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新版《格萨尔王全传》将问世，我们感到十分欣慰。我们将她作为新年礼物，奉献给关心《格萨尔》和藏族文化事业的广大读者。
《格萨尔王全传》从编纂、出版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在这20多年里，我们国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巨大的进步，经济高速发展，国力空前增强，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兴旺昌盛，祖国更加美好的前景，展现在我们面前。与此相适应，中国的《格萨尔》事业，也取得了巨大成就。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部宏伟的史诗，过去从未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搜集整理。有人将敦煌学和《格萨尔》学加以比较。这两个学科的确有一定的可比性，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敦煌学是辉煌学，又是伤心学。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敦煌艺术，但是，长期的封存废弃，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偶然重见天日，敦煌的宝库即被帝国主义分子所掠夺和盗窃，大量珍贵文物或者被毁坏，或者流失到国外。敦煌学的故乡在中国，敦煌学的研究成果却出在国外。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学术史上一段屈辱的历史。学术上的耻辱与国耻是紧密相连的；学术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也是紧密相连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段屈辱的历史被彻底洗刷，敦煌学揭开了崭新的篇章。
《格萨尔》的命运也大体如此。藏族人民创造了伟大的英雄史诗《格萨尔》，但是，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神权占统治地位，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受到压制和排斥。那些才华出众的民间说唱艺人被当作乞丐，遭到歧视；他们创造的伟大诗篇，被诬蔑为“乞丐的喧嚣”，受到压制，不能进入艺术殿堂。真正在科学意义上，进行《格萨尔》研究的第一批专著，产生在国外；研究《格萨尔》的第一个学术机构在国外建立；第一批向国外介绍《格萨尔》的英文版、法文版和俄文版等各种外文译本，出自外国学者之手。喜马拉雅山南麓一个小小的山国――不丹王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在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的资助下，出版了30集的《格萨尔》丛书，是当时国际上最完善的一套整理本。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处于落后状态。
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藏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样获得翻身解放，劳动人民成了社会的主人，同时也成了文化的主人。新中国的成立，使《格萨尔》这部古老的史诗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力。党和国家对《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非常关心和重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一项跨世纪的文化建设工程，这种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工作，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参加人数之多，成就之显著，涉及面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藏族文化史上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壮举，在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也不多见。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的科学体系，已经形成，并且在不断完善、充实和发展。
现在，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格萨尔》研究的落后状况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格萨尔》这一学科令人伤心的时代已经永远地结束了。《格萨尔》学再不是一门伤心学，而是一门辉煌学，一门让藏族人民、同时也是让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学科。这一宏伟的事业，本身也是一首歌，一首动人的歌，一首可歌可泣的歌，一首饱含着艰辛的苦水和喜悦的泪花的歌，一首催人泪下、激人奋进的歌。也是一首劳动者之歌，创造者之歌。我们在为创造民族的、社会主义的藏族新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各民族兄弟同胞的共同繁荣昌盛，尽一份责任，做一点贡献。
2001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上，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一致同意将中国的《格萨尔》诞生千周年纪念活动，列入2002年――2003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参与项目。
这在中国《格萨尔》发展的历史上，具有十分巨大的意义，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是对《格萨尔》这部伟大史诗的国际认可和崇高肯定；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学术研究和编纂出版工作方面所取得辉煌成就的国际认可和崇高肯定。也是我们坚忍不拔、自强不息、坚持不懈、执着追求、努力奋斗的结果。这届大会通过的全世界共有47个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仅此一项。这说明中国的英雄史诗《格萨尔》在国际学术界和国际社会，为我们伟大祖国赢得了荣誉。这是中国藏、蒙、土、裕固、纳西、普米等参与创造、传承、弘扬这一史诗的各兄弟民族共同的骄傲和光荣，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光荣。
早在1985年，我们在出版前言中写到：“我们从各种异文本中有选择地编纂这个故事，对有关的问题，如故事情节、主要内容、人物形象、结构安排、前后顺序等，提出我们的看法，作为一家之言，为以后编纂整理精选本提供一种可资选择的方案，作为引玉之砖，供专家和广大的《格萨尔》工作者研究讨论。”
现在，在各方面有识之士的关怀和帮助下，40卷藏文《格萨尔》精选本的编纂出版工作已正式列入国家项目，得到财政部的专项基金资助。编纂、出版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并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成果，目前已出版17卷18册；其它各卷也将陆续编纂、出版。
汉文版的翻译出版工程，也将正式启动。这又是一项重要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工程。
早在1983年制定“六五”规划时，就曾把藏文《格萨尔》翻译成汉文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出。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周扬、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前主席钟老钟敬文教授、我所第一任所长贾芝、副所长马学良、王平凡等前辈专家学者，为此事多次呼吁和建议。国家民委等有关部门和各界有识之士，也曾多次提出建议，他们说，中国是一个有56个兄弟民族的大家庭，《格萨尔》作为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如果只有藏文本，而没有汉文本，不利于各民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做好汉文本的翻译工作，有利于增进祖国大家庭的凝聚力、向心力和亲和力。
将《格萨尔》翻译成汉文，不但是学科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是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是维护民族团结、增强各民族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的需要，是国家利益所在。因此，这一事业必将得到国家的关怀和一切有识之士的支持。
我们为翻译《格萨尔》做了长期的努力和认真的学术准备。
我们编纂的这套《格萨尔王全传》，为做好《格萨尔》的翻译工作，做了初步的、但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积累了必要的经验；同时也为今后深入开展《格萨尔》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和参考的版本。
与此同时，有关方面正在筹划将《格萨尔》拍摄成影视剧。
将《格萨尔》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不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了解，加强国际文化交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不应该只属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所私有，而应该由全体进步人类共同享有。正如钟敬文教授生前一再强调的那样：“《格萨尔》是属于全人类的。”
在当前形势下，将《格萨尔》搬上荧屏，改编成拥有亿万观众的电影和电视连续剧，是最好的方式之一。
电影和电视剧这种艺术形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语言的隔阂和障碍，容易沟通和理解。
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以及世界上其他一些著名史诗，早已搬上荧屏，有的还多次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和其他艺术形式，获得巨大成功。就非本民族的广大读者和观众来说，他们首先不是通过阅读原文、也不是通过精美的译文，而是通过其他艺术形式、包括电影和电视剧来了解史诗的基本内容，欣赏她的艺术风采。
一部电影《特洛伊》，影响了全世界亿万观众，为希腊史诗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
印度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两大史诗也是这样。它们的部分内容，早已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戏剧、舞蹈、绘画、雕塑和其它艺术形式，充分挖掘史诗作为一个民族“百科全书式”重要著作的丰富文化内涵，既扩大了印度两大史诗的社会影响，也丰富和发展了印度文化的内容，形成良性循环。现在，在全世界真正懂得梵文的只有极少数学者，译文也很少，印度史诗主要是靠电影和其它艺术形式在全世界广泛传播，产生影响。
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在拍摄影视剧的过程中，《格萨尔王全传》可以作为编写剧本的主要依据和基本框架，成为拍摄工作的重要参考。
《格萨尔王全传》的编纂、出版，是在新中国《格萨尔》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完成的；它的出版，又进一步促进和推动了《格萨尔》事业的深入发展。2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刻苦学习、探索和研究，认真听取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的意见，结合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不断修订、充实和完善，使之精益求精。从某种意义上讲，《格萨尔王全传》反映了新时期中国《格萨尔》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现在，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新版，就是一个生动的证明：《格萨尔》这部古老的史诗，焕发艺术青春，以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从雪山环绕的青藏高原，走向全中国，走向全世界。
在修订再版过程中，得到五洲传播出版社的热情帮助，他们精心设计，精心印制，努力打造精品，从内容到形式，力求达到完美的统一。在此，谨向他们致以深切谢意。
降边嘉措 吴伟
2006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