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领导工作之间的协调，是领导者协调工作的重要内容。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作为其领导者，党、政、军是不同的领导系统，共同组成一个领导整体。党、政、军领导工作的协调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保证之一。
战争年代，由于情况的复杂性，党政军领导之间要协调一致很不容易，尽管我党许多党政军领导团结一心，最好地发挥了整体领导的合力，但是，也有部分如林彪这样的人与政治委员合不来的事例。党政军合作，共同领导需要高超的协调艺术。
在革命战争时期，屡建战功、威名赫赫的刘邓二人，就是军政领导之间充分协调与合作的杰作。
邓小平与刘伯承，一个是政委，一个是军事主官，年龄相差12岁，性格、情感、爱好、经历也不尽相同。然而，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使这两位杰出人物紧密合作起来。在感情上，他们非常融洽；在工作上，他们非常协调。论资历，刘伯承早已出名，邓小平常说：“刘司令员年大体弱，司令部要特别注意，有事多找我和参谋长。刘是我们的军事家，大事才找他决策。”而刘伯承非常爱护和尊重比他小12岁的邓小平，常对大家说：“邓小平是我们的好政委，文武双全，我们大家都要尊敬他，都要听政委的。”就这样，刘邓的团结和协调成了表率，导致了整个军队的高度团结和协调，用他们二人名义发出的“训令”、“号令”或者“命令”，部队无不坚决执行。邓小平曾回忆说：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
邓小平和刘伯承1931年相识于中央苏区。邓小平说，他们初次见面，刘伯承就给他留下了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1938 年，他们走上了共同的岗位，先在八路军和第二野战军。他们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一个军事主官，一个政治主官，就这么搭档就搭档了13年。
邓小平和刘伯承相知甚深，相互尊敬，因此，他们工作起来非常协调。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们共同导演了许多威武雄壮的战争话剧。
作为军政领导，在一支部队中可以说是搭档，刘邓二人既有合作，也有分工。每一个重大的决策，他们总是共同商量决定，然后由刘伯承作军事部署，邓小平作政治动员。例如，当刘邓下定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决心后，在动员大会上，刘伯承向广大指战员下达部署命令：“四个纵队分三路开进：三纵为东路，沿成武、虞城、鹿邑、界首之线，直插固始、金寨、六安、霍山地区；一纵并指挥中原独立旅为西路，沿曹县、宁陵、柘城、项城之线以西，直捣罗山、宣化店、黄陂地区；野战军直属队和二、六纵队为中路，沿虞城、亳县、界首、临泉之线以西，经息县以东渡淮河，直奔大别山腹地。第十一纵队和军区各级地方部队，在鲁西南地区，积极开展攻势活动，并到黄河渡口佯动，造成我军北渡黄河的假象，以迷惑敌人；豫皖苏军区部队破击陇海路、平汉路，断敌交通；暂归我野战军指挥的华野外线兵团四个纵队，于鲁南、鲁西南地区积极佯动，寻机歼敌，掩护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进。”最后，刘伯承要求各部在进军途中“要坚定、沉着，勇敢、果断，披荆斩棘，夺路前进，克服各种困难，一把钢刀直插敌人心脏——大别山腹地”。
刘伯承讲完部署后，邓小平随即说：“刘司令的决心，非常正确，我完全同意。我们要下决心不要后方，直捣蒋介石的心脏——大别山，逼近长江，威胁武汉三镇和蒋介石的老巢——南京，把战线从黄河边向南推进到长江边。古人说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我军的战略行为，必将迫使蒋介石调兵回援。这样我们就能配合全国各个战场的兄弟部队，彻底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彻底扭转全国战局，加速‘蒋家王朝’的灭亡。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战略任务，我再强调三点：第一，一切工作要服从战略进攻任务的要求，要教育各级干部和广大战士，这是一个极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是我军战争史上的创举，要准备为实现这一伟大战略决策做出贡献，付出代价。要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第二，在我进军途中，敌人必然北追，南堵，东西截击，我军在淮河以北主要是消灭敌人的地方武装，要力避与敌主力纠缠和作战，千方百计直奔大别山腹地。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第三，要教育部队，进入新区作战，一定要严格地遵守党的政策，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在每次战役前，刘邓就是这样，一个军事部署，一个政治动员，既分工又合作，把军队的军事和政治工作融成了一个整体。
但是，军政之间的工作有时又不能完全分开，甚至管军事的有必要干涉政治工作，管政治工作的有时也应干涉部队的军事工作，然而刘邓在工作上都做到不分你我，合作得十分默契。
1946 年夏，我军为了粉碎蒋介石对解放军的进攻，主动向陇海路出击大。当时任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长的穰明德陪刘伯承司令员乘坐一辆马车在进军濮阳的途中，刘司令员问穰明德：“你看把总部指挥所及其通讯设施运走，需要几部大车？”穰明德根据实际情况回答：“我看5部就够了。”
但到了濮阳城后，具体经办人却向当地政府要了25部，刘司令员在驻地看到后，质问穰明德：“你说只要5部，现在为什么又要了这么多？这是破坏军民关系嘛！群众会骂我们的！”
他在地上踱了踱，来不及同邓小平商量，就下令召集来开会的军区和各纵队干部训话。
按理像军民、军政关系这类政治工作是邓小平分管的，但邓小平政委常说：“司令员和政委的工作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应该既分工又合作。”因此，他主动跟大家在一起，认真听取刘司令员的严肃批评。末了，刘司令员说：“请政委给大家讲话。”
邓小平马上走上前，转向大家说：“师长（邓小平曾经再三解释，他称呼师长是尊敬老师的意思，听惯了的人是懂得的）刚才的批评很重要，是一场及时雨，把我们发热的头脑浇冷了。希望大家回去后认真研究传达，保证不重犯这样的错误。”
几句简短的话语寄予了邓小平对刘伯承多少真挚的情感和尊敬呀！也体现出了刘邓之间完美的军政合作关系，这正是他们协调一致的反映。
这次训话，实际上成了我军进行陇海战役的动员大会。
当然，在长达13年的共事中，邓小平和刘伯承对于军政工作不是没有一点争论。但是，他们之间从来没有意气之争，有了争论，他们从大局出发，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主动找对方进行沟通、协调。在沟通过程中，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遇事总认为自己对，人家不对，总想压倒别人，提高自己，而是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去做。对于刘邓这一点，凡是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和第二野战军工作过的同志都有深切的了解。一位曾在一二九师师部工作过的老同志回忆说：当时师部的工作，只要邓小平表过态的，假如你去问刘师长时，刘一定说，“按邓小平讲的办”；同样，凡是刘师长表过态的，你去问邓小平时，邓也必定说，“按刘师长讲的办”。正因为他们俩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和衷共济，所以麾下步调一致，号令畅达。刘邓大军之所以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其最大的秘密，也是最公开的秘密就是刘邓内在团结如一人的基础上巧于工作协调，把军政工作做得很完美。
邓小平在领导活动中，完善的协调艺术除了表现在军政合作上之外，还体现在党、政工作的协调和合作之中。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了“三三制”的政权体制，邓小平马上抓紧在太行山各抗日根据地加以落实，并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和阐释。4月15日，邓小平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集中反映了他在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方面的理论贡献，是对中共“三三制”政权思想的补充和发展，而且提出了并回答了一个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如何协调党政关系，显示出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和勇气。
在文章中，邓小平首先充分肯定了“三三制”的政权是当时敌后抗战的最好的政权形式，因为它是“几个革命阶级对汉奸、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日寇、汉奸、亲日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而且这种政权形式也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
然后，邓小平着重论述了中共与政权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共领导人论述党政关系最早的重要文献之一。他指出，“三三制”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他尖锐指出那种认为“党权高于一切”甚至“党员高于一切”的错误观点，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恶劣影响在我们党内的反映。他还列举了“以党治国”的表现：
第一，有些区域的领导人“误解了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结果造成了“许多过左的错误”，使得“中间分子对我不满，进步分子非常不安，群众对党的舆论也不好”，鉴于这种状况，邓小平告诫这些领导人，“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
第二，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不经行政手续，随便调动在政权中工作的干部；有些地方没有党的通知，政府法令就行不通，形成政权系统中的混乱现象。
第三，这些同志“尚简单避复杂”，主要是他们缺乏自信心，不敢相信自己主张的正确，怕见人，怕通不过，以为一切问题只要党员占多数，一举手万事皆迎刃而解。事实上，这种工作方法是一种“麻痹党腐化党”，“使党脱离群众”的办法，时间一长就会给我们党的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
这种种现象表明，“以党治国”的观念必须尽快予以摒除。为此，邓小平提出，党对政权要采取指导和监督的政策。所谓指导，它的权力只限于“命令政府中党团和党员”、“必要时用党的名义向政府提出建议”，而“绝对没有命令政府”的权力。以“党的名义”提建议不是无条件的、经常性的，而是“必要时”方可采用。此外，“只有党正式决定的代表才有权代表党说话，提议案，或与其他党派接头”，任何个人不得擅自以党的名义出面。“指导”的目的是为了“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而“监督”则是为了“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为使指导与监督能够真正发挥其作用，必须处理好政令与党令的关系，必须保证政权的“三二制”形式。这就要求政权中的党团和共产党员一定要起模范带头作用，要有意识地展开民主政治斗争，提高政府威信和工作效率。只有这样的工作态度和方法才能真正影响和鼓动人民拥护并支持抗日民主政府。
在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认为，进行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解决党政分开的问题。邓小平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集中的阐述。
首先，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他指出：“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这个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页）
其次，实行党政分开，党委要抓大事。邓小平说：“党政要分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党委如何领导？应该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党委不要设经济管理部门，那些部门的工作应该由政府去管，现在实际上没有做到。”（《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页）他认为，党管政府怎么管法，也需要总结经验，“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这样提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恐怕是这样一个道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4页）他还具体讲到，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中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他说：“中央认为，从原则上说，各级党组织应该把大量日常行政工作、业务工作，尽可能交给政府、业务部门承担，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如果一时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至少也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上，否则党的领导既不可能改善，也不可能加强。”（《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5页）
第三，要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邓小平指出：“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政府工作当然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下进行的，政府工作加强了，党的领导也加强了。”（《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39～340页）他还说：“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1页）
邓小平的这些思想既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又是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协调领导工作关系的行为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