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的童年时候是很少快乐的。当国内战争开始的时候，我只有八九岁。我的父母都是医务工作者，他们参加了红色近卫军的队伍，丢下我们四个孩子，由一个家庭女工照顾，这个女工把我家的一切细软都收拾走了，她把我们几个孩子孤零零地抛在白匪所占领的一个城市里。
我的妹妹有的4岁、有的3岁、有的两岁。一切事情都由我自己来做：做饭、洗衣、喂奶、看孩子、生炉子、汲水。
每当我回忆起这些年月时，我有时候甚至不敢相信我能够担当得起这样沉重的担子，我能够管教得了小妹妹们。妈妈听说我们完全没有人照顾以后，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偷偷地越过前线，在白匪从城内撤走以前，一直过着隐匿的生活。后来，我们就始终和妈妈在一起，和红军在一起，经过了国内战争的整个时期。
妈妈做了很多工作，有时当护士，有时在司令部做打字员。我们见到她一面的时候，她常常好像对待大人一样对我说：“好女儿，我信任你”1919年，妈妈和我的妹妹都患了伤寒病（只有我没病，我和妈妈的同事一道看护着她们）。1921年，我们也受到了饥饿的痛苦。这些年月对我来说是一个生活的学校，使我学会了许多事情。我永远忘不掉我的年轻妈妈的形象，她虽然处在艰苦的时代，可是永远是那么庄严、紧张、朝气蓬勃，对我们非常温柔抚爱。我的母亲至今还是我最亲近的朋友。尽管我们经常不住在一起。
从我的亲身经历中，我知道我对自己孩子所要求的都是力能胜任的劳动，他们是完全办得到的。我永远不能同意那些不让孩子关心家务的母亲：
“孩子小，让她玩去吧。等她长大了，还来得及学的！”
然而，等到孩子“长大”的时候，她不仅要完成合乎愿望的工作，而且要完成负有责任的工作，这就会感到困难。到了这时候，那位母亲就会抱怨说：
“你想一想，女儿一点也不帮助我，她连自己的床铺都不整理，袜子也不愿意缝！”
然而，在这时候应该责备谁呢？使我高兴的是：我已经教会孩子来帮助我，我们互相帮助，像帮助同志一样地帮助，他们即不夸大，也不吹嘘，说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有什么值得一谈的特殊功劳。我和他们都感到我们的一切事情都是自己分内的事情。
女儿入小学一年级时已经7岁。有一次，在她上学以前，我检查一下她的手。她的手很脏。我批评她，她很不好意思地说：
“妈妈，这个洗不掉，这是煤烟。”
“为什么弄煤烟呢？”
“我昨天晚上刷洗厨房用具和煎锅来的，为了节省您的时间……”
昨天晚上，虽然我下班较早，女儿和儿子都没有说他们已经把我们的厨房仔细地收拾过了：女儿刷洗了食具，儿子劈了柴、掏了灰等等。
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回家很晚，等我到家以后，孩子们都睡觉了。桌上放着一张字条：“我们煮了土豆，吃得很香。这份是您的晚饭。功课全做完了。依丽娜和我的东西全都收拾好了。我们已经买了煤油。明天的面包也买了。我们早一点睡啦，晚安，妈妈；请吻依丽娜吧，这是我答应她的。她想等您，可是我劝她睡觉，并且跟她说，不要等妈妈，就是你睡着了，妈妈也会吻你的。安得烈。”
一直到现在我们还保持着这样的习惯。我们永远知道谁在哪里，他什么时候回家，我们彼此留下字条，写上委托的事情。
我经常有许多工作。有时候，孩子们还在睡觉，我就得离开家了。我准备好早餐，并留下字条注明：“这份给安得烈”，“这份给依丽娜”——我所以这样写，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不会分配，而是为了使—切事情都有次序；我把—切都准备停当，用餐巾盖上。孩子们也会意识到：
“既然桌子收拾得这样整齐，我们也不应该弄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