢十余人一并灭口。杀死了太后还觉得不过瘾，又投其骨于水，迹近疯狂的地步。
完颜亮曾经说过自己平生的志向有三条，其中的第三条是“得天下绝色而妻之”。完颜亮特别喜欢女色，他借口要“广嗣续”，为自己大设嫔御，将大批美女纳入内宫。他把人诬杀之后，见到妻女有漂亮的就想占有，不论这个人与自己有没有血缘关系。就这样，一些与他是中表亲与叔伯姐妹的女人先后被他占有，如宗望女寿宁县主什古、宗弼女静乐县主蒲刺及习燃、宗隽女师姑儿等等，犹以为不足，他连兄弟之女也要位充下陈。这些女人大半是有夫之妇，完颜亮淫欲一起，就杀其夫而夺之。
那么完颜亮到底为什么要杀母杀宗室、纳姐妹？有人认为是改革派在杀保守派，是改革的需要。宗室保守派是以徒单氏为总代表，当她一对改革阻拦时，“母子”关系就无法维持了。也有人认为杀母和杀宗室，其实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有人认为这不存在保守和改革的问题，完全是排除异己势力的一种做法。完颜亮广纳堂表姐妹，有人认为北方少数民族一直有妻后母及寡嫂的接续婚制习俗，女真族也不例外，这不值得大惊小怪。至于把贵族家属纳入后宫，完全是为了防止她们有反抗活动。也有人认为完颜亮酷爱女色，像禽兽一样，违反了女真族处于原始野蛮阶段的祖传习俗。
看来，完颜亮的弑君杀母，是残忍暴虐，还是有种种政治和社会原因，仍是留给后人一个不小的谜团。
纳粹原子弹之谜
13世纪的百余年间，中国和世界历史的主角是蒙古族。蒙古族由于出了一个伟大的英雄人物铁木真，一度使全世界对其瞠目而视。数以万计的蒙古骑兵纵横驰骋于亚欧大陆，建立了历史上空前规模的蒙古大帝国，促进了世界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
统一了蒙古族的铁木真，被蒙古人尊奉为“成吉思汗”，意为至高无上的君主。铁木真的孙子忽必烈后来在中国建立了元朝，被称为元太祖。
照汉人的礼仪，这样的伟大人物，死后必定要建规模庞大的帝陵，既要让死去的皇帝过上与活着的时候同样阔绰的生活，又要向后人显示皇家的威严。但蒙古皇帝却不这样，不但是成吉思汗的陵墓不知道在哪里，就连忽必烈以下各位元朝皇帝的陵墓今天也没有找到。按蒙古习俗，蒙古皇帝死后，一律实行秘密安葬。《元史》云：“国制不起坟垄。葬毕，以万马蹂之使平，弥望平衍，人莫知也。”埋葬皇帝的地方，派群马一踏，如平地一般，时间一长，青草树木一片绿油油，就谁也不知道了。
成吉思汗像也许有人会说，在今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的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不就有座成吉思汗陵墓吗？其实，这是座后来建造的象征性陵寝。这座规模宏大、款式别致的蒙古式宫殿，其主体是一座仿元朝城楼式的门庭和三个相互连通的蒙古包式的大殿，正殿的八角飞檐下写着“成吉思汗陵园”蒙汉文金色大字。在正殿的中央，一尊高5米神态威严的成吉思汗汉白玉雕像令人肃然起敬。后殿内，分别供奉着成吉思汗和大皇后勃儿帖和另两位皇后以及两位胞弟的灵柩。东殿内供奉着成吉思汗的第四子，也就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父母（拖雷夫妇）的灵柩，西殿陈列着表现成吉思汗文治武功业绩的战刀、马鞍等。这样的一座陵园，为什么不是成吉思汗真正的陵墓？
1227年八月，成吉思汗率军进攻西夏，回师途中病逝于六盘山清水的行宫里。之后，他的遗体被运回蒙古大本营安葬。
葬在哪里？《元史》说葬在起辇谷，但没有其他情节和过程。《多桑蒙古史》说葬在斡难、怯绿连、秃剌三水发源之不儿罕·合勒敦诸山的一座山中。拉施特《史集》对成吉思汗死后的情况记叙颇为详细。该书谈到成吉思汗死后，大臣们秘不发丧，在抵达达斡耳之前，将一路上遇到的人畜全部杀死。蒙古有一座名叫不儿罕·合勒敦的大山，成吉思汗曾在那里选定了自己的坟墓。在这座大山中，流出九条河流。山南中部是怯绿连，东面是斡难，东北是乞列克秃，正北是乞儿合出和赤若，西北是合刺忽，西南居中是哈刺和不刺赤秃，西南是土刺。有一次成吉思汗出去打猎，有个地方长着一棵孤树。他在树旁下了马，心情喜悦，说：“这个地方做我的墓地倒挺合适。在这里做个记号吧。”举哀时，诸王和大臣就按照他的命令选择了那个地方。如今那里森林茂密，成吉思汗陵最初那棵树和他的埋葬地已经辨认不出了。按该书，葬地确在合勒敦山的一处谷地里。
一本叫《草木子》的书是这样记的：蒙古皇帝死后，用两片木，将中间凿空，如人体形状，然后将遗体放入，上面涂漆，用三圈金绳绑住，送到克鲁伦河与土拉河上游的肯特山中，再挖一个坑埋入。这与汉族皇帝用棺椁和殉葬品完全不一样。葬毕，使万马蹂踏，使泥土平整。再在上面杀死一头小骆驼，周围布置千余骑兵守护。第二年春天草一长，骑兵就移帐撤去。如果想祭祠，根据所杀小骆驼的母亲作为向导，看到老骆驼踯躅悲鸣的地方，就知是葬皇帝的地方。
《蒙古源流》载，成吉思汗葬后，因为不能再请出金身，但为了便于祭祠，在葬地附近的高地上建了八白室，即八座白色的毡帐，地点相当于今阿尔泰山和肯特山一带的蒙古高原上。明英宗天顺年间（1457～1464），鄂尔多斯守陵部众进驻河套地区，八白室也随之迁来。清初在鄂尔多斯高原设立伊克昭盟，八白室就移到伊克昭附近，后来又移至今伊金霍洛旗，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了。如此，说今天的成吉思汗陵是假的，的确是没有错的。
综合今天各种史料，我们可以推测成吉思汗被葬在三河水源的不儿罕诸山之一谷——起辇谷中，但具体的葬地由于当时的保密做法，至今还无法找到，仍然是个历史之谜。
成吉思汗以下的各继位者，死后安葬的地点也是十分秘密。如1294年忽必烈病逝于大都，也葬到起辇谷中。具体方位，很难搞清。后代的《历代陵寝备考》说：“起辇谷在漠北，元诸帝皆从葬于此，不加筑为陵，无陵名。”这样看来，整个元朝的皇帝都没有陵寝，后人至今仍无法找到。
失踪的原子弹之谜
蒙古国的开创者成吉思汗凭籍其军事才能，建立了一个规模空前横跨整个亚洲的大国。到了晚年，他对自己继承人的问题开始有所考虑。他有四个随他一起东征西讨、骁勇无比的儿子，即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不过四个儿子中，他比较欣赏的是三子窝阔台，觉得窝阔台是个比较合适的汗位继承人。
蒙古人选取接班人，按照惯例是幼子继承法，但成吉思汗废除了这一规定，选择谁做接班人由自己说了算。不过新大汗要正式上台，必须在宗亲诸王参加的忽里勒台大会上通过。1227年，成吉思汗病重，他将四个儿子召到跟前，正式提出让窝阔台接汗位，其他儿子要团结一致，互相协助。
其实众儿子私底下早就在打汗位的主意了，汗位每个人都想要，但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兄弟之间已分化组合了。二子察合台和窝阔台关系较好，长子术赤一看情形不妙，就和四子拖雷卷在了一起，兄弟四人分成了二派。术赤的生母曾被篾儿乞部落俘掳过，返回途中生下了术赤，因而二个弟弟就对他横竖看不入眼，认为与他是同母异父。拖雷对大哥很尊重，二人就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成吉思汗生前尽管已决定把汗位传给窝阔台，但最喜欢的是拖雷，出征时常带了拖雷在身旁，对他宠爱有加，家里的珍宝财物也全都交给他打理。看到拖雷很有军事才能，成吉思汗又把征集的军队交给他管理，蒙古国大部分的军队在拖雷控制之中。
照理，窝阔台接位的事情应尽早放到忽里勒台会议上讨论，但浓重的矛盾使得这个会议在二年后才得以召开，蒙古的汗位空缺了两年，由掌握实权的拖雷摄政。总算这个会议召开了，但可以预料的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会议开了35天也没有结论，窝阔台的对手毫无疑问是摄政了两年不肯交出实权的拖雷。会上有人提出要按蒙古的旧例让幼子继位，否定成吉思汗的选择，也有人提出还是遵照遗诏让窝阔台即位。这时术赤已病死，拖雷是斗不过察合台和窝阔台二人联手的，看看自己势孤力单，最后只得采取退让的策略，表示支持窝阔台。
元太宗窝阔台上台，使得汗位的争夺一度平息。可是，这样的结局在术赤和拖雷两系的族人中留下了不满情绪，为以后的汗位之争埋下了隐患。
窝阔台继汗位四年后，拖雷就死了，死因说法不一。有说饮酒过度，有说得了急病，另有一种比较可靠的说法是，他喝了愿替窝阔台去死的咒水。1233年窝阔台亲率大军攻金，拖雷指挥右路军取得了重大胜利。部队回师时窝阔台得了重病，拖雷侍兄于榻前。蒙古人深信巫术，找来巫师念咒文。巫师说，把窝阔台的病涤除在木杯之中，病就能除去。如果有人把这杯水喝下去，就能代替太宗去死。此时，拖雷为了爱护兄长，便端起杯子喊道：“洪福的父亲内定了我兄弟做皇帝，如今如果失去了皇帝哥哥，这么多的百姓谁来管理？这会使金人很开心的。上天啊，饶了我的哥哥吧，让我喝了这杯水去替他见你吧！”说罢，将咒水一饮而尽。窝阔台病好了，拖雷告辞启程，几天后就死去了。很多人认为很明显在这杯咒水中窝阔台是做了手脚的，毒死了拖雷。因为拖雷很有军事才能，他的存在就是对自己的威胁，而且这样做也可以把汗位保持在自己一系下。
窝阔台因饮酒过度，仅在位13年就死了，不久察合台也亡故。窝阔台死后，由皇后脱列哥那哈敦监国。这位颇有权术的皇后目光短浅，心胸狭隘，斥贤崇奸，弄得内外离心。1246年秋天，她召集诸王举行忽里勒台大会，让自己的儿子贵由接承了汗位。
长辈之间的仇恨，也传到了后代的身上。术赤儿子拔都不肯出席忽里勒台大会，上台后的贵由仇恨万分。1246年贵由即位后，马上发动战争想消灭拔都。贵由患有慢性病，这时借口他的旧营霍真地区气候很适宜他的身体，遂发军前往。当贵由大军接近拔都所在地叶密立时，拔都感到事态严重，坐立不安。拖雷妻原与拔都友善，得知定宗贵由的真实意图，迅速派人通知拔都。拔都遂打出迎接大汗的旗号，发军东进。两军相近，贵由突然死去。什么原因，或说是贵由被拔都害死的，或说是饮酒斗殴而死，至今仍是在个疑案。
元军的甲胄贵由死后，贵由妻斡兀立海迷失监国，欲立窝阔台之孙失烈门为汗，理由是窝阔台当初曾有遗诏想立失烈门。
拖雷妻唆鲁禾帖尼很有才干，四个儿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木哥个个能征善战。在与拔都联手后，她想立自己的儿子蒙哥为汗。她很有人缘，各方面的关系处理得十分妥当。拔都是这一辈中的兄长，遂召集诸王选新汗。1251年6月，忽里勒台大会召开，贵由子脑忽、忽察和失烈门等人故意迟到。会上拔都、蒙哥等人提出太宗遗诏早就应该遵行，但太宗窝阔台系为什么以前要立定宗贵由？海迷失哑口无言。讨论到最后，拔都说：“拥蒙哥登基，胆敢违反者斩。”于是将蒙哥推上了汗位。7月，蒙哥举行了登基大典，这样汗位从窝阔台系转了过来。
宪宗蒙哥上台，对窝阔台和察合台的后裔放不下心来，感到危胁随时存在。不久有人告密，说窝阔台和察合台的后代诸王要阴谋武装叛乱。是否真有其事，是个历史之谜，但蒙哥宁愿认为这是真的，于是马上下诏赐死海迷失及失烈门母哈特合赤，谪迁失烈门到没脱赤，杀叛将70多人，流放想叛乱的诸亲王，巩固了自己的汗位。
为了争夺汗位，兄弟之间互相挤压残杀，这无论如何是成吉思汗所不愿看到的。
国民党军团南京撤退失踪之谜
元宪宗蒙哥，以善战骁勇著名。1251年，在拔都的帮助下，蒙哥继承了大汗，结束了蒙古自贵由后三年无君的局面。上台不久，他让皇弟忽必烈总军南侵。次年蒙古将汪德臣、火鲁赤率大军再次犯蜀，进逼嘉定，间断了六年之久的战火重新燃起。1258年，蒙古在远征云南、吐蕃、西南夷成功后，意欲亡宋。蒙哥命忽必烈进兵鄂州，塔察儿进兵荆山，兀良哈台由交州、安南附近挥师北上，蒙哥则亲率四万大军进攻西蜀。
蒙哥军渡嘉陵江至白水，进兵围长宁山，攻克了隆州、阆州。1259年二月，蒙古大军到达重庆的北边门户合州。
合州的州治在钓鱼城，四周峭壁悬崖，易守难攻，成为屏蔽重庆、支撑四川战局的主要据点。宋朝知州王坚在城内加强防御，组织百姓进行抗战。从二月至四月，蒙古军屡次展开猛攻，而宋军凭借钓鱼城的天然良险，从容防守。虽然蒙古军有精良的大炮、弓弩，但由于钓鱼城“石邑入云”，蒙军“炮矢不可及也，梯冲不可接也”。蒙古军虽有几次攻上城头，也被宋军击退。前后围攻五个多月，钓鱼城还在宋军手里。
六月，天气十分炎热，“山中从前无此热，早禾焦死晚禾枯”，蒙古军中开始流行疫病。由于蒙古军士马匹不耐其水土，军心涣散。汪德臣单骑进逼城下说降，城上飞石抛过来，差一点击中他，以致感疾，不久死于军中，蒙军士气十分低落，七月，蒙哥死。蒙哥死后，征蜀的蒙军陆续北撤。后人评价说：“没有钓鱼城，早就没有四川了。没有四川，早就没有江南，宋朝也不可能要到崖山之战才被灭亡。”当代的一些史书由此就称钓鱼城是“上帝折鞭处”。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后人十分搞不明白，蒙哥大汗为什么会死得如此突然？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后人就开始进行研究探索。
大体上说，对蒙哥的死因有这样几种看法：中箭说，中炮石说，中炮风说，淹死说，羞愧说，染疫说。
中箭说出现得较早。1264年出版的叙利亚人阿部耳法刺底的《世界史节本》认为，蒙哥是被宋军流矢射中而死的。守城的宋军见到蒙古一个大官出现，据高射冷箭，其中一箭射中蒙哥要害。现今保存在四川省合川市钓鱼山忠义祠内的明正德十二年（1517）的《新建二公祠堂记》碑，也说蒙哥是中飞矢死。这种说法为许多史学家采纳，如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在《中国史纲要》中也赞同这种说法。
中炮石说最早出现在明代的《重庆志》中，认为蒙哥是中炮石受伤而死。此后在一些当代的史书中采用了这种说法，认为蒙哥在先锋汪德臣死后，亲率大军攻城，为炮石所伤，回营后因伤势过重死于军中。有人推测，今钓鱼城脑顶坪，就是当年蒙哥中炮石的地方。
中炮风说也是一种重要的说法。据无名氏的《钓鱼城记》说，蒙古军当时没有什么办法强攻取胜，但又不愿弃城撤军，只好加强对钓鱼城的封锁与监视，等待时机。有一天，蒙军在南城外筑高台，建楼桥，楼上还接了桅杆，修成一个嘹望台，想探知城中虚实，看看究竟有无水源。宋军不慌不忙，等那哨兵攀至桅杆末端，正要抬头张望时，突然发炮袭击，把哨兵抛至百步以外，当场毙命。在一旁督战的蒙哥汗“为炮风所震”，也生起病来。蒙军坚持不下去了，急忙将前军南调，围攻重庆。蒙哥感到自己急需“稍事调养”，行至金剑山温汤峡，便病重而死。据说蒙哥临死时有遗言：“我是因此城而病，我死后如攻克此城，一定要把城中男女杀光。”蒙古军最终没有打下钓鱼城，但在撤军途中，杀害了两万多老百姓，以泄愤恨。这种说法得到了明四川巡按谢士元《游钓鱼山诗序》、民国《合川县志》的支持，后代也有很多史书采纳这种说法。不过总体上看，这种说法与上面的中炮石说比较相近。
淹死说也是出现得较早的一种观点。1307年，小阿美尼亚海屯口授的东方史《海屯纪年》认为，蒙哥在进攻宋军时，乘坐的战船被宋军潜水者凿穿，蒙哥因此被淹死。这种说法没有其它史料的支撑，因而后人很少采用。
羞愧说最早出现在南宋末年黄震的《古今纪要逸编》中。该书认为蒙哥是因屡攻钓鱼城不克羞愤而死的。《钓鱼城记》也说，王坚为了刺激蒙古军，向城外抛扔了两条各重三十斤的大鱼和几百个蒸面饼，附上一封信，上面写道：“尔北兵可烹鲜鱼、食饼，再守十年，钓鱼城也不可能得到手。”蒙哥见到后，羞愧难当，一激动就发愤而死。
染疫说是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认为早在钓鱼城之战刚开始阶段，蒙哥命纽赴涪州，切断由荆湖西上的南宋援军。纽所部因不适应四川气候而首先流行疫病，“士马不耐其水土，多病死，纽忧之”。进攻合州的蒙古军也为疫所困，史天泽部“军中大疫”，士兵一个个病倒死去，一度想班师退兵了。由于蒙古人从未预料会得疫疾，军中也没有准备什么防疫措施，但蒙古人知道喝一定数量的酒可以抵抗疫病，而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又有一定作用，所以蒙哥汗决定在部队中推广。《元史·月举连赤海牙传》云，月举连赤海牙随蒙哥汗攻合州，奉命修曲药。酒曲做出后，分发给士兵，“以疗师疾”。1307年，波斯政治家剌施特哀丁的《史集》第二卷记载，当时蒙哥也染上了疾病。他下令全军喝酒来对付疾病，自己也坚持饮酒，但不久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驾崩于军中。
蒙哥死后，蒙古军无法逗留，只得全军北撤，川中的形势顿时缓和了下来，可以这么说，蒙哥之死影响了宋蒙关系的历史进程，那么对于蒙哥汗死因的各种争论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北京猿人化石之谜
元顺帝奇渥温妥欢帖睦尔，生于延枯七年（1320），是元明宗的长子。至顺四年（1333），他只有十三岁，被权臣拥立为帝，成了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根据《元史》的记载，顺帝的生母是罕禄鲁氏，名迈来迪，居于金山之北，明帝到北方时，见到了貌美品端的她，就收纳为妃子，之后生下了顺帝。照理说，关于元顺帝生父母的记载是比较明确的，不该有什么疑问。然而，从元朝开始，有许多人对元顺帝的出生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并且提出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看法。
第一个提出顺帝不是元明宗儿子的是元文宗图帖睦尔。元泰定帝死，图帖睦尔在权臣燕铁木儿等人的支持下，自江陵入居大都，被立为帝。但文宗考虑到其兄和世王束是武宗的嫡长子，应让位于他，所以派人到漠北迎和世王束还京师，即皇帝位，是为明宗。明宗即位数月，就为燕铁木儿投毒害死，这样文宗第二次即皇帝位于上都。次年四月，明宗皇后八不沙被谋杀，妥欢帖睦尔被迁徙到高丽，居大青岛中，不与人接触。在这样的一种皇位争夺背景下，至顺二年（1331），文宗诏告天下，说明宗在生前一直声称妥欢帖睦尔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因而将妥欢帖睦尔移到广西静江（今广西桂林）去了。这件事由于影响较大，所以宫廷史册《脱卜赤颜》和明初修的《元史》均有详细记录。不过就事实来看，文宗说妥欢帖睦尔不是明宗的儿子，主要的意图恐怕是为了保住皇位，因为明宗的长子应是皇位最有力的竞争者。
自文宗提出后，再加上顺帝是元朝最后的一个皇帝，历代文人对他的出生就格外关注。元末明初有个叫权衡的人在《庚申外史》一书中，从文宗的诏书着手，将顺帝的出生妙笔生花成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顺帝的父亲变成了宋恭帝赵。书中记道，德二年（1276），元军入临安城，幼帝赵、皇太后全氏与宗室、宫人、文武官员及太学生等数千人被俘北上。这年五月，赵来到上都，忽必烈封他为瀛国公。之后赵在白塔寺中为僧，天天念经吃斋，后又奉诏迁居甘州山寺。有一位赵王可怜赵上了年纪，但仍孤身一人，遂将一个回回女子送给他作为侍妾。延七年（1320），这位女子生下一子。当时元明宗正好前往北方路过此地，突然见到寺庙上面有五色云气缓缓上升，像一条龙的形状，遂走前来察看。他来到赵的居室，得知他刚生下一个儿子，一看，很招人喜爱，就收为养子，并将母子二人都带进了宫内。
权衡《外史》的传说，引起了后人对顺帝生父的探索，各种各样的传说猜测越来越多，细节越来越清晰，内容更加丰富，故事特别生动。在明朝人的一些作品中，对顺宗是赵的儿子、明宗的养子的说法得到了充分肯定，并且进一步搜集资料加以丰富论证。明朝史家谈迁更是将这则故事当作史实载入他的名著《国榷》中，余应、何乔新、程敏政、钱谦益等人对此也津津乐道。
与此同时，明朝也出现了一种稍有不同的说法，称元顺帝确是赵的儿子，但是个遗腹子。元明宗北上见到赵的妻子时，十分喜欢，强行将她纳为自己的妃子。赵的妻子此时已有身孕，嫁给明宗不久就生下了顺帝。这种说法见诸于袁忠彻《符台外集·纪瀛国公事实》中。从所述内容来看，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在将前面的传说进行修正，以使它与《元史》的记述互相没有矛盾。
清朝及近代的一些史学家仍然认同顺帝是赵儿子的说法，万斯同、全祖望及王国维等都有专门文字进行考证。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如辽、金等都有收继养子及外姓人入族的习俗，元人也同样是如此，元明帝收养赵的儿子在当时是符合蒙古人的风俗习惯，因此可能性较大。至于说顺帝是赵的遗腹子，从出生年月上看，有许多地方不相符合，这种说法很难使人确信。
当然更多的人并不相信上面的传说是真的，他们认为元顺帝的生父确是元明宗，根本不可能是赵。毕沅的《续资治通鉴》是一部重要的编年体史书，在谈到这一问题时他认为文宗的诏书并不足信，《庚申外史》和明朝余应之等的诗文是“委巷俚鄙之谈”，根本不足为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二对《庚申外史》这本书评价较高，但对其中称顺帝是瀛国公的儿子这一条进行了辨证，认为是无稽之谈。指出明朝袁忠彻、权载之、程敏政、钱谦益、余应之的；诗文中谈到的这件事，发端都是《庚申外史》，经对事实核查，“渺无可据，实为荒诞之尤，非信史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传说，主要是直到元朝中叶，仍有一些宋朝遗民对元朝灭宋十分愤恨。当他们见到元文宗说顺帝不是明宗的儿子，就乘机编造故事进行发泄。明人恨元朝蒙古人，于是也附合上去加以渲染流传，使这件事传播得很广，影响较大。《总目提要》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所以清末民国初年的一些有关元朝史书，如魏源的《元史新编》、柯劭的《新元史》等，都没有将赵是顺帝的生父作为信史采用。
明人提出的赵昆是顺帝的生父，从目前所占有的史料来看，还难以使更多的人坚信。因为正像《四库总目提要》所说，所有的观点其实是来自一源——《庚申外史》，因而资料并不充分。但我们又如何面对元文宗说顺帝不是明宗儿子之类的话？说他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帝位而采用的伎俩是否讲得通？希望能有更多资料的发现来解决这个历史疑案。
“U-2间谍飞机”事件之谜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第二个儿子。他的母亲唆鲁忽帖尼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常征召儒士到漠北去为她的孩子们讲学，因而使忽必烈从小就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二十多岁时，忽必烈与燕京大庆寿寺的海云禅师过从甚密，海云将他的弟子子聪推荐给忽必烈，经常向他请教。子聪俗姓刘，名侃，后改秉忠。之后，忽必烈又召纳了赵璧、郝经等众多儒学名师在身边。
1251年，忽必烈的哥哥蒙哥接大汗位。因在蒙哥争夺汗位的斗争中推戴有功，受到器重，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统领陕西和河南地区。接受刘秉忠的建议，忽必烈在漠南大兴汉法，试行仁政，取得了较大的效果。这一切引起了蒙哥的猜忌，一部分宗亲大臣也进行挑拨，认为忽必烈在拉拢中原人心。1257年，蒙哥借口忽必烈腿疾而收回了他的兵权，同时设立元世祖出行图钩考局，派人到陕西、河南检查财赋，借机铲除忽必烈的下属党羽。儒臣姚枢进言对忽必烈说：“大汗在国是君，在家是兄，你难与之抗衡。不如将妻子儿女送归汗廷，表示自己没有异志，或许可消除大汗的怀疑。”忽必烈依言将妻女送到和林，自己又去亲见蒙哥，说明自己在漠北的所作所为。行汉法使忽必烈看到了汉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他知道只要行汉法，就能得到汉族人的支持。
1260年，蒙哥率军进攻南宋四川钓鱼城时，病死在军中。这时忽必烈正率军在渡淮攻打鄂州。消息传来，许多人认为他应撤兵北归，夺取汗位，而忽必烈认为不能无功而返，仍渡过长江，进围鄂州，与宋军贾似道对峙。这时忽必烈得到妻子的密报，其弟阿里不哥正在谋继汗位，他就采纳郝经的意见，接受贾似道求和的要求，率师北归，于这年年底回到燕京。1260年，忽必烈不顾蒙古传统惯例，在开平自行召开忽里勒台选汗大会，在塔尔察儿等一部分王族的支持下，登上大汗宝座。蒙古大汗的产生要经过忽里勒台会议推选，而且要有成吉思汗家族各支系、诸王贵族参加，在鄂嫩河、克鲁伦之地举行才算合法，被推选人必须经过一番形式上的推辞，才能即汗位。而忽必烈的上台，仅召集了自己的亲信诸王，没有给予有选举权的其他各系诸王们时间和机会来行使权力，因此他的即位许多蒙古贵族认为是不合法的。几乎同时，阿里不哥在和林也召开大会，受到另一部分贵族的拥护，宣布即大汗位。于是蒙古汗国出现了两个都自称合法的大汗。
从总的来看，支持阿里不哥的蒙古贵族更多，但忽必烈发挥了自己在军事上的才能。他发兵迅速控制了川陕地区，亲征和林，封锁了运输线，使阿里不哥无法从汉地获得粮食而陷于困境。之后，阿里不哥多次战败，财力物力越来越贫竭，渐渐众叛亲离，西北诸王纷纷倒向忽必烈，阿里不哥最后不得不到上都向忽必烈投降。
击败阿里不哥，并没有消灭隐患，终忽必烈有生之年，北方诸王叛乱此起彼伏，从未停止；先是海都等一些守旧的蒙古藩王主张蒙古旧俗，反对忽必烈行汉法，多次兴兵问罪，一度占领哈刺和林，之后昔里吉和乃颜等也先后叛乱。这些事件在说明忽必烈作为蒙古大汗的权威可能在消失，他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也在丧失对漠北的控制力。
北京北海琼华岛
阿里不哥虽然已经击败，但不能保证他不东山再起，东北、西北诸王也不能全部消灭，在这样的一种政治背景之下，忽必烈觉得定都和林就有冒险的成分，而把它作为中原的屏障，作为缓冲地带来抵御北方不断的叛乱，是再好不过了。所以在战胜阿里不哥之后，1264年8月，刘秉忠建议忽必烈定都燕京，忽必烈马上赞同，下诏修治宫室城池，作为中都，这时的中都已事实上作为忽必烈的政治中心了。
北方政局略为稳定后，忽必烈开始了进攻南宋。1267年他再度攻宋。占领襄樊后，灭亡南宋的时机也告成熟。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统治宋地，如何有效地对西夏故地和大理、西藏等地进行管理，忽必烈及其身边的智囊团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迁都。
早在蒙哥汗时，忽必烈就经营漠南，培植了强有力的汉族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还未登位时，大臣霸突鲁就说：“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以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所以迁都之议从即位不久即已开始。之后由于自己在蒙古贵族中的威望减弱，从有效控制中原之地考虑，于1272年正式迁都。他自己也说：“朕居此以临天下，霸突鲁之力也。”说明迁都是考虑了很长时间的。
至于一些观点认为忽必烈迁都是北方少数民族封建化的结果，迁都是考虑到了经济上的原因，恐怕都不是事实。
“猪湾事件”之谜
元朝最后一个皇帝——顺帝奇渥温妥欢帖睦尔，作为一代亡国之君，常被认为是昏庸不堪的帝王，时人评价他是怠于政事，荒于游宴。翻开史书，确也如此。
在顺帝的身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无耻之徒极尽谄媚，尽力投其所好，引导着他一步步走向吃喝玩乐。有一个叫哈麻的官员，原是一个小小的侍御史，因宰相脱脱的缘故，深受顺帝宠爱，这时他向顺帝推荐西方和尚的揲儿法，说这种叫“大喜乐”的练功法能使人身上的气流或消或胀，或伸或缩，可以达到延年益寿。顺帝听后大喜过望，每天与哈麻等人一起练功。哈麻的女婿秃鲁帖木儿也是一个极尽巴结能事的心术不正分子，他迎合顺帝所好，向他举荐了西蕃僧伽磷真，说这个和尚特别擅长“秘密法”。秃鲁帖木儿开导顺帝说：“陛下虽位居万乘天子，富有四海，但不过就是保有现世而已。人生能有多少长？你要延长寿命，必须学习秘密大喜乐法练习禅定。学习这种禅定法后，才真正会感到其乐无穷。”想不到头脑发昏的顺帝竟然会深信不疑，任命了秃鲁帖木儿等十人为“倚纳”，天天与他们一起演习大喜乐法。
为了在练功时不被打扰，顺帝在上都还修建了庞大的穆清阁，连延数百间房子，每间内都安排一个女人在里面，说是为了练习大喜乐必须这样做。练功时还不忘看女人的艳舞表演，顺帝还特地挑选了宫女三圣奴等16人天天在宫内演出，起了个名字叫十六天魔舞。在他的倡导下，宫中兴起了演习大喜乐和跳天魔舞的热潮。每天看这些天魔舞女的演出十分过瘾，但又害怕大臣们知道后劝谏，顺帝就让人挖了地道把天魔舞女藏于其中，每天秘密到地道中和舞女们鬼混，男女裸体，聚众淫乐，白天连着黑夜，至于国家大事，这时早不知抛到什么地方去了。
顺帝还独出心裁，不断翻新花样，自己设计，在内苑造龙船，长120尺，宽20尺，船的上部有五个大殿，全部用五彩金饰妆饰，用水手24人，皆穿了金紫的衣服。船一动，船头的龙首、龙眼、龙口、龙爪和龙尾都会跟着动起来。每天他和嫔妃、宫女们乘坐这只龙船在后宫至前宫的湖中往来游戏。他爱看舞蹈，在厚载门高阁建起了舞台，经常通宵达旦地在这里观赏。他的心中这时已没有国家这个概念了，大臣们上朝，不问政事，却为大臣设计房屋的模型，亲自“削木构宫”。尽管他所做的模型只有一尺来长，但里边栋梁楹槛，样样具备。他还选了108个僧人，大搞游皇城活动，每次涉及的人要好几万，所费财力和国力不可胜数。
在这样一位荒淫腐朽的皇帝统治下，整个国家已是凋残败落，各地起义反抗云涌蜂起。宰相脱脱认为哈麻是引诱顺帝走向荒淫的罪人，希望顺帝将他革职查办，顺帝听后不高兴了，说当年哈麻是你举荐的，现在又要撤他的职，到底是为了什么？接着他又说：“撤职大可不必。人生几何，及时行乐为是。军国大政，有卿主持，朕可放心，你少讲几句，我就能长久地快乐，如此人生知足矣。”说完还哈哈大笑，气得脱脱两眼发直。
脱脱对他说外边的形势现在十分紧张，各种灾害变异不断，农民土匪到处都在造反，顺帝遂派脱脱总管各路人马南征。至元十四年（1354），哈麻诬陷脱脱，顺帝不辨真假，先是下诏撤了脱脱的兵权，安置淮南，后又命他去云南，所有家产，没收入官。脱脱终于被害死在云南。之后，元军迅速解体，政府中的矛盾也开始激化，各地农民起义乘机蓬勃发展，元朝统治就一发不可收拾，最终为躲避兵锋，率三宫后妃、皇太子妃等仓皇北逃沙漠。几年以后，因痢疾死去，年51岁。
这样一个昏庸的帝王，将元朝大好江山拱手让人，按理来说，是丝毫不值得我们有任何动情的地方。不过有人指出，元顺帝的腐朽昏庸并不是他的本质，刚登上帝位时他不是这种样子的，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颇具改革精神的好皇帝。
顺帝即位时只有13岁，当时拥立他上台的是权臣伯颜，所以从感恩的角度他提拔伯颜为中书右丞相，主管朝中大政。但伯颜执政后，利用手中大权，扩展自己的势力，打击异己，势焰熏灼，顺帝成了他的傀儡。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伯颜的专横跋扈日益不满，逐步产生了改变自己无权的地位和按照自己意志处理朝政的愿望。至元六年（1340），他在脱脱的帮助下，乘伯颜外出游猎，关闭都城大门，巧妙地驱逐了伯颜。
从至正元年（1341）开始，顺帝任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大刀阔斧地进行社会整顿和改革。接受了脱脱等人的建议，他上台后恢复了科举制度，并亲自考试进士，不问出身和民族。从选拔人才的角度考虑，他还想到了加强对人才的培养这个问题，为此他大兴学校，提倡文化教育，单是中央的蒙古、回回和汉人的三监就招收了贵族子弟三千多人。学校里的学习内容，他规定以儒家经典为主，还多次派人到曲阜去祭祀孔子。伯颜专权的时候，官吏腐败，不务政事，贪污受贿，习以成俗，顺帝明察到了这些情况，就加强了对官吏的考核，加强了对地方秩序的整顿。他对农业生产十分重视，在开设屯用和修筑水利工程方面花费了不少精力。顺帝和脱脱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对社会进行的全面改革和整顿，当时的史书上评价很高，称之为“至正更化”。
不过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的这些“更化”措施，其实并不见很大效果，社会积弊很深，官吏腐朽并不是短时期内造成的，所以脱脱和顺帝搞的一套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各地也没有认真执行。这时的顺帝一筹莫展了，他再也拿不出救世良方来了，失去了对治理社会的信心，不再考虑采取更好的办法去治理社会，相反变得十分消极起来。哈麻之类人物的引导，对心态极不稳定的顺帝诱惑力极大，他的思想急剧地向相反方向发展，整天沉溺于淫乐之中，花天酒地，嫔妃成群，长夜宴饮，不理朝政，战备松弛，成了昏庸不堪的一代亡国之君。
可见，与列朝的末代皇帝相比，同为昏庸，元顺帝与他们是有所不同的。
“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之谜
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明成祖朱棣去世。八月，朱高炽登上皇位，改元洪熙，是为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五月，仁宗突然暴崩，死时48岁，共在位10个月。六月，仁宗长子朱瞻基即位，是为宣宗。
根据史书记载，仁宗去世前三天还在处理政务，他从开始不豫到崩于北京钦安殿，前后仅两天时间。正史中并没有记载仁宗死于何病。如《仁宗实录》说：“洪熙元年五月庚辰，上不豫，召尚书蹇义、大学士杨士奇、黄淮、杨荣至思善门，命士奇书敕遣中官海涛驱召皇太子。辛巳，上疾大渐，遗诏天下，传位皇太子。是日，上崩于钦安殿宫中。”但对仁宗的死因，从明代开始就有人产生了怀疑，黄景在《国史唯疑》卷二中就说仁宗是“实无疾骤崩”。正当中年，无疾断然不会突然崩逝，黄景实际上是表示出了对仁宗突然死亡的疑问。
仁宗是怎么死的？长期以来人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仁宗之死与其长子朱瞻基有关。当初明成祖立太子时，因为仁宗忠厚平庸的性格，成祖已经打算立朱高煦，但迫于舆论和太祖制订的立嫡立长的制度，才立朱高炽为太子。仁宗长子朱瞻基永乐九年（1411）被立为皇太孙，明成祖发现这位孙子与他的性格极其相似，因而备加宠爱。朱瞻基一反其父不喜骑射的习性，熟谙武事，且善于应变，颇具口才，明成祖十分喜爱他，在二征漠北时，特命皇太孙随侍，令其有戎马军旅的磨练。朱瞻基工于心计，在保全其父储位上出了较大的力气。仁宗与朱高煦、朱高燧之间的皇储之争，由于仁宗的忠厚，表面上并没有撕破面皮，而永乐十四年有人告发高煦有谋反状如私立护卫、大造兵器等，永乐二十一年高燧纠集常山护卫王瑜等“将不利于上及皇太子”，而事后经明成祖仔细审查，二事都是言过其实。有专家经过详细考证，认为这二场诬陷案的幕后策划者是朱瞻基。
朱高炽想保太子之位，但不想谋害两弟，所以在成祖面前为弟弟讲尽了好话。相反，他对这个性格与他反差很大的长子没有什么好感，因此感情上日益疏远。当仁宗即位之初，群臣上表请立太子，仁宗以一些托辞回绝，其后虽勉如所请，然态度很冷漠。在立太子的册文中，也一反册文冠冕堂皇的通例，却用了不少笔墨来晓谕太子做人的道理。
洪熙元年三月，仁宗命皇太子往祭风阳皇陵、南京孝陵，并让他留守南京。四月，命成国公朱勇等大批官员侍皇太子谒祭皇陵、孝陵。壬子（十四）日，皇太子从北京出发。当时一般走的路线是出河北，经山东，折入安徽，再到南京。整个行程，大概要花费二个月左右。但奇怪的是当五月十二日太监海涛带了诏书赴南京召皇太子时，皇太子居然早到南京了，而且还静静地等在那里。太子六月初三日回到北京，从当时的路线推断这段路快马加鞭要走十天，因而太子应在五月下旬就从南京出发了。
《宣宗实录》上记载由于太子当时没有回京，朝廷就秘不发丧。等太子回京走到芦沟桥时，中官在这里设幕次香案，“俟上至开读。上既至，闻有遗诏，恸哭几绝”。而实际上太子还未从南京上路，人们就已经在暗传“仁宗上宾”的消息了。即使在北京也没有人知道的消息，在南京人们怎会知道？看来仁宗的死是一些人早就预料好的。当时宣宗的举动言行也十分反常。有人劝他为了安全从小路回北京，他却说：“君父在上，天下归心。岂有他哉！且予始至遽还，非众所测，况君父召，岂可稍违。”于是从大道大摇大摆地驱车回京。问题是宣宗怎么知道他要“始至遽还”，这不是在掩盖他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结果吗？“非众所测”，众大臣“测”的是什么？宣宗回到北京，英国公张辅等说人心汹汹不可掉以轻心，宣宗踌躇满志地回答说：“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况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说这话的时候，等于在告诉众人他早已作好一切准备即位了，一语泄露了天机。
这一观点认为，仁宗之死必与宣宗有关。当宣宗与仁宗日益疏远并派他到南方祭陵时，宣宗开始担心了，遂作了杀仁宗夺皇位的安排。随侍在仁宗身旁的宦官海涛等人就是朱瞻基的亲信，因而仁宗的暴崩就十分蹊跷了。
另一种观点认为仁宗之死与他色欲过度有关。仁宗喜欢女色，早在为太子时就做得十分露骨。朝鲜《世宗实录》说朝鲜使臣尹凤曾把朱高炽和朱棣作过比较，回国后告诉朝鲜国王说：洪熙皇帝“好戏事”，“沈于酒色，听政无时，百官莫知朝暮”。《明通鉴》和《明史》谈到仁宗上台不久，有个著名大臣叫李时勉的给他上了一篇奏疏，中心内容是让他不要嗜欲过度。奏疏中说：“侧闻内宫远自建宁选取侍女，使百姓为之惊疑，众人为之惶惑。”他说天子应该按规定有内宫制度，可以拥有许多女人，但现在成祖的大孝尚未结束，皇帝左右侍御的确不应该没有人，但现在正宫皇后还没有册立，你这样做“恐乖风化之原，有阻维新之望”。仁宗特别喜爱女色，而李时勉却给他当头棒喝，触及了他的命门，仁宗怎会不发怒？遂令武士对李动刑，关进大狱，李险些送掉老命。数月后宣宗上台，因为他搞不清李自勉的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遂亲自御审李时勉：“尔小臣敢触犯先帝，疏中讲了什么话，赶快说出来。”李时勉边叩头边说：“臣只是说皇帝谅阴（守丧）中不宜近妃嫔，皇太子不能远离皇帝左右。”宣宗一听很高兴，直叹李时勉是个忠臣。
仁宗纵欲过度，体虚乏力，最后得了难以言语的不治之症。陆在《病逸温记》中记载：“仁宗皇帝驾崩的速度太快了，有人怀疑是被雷震死的，也有人怀疑是宫人想毒死张皇后，想不到误毒了皇上。我曾经碰到雷太监，问他仁宗是否死于上述二个原因，他说都不是，主要是他得了阴症。”得自于太监口中的消息，应该说有一定的可信度。但就当时的医疗水平来说，得了阴症要治好是有难度的。宣宗初年，罗汝敬上书大学士杨士奇说：“先皇帝嗣统还不到一年，就奄弃群臣，追查一下原因，都是俭壬小人献金石之方而导致疾病的。”如此说来，仁宗的死因是为了治疗阴症而服用了金石之药，最后有可能是中毒身亡。由于所得的病比较特殊，正史中也就无法加以记载了。
皇位刚坐10个月就暴崩，的确是可疑的。不管是被宣宗杀掉，还是得了难言之隐的疾病去世，仁宗的死值得人们去继续关注。
“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之谜
明英宗朱祁镇即位之初，太皇太后张氏（仁宗朱高炽皇后）委托阁臣杨士奇等主持政务，政治尚能维持清明，社会比较安定。
太监王振是英宗在东宫为太子时的心腹。王振为人狡黠，阿谀逢承的套路最为拿手，朱祁镇年轻想玩，王振就想方设法让这位小太子玩得痛快，所以二人感情十分融洽。英宗年仅九岁就即位，他让王振掌管司礼监，但这时因太皇太后张氏的关系，王振还不敢放肆。正统十年（1145）张太后病死，王振就开始为所欲为了。英宗贪玩，他就趁机代表皇帝把军政大权抓在手里，代皇帝批答奏章，模仿英宗的口气任用官员。趋炎附势的百官们尊称他为“翁父”。
北方蒙古族的瓦刺部十分强大，新上台的首领也先屡次率军南侵，使得明朝连年边警不断。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也先派使者二千余人向英宗献马，为冒领赏赐，假称有三千人。王振发现这一情况后，自作主张减少马的价钱，为此也先和明朝交恶。七月，也先南侵，来势凶猛，大同守军出战失利，塞外的城堡大多陷落。
边报传到京师，英宗即派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各率兵万人出征抵御。随后，在王振的怂恿下，英宗作出了自己亲征的决定。七月十七日，英宗不顾众大臣的劝谏，命太监金英辅佐王朱祁钰守京师，随即与王振及明军50万人到龙虎台驻营。八月初，大军到达大同，听说前方溃败，就下令回师。八月十三日，来到距怀来城仅二十里的土木堡，被瓦剌军追上。被围二天之后，王振被乱军杀死，英宗被俘，明军损失一大半。这就是史书上所称的土木之变。
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明朝百官一片恐慌。太后下诏立英宗长子朱见深为太子，命英宗之弟王朱祁钰辅政。在满朝大臣的强烈要求下，朱祁钰下令抄没王振全族，同党马顺等全部被杀。这时，瓦刺继续南下，并且带了英宗作为要挟。人心惶惶之际，大臣们提出必须另立皇帝以安定人心，兵部侍郎于谦等大臣请太后正式宣布让朱祁钰做皇帝。九月，朱祁钰正式登上皇位，改元景泰，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也先带着英宗率大军直指北京城，于谦等率军誓死保卫。十月底，也先战败，率军退出塞外。
瓦剌内部的脱脱不花汗不满也先对明朝的攻掠政策，主张与明朝开展友好互市。景泰元年（1450）八月，英宗被释回京。由于已有皇帝了，英宗只能以太上皇的身份居住在南宫。景帝为巩固自己的帝位，一面派靖远伯王骥守备南宫，对英宗严加监视，一面废太子英宗长子朱见深为沂王，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朝中有些官员为维护皇室嗣位的统序不予赞成，景帝却一意孤行，不加理睬。一年多后，朱见济病死，而景帝只有一子，御史钟同等上疏请求复立朱见深为太子，受到景帝的惩治，皇太子问题因此被搁置不定。当时朝廷议论纷纷，有的大臣对景帝的行为非常不满。
景泰八年（1457）正月，景帝病重。武清侯石亨等考虑到景帝将不久人世，开始策划让英宗复辟，以谋求私利。他们找到太常卿许彬，许彬赞同，认为此举可建“不世之功”，并提议找副都御史徐有贞详商计谋。十四日夜，众人聚集在徐有贞家密谋。徐有贞问，英宗是否知道复辟的事，石亨说一天前已经密告。
十六日，正值有边吏报警，徐有贞说：“应趁机以备急为名派兵进入皇宫，谁也不敢阻拦了。”于是密谋政变的众人分别取走京城各门钥匙。四鼓时分，徐有贞打开长安门放进千余士兵，然后又把门锁上。徐有贞率众人奔向南宫，宫门牢不可开，命士兵用巨木撞击，又派士兵翻墙入内，才将门打开，挟英宗夺门而出。于是一群人簇拥英宗进入东华门，宫门卫士大声呵止，英宗说：“我是太上皇，有事见皇帝。”门卫便不敢阻拦。这样，黎明时分，徐有贞等在奉天殿拥立英宗登上帝位。
十七日早朝，文武百官在朝房只听得人声嘈杂，深感奇怪。忽然诸门大开，徐有贞号令说：“太上皇复位了。”事出仓猝，大家感到十分意外和惶恐，只得上朝向英宗朝贺。这时躺在病榻上的景帝隐约听见钟鼓齐鸣，大惊失色，问身边的人，得知是英宗，无奈地说：“好，好。”英宗终于在回朝后的第七年复位了。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夺门之变，又叫南宫复辟。
英宗即位后，废景帝仍为王，并把这一年改为天顺元年。病中的景帝被迁到西宫，不久死去，年仅30岁。景帝之死，是一历史疑案，有人说是病重逝世的，也有人传说是被害死的。景帝死后，以亲王的规格葬于北京西郊玉泉山，其妃嫔也被赐死殉葬。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恢复景泰帝号，将墓扩修成为皇陵。嘉靖时又改建陵碑，并将绿色琉璃瓦改为黄色琉璃瓦，使之符合帝陵规制。明代迁都北京后，帝王过世后全部葬于昌平的陵区，惟独景帝因特殊的原因葬于玉泉山的北麓，被后人称为十三陵外又一陵。
当年拥立景帝即位的官员，如于谦、王文、陈循等或被杀，或下狱。于谦在保卫北京一战中立下了大功，使明王朝转危为安，但此时却成了皇权之争的牺牲品。他对皇储争执向来置身事外，一心念国，这时被与他关系不协的徐有贞诬以欲立外藩襄王之子作皇储，用谋逆罪处于死刑。昏庸的英宗对拥立自己的人大加封赏，下诏恢复王振官名，祀其牌位于智化寺。夺门之变中的为首数人，全部晋升，如太监曹吉祥晋升司礼监太监，成为内臣之首；石亨进封忠国公，在武将之中权势最重。英宗昏庸，政治腐败，明王朝开始转入衰落时期。
中苏核战流产之谜
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二十一日夜里，天气阴沉沉的，刺骨的寒风像利刃一样直刺人的心窝，紫禁城里寂静无声。站在各处的小太监们不安地东看看西看看，跺跺脚，哈一口气，一切似乎在预示着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半夜，当世宗皇帝朱厚睡得似死猪一般时，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也就发生了。据《明史·后妃传·方皇后》记载：这天夜里，世宗睡在端妃宫内，16个宫女联合起来想把世宗杀死。宫女杨金英等商量后，决定等到世宗一睡熟，就用绳索套到他的头颈上将其勒死。讲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平素只干点鸡毛蒜皮事情的宫女们一旦要做这关乎人性命的大事情，不免就六神无主了。十几个人挤在一起，慌作一团，绳子结成死扣，无法勒紧，朱厚一度被勒气绝，两眼直翻白，连声音也发不出。宫女张金莲一看这等模样，吓得半死，心想看来皇帝是很难杀死的，马上离开现场去告诉皇后，皇后带人急忙奔跑过来，解开绳子，世宗逃过一劫。
同样记录这件事情的《明实录》，事情的经过与《明史》相差无几，十分简单，但罗列了九名宫女的姓名，有蓟州药、杨玉香、邢翠莲、姚淑翠、杨翠英、关梅秀、刘妙莲、陈菊花、王秀兰等。“蓟州药”在有的书中写成“苏川药”。
杀世宗不死，但宫女们全部被抓了起来，关到刑部大狱。皇后下令连夜进行突击审问，一定要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刑部主事张合将刑部审讯口供的回奏原文抄录了下来，写进了自己的著作《宙载》中。张合记载道：方皇后对刑部官员说：“好生打着问。”即重重地打一顿让她们招供。一用刑，这些女人就吃不消了。常在杨金英招道：“本月十九日，王嫔和曹妃（即端妃）在东稍间点灯时分，私下在商量说：‘咱们赶快下手吧，总比死在他手里要强。’杨翠英、苏川药、杨玉香、邢翠莲等在旁边一起听着。之后杨玉香就往东稍间走去，将细料仪仗花绳解下，一起搓成一条又粗又长的绳子。至二十二日卯时分，她将绳子递与苏川药，苏川药又递给杨金花，拴成一个套子，大家一齐下手，将绳子套进世宗脖子里。姚叔皋（淑翠）掐住世宗的脖子，边上的杨翠英说：‘掐着脖子，不要放松。’邢翠莲将黄绫抹布递与姚叔皋，蒙在世宗脸上。邢翠莲按着世宗的前胸，王槐香按着身子，苏川药拿着他的左手，关梅秀拿着右手，刘妙莲、陈菊花按着两腿，姚叔皋、关梅秀使劲地拉着绳套。边上的张金莲一看大事不好，跑去请皇后娘娘来。娘娘急忙奔过来，姚叔皋迎上去就是一拳。王秀兰一看皇后来了，马上让陈菊花去吹灭灯。总牌陈芙蓉说：‘张金英叫芙蓉点着灯。徐秋花、邓金香、张春景、黄玉莲把灯打灭了。’芙蓉就跑了出去叫管事牌子来，将各犯拿下了。”
世宗被勒受惊，气息将绝，方皇后召众御医进行急救。平时摇头晃脑的御医临事就吓呆了，人人畏惧获罪，不敢用药。惟独太医院使许绅冒着万死，“调峻药下之”。因为不下药也是死，还不如想办法医一下。辰时下药，过了三四个时辰，直至未时世宗喉咙里发出声响，吐出紫血数升，才能讲话。因抢救有功，许绅被赐赉甚厚，但不久他就得了重病，而且难以救治。许绅自己知道患此病的根源，他对家人说：“曩者宫变，我自己想，如果医皇帝无效，一定会被杀，因此惊悸过度，我现在的病不是药石所能治好的。”
上述这个审讯笔录十分详细，从商量起事到具体的经过，描述得十分清楚。这么多纤弱宫女齐心协力想杀死一个皇帝，在中国历史是不多见的。那么，宫女们为什么不顾自己的性命要这样做？杨金英说王嫔和曹妃曾讲过“总比死在他手里要强”指的是什么，难道她们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一些专家认为，宫女害怕得要命的原因，必定和世宗朱厚炮炼丹药有关。朱厚即位不久，采纳朝臣的建议废佛，下令撤除京城佛寺。但在废佛的同时，他却开始崇尚道教了。嘉靖五年（1526）道士邵元节受召入京，进献“立教主静”之说，被世宗尊为“真人”。邵元节死，方士陶仲文被授予“神宵保国宣教秀士”称号，受到宠信。自此，他逐渐不理朝政，更加沉迷于道学方术之中。他大办祭神仪式，大兴土木建玄帝宫，连政事、刑狱也由方术决定，四方官员为了取宠只能大量进献白鹿、白龟、紫芝之类的祥物。更多的方士如王金、陶仿、刘文彬等纷纷假造秘笈、丹药。世宗还用虐待童女的方法来炼取长生不老药，服食后可壮阳强身。大臣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太仆卿杨最上疏谏丹药，竟被杖死。从当时的实际情形看，宫女们发生宫变的原因，必定是因为炼丹药要摧残少女的健康，甚至生命，而杨金英等之前已经看到被虐而死的其他宫女，死时十分凄惨，因而对世宗恨之入骨，为了自己的生命只能铤而走险。这么多宫女立场一致，必定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沈德符《野获编》说：“嘉靖中叶，上饵丹药有验。”至嘉靖三十一年冬天，他下令京师内外选女孩八岁至十四岁者三百人入宫。三十四年九月，他又选十岁以下少女一百六十人入宫。少女入宫干什么，主要是“供炼药用也”。有人猜测说是用宫女首次月经的经血制造“红铅”，用童子尿熬炼“秋石”。大量挑选宫女入宫虽是宫变之后的事情，但之前炼丹药要用少女是可以肯定的，这些宫女很有可能在炼药的过程中连生命也保不住。
大难不死，世宗不但没有丝毫忏悔，相反觉得自己的死里逃生是天地神灵的恩遇，更加变本加厉祭神求仙。他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君臣不相接”。他整天与方士混在一起，焚修斋醮，装扮神仙。他喜欢用道士醮祀用的青词作谕旨，字句离奇诡异，一般人很难理解。他一心追求真正的神仙方术，到生命最后一年也没有放弃。嘉靖四十五年（1566）冬，服食丹药后燥性过大，世宗病死。御医最后断定他的死因是“体虚过燥，补救无术”，吃了丹药，必然会发高烧。
行文至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注意，即谁是宫变的发动者？据前引张合的审讯笔录，应是王嫔和曹妃。曹妃当时被封为端妃，世宗十分喜欢她。出事的那天夜里，世宗来到端妃宫，刚和她亲热过，两人睡在一起，说她是主谋似不太可能。一些专家认为，之所以审讯的结果她是主谋，最后把她也杀了，这与方皇后蓄意捏造有关。因为世宗宠幸端妃，方皇后失宠，遂对端妃恨之入骨。宫变发生后，整个事件的善后都是方皇后一手处理的，妒忌使得方皇后乘机把端妃也打成是主谋者之一，结果草草一审判，端妃和其他宫女都被凌迟处死。史书中记载判死刑是奉了圣旨，但据其实是方皇后的主意。明人认为宫变“妃实不知也，以宠故及于难”，这的确是事实。世宗头脑恢复清醒后，也马上意识到事情的真相，从此以后他对方皇后又恼又恨。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宫中失火，太监要冲进去救皇后，世宗不答应，皇后也就在这场大火中被活活烧死。
世宗心知肚明端妃是被冤死的，之后他常常觉得端妃就在眼前，越想越怕，认为是宫中闹鬼了。他曾对阁臣徐阶说：“宫变之后，内宫常有冤枉者在闹鬼。”徐阶回答说：“她活着的时候被皇帝宠幸，受了冤屈而死去，能不闹鬼吗？”
一场由小女子发动的宫变，就这样夭折了。
郑和下西洋之谜
清太祖努尔哈赤是一位女真族的杰出领袖。他是后金汗国的建立者，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他的努力之下，原本分散的海西、建州、黑龙江等各个部落逐渐统一起来。他创建了八旗制度，使女真的经济、文化有较快的发展，为清朝进兵关内统一全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关于他去世的原因却有好几种讲法，成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疑点。
长期以来，关于努尔哈赤的死因，最为多见的是讲他在攻打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县）与明朝军队的作战中为明军炮火所击，身负重伤，不治而死。最早提出这个看法的是日本一个叫稻叶君山的学者，他根据朝鲜使团翻译韩瑗在明军战场上见闻的记载，认为女真在攻城时，遭到了明朝袁崇焕指挥的士兵顽强抵抗，当女真人冲到城墙脚下时，明军一齐放炮，只见炮火中女真人人马腾空，土石俱扬，死伤无数，努尔哈赤也身负重伤，回去后忧恚而死。这种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一些历史书中都赞同这种观点。
但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孟森早在20世纪的30年代就认为清太祖死于宁远之战是不确切的。他翻检了大量原始资料，认为在一些主要的史书中均不记载努尔哈赤中炮受重伤的事情，相反在《通纪辑要》中谈到努尔哈赤是“疽发背死”。不过他的这篇文章直到80年代才发表出来，所以这种观点到80年代以后受到了大家的重视，得到戴逸、商鸿逵、李鸿彬等学者的支持。他们认为努尔哈赤与袁崇焕率领的明军作战是在1626年的正月，多次攻宁远不胜，于2月回到沈阳。5、6月间还有对朵颜三卫用兵及与科尔沁结盟的事情，活动较多，说明他根本没有受伤，更谈不上受重伤。他患的病当时也称为“肉毒病”，即俗称的“搭背疮”，一种毒疮，是老年人的危难大症，在当时的医疗水平之下是极难治愈的。时年努尔哈赤已68岁，得这样的病是十分危险的。宁远战败，是对明战争以来的第一次挫折，而且损失巨大，他心中极不高兴，整日情绪郁忿，这都可能是他的发病原因。这年八月十一日，疽发而死，葬于沈阳福陵。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对受重伤的说法进行了驳斥，认为是否有韩瑗这个人，即使有这个人，他是否亲眼见到努尔哈赤受伤，都是值得怀疑的。既然朝鲜译官在宁远战斗中是在明军最高将领袁崇焕的身边，而袁崇焕还带了他到后金阵地上进行察看，那么译官看到的战况袁崇焕本人应该更加清楚，但努尔哈赤身负重伤这样一个对明朝而言极为重大的胜利，对明朝上下来说照例应该大书特书，以激奋军民的情绪和保卫辽左的决心，为什么袁崇焕本人屡次给朝廷的报告中并没有提及，朝臣们庆贺宁远大捷的奏疏中也只字不提？再者，从宁远败退到死去共八个月的时间，努尔哈赤根本没有医治疗伤，相反去试演火器，挑选军士，准备再次进攻宁远，这样的活动，绝对不是身受重伤的病人能做的事情。清朝最早的一部原始资料《满文老档》和《清太祖实录》都说努尔哈赤死于疾病，并没有说他受了重伤。
到底是病死还是受伤而死，上面二种观点都是各说各的。这时又出现了第三种看法，认为受重伤是事实，但后来转化成痈疽。他们认为这场战争中，努尔哈赤率13万大军攻打宁远，但想不到袁崇焕明军的抵抗空前顽强，而且发射西洋大炮，使后金死伤惨重，努尔哈赤自己也身受重伤，被迫解围而退。努尔哈赤一向用兵谨慎，从不轻易出战，一定要有胜利的把握才发动进攻，尤其是对明军作战，每战必胜。原本以为宁远城是用不着花费多大力量就能够占领的，但他过低估计了敌人的力量，以致挫败。这一仗的失败，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对他的刺激很大，他恚愤交集，百思不得其解。这年八月，他创伤未愈，又突然得了痈疽，这才是他真正的死因。这种观点把受伤与忧愤成疾连到了一起，实际上是上述二种看法的折衷。
由于袁崇涣部将周文郁《边事小纪》这样的可信度较高和可以直接征引的史料在记录宁远之战上出现了阙文，《满文老档》这样的原始资料仅说是得了病，但语焉不详，这使得关于努尔哈赤死因的直接记载比较缺少，而我们得出的观点大多数是根据转手资料，产生不同看法在所难免，因此这个谜底至今还是无法解开。
“七擒孟获”之谜
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在我们国家是家喻户晓的，也屡见于史册。盘古故事虽兴于汉，盛于三国，而其思想源流却来自远古，可以说是远古的人们对自身的来源、生存、发展，乃至价值的一种索解。《艺文类聚》卷一引《三五历纪》中有一段话：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
著名学者袁珂在《中国神话传记词典》中称上面一段文字“颇具哲理化意味”。不错的，其中的确含有诸多哲理化的意味。略加分析，至少可以得到三点启示：其一，这里讲到了天、地、人。作为开天辟地的人（盘古），它的存在是不能离开天与地的。“盘古生其中”、“盘古在其中”，显然，这里不只是一个方位的概念，而且还是一个包容的概念，就是说，这里承认了一个事实，人只能生存和生活于天地之间，离开了天地这一生存环境，人就失去了生存和生活的依据。其二，所谓“神于天，圣于地”，讲白了，就是得天之神韵，得地之灵气。“人”怎么从混沌走向清明，从根本上说就要从天地（大自然）中吸取养料，这话也是很富于哲理的。其三，与天地俱进的观念。在这段话中，表现得十分清楚的思想是，天是变的，地也是变的，人是随天地之变而变的。“一日九变”，这里说的变，就是发展，就是成长。
“我从哪里来？”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是在告诉人们，“人”从天地中来，就是说，人是大地之子，人是上天之子，“经万八千岁”——实际上是更久长，“人”渐渐地变而为真正的“人”。
比上面这段话更积极更有价值的是民间的传说。明代周游著的《开辟衍绎通俗志传》第一回这样写来：
（盘古氏）将身一伸，天即渐高，地便坠下。而天地更有相连者，左手执凿，右手持斧，或用斧劈，或以凿开。自是神力，久而天地乃开。二气升降，清者上为天，浊者下为地，自是而混茫开矣！
这里真正说到开天辟地了。自然给予盘古的那个天地原先并不是十分完满的，需要盘古去加以改造。盘古的“将身一伸”、“或用斧劈，或以凿开”，正是这种改造活动的具体表现。再说，这里说的改造活动也不是凭一时之勇，它要求盘古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即所谓的“久而天地乃开”。正是这种改天换地、战天斗地的精神，使盘古在人们的心中的形象高大起来。一些专家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讲，“盘古代表着上古人群体的形象”，那是一点不错的，中国人津津乐道于盘古，自以为是盘古氏的后代，道理也正在于此。
更为有趣的是，盘古的形象是天人合一的。盘古生于天地间，一旦死去，又回归于大自然，化成为大自然中的一部分。《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纪》：
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
这段描述应当说也是“颇具哲理化意味”的。盘古之生，乃“神于天，圣于地”，从天地中汲取精华，壮大和发展了自己，而一旦至死，又会全数回归于天与地，化成大自然间的风云，雷霆，日月，江河，地理，田土，草木，金石，珠玉，雨泽。这是最完整、最彻底的回报。这可能是远古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最朴素也最真切的理解了。
这些年来，对盘古形象的研究渐趋旺势，认识上也各不相同。
归结起来，一为“外来说”，二为“本土说”。
“外来说”认为，盘古形象来自境外。有些专家认为，印度古经典《黎俱吠陀》载，宇宙间万物都是“大人”创造，盘古氏实际上是从“印度大人”演变而来。还有专家说，盘古是巴比伦巴克族（Bak）之名的音译。而大多数专家则认为盘古是中华这块古土上土生土长的，是我们民族远祖的某种形象的活的描摹。
有专家指出，盘古大神从远古土地神“亳社”转化而来。“亳社”是山川万物的造物主，是无所不能的，盘古亦如此。“亳”转音为薄、蒲、蕃、潘，双音则为薄姑、蒲姑、蕃吾，又可转音为盘瓠、盘古。盘古既为土地神，那么，他能通于天人之间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另有专家指出，盘古即传说中的盘瓠。《搜神记》卷三：“昔高辛氏时，有房王作乱，忧国危亡，帝乃召募天下有得房氏首者，赐金千斤，分赏美女。群臣见房氏兵强马壮，难以获之。辛帝有犬字曰盘瓠，其毛五色，常随帝出入。其日忽失此犬，经三日以上，不知所在，帝甚怪之。其犬走投房王，房王见之大悦，谓左右曰：辛氏其丧乎！犬犹弃主投吾，吾必兴也。房氏乃大张宴会，为犬作乐，其夜房氏饮酒而卧，盘瓠咬王首而还……帝乃封盘瓠为会稽侯，食会稽郡一千户，其后子孙昌盛，号为犬戎之国。”《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记也略同。当然，许多专家早已指出，文中所言“犬”并非真是一只狗，而是以“犬”为图腾的某一部落或部落联盟，他带领自己的部属，帮助高辛帝（即中原地带的部落联盟首领）平定了房王（另一部落联盟首领）的叛乱，于是受到高辛帝的褒奖，创建了后来的所谓“犬戎之国”。如果那样，盘古则是“南蛮”的祖先了，这也是合情合理的。
还有些专家以为，盘古实际上是龙文化的象征，是中远古文明的象征。《广博物志》卷九引《五运历年纪》云：“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死后骨节为山林，体为江海，血为淮渎，毛发为草木。”如果这一记述无误，那么“龙首蛇身”的盘古无疑是中原远古祖先的化身了，从其呼风唤雨的本领来看，他是远古时代一个首领级的人物无疑了。
远古神话传说是对混沌时代的一种朦胧的追忆，它虽然有着太多夸大和扭曲的成份，但如果我们能用心吹去覆盖在远古史实上的厚厚沙土，那么，由此而追寻远古祖先的某些踪迹还是可能的。我们从盘古形象中，还是看到了我们远古祖先勤奋、勇敢、大度、洒脱的品性嘛，而这些正是盘古的子孙们所应该承继和发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