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人明确其所以然
在做思想政治工作时，把问题讲透，把干部、战士反映出来的各种疑团一一解开，让大家不仅知道该干什么，而且清楚怎么干，怎样才能达到目的。这是邓小平在做思想政治工作时的根本目的。
1947年6月21日，邓小平在野战军直属队营以上干部动员大会上，就目前形势与任务及各种疑问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解答。
在动员大会上，讲到反攻的时机问题，邓小平说，党中央和毛主席讲反攻时机到来了。为什么？这是有根据的。首先，是由于蒋介石反动集团面临着严重的军事危机。蒋介石在第一线集中了220多个旅，后方非常空虚，山东、陕北两个主要战场上不但打不出名堂来，而且还被我逐步歼灭，其他几个战场上也已经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党中央年初在指示中写道，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性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高潮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蒋管区的伟大的人民运动发展起来了，学生运动、工人运动、民众运动闹得轰轰烈烈，人民跑在我们前面去了，这与解放区的军事胜利，是打败蒋介石的两大力量，而解放区是领导力量。新的高潮很快到来，我们要领导这一高潮走向彻底胜利。
说完，邓小平望望大家专注的神情，接着讲道，从军事上看，敌人采取重点防御，我们是让蒋介石巩固他的统治区，喘口气再来打我们，还是我们先去剥夺他的兵员、财力，扩大解放区，来充实我们自己的力量，到底这两种办法哪一种好呢？这是很明白的道理。这就好像两个人打架，只要再加一拳就能把对方打倒，你偏偏要歇一歇让他喘气，自然是不对的，这用之于革命会使革命失败，要犯严重错误。
针对部分指战员提出的打不打大城市问题，邓小平明确地说，对城市好打就打，不好打就不打，你采取重点防御，我就占地面，有机会就占地方，地方占多了，人口增加了，兵员解决了，财经也解决了，反过来敌人就困难了，力量对比又要起新变化。道理就在这里。
对于有的同志担心反攻出去能不能站住脚的问题，邓小平满怀信心地说道，一定能够站住脚，但有一条，要看我们三大任务（即打仗、执行财经政策、执行群众工作与土地改革）做得好不好。我们首先在思想上下决心不向后看，要讲战法，讲政策，把三大任务做好。蒋管区人民那样好，有什么理由站不住脚呢？如果三大任务有任何一条做不好，都是站不住脚的；三条任务做好了，不要多久就站住脚了，新区很快就会变成解放区。
对于反攻后可能遇到的困难，邓小平认为，困难一定有的。不能设想像在解放区内线作战那样方便，要设想更多的困难，思想上必须有充分准备。即使有困难，只要充分做好三大任务。这也是暂时的困难，而且影响不了站不站得住脚。当然，我们是要历尽辛苦的。我们这一代的确是幸福的，光荣的，我们将要造成子子孙孙的幸福，即令牺牲，也是值得的。反攻确实辛苦，并且是持久性的，争取得好，就快些。真正把革命干成功，辛苦是值得的。今天我们需要拿出革命英雄气概，拼命地干，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我们是一定可以干成功的。
对为什么不打大城市，为什么反攻能站住脚？邓小平的动员报告讲得明明白白，问题说清了，部分干部、战士思想上的疑问也打消了，使大家的认识更明确了。广大指战员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满怀信心地投入到了战略反攻的斗争中。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克服种种困难，冲破重重险阻，胜利到达大别山后，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战斗，终于建立了根据地，基本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但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对于这批不速之客的到来，始终坐卧不宁。他迅速调集力量，动用几十万大军准备“围剿”大别山。因此，刘邓大军仍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考验。
对于眼前的困难怎么看，对于自己部队和兄弟部队的关系怎么认识，特别是对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怎么正确理解，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广大指战员及时明确，而且也是部队当时思想工作的重点。对于这个问题，作为野战军政委的邓小平早已深思熟虑，成竹在胸。1947年10月初的一天，邓小平在二纵连以上干部大会上，一一解答了这些问题。
在连以上干部大会上，讲到困难，邓小平说：“现在有的同志不敢对部队讲困难，你不讲，困难也还是客观存在着。我们不要怕讲困难，相反，应该勇敢地正视困难，实事求是地向大家说明困难，这样，才能对困难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才能积极主动地想办法战胜困难。”
他说：“我们远离后方，在敌占区还能没有困难？我们整天背着几十万敌军在这里转，弹药、粮食、被服得不到补充，战士们不服水土，很多人生病闹疟疾，伤病员得不到很好的治疗，群众基础、物资供给都远不如解放区，所有这些都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有困难是事实，但有困难并不可怕。我们干革命就难免要同困难打交道，就要有克服困难的耐力。”
接着，邓小平讲道：“毛主席说，你们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插入了敌人的心脏，打中了敌人的要害。我们把敌人大量吸引过来，压力大了；我们远离后方，困难多了。但是，我们的兄弟部队在其他战场上就轻松了，就可以打胜仗了。”
邓小平形象地比喻道：“我们进军大别山，就像打篮球一样，蒋介石看我们到大别山来投篮了，要得分了，他就把前锋后卫都调来跟着我们。这样，他顾了南就顾不了北。他不让我们在南面投篮，不惜用几十万大军缠着我们，可他北面的篮板就空出来了，我们的兄弟部队在北面就可以投篮得分了。我们在大别山困难很多，是在‘啃骨头’，但是，在其他战场上，我们的兄弟部队已经开始‘吃肉’了！我们背上的敌人越多，我们啃的骨头越硬，兄弟部队在各大战场上消灭的敌人就越多，胜利也就越大。而各大战场的胜利，反过来也可以支援我们，减轻我们的压力。”
他继续说：“要讲困难，我们有，蒋介石也有。我们的困难是局部的、暂时的，是前进中、胜利中的困难。而敌人呢，他们面临的是解放区、蒋管区人民的重重包围，他们的困难是全局性的，是一步步走向灭亡的不可克服的困难。眼下，我们虽然困难一点，我们身上还要掉几斤肉，我们还要付出一些代价，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为了全国革命的胜利，这是值得的，是很光荣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572～573页）
在这里，邓小平先向战士们交底，然后运用形象生动的两个比喻，把革命胜利的必然性说得清清楚楚，由于把道理说清，把胜利的希望展现在人们前面，战士们明白了挺进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既看到了当前的困难，更坚定了胜利的信念，士气不仅没有因为目前的困难而低落，相反通过邓小平的这一鼓动人心的话语更加振奋起来了。
人民群众是最有觉悟的。在领导活动中，领导者把工作决策的所以然说清楚了，最艰难的决策也会变成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邓小平是深刻认识到这一点的，在战争年代他不仅如此，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他也很注意把各项工作决策的所以然解说得明明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