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东方天帝：伏羲
伏羲是我国古籍中记载的最早的王，伏羲在五帝中为东方天帝。他根据天地万物的变化，创造了八卦，结束了“结绳记事”的历史，成为中国古文字的发端。他又结绳为网，用来捕鸟打猎，并教会了人们渔猎的方法。他还发明了瑟，创作了《驾辨》曲子。伏羲的活动标志着中华文明的起始，也留下了大量关于伏羲的神话传说。
其中有一个伏羲指方向的传说。相传古时候，伏羲在宛丘（现在淮阳这地方）教人打猎捕鱼过生活。后来，人多了，伏羲挑了一批会打猎捕鱼的人，叫他们去东西南北四方打猎捕鱼。大家问伏羲：“东西咋能分？”伏羲说：“东方属金，西方属土。日头出东落西。”又有人问：“南和北怎么分？”伏羲说：“南热北冷。”到这里，大家都明白了咋样辨别东西南北。
还有一个伏羲降龙的传说。传说很早以前，西边很远的大山里，有个深水潭，方圆的百姓都靠潭里的水浇地、做饭过日子。有一天夜里，“呼呼”起了大风，刮得树倒屋塌。原来有一条黄龙从别处飞来，钻进了深潭里。这条黄龙很恶，吃人吃畜生，害得这一带百姓没法活，人都往外地逃。
伏羲此时正在八卦台推算八卦，掐指一算，知道有条黄龙在西方作恶，那儿的百姓有了大灾大难。他于是拿起青龙拐杖，将青龙拐杖变成了一条青龙。伏羲骑着它来了西边。
黄龙见到青龙后，便扑上前撕咬。两条龙打得是天昏地暗，一直打了八十一天，青龙受了很重的伤。眼看青龙就要败了，伏羲在青龙身上画了一个八卦。青龙立刻力气大增，又和黄龙打了四十九天，终于将黄龙打败了。伏羲为了防止黄龙再出来祸害人间，在黄龙身上画了一个八卦，将黄龙变成一座山，又将青龙变成一座大青石，压在山顶。从此黄龙再也没有出来祸害人类。
伏羲最让后人不解的是“人首蛇身”和八卦之谜。
自春秋战国以来，伏羲的形象是“人首蛇身”，尤其在汉代以后，伏羲“人首蛇身”的图案更是被作为装饰图案广泛地运用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
以后世的眼光来看伏羲“人首蛇身”的形象无疑是怪物。难道“人文始祖”的形象就是这样一种“怪物”？从人们的情感来说，把伏羲的形象作为装饰图案的目的是为了表达崇拜敬仰，或者把他当作“守护神”。显然，伏羲的本来面目并不是“人首蛇身”。那么伏羲为何以“人首蛇身”的面目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呢？
在上古时代，除了伏羲之外，还有女娲、黄帝、西王母等人都是以蛇形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山海经》中所记载的454个人物中与蛇形有关的人物竟有138个。可见，用蛇形来描述先祖是上古时期一种比较常见的崇拜方式。
从古代的记载来看，伏羲姓风。关于“风”字，在《说文》中有“风动虫生”的解说，在甲骨文的卜辞中，“虫”和“巳”为同一个字，而“巳”就是蛇，《山海经·海外南经》中有“虫为蛇”之说。由此可见，虫与蛇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从姓氏的起源来看，上古时期人们的姓氏大多与部落的图腾有关系，有些姓氏就直接来自于部落图腾。由此看来，伏羲的“人首蛇身”形象就是从风姓部落的图腾“蛇”演化而来。那么在远古时期，古成纪地区真有一支崇拜蛇，以“蛇”为图腾的部落在繁衍生息吗？
但历史学家认为，伏羲部落并不是以“蛇”为图腾的，伏羲“人首蛇身”的形象是人们的一种误解。其实，应该是“人首龙身”，而这个龙则是从大鲵演变而来。所谓的蛇身，实际上就是简化了的龙。这就是说，龙是伏羲部落的族徽或图腾。
伏羲的最大功绩就是创立了八卦。
在天水麦积区（原叫做北道区）渭南乡西部，有一座卦台山，相传这里就是伏羲画八卦的地方。传说在伏羲生活的远古年代，人们对于大自然一无所知。当下雨刮风、电闪雷鸣时，人们既害怕又困惑。天生聪慧的伏羲想把这一切都搞清楚，于是他经常站在卦台山上，仰观天上的日月星辰，俯察周围的地形方位，有时还研究飞禽走兽的脚印和身上的花纹。
有一天，他又来到了卦台山上，正在苦苦的思索他长期以来观察的现象。突然，他听到一声奇怪的吼声，只见卦台山对面的山洞里跃出一匹龙马。说它是龙马，那是因为这个动物长着龙头马身，身上还有非常奇特的花纹。这匹龙马一跃就跃到了卦台山下渭水河中的一块大石上。这块石头形如太极，配合龙马身上的花纹，顿时让伏羲有所了悟，于是他画出了八卦。后来，那个跃出龙马的山洞被人们称为龙马洞，渭水河中的那块大石就叫做分心石。
八卦中的许多奥妙神奇之处，至今仍吸引着国内外无数学者在探索、研究。八卦可以推演出许多事物的变化，预卜事物的发展。八卦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是宇宙间的一个高级“信息库”。早在17世纪，德国大数学家莱布尼兹创立“中国学院”，研究八卦，并根据八卦的“两仪、四象、八卦、十六、三十二、六十四卦”，发明了二进位记数和当地欧洲先进的计算机。八卦中所包含的“二进法”，现在被广泛地应用于生物及电子学中。1984年，一位欧洲科学家在谈到八卦的易理被现代广泛应用时，叹为“至为可惊”。
第二节 中华始祖：炎帝
炎帝，又称赤帝、烈山氏，生于距今约四千多年前的姜水之岸（今陕西宝鸡一带）。他与黄帝结盟并逐渐形成了华夏族，这才有了今天的炎黄子孙。
炎帝姓姜，相传他牛头人身，是以羊为的氏族首领，就是现在的羌族。最初，这个氏族活动于姜水流域（现在的宝鸡市清姜河），后来进入黄河中游，与九黎族发生了长时期的冲突。
九黎族的首领是蚩尤，他的形象很奇特：兽身人面，铜头铁脖子，头上有角，耳上生毛硬如剑戟，能吃砂石。他有兄弟81人，即81个氏族，都是勇悍善战的强大氏族部落。
相传蚩尤和炎帝在涿鹿进行了一场大决战。
涿鹿之战是我国历史上见于记载的最早的“战争”，对于古代华夏族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转变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原始社会中晚期，逐渐形成了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其中华夏集团以黄帝、炎帝两大部族为核心。它们分别兴起于今关中平原、山西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经融合后，遂沿着黄河南北岸向今华北大平原西部地带发展。与此同时，兴起于黄河下游的今冀、鲁、豫、苏、皖交界地区的九夷部落（东夷集团的一支），也蚩尤的领导下，以今山东为根据地，由东向西方向发展，开始进入华北大平原。这样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的一场武装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涿鹿之战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爆发的。
据说蚩尤族善于制作兵器，其铜制兵器精良坚利，且部众勇猛剽悍，生性善战，擅长角牴，进入华北地区后，首先与炎帝部族发生了正面冲突。蚩尤族联合巨人夸父部族和三苗一部，用武力击败了炎帝族，并进而占据了炎帝族居住的“九隅”，即“九州”。炎帝族为了维持生存，遂向同集团的黄帝族求援。
黄帝族为了维护华夏集团的整体利益，就答应炎帝族的请求，将势力推向东方。这样，便同正乘势向西北推进的蚩尤族在涿鹿地区相遭遇了。当时蚩尤族集结了所属的81个支族，在力量上占据某种优势，所以双方接触后，蚩尤族便倚仗人多势众、武器优良等条件，主动向黄帝族发起攻击。黄帝族则率领以熊、罴、狼、豹、雕、龙、鸮等为图腾的氏族，迎战蚩尤族，并利用位处上流的条件，在河流上筑土坝蓄水，以阻挡蚩尤族的进攻。
“战争”爆发后，适逢浓雾和大风暴雨天气，这很适合来自东方多雨环境的蚩尤族展开军事行动。所以在初战阶段，适合于晴天气环境作战的黄帝族处境并不有利，曾经数次战败。然而，不多久，雨季过去，天气放晴，这就给黄帝族转败为胜提供了重要契机。黄帝族把握战机，在玄女族的支援下，乘势向蚩尤族发动反击。其利用特殊有利的天候——狂风大作，尘沙漫天，吹号角，击鼙鼓，乘蚩尤族部众迷乱、震慑之际，以指南车指示方向，驱众向蚩尤族进攻，终于一举击败敌人，并在冀州之野（即冀州，今河北地区）擒杀其首领蚩尤。涿鹿之战就这样以黄帝族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战后，黄帝族乘胜东进，一直进抵泰山附近，在那里举行“封泰山”仪式后方才凯旋西归。同时“命少皞清正司马鸟师”，即在东夷集团中选择一位能附众的氏族首长名叫少皞清的继续统领九夷部众，并强迫东夷集团同自己华夏集团互结为同盟。
史学界日趋支持另一种说法，炎帝同黄帝一样是一种帝位，而炎帝一系世代居住在渭河流域的姜水，后期神农氏部落执掌炎帝之位，而黄帝族部落兴起于渭河流域的姬水，而此时的神农氏部落已经无力征讨号令天下，黄帝开始征讨诸侯，积蓄实力，在阪泉与炎帝决战，炎帝一战被击溃，被流放到南方，黄帝得以号令天下诸侯，最终一统天下。同时考虑到炎帝众望所归，民望犹盛，后来将其召回辅政，合并炎帝部落，后称炎黄部落。
炎帝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立市廛，首辟市场。神农发明的以日中为市，以物易物的市场是我国货币，商业发展的起源和基石。
治麻为布，民着衣裳。原始人本无衣裳，仅以树叶，兽皮遮身，炎帝教民麻桑为布帛后，人们才有了衣裳，这是人类由蒙昧社会向文明社会迈出的重大一步。
作五弦琴，以乐百姓。炎帝发明了乐器，他削桐为琴，结丝为弦，这种琴后来叫神农琴。神农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宫、商、角、徵、羽”。这种琴发出的声音，能道天地之德，能表神农之和，能使人们娱乐。
削木为弓，以威天下。炎帝始创了弓箭，有效地防止了野兽的袭击，有力地打击了外来部落的侵犯，保卫了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劳动成果。
制作陶器，改善生活。在陶器发明前，人们加工处理食物，只能用火烧烤，有了陶器，人们对食物可以进行蒸煮加工，还可以贮存物品，酿酒，消毒。陶器的使用，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对人类的饮食卫生和医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促使人们有规律地生活，按季节栽培农作物，炎帝还立历日，立星辰，分昼夜，定日月，月为三十日，十一月为冬至。
炎帝还是我国教育的始祖。他教民使用工具，教民播种五谷，教民医药，教民制陶、绘画，教民弓箭、猎兽、健身，教民制琴、教民音乐、舞蹈，还教民智德。可见，炎帝时期，德、智、体、美得到了全面重视和发展。
据传说，炎帝在位120年而去世，葬于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鹿原镇境内。
第三节 农业之神：神农氏
神农氏本为姜水流域姜姓部落首领，后发明农具以木制耒，教民稼穑饲养、制陶纺织及使用火，世号神农，曾建都山东曲阜，并被后世尊为“农业之神”。
“神农尝百草”是人们最广为传颂的故事。
传说在上古时候，五谷和杂草长在一起，药物和百花开在一起，哪些粮食可以吃，哪些草药可以治病，谁也分不清。黎民百姓靠打猎过日子，天上的飞禽越打越少，地下的走兽越打越稀，人们就只好饿肚子。谁要生疮害病，无医无药，不死也要脱层皮！
老百姓的疾苦，让神农氏心疼。怎样给百姓充饥？怎样为百姓治病？神农苦思冥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第四天时，他带着一批臣民从家乡随州历山出发，向西北大山走去。他们整整走了一个多月天，来到一个地方。只见高山一峰接一峰，峡谷一条连一条，山上长满奇花异草，从很远处就能闻到香气。
神农带着臣民上了山顶，山上真是花草的世界。神农亲自采摘花草，放到嘴里尝。白天，他领着臣民到山上尝百草，到了晚上他把各种草药的用途详细地记载了下来。
有一次，他把一棵草放到嘴里一尝，霎时天旋地转，一头栽倒。臣民们慌忙扶他坐起，他明白自己中了毒，可是已经不会说话了，只好用最后一点力气，指着面前一棵红亮亮的灵芝草，又指指自己的嘴巴。臣民们慌忙把那红灵芝放到嘴里嚼嚼，喂到他嘴里。神农吃了灵芝草后，毒气解了，头也不昏了，会说话了。从此，人们都说灵芝草能起死回生。
他尝完一座山上的花草，又到另一座山上去尝，他踏遍了这里的山山岭岭。他尝出了麦、稻、谷子、高粱能充饥，就叫臣民把种子带回去，让黎民百姓种植，这就是后来的五谷。他尝出了365种草药，写成《神农本草经》，叫臣民带回去，为天下百姓治病。
在神农氏的诸多事迹当中，还有制耒耜、种五谷一事，这也正是神农氏之被称为“神农”的原因所在，“神农”一词中的“农”字就完全体现了这一伟大创举。
农业包括种植、收获储备、加工食用三大步骤。在原始农业出现之前的采集渔猎时代早期，收获储备与食用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过程，人们采集而储备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食用的，人们食用的东西也经常是现采现吃，并不一定是先前储备的东西，而且人们储备的食物也往往不是植物种籽。伴随着陶器的出现，人们才具备了安全有效的贮藏手段，因而能够长期储备食物和饮水，从而把采集储备和食用两个独立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会形成大量获得植物种籽的需求。
原始种植业开始于使用葫芦作饮水器具的伏羲氏时代，人们最早种植的是葫芦，在种植葫芦的过程中，人们积累比较丰富的种植技术。到了女娲氏时代，种植技术和对植物种籽的需求一旦结合在一起，农业的出现也就呼之欲出了。当我们的祖先把种植葫芦转向种植草类植物获取食用的种子时，原始农业就诞生了。
要大量种植农作物，首先要选择合适的植物种类并驯化使之成为作物品种，比如稻、黍、稷、麦、菽五谷；其次要有农具，比如耒耜；三是要掌握农时。这些都需要长期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即使一个人终其一生也绝难做到。所以说，神农氏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时代。
在农业发展的早期，主要技术进步表现在驯化野生植物上，经过尝百草和试种，古人们初步确定了适合栽培的几种主要野草，野草种类因地区而不同，收获的种籽除一部分被食用外，人们会选择饱满的籽粒留作种子，这其实就是对野生动植物的驯化过程，使得栽培植物和养殖动物与其野生原种的差异越来越大，而分别成为农作物和家畜。中国人非常重视留种工作，总是千方百计地保护作物种子，甚至有“饿死不吃种子”的说法。这一习俗更加有利于农作物品种的选育工作。可以推测，在神农氏中期，中国就已经基本培育出各主要农作物品种，即五谷。
第四节 五帝之首：轩辕黄帝
轩辕黄帝（公元前2697—公元前2599年）本姓公孙，因长居姬水，改姓为姬，居轩辕之丘（在今河南新郑西北），故号轩辕氏，出生、创业和建都于有熊（今河南新郑），故亦称有熊氏，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绝大多数古代文献记载黄帝部落起源于陕西渭水流域。也有个别观点主张“昆仑说”、“天水说”、“有熊说”和“寿丘说”。不过这几种观点，早已经被学术界一一驳倒。
在黄帝成为氏族首领之后，有熊氏的势力得到迅速发展，并形成一个独立的黄帝部落。黄帝部落在从姬水向渭河流域发展的过程中，继承了神农以来的农业生产经验，将原始农业发展到高度繁荣阶段，使本部落迅速发展壮大。
轩辕黄帝的功绩之一是“艺五种”。“五种”，是指“黍、稷、菽、麦、稻”五谷。古史传说，神农氏仅能种植黍、稷，而黄帝则能种植多种粮食作物，表明黄帝使当时的原始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又据古史传说，黄帝非常重视发展农业，掌握了平原农业的许多特点。黄帝充分认识到，必须挖掘土地的潜力，广耕耘，勤播种，才能使人们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他率领百姓“时播百谷草木”，并“淳化鸟兽昆虫，历离日月星辰；极畋土石金玉，劳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
黄帝在战胜蚩尤之后，使得中原平原农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后来，在以黄帝为祖先的姬姓部落里就出现了一个农业方面成绩卓著的领袖——弃。传说弃是周人的祖先，是中国平原农业的代表，被人们尊为后稷。传说他种的大豆、谷子、麻、麦都特别好。他能认识不同土壤，并懂得拔去杂草，还知道挑选良种。
黄帝时代农业经济和技术的突飞猛进，得到了考古材料的印证。依据现有考古发现和研究可知，分布在陕西、河南、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及安徽西北部的黄河中游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而来的。这一时期，社会经济有了突出的进步，石制生产工具磨制得更加精细，打制石器极为少见，已经使用挖土工具木耒，有的遗址还发现石钺和三角犁形器。这些改进了的生产工具，大大提高了开垦土地的能力。穿孔石刀以及石镰、蚌镰等收割工具的大量使用，表明农业生产已经具有一定规模，收获量有所增加。当时人的衣着材料，也多由兽皮演进为植物纤维。村落分布更加稠密。陶、石、玉、漆、木等质料的礼器和乐器令人惊叹，甚至达到精妙绝伦的程度。有的刻画和书写符号大体可以确定为汉字的雏形。蓄养家畜的品种和数量都有所增加，有的墓葬中用猪头随葬。
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西安半坡遗址的房屋、窖穴和墓葬中均发现了很多粟的遗存，其中有一个小窖穴，深不到1米，底径约1米，内有粟粒朽灰堆积，显然是一个储存粟米的粮窖。粟还被发现于墓葬当中，成为女孩的随葬品，可见粟在半坡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距今7000年左右，在今天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稻的遗存。考古学家在它的第一期文化堆积层中，发现大量的稻壳、稻秆、稻叶等，其中也夹有少量炭化的稻谷，此外，还有木屑（片）等，相间组成多层次连续堆积，每层间距位2—10厘米不等，总厚度达100厘米以上，最厚处达1米以上，经过换算，稻谷总量达120吨以上。河姆渡遗址有大量用于农业生产的骨耜，说明了耜耕农业已经有了发展，农业生产的水平应是相当高的。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磁山遗址中，发掘出了大量的灰坑、房址和壕沟，并发现了一批制作规整的农具和粮食作物。这些发现向人们展示了华北新石器时代较早时期的农耕水平。在所发现的窖穴中，有粟遗存的有88个，其中有一个窖穴堆积粟的厚度竟达2.9米。据计算，当时堆积粟的体积约有10立方米，折合重量约为5万多千克。在同一时期的河南裴李岗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年代相近的粟遗存，出土的农业工具有类似磁山文化的石磨盘、石磨棒、石铲和石镰等，且制作更为精细工整。虽然20世纪70年代发掘裴李岗遗址时没有直接发现粮食遗存，但后来在发掘属于裴李岗文化的新郑县沙窝李遗址以及再次发掘裴李岗遗址时，都发现了粟遗存，说明裴李岗文化时期的主要粮食作物也是粟。沙窝李遗址在第二文化层距地表0.5米深处，发现一片比较密集的粟的炭化颗粒，面积约为0.8—1.5平方米。
与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井的发明，古人也归功于黄帝。如《世本》说：“黄帝见百物，始穿井”等。中国史前农耕聚落分布，每每呈现出沿小河而居的特点。它反映出早期农业在水的利用方面对于河流的依赖。中国的河流水系星罗棋布，大河的支流、小溪纵横交错，它为史前沿河而居的先民们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然而沿河而居必然限制人们的活动空间，束缚农业生产的规模。井的发明改变了农业对于河流的依赖，使得农业生产规模空前扩大。同时聚落的分布可以不受河流的限制而获得扩展。依据考古发现，水井最初出现在河姆渡遗址第1—2层相当于松泽文化下层的时期，经碳14测定的年代为距今5700年左右。这里是长江三角洲水位较高的沼泽地带，无需深挖即容易见水，这里首先发明井不足为奇。而水位较低的黄河流域，开凿水井难度较大，而水井对于农业的意义远非长江三角洲的水井可堪比拟。但大约到距今5000—4000年的时候，黄河流域的龙山时期文化遗址普遍发现有水井，它表明水井在黄河流域的经济生活中已发生了显著的效用。如河南洛阳矬李遗址和河南汤阴白营遗址发现的古井，距今约4000多年，基本上与黄帝时代相符。
黄帝时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强了人们摆脱自然以及与自然现象作斗争的能力，增强了部落的整体实力，使整个部落越来越强盛，为后来统一中原各部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黄帝时代农业生产的发展还规定了中国文化后来发展的基本方向，形成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独特的中华文明。
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黄帝统一了中国各部落后，他推算历法；教导百姓播种五谷；兴文字；作干支，制乐器，创医学。
黄帝死后葬于今天得陕西省黄陵县城以北。
如今的黄帝陵封土高3.6米，周长48米，环冢砌以青砖花墙，陵前有明嘉靖十五年碑刻“桥山龙驭”，意为黄帝“驭龙升天”之处。在前为一祭亭，歇山顶，飞檐起翘，气宇轩昂。亭内立有郭沫若手书“黄帝陵”碑石，陵园区周围设置红墙围护，东南侧面为棂星门，两侧有仿制的汉代石阙。黄帝陵区内地铺着砖。显得古朴典雅。
第五节 九黎首领：蚩尤
数千年前，在长江流域有一个九黎族，他们的首领名叫蚩尤，十分强悍。
关于蚩尤，在蚩尤部落活动过的地方留下了聚居点、坟冢、祀祠等遗迹的记载，追溯这些遗迹，可以看出蚩尤部落的活动地区，以现其遗裔的线索。
关于蚩尤城的记载，见于《水经注·卷十三》涿水条记：“涿水出涿鹿山，世谓之张公泉，东北流经涿鹿县故城南……《魏土地记》称，涿鹿城东南六里有蚩尤城。泉水渊而不流，霖雨并侧流注阪泉”。又引《晋太康地理记》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东北流，与蚩尤泉会，水出蚩尤城，城无东面”。故涿鹿在今河北涿鹿县。涿水待考。蚩尤泉在今涿鹿县。阪泉在今北京市延庆县。新安县有蚩尤屋场等。
阳谷叶街村埋着蚩尤首级，阳谷与蚩尤有怎样的渊源？从“皇古冢”到“皇姑冢”再到“蚩尤陵”，这座5000年的巨冢中沉睡的到底是谁？人们孜孜以求。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文物学家们在此进行了三次考古。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在遗址中心发掘了一条深沟，并粗略定为仰韶文化遗址；1994年，山东省考古所所长、考古学家带领考古勘探队员发现了部分城垣，确定为后岗一期和龙山文化；2006年，聊城市文物考古队对“冢”及其周围进行全面勘探，探明“冢”最上层是汉代文化层，中间是龙山文化层，底层是大汶口文化层（兼有少量仰韶文化）。
蚩尤陵所在地的阳谷县十五里园镇叶街村的人文历史连绵不断，其绝对年代可追溯至6000年前后。根据考古结果，仅这座古冢，便有自仰韶到汉代，纵观三千前历史。考古结果表明，皇姑冢地域与《皇览》、《水经注》记载一致，“皇姑冢”具有蚩尤冢的外部条件和内部特征。此外，据《皇览·冢墓记》记载，在蚩尤冢附近一带，每年十月都有祭祀蚩尤的风俗。而阳谷及周边地区，每年农历十月初一，家家户户都要上坟烧纸祭祖，出嫁的姑娘也要回娘家上坟。这应该和蚩尤有一定关系。
蚩尤是中国苗族的先祖。因为如今的中国苗族的族属渊源和远古时代的“九黎”、“三苗”、“南蛮”有着密切的一脉相承的关系。在原始社会末期，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一带，远古的时候就生活着很多原始人类；他们经过世世代代的生息繁衍，通过艰苦的劳动，在距今五千多年前，逐渐形成了部落联盟。这个部落联盟叫做“九黎”，以蚩尤为首领。《国语·梦语》注中说：“九黎，蚩尤之徒也”。《书吕刑释文》、《吕氏春秋·荡兵》、《战国策·秦》高诱注，都说蚩尤是九黎之君。他们借助优越的地理条件，不断地辛勤开拓，使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一跃而成为雄踞东方的强大部落，并且最早进入中原。
九黎部落在涿鹿战败以后，其势大衰，但他们还据有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广阔地区。到了尧、舜、禹时期，他们又形成了新的部落联盟。这就是史书上说的“三苗”，又称为“有苗”或“苗民”，三苗这种部落群体的发展，最后形成了部落酋长国。苗族被禹战败后，退出了黄河流域，据战国时人吴起说，三苗国的地点大致在长江流域内一块狭窄的地方，这种说法是否可信无从考证，因为战国时代离三苗时代已经过去近2000年，而且吴起之前，大多把三苗作为中原地区民族。从《尚书》的记载来看，三苗作为一个民族或者国家在尧舜禹时期遭到了彻底的毁灭，其遗部被迁往西北。
三苗与后来荆蛮是否有关系，已经无从考证，它们的地点并不对应，虽然都在长江流域，但荆蛮的地点大致在长江上游的汉水流域，而三苗的地点，无严格考证，如果根据吴起的话，大致在长江中下游的湖南、江西两省交界的洞庭湖和鄱阳湖之间的狭窄区域，在时间上更不对应，相隔了1000多年。
三苗与后来的苗族，更不存在对应关系，“苗族”这个称呼是宋代才有的，与三苗时代隔了三千多年，而且苗并非苗族的自称，是宋人对南方少数民族的通称。
从考古来看，如果三苗确实存在，应该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有关，但这两种文化都具有强烈的藏缅民族特色，以虎为图腾，而苗族文化无法找到与之有明确对应关系的证明。可见三苗、荆蛮、苗族，并不存在任何对应关系，它们是不同时代三个不同族群。不过现在的苗族人民普遍地将蚩尤和三苗视为自己的先祖。
5000年前，与黄帝同时代的九黎部落联盟，其成员中除了苗族以外，还有黎族、瑶族、畲族等少数民族。如果按照过去史书的称谓，把远古时代居住在南方的人统称为“蛮族”，或称“南蛮”、“荆蛮”，那么就把我国在南方许多少数民族都包括在内了。这就是说九黎、三苗、南蛮，不仅是苗族的先民，而且也是黎族、瑶族、畲族和南方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先民。而蚩尤是九黎之君，所以，蚩尤也就不仅是苗族的先祖，同时也是黎族、瑶族、畲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先民。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苗族在古代多次迁徙过程中，包括南迁和西迁的过程中，逐渐演化为若干民族，只有一部分仍保持着苗族的称谓。由此可见，这些演化出来的民族自然也是九黎的后裔，蚩尤亦当是他们的先祖。
第六节 火的发明者：燧人氏
中国最早的人类居民应该是“元谋人”（距今170万年前）。当时的人类先祖还不懂得用火，最初他们看见雷电击中树木燃起大火，十分恐惧，迅速向安全地带逃亡，有的行动迟缓，便葬身于火海之中。大火过后，他们返回去寻找同伴的尸体，发现了许多被烧死的野兽，散发出诱人的香气。于是他们便撕扯野兽的尸体进餐，这才知道熟食的鲜美。从此，他们便设法保留火种，用来烧烤食物。
到了距今约80万年前，“蓝田人”已经学会了用火，他们在天然大火出现时获取火种，然后由专人保管。担当保管火种的人被称为火神。“火神”的责任很重，必须得保证火种日夜燃烧，经年不息，如果稍有疏忽就会使火种断绝。一旦火种断绝，只能以重礼向临近部落求取，否则只能等待下一次天火的出现。
这种保存火种的办法一直持续了数十万年。传说最早保存火种的人叫祝融，因此被称为火神，他的后人称作祝融氏，世系火神一职。
到了燧人氏时期，人类居住的地区多雨，气候潮湿，火种很难保存，经常发生多个部落同时断绝火种。为了寻求火种，只好向遥远的陌生部落去求助，有时因为遭到拒绝，被迫去盗火、抢火，从而引发起部落之间的战争。
在失去火种的日子里，人们只能继续吃那些腥膻的生肉。然而许多人已经吃惯了熟食，再吃生肉就闹病。因为没有火，一些野兽夜里也时常出来袭击人类。失去火种给人类带来诸多烦恼和不便。
就在这时“遂”出现了。他首先发明了“钻木取火”，结束了人类靠天取火的历史。接着他又发明了“燧石取火”，使取火变成了很轻松的事情。
人们十分尊敬燧，一致推举他为氏族首领，后来又被各氏族首领共同推举为氏族联盟大酋长，称他为“燧皇”。
燧人氏不仅发明了“钻木取火”，还发明了“结绳记事”，为禽兽命名，立传教之台，兴交易之道。
在燧人氏之前，人类还没有文字，生活中有许多事全凭大脑记忆，但人的记忆毕竟是有限的，时间久了，有些事情往往会被遗忘。于是有人发明了堆石记事，利用石块的大小多少来记载不同的事情。只是这种记载很有限，而且容易被人或动物移动而造成混乱。
燧人氏用柔软而有韧性的树皮搓成细绳，然后将数十条细绳排列整齐悬挂在一处，在上边打结记事。大事打大结，小事打小结，先发生的事打在里边，后发生的事打在外边。为了能够记录更多的事情，燧人氏又利用植物的天然色彩，把细绳染成各种颜色，每种颜色分别代表一类事物，使所记之事更加清楚。这种记事方法就叫“结绳记事”。
燧人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动物命名的人。在燧人氏以前，人们把所有的动物都叫作“虫”。燧人氏经过细心观察，把这些动物划分为四类：天上飞的称作“禽”，地上跑的称作“兽”，有脚的爬行动物称作“虫”，没脚的爬行动物称作“豸”。
燧人氏为了向人们传授各种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在村子里专门筑了个土台，称作“传教台”。他时常站在台上为大家讲演。他告诉人们：饥饿的时候如何用火来烧烤食物，寒冷的时候如何用火来取暖，打猎的时候如何用火来攻击猎物，遇见猛兽袭击时如何用火来把它吓跑……
据说中国的师道之兴也是从燧人氏开始。
燧人氏既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用火为人类造福的人，也是东方人利用自然资源来改善自身生活的创始人。
火的使用使人类的思想意识产生了一次飞跃，使人类从动物界中脱颖而出，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为中国九千年文明史写下了壮丽的开篇！
第七节 居所的发明者：有巢氏
据史书记载，上古的时候人类少而禽兽多。当时的人类主要居住在温暖的南方（长江流域），因为人类都居住在地面上，经常会遭受禽兽的攻击，所以每时每刻都存在着伤亡的危险。在这种恶劣环境的逼迫下，部分人类开始往北迁徙。他们来到今山西和陕西一带，受鼠类动物的启发，在黄土高原的山坡上打洞，人居住在里面，用石头或树枝挡住洞口，这样就安全了许多。这种在山上挖洞居住的生活方式，史书上称作穴居。
尽管穴居有许多好处，但是由于北方气候寒冷，许多人还是宁愿留在危险的南方，也不肯往北迁移。那么居住在南方的人类如何摆脱飞禽走兽的侵扰呢？
这时候南方的人类中出现了一位圣人，传说他出生在九嶷山以南的苍梧，从小就很聪明，少年时曾经游过仙山，得仙人指点而有了超人的智慧。他受鸟类在树上筑巢的启发，最先发明了“巢居”。他指导人们用树枝和藤条在高大的树干上建造房屋，房屋的四壁和屋顶都用树枝遮挡得严严实实，即挡风避雨，又可防止禽兽的攻击，人们从此不再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
人们非常感激这位发明巢居的人，便推选他为当地的部落酋长，尊称他为有巢氏。
有巢氏被推选为部落酋长后，为大家办了许多好事，名声很快传遍中华大地。各部落的人都认为他德高望重，有圣王的才能，一致推选他为总首领，尊称他为“巢皇”，也就是部落联盟总部的大酋长。
传说有巢氏执政后，立都于北方圣地石楼山。石楼山就在今山西吕梁市兴县东北，当时有巢氏命人在山上挖了一个洞，他就居住在山洞里处理政务。所以后世人便把石楼山称作有巢氏的皇都。
有巢氏既是一个人的名称，也是一个氏族的名称，更是一个时代的代号。有巢氏时期的地质年代为新生代第四纪更新世的晚期。考古年代为旧石器时代中期。此时人类已经进入到早期智人（古人）阶段。
有巢氏时期人类的社会组织已经进入到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当时的社会活动主要是男子打猎和捕鱼，女子采集野菜和挖掘块根。
此时人类的婚姻形式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不仅排除了兄弟姐妹间的通婚关系，同一族团内部的同辈男女也禁止通婚了。男子只能选择其它族团的女子为“妻”，女子只能选择其它族团的男子为“夫”。这便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族外群婚。
族外群婚只准许甲（乙）族团的一群男子夜里到乙（甲）族团和那里的一群女子过性生活，第二天早晨这些男子就得回到本族团去，不准许留在女子所在的族团。而女人一生都不准许离开本族团。
这种族外群婚相对于血缘群婚，显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促使人类从血缘群婚过渡到族外群婚的，归功于有巢氏。
原来，在血缘群婚的时代，由于人们都是本族团男女的随意婚姻，造成了本族团人口素质的急剧下降，女人经常生下一些畸形儿。人们不明原委，以为生了畸形儿的女人是与妖怪交媾，因此各族团凡生育畸形儿的女子，不问青红皂白一律被杀死。但可怕的是生畸形儿的女人越来越多，有些族团的女人几乎被斩尽杀绝。因为没有女人延续后代，这些族团逐渐灭亡。族团里的女人们终日心惊胆战，有的女人为了逃避族人的杀戮，冒险逃往外族。奇怪的是这些逃到外部落的女子，她们所生的子女都非常健康。
有巢氏认真研究了这一现象，发现女人生畸形儿并不是女人的罪过，而是与家族血缘有关，于是便搞异族婚配的试验，果然凡异族婚配的女人，没有一个生畸形儿的。于是，有巢氏颁布命令，本族团男女一律不准通婚，凡私自交媾者，不但要处死女人，还要惩罚男人。自此，血缘群婚宣布废止，族外群婚正式施行。
族外群婚不仅提高了人口的素质，也促进了各部落族团的交流和融化，为东方人种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八节 造字始祖仓颉之谜
相传仓颉在黄帝手下当官。黄帝分派他专门管理圈里牲口的数目、屯里食物的多少。可慢慢的，牲口、食物的储藏在逐渐增加、变化，光凭脑袋记不住了。仓颉犯难了。
仓颉整日整夜地想办法，先是在绳子上打结，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各种不同的牲口。但时间一长久，就不奏效了。这增加的数目在绳子上打个结很便当，而减少数目时，在绳子上解个结就麻烦了。仓颉又想到了在绳子上打圈圈，在圈子里挂上各式各样的贝壳，来代替他所管的东西。增加了就添一个贝壳，减少了就去掉一个贝壳。这法子顶管用，一连用了好几年。
黄帝见仓颉这样能干，叫他管的事情愈来愈多，年年祭祀的次数，回回狩猎的分配，部落人丁的增减，也统统叫仓颉管。仓颉又犯愁了，凭着添绳子、挂贝壳已不抵事了。怎么才能不出差错呢？
这天，他参加集体狩猎，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几个老人为往哪条路走争辩起来。一个老人坚持要往东，说有羚羊；一个老人要往北，说前面不远可以追到鹿群；一个老人偏要往西，说有两只老虎，不及时打死，就会错过了机会。仓颉一问，原来他们都是看着地下野兽的脚印才认定的。仓颉心中猛然一喜：既然一个脚印代表一种野兽，我为什么不能用一种符号来表示我所管的东西呢？他高兴地拔腿奔回家，开始创造各种符号来表示事物。果然，把事情管理得头头是道。
黄帝知道后，大加赞赏，命令仓颉到各个部落去传授这种方法。渐渐地，这些符号的用法，全推广开了，就形成了文字。
仓颉造了字，黄帝十分器重他，人人都称赞他，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仓颉头脑就有点发热了，眼睛慢慢向上移，移到头顶心里去了，什么人也看不起，造的字也马虎起来。
这话传到黄帝耳朵里，黄帝很恼火。他眼里容不得一个臣子变坏。怎么叫仓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呢？黄帝召来了身边最年长的老人商量。这老人长长的胡子上打了一百二十多个结，表示他已是一百二十多岁的人了。老人沉吟了一会，独自去找仓颉了。
仓颉正在教各个部落的人识字，老人默默地坐在最后，和别人一样认真地听着。仓颉讲完，别人都散去了，唯独这老人不走，还坐在老地方。仓颉有点好奇，上前问他为什么不走。老人说：“仓颉啊，你造的字已经家喻户晓，可我人老眼花，有几个字至今还糊涂着呢，你肯不肯再教教我？”
仓颉看这么大年纪的老人都这样尊重他，很高兴，催他快说。
老人说：“你造的‘马’字，‘驴’字，‘骡’字，都有四条腿吧？，而牛也有四条腿，你造出来的‘牛’字怎么没有四条腿，只剩下一条尾巴呢？”
仓颉一听，心里有点慌了：自己原先造“鱼”字时，是写成“牛”样的，造“牛”字时，是写成“鱼”样的。都怪自己粗心大意，竟然教颠倒了。
老人接着又说：“你造的‘重’字，是说有千里之远，应该念出远门的‘出’字，而你却教人念成重量的‘重’字。反过来，两座山合在一起的‘出’字，本该为重量的‘重’字，你倒教成了出远门的‘出’字。这几个字真叫我难以琢磨，只好来请教你了。”
这时仓颉羞得无地自容，深知自己因为骄傲而铸成了大错。这些字已经教给了各个部落，传遍了天下，改都改不了。他连忙跪下，痛哭流涕地表示忏悔。
老人拉着仓颉的手，诚恳地说：“仓颉啊，你创造了字，使我们老一代的经验能记录下来，传下去，你做了件大好事，世世代代的人都会记住你的，但你可不能骄傲自大啊！”
从此以后，仓颉每造一个字，总要将字义反复推敲，还行拿去征求人们的意见，一点也不敢粗心。大家都说好时，才定下来，然后逐渐传到每个部落去。
仓颉死后葬于开封，仓颉墓在今开封城东北9.5公里、黄河大堤之外，刘庄村的北侧。仓颉墓呈椭圆形，面积为30平方米，高4米，墓东南约300余米处有一方形土丘，高1.5米，面积亦30平方米，传说是仓颉造字台。旧时台上有石牌坊、仓颉庙。
开封仓颉庙内原有一通仓颉造字碑，现已不见。据当地村民讲，很可能还埋在造字台地下。关于这通碑，开封流传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仓王造字碑上的字拓不走，拓下来后一出村就变样了。现在碑已不存在了，到底拓走还是拓不走，已无从验证。另一种说法是孔子有一次路过这里，看见仓颉碑上的28个字，却一个字也不认识。
第九节 考古解密五帝传说
中国历史有传世文献支持的“信史”要从公元前841年算起，从此上溯的历史便模糊不清了。幸好还有考古学。考古学家一次次从野外工作中打捞出曾经的记忆。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大幕由此掀开。如今，学者们相信，中华文明最起源的记忆被转述为传说流传了下来，尽管现在没有文字记载可以说明真人、真事，但是通过不断的考古挖掘也许能渐渐揭开历史的真相。
山西省襄汾县的陶寺遗址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属于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面积约4平方公里。陶寺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3900年左右。大体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为此，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就是唐尧部族的文化遗存。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了探索夏文化，考古研究人员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进行了试探性的调查。考古研究人员兵分两路。一路往北寻找晋南最重要的考古学遗址“陶寺遗址”。研究人员发现这一遗址的年代已经超出了夏的年代，与此同时还发现一些极其重要的器型，其中最重要的是彩绘龙纹陶盘。
随后，1978年至1984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与临汾文化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当时考古研究人员在陶寺遗址发现了一片墓地，可能有上万座，400万平方米。其中有1300多座墓被发掘。
陶寺墓地存在明显的等级区别。依据对墓葬的分析研究，墓主人有执掌一方神、军、政全权，具有王者地位的首领人物和“王室”成员；有掌握部分权力、分属不同等级的贵族；也有平民中的富有者，但绝大部分是下层贫民。这1300多座墓地中，99%都很小，大型墓不足1%。在大型墓中布满了种类繁多的随葬品。这种社会等级的森严划分，说明了当时社会文明化进程。
然而，日本学者一直质疑陶寺为什么没有城。1999年，考古研究人员对陶寺进行再发掘。古城的面目逐渐清晰起来。在发掘面积为280万平方米的城中，研究人员发现了疑似宫殿基址。
大小城及城内宫殿、礼制建筑遗址的出现，表明都邑性意义的城市已经出现。唐尧时期晋南地区已建立了职能完备的城邦，已经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
城市、文字、青铜器是文明的三大象征。除了城市的发现，陶寺遗址内文字、铜铃的发现，也让“帝尧”的传说越来越接近现实。
文字扁壶出土于陶寺遗址的一个灰坑，为残器，存留口沿及部分腹片。在扁壶鼓凸面一侧朱书“文”字，似乎是毛笔类工具所写。另一面也有朱书文字，但尚未破译，有研究者指出那就是“尧”字。
在陶寺遗址，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个可能是观象台的基座的物件。根据陶寺遗址发现的观象台遗址现象推测，当时的天文官站在观象台的观测点上，通过观测缝中线观测对面山脊日出来判定节令，制定太阳历。陶寺先民将一个太阳年划分为20个节令，包含冬至、夏至、春分、宗教祭日以及当地气候变化节点等。
《尚书·尧典》里有关于观测天象的记载，如果这个观象台可以证实的话，就更加说明问题了。陶寺遗址反映的是权力的集中，文明是个过程，其中重要的是权力的象征。陶寺遗址证明我们在距今4500年以前已经开始进入文明阶段，有都邑、庙宇、王墓，这些都让人看到中华文明在距今4500年前后的实际存在。
尧舜之都的轮廓大致被勾勒，但是考古学家还是不愿意直接将陶寺定性为尧舜之都。不过，专家们一致同意，陶寺遗址的发掘和进一步研究能丰富我们对尧舜时代的认识。而许多史前文明遗址的发掘也试图用考古实证逐渐还原出神话、传说的信史部分。
由于文献记载少而纷乱，中国的上古史颇多神秘色彩。传说中黄帝到尧舜的时代，大致在距今6000年至4000年之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和龙山时代。为此，学界就试图将考古资料与古史传说的部落集团相联系，从考古实证中逐步还原出五帝“神话”的真实性。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红山文化遗址开始挖掘之后，便迅速引起世界考古学界的关注。在辽西地区，考古研究人员相继发现了一批红山文化遗址、墓地和大型祭祀址。出土的大量石器、之字纹陶、彩陶、建筑群址、大型陶塑人像群、数量繁多种类各异的玉器群及高大的积石冢。比如在红山文化祭祀址墓葬中曾出土了成组玉器，包括龙形玉器、勾云形玉佩、双龙首璜形玉器，形体大，做工细。从墓地的出土玉器来看，当时已经产生了贫富分化。这些文明的印记让一些学者将红山文化与五帝时代活动于北方的颛顼、帝喾相连。
也有很多人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红山文化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将红山文化与颛顼、帝喾相连还是颇为牵强。“红山文化很广泛，目前对颛顼、帝喾的活动范围争执还太多。”
宋人高承在《事物纪原》中引述《轩辕本纪》说：“黄帝筑邑造五城”。《史记·五帝本纪》也说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些描述表明，当时可能已经出现了城邑。事实上，我们对于中华文明的探源，还有比陶寺遗址更久远的。为此，这些早期城址也往往被当成拼凑五帝传说的素材。
比如山西襄汾陶寺城址由于年代同尧舜时代相当，被推断为很可能是尧都“平阳”；有学者认为河南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城址时间上正好在黄帝时代，地处古“有熊国”地域范围，可能是黄帝时代的城址；河南濮阳高城龙山文化早期城址，与颛顼所都的帝丘在时代、地望上都相符；河南辉县孟庄龙山文化遗址，处共工氏活动地区，应为共工氏的中心聚落；河南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则很可能就是祝融都邑之所在。
不过，用史前史时期的早期城址的考古发现去验证古代神话，是很困难的。在专家看来，早期城址拼凑出的五帝传说中，陶寺遗址是尧舜时期的遗存的说法，最为靠谱。从年代和地理位置来说，这一遗址都能与尧舜相连。而其他遗址却很难再深入考证。比如有关炎黄二帝确实是传说。不但是我们中国，古代埃及、古代希腊也是一样。它的历史最开始的阶段都是传说。传说时代是古史的一个部分。
不过，即使是最靠谱的陶寺遗址，要让“就是尧舜之都”这一推论成为定论，也需要更多的研究。除了年代、地理位置的判断，还需要文字等更多的旁证。目前，关于陶寺文字材料仅发现一件，其他的都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