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语言的第二个鲜明特点是干脆有力，掷地有声，给人很强的震撼力。
1947年12月，刘邓转战大别山。
当时，国民党在大别山制造“清区”——肃清了共产党的地区。由于反动派的恐吓，群众不敢公开接近解放军。部队连找一口做饭的锅都很困难。李达参谋长向指挥部的同志耐心动员：“同志们，大家应多想办法。我们长征的时候，没有锅，用脸盆、茶缸子做饭，也解决了问题。你们也可以采用这种办法。另外，你们还可以派人到周围小湾子去借锅。”李达参谋长又特别强调，千万要注意群众纪律，借到了锅，用后一定要送还，并且要付钱。刘邓首长亲自到各处查情况，发现有违纪行为就抓紧追究。时值寒冬腊月，邓小平等首长的军棉袄和青年战士穿的一样单薄。一次，刘邓首长来到了机要处，机要处副主任黄兴正见状，吩咐警卫员找点稻草烧堆火，让首长烤烤手。
邓小平听了，便说：“不用烤火。大家都过得去，我们怕什么？要知道，群众的一根草也是来之不易呀！”
“群众的一根草也是来之不易”这话语掷地有声，马上传遍了部队，大家尽管衣单寒冷，生活困难，但是，一个个都遵守部队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终于换来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大别山地区站稳了脚。
1947年11月，李先念带了一批中原突围的干部到了大别山。这些干部中，有些人对中原突围时的某位领导有意见，难以说服，影响了情绪，已有两位领导去做工作，效果仍不明显。
一天，刘邓首长到这些干部驻地。邓小平不顾这些干部发牢骚，便大声宣布：“同志们！今天刘伯承和我来同你们谈谈形势、任务和工作问题，现在请刘伯承先讲。”
刘伯承讲完后，邓小平说，刘伯承讲得很好，他完全同意。接着，他又讲了几点：
一是有的同志对中原突围中个别同志指挥上有意见。对中原突围的指挥，不只是刘邓，你们也是有权利议论的。但据我所知，党中央、毛主席评价突围是非常成功的。
二是至于你们对某些个别同志指挥上的意见，刘邓也没有权利反驳。我可以告诉你们，他是一员身经百战的战将。当然谁也不能保证每位战将在每次战斗中都打得那么理想，指挥上没有缺点甚至失误。
三是同志们对个别同志有些意见，这并不奇怪。我们党有个光荣传统，允许同志们在工作上有意见，允许提意见，还允许保留意见……刘伯承讲得好，现在整个形势很好，但困难也不小。越困难越要团结，通过艰苦努力战胜困难，出色地完成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任务。你们都是营以上干部，又是“老大别山”，情况熟悉，经验丰富，是重建大别山的骨干力量。你们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邓小平的一席话简短有力、果断坚决，使听者心情舒畅，问题迎刃而解。
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句句有力，声声震耳，给人们留下了一次很深刻的印象。
在大会上，邓小平首先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页）
首先讲到军队的现状，邓小平说：“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我想军队绝大多数同志是不满意这种现状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军队要整顿。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优良传统要恢复。”（《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页）
讲到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加重语气说道：“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这个问题主要在干部。我们军队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确有少数人热衷于搞派性。他们在军队内部搞，到地方去也搞。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页）
接着，邓小平强调指出：“今后军队干部的使用、提升，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页）
稍停了一下，邓小平继续说道：“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为什么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而且专门唱那一条，叫做‘一切行动听指挥’呢？就是强调纪律嘛。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现在提出加强纪律性，首先要从我们北京的机关、部队做起。不抓怎么行？所以，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页）
邓小平的讲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在与会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时隔一个多月，在3月5日召开的中央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邓小平又讲了一番冲击力很强的话。一开头，他便明确有力地说道：“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 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页）
点明主题之后，邓小平又说：“毛主席讲，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页）
随后他讲到了影响生产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因素。这时，邓小平语气严厉地说：“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对闹派性的人要再教育，要反对闹派性的头头。”（《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6页）
对闹派性的人，邓小平作了这样的分析：“大概有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被派性迷了心窍的人，打几年派仗打昏了头，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也不见了。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教育过来，既往不咎，再不转变，严肃处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6页）
接着，邓小平更加严厉地说道：“另外一种是少数坏人，各行各业、各个省市都有那么一些，他们利用派性混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对这样的人，不处理不行。比如，徐州那个闹事的头头‘本事’可大啦，实际上是他在那个地方专政。对这种人不及时处理，等到哪一年呀？我说，只等他一个月，等到三月底。如果再不转变，顽固地同无产阶级对立，那样性质就变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6页）
最后，邓小平干脆有力地讲道：“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7页）
1992 年年初，在视察南方时，邓小平每到一地的谈话都是十分干脆，掷地有声，含义深刻，一路上妙语横生，但是字字珠玑，简短有力，例如：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0～371页）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
“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8页）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
“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
一个88岁的老人，讲这番话时，头脑是多么清醒，问题看得多么透彻，讲得又是多么精辟、有力，撞击人心。确实，邓小平无论哪个时期的讲话，如果我们细细品味，都会感到深刻、解渴、有力量，斩钉截铁，但是又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