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进行调查研究，不能就调研而调研。调研要解决问题，推动工作，这才是调研的真正目的。在深入调查研究的过程中，邓小平是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了解情况是为了推动工作，把调研作为做好领导工作的出发点。
1931 年 9 月，新的瑞金县苏维埃成立不久，县苏维埃主席黄正就利用职权非法向工人摊派生活津贴费，搜刮工人血汗。工人群众反映到县委书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当即组织人进行调查，对群众反映的情况进行核实。当事情查明属实后，邓小平马上召集会议决定严肃处理。有的同志说黄正以前做过不少革命工作，请求从宽处理。邓小平毫不含糊地说：这是原则问题，来不得感情用事，如让这种人继续呆在苏维埃政府里，只能败坏党和政府的名声。会议决定撤销黄正县苏维埃主席职务，向全体工人作检查，退赔全部款项。
黄正问题的出现，在邓小平思想上引起强烈震动。他召集干部们推心置腹地说，要让群众信赖苏维埃政权就要真正代表人民，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得人心者得天下”，苏维埃政权虽小，可它是第一次与群众见面，在群众中的声誉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
为了堵住漏洞，邓小平挑选了几个得力的干部充实到县委监察机构，在县、区、乡、学校、厂矿设立了举报箱，在集市圩场开辟了“黑板”专栏，发动群众对干部的官僚主义、贪污浪费、消极怠工、侵犯群众利益等现象进行检举揭发；一旦发现问题，经查实后就立即处理。
由于在调查后就注意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邓小平领导下的苏维埃深入人心，在根据地的影响越来越大。
1947年2月1日，皖北名城亳州解放了。广大群众热烈欢迎解放军。
每到一个新解放城市，邓小平都不忘到各地走走看看，了解情况，以此作为制定该地工作政策的调研方式。这次在绕城视察时，他知道群众过年吃不上白面，有人门口还贴着“一年苦中苦，三月都捐完”的对联。邓小平随即下令开仓济贫，立刻群情鼎沸。人们高声向解放军诉说，蒋介石的军队如何打人、抢人；过年没白面，解放军发白面大米，感激解放军的恩情。广大群众的情绪，也感染了干部战士，他们看到了依靠群众的重要。
在领导活动中，邓小平既重调研，又重解决问题，在调研工作上堪称典范。
1947 年底，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站住了脚。然后，大军分兵两路，邓小平在大别山率部与敌人周旋，刘伯承率部到达淮北，指挥全局。从这时，随野战军的干部支队，便开始了建立新政权的工作。新区的工作，初期主要是发动群众、进行土改。提出了“一手拿枪，一手分田，斗争恶霸地主”的口号。在艰难的发动工作之后，把地主的粮食、浮财分给群众。可是，往往白天分了，夜晚又有人偷偷送回去。干部们非常不理解。经过再三询问，老贫农才说：“你们的心是好的，你们的关心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就怕你们站不住脚。你们一无家小，二无牵挂；今天来，明天走。你们能走，可我们一家老小走不了……”由于一些干部政策观念薄弱，缺乏耐心细致的工作，对大、中、小地主甚至富农一起下手，树敌过多，阶级关系紧张，甚至有的地方基本群众也疏远干部了。
1948年3月，邓小平深入调查研究后指出：“这是政策上发生了‘左’的偏向，必须纠正。群众之所以把分得的浮财夜晚送还给地主，是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这样做，实际上是我们脱离了更广大的劳动群众，孤立了自己。”
3 月 12 日，鄂豫区党委通过布告，明确宣布保护群众的利益，保护厂主、店主照常营业；对被侵犯的中农户，赔礼道歉，退回错分的土地财物；接着又宣布对没有反攻倒算的地主保障安全，实行主佃都同意的减租减息政策；清理超征和群众错分而又无法退赔的工商财物。
随后，邓小平根据调研的结果，向党中央报告了情况，并建议在新解放区，在没牢固站稳脚跟之前，不宜搞土改，应采取稳妥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政策。党中央批准了这个建议。毛主席还批示：“报告非常之好，立转各地仿办。”
1958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来到贵州。
当时，由于党内出现了“左”倾错误，加上缺乏经验，以致造成地方工业建设项目摊子大，战线长，投资规模膨胀，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城乡人民生活一度十分困难。11 月 1 日，邓小平在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陪同下，乘飞机抵达清镇机场，然后乘车驶向贵阳。抵达贵阳，邓小平稍作休息就开始了调研。11 月 2 日，他在花溪区视察时，针对当时存在的浮夸现象，向花溪区负责人指出：“你们去年每人产值是否有160元呢？”邓小平十分关心群众生活，他仔细询问有关同志：“房子怎么修？托儿所怎么办？娃娃怎么带？人家不愿入托儿所怎么办？”在田间他又仔细询问农民伙食情况。
当时，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半供给制，忽视多种经营。针对这一点，邓小平在11月3日召开的省委常委会议上，对省委书记兼省长周林等人说：“要千方百计搞多种经营，搞点有色金属，搞点经济作物，必须搞有交换价值的东西。要搞铜县、铝县、铀矿县、烤烟县、麻县、木材县，总要搞一些特色。农业还要规划种多少麻、烟等经济作物。”“为了发展多种经营，必须搞好基础设施。”在调研中，针对贵州的情况，邓小平特别强调：“交通要搞，每一个公社要通公路，要搞水电站，先搞小的，每个水电站兼顾灌溉。只要水抓到了，综合利用是容易的。”他一再指出：“水利概念要改变，农田用小型水利来解决，山地以蓄水为主，拼命存水。”
在调查研究中，邓小平走村入户，深入农家。对于人民公社化以后社员生活实际出现的单一倾向，邓小平对遵义地委负责同志说：“将来高跟鞋、胭脂、口红也可以用，电视、运动场都要有。办食堂，现在是办啥吃啥。可不可以个人有点机动？各个人口味不同，自己搞点咸菜，腌点腊肉，自己加一个菜，不可以吗？是生活越搞越单调，还是越搞越丰富？共产主义是把大家搞成一个口味，还是允许各人有各人的口味？穿衣服也一样，发钱自己买，愿意买什么就买什么；穿鞋也是一样，有的愿穿皮鞋，有的愿穿布鞋，还有愿穿草鞋的。该享受的应该享受。现在穷，问题还不大，富起来了就要求多样性。生活不仅是衣食住行，还有学习和文化娱乐，也是生活。”
邓小平在视察中，发现农民生活十分困难，提出每家可喂一头猪，腌猪肉，并对身边的当地负责同志说：“不要把云贵川的腊肉搞失传了。”在遵义县大风暴人民公社，邓小平对那里的负责人说：“各人有各人的喜好，要允许人们有这个自由。同样分三十元，有的愿意进馆子，有的愿储蓄起来买手表，各个自由支配。这就是说，要不要点自由？毛主席向来主张个人要有点自由，大集体小自由。”
在整个调研过程中，邓小平想群众之所想，解群众之所急，观察细致入微，询问认真具体，考虑群众生活问题实实在在，解决问题具体实际。
在调研中注重解决问题，是邓小平的一贯作风。1961年4月17日，邓小平在顺义县进行调研，在牛栏山公社视察时了解到，芦正卷村的土地高低不平，沙地多，粮食产量低，收入很少，1959年全村人均分配仅42元，其中30%还是从外村调平来的。特别是社员生活很困难，全村吃水靠仅有的一口井，用水浇地根本谈不上。听到这些情况，他心里十分难过。
4 月 19 日，邓小平前往芦正卷村。刚到村口，看见一个老农敞胸露怀，满头热气地推着小车走过来。到近前一看，车上载着黄汤般的两桶水，邓小平关切地说：“你们吃水真难哪！”老农叹口气说：“难！过几天一栽白薯，这眼大口井就挑干了。要吃水得到5里以外的牝牛河里挑，那才叫难呢！”邓小平边走边访问了几家农户，也是家家困难。
4 月 20 日，邓小平在听县委汇报工作时，对县委书记李瑜铭、孙振英等同志说：“类似芦正卷这样的穷村，各自有各自的困难，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特点，帮助他们要因地制宜，因事制宜。要帮助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长志气；帮助他们找致富门路，帮助他们把底子搞厚一些，增加收入，彻底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对三类队的整顿工作，一定要抓住不放，一搞到底，直到改变了落后面貌为止。”
接着，他就谈到了芦正卷村的具体问题指出：“像芦正卷这样的穷村，没有人愿意同它并在一起，就让它一个村作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吧！这个村沙地多，产粮少，在分配征购任务时，要适当照顾点。还必须扶持它尽快摆脱贫穷落后面貌，使村民早点富起来。这个村吃水困难，全村只有一眼井，连自留地都没能种上。你们县里拿出一部分钱，公社再从工业纯收益中拿出一部分，帮助他们打眼机井。这不仅可以使社员的吃水问题得到解决，还可以开出几十亩园田。帮助他们把干渠顺过去，就可以解决600亩水浇地。有了水，粮食产量也就上去了，收入也会增加。这个村有会编苇席的，供销社帮助他们解决原料，让他们编，然后帮助他们销售产品。再帮助他们弄一些仔猪，让他们养，既能增加收入，还能增加肥料，为种好粮食打基础。”
不久，在北京市委有关同志的主持下，县里调来了打井队，在芦正卷村的村南和村西各打了一眼机井。这也是顺义县历史上最早的两眼机井。打好井后，县里又派专人负责为村里修了水渠，架起高压线，买来水泵。从此，芦正卷村的广大群众不仅吃上了甘甜的水，而且有了浇地。村里开了10亩菜地，百亩果园，农业连年大丰收，群众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邓小平逝世后，顺义人民还深情地回忆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啊！我们要永远缅怀邓小平对顺义人民的关怀。”
邓小平在调查研究中，他总是尽可能更多地了解一些情况，听取一些意见，问得非常细致，听得非常认真。而对于群众中一些好的发明创造，一些新鲜经验，他发现后，总是给予鼓励、支持、建议总结、推广。
1980 年 7 月，邓小平在四川省委书记杨超等人的陪同下，视察了成都农村的沼气建设。参观了沼气陈列室，实地考察了沼气的使用情况，核算了沼气的费用成本和产生的效益后，邓小平认为有推广价值。结束四川之行来到武汉之后，邓小平向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志介绍了成都农村开发建设利用沼气的情况。他说：“这次在四川看到沼气，全国普及可不得了。四川普及沼气，一年就等于600万吨标准煤。搞沼气可以真正消灭吸血虫。卫生条件好了，周围干干净净，好处太多了。南方要普及，要作出规划，要办专门训练班，一批批地办，不要一哄而上，要搞专业队伍，要搞专业化厂生产各种用具。要给贷款，偿还期可以长些。要解决水泥问题。”
1981年8月，邓小平来到新疆。在生产建设兵团，原农八师145团一营三连连长兼指导员殷福向邓小平一行介绍了人工地膜植棉情况。当殷延福讲到，一般连队搞100亩人工地膜植棉就到顶了，因为还有小麦、玉米、甜菜、杂粮等其他作物，而三连却搞了400亩，这一成绩令邓小平一行连连称奇。邓小平还想了解得更详细些，但问道：“地膜植棉比一般植棉的优越性，你认为在哪里？”
殷延福具体介绍说：“一，耕地铺上地膜温度高，在普通植棉播种的时候已经出苗了，赢得了时间；二，因为提高了地温，土壤里的稀有元素如氮、磷……容易被作物吸收，棉花长势好，结铃多，产量就高；三，霜前花多，棉花质量好，职工也避免冰天雪地剥棉桃之苦……”
听完殷延福的介绍，邓小平满意地笑了。他对身边的王震和王任重等人说：“这要总结经验，好好推广。”
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起步的。它的显著标志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但是，这一重大决策的形成，也是邓小平总结群众大力推广的结果。
最初，当承包到户在农村悄然兴起时，邓小平就敏锐地发现了它的强大生命力。当时，搞包产到户并不是没有阻力，尤其是在人民公社制度实行20年后，再走回头路，其阻力可想而知。但是，邓小平从实际出发，从农民的切身利益考虑，大胆地支持这一做法。1980年5月31日，他就农村改革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长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5页）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农村改革以包产到户为突破口，很快在全国农村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由于这种形式符合农村现实的生产力，符合农民的心愿，因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并使农民从中得到了实惠。
领导干部进行调研是搞好工作的重要途径。但是在调研中要善于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要善于总结和推广群众的有益经验，推动大局工作。有的领导者在全党大兴调研之风的号召下，不得不走出办公室，走向基层。但是，流于形式，蜻蜓点水，这是与邓小平调研的工作方法背道而驰的，必须认真克服，做到深入、细致调查，及时发现、解决问题，及时总结推广工作经验，使调研真正落到实处，真正取得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