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隋文帝妙计反贪
贪官，在历朝历代比比皆是。他们或低调隐晦，不露声色；或尽显张狂，肆无忌惮。其实质都是欲壑难填、狡猾贪婪。对付这些狡猾的贪官，隋文帝杨坚有一套独特的办法。
隋文帝对付贪官的奇招妙计是：暗中洒下诱饵，钓得鱼儿上钩。他有两个办法：一是监督，二是“钓鱼”。根据《隋书》记载，他让亲信秘密检查百官，如果发现有贪腐行为便严惩不怠。隋文帝曾经有一次罢免了河北52州贪官污吏200人；他还派人暗中向一些可疑的官员行贿，这些人一旦受贿，即被处死。受贿如此危险，谁也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隋初的贪腐之风也就此禁绝。
隋文帝治贪如此奏效绝非偶然，这与他的性格、经历，以及他的头脑、作风都有直接的关系。
隋文帝杨坚性格沉稳内敛，在治理国政上是个有主见、勤于思考的人。《隋书》中对他的评价是“深思治术”，这可从他开创的科举选拔制度上略窥一斑。这种制度摒弃了出身的贵贱，不限门第，唯才是举。也废除了九品中正制的推荐选拔，推荐即是人推荐人，自然存在弊端。而以试取第，公平竞争，这就封住了多种腐败之源。
隋文帝杨坚曾经效力于北周，亲眼看到北周的腐败没落，感同身受。他懂得“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道理，深知贪腐对国家的危害性。因此他崇尚节俭，体恤民情。有一次，关中饥荒，当他得知老百姓竟以豆粉拌糠为食时，不禁流泪自责，于是下令降低自己的伙食标准，不喝酒、不吃肉。如此亲民爱民的举动，这在历朝历代帝王中是极少见的。贪官虽贪，也最会看人脸色，皇上如此躬行节俭，谁还敢大捞钱财，胡作非为。
《隋书》记载：有一次，刑部侍郎辛檀穿了一条红裤子，说能官运亨通，杨坚听说后，认为他妖言惑众，于是下令要处死他。掌管司法的大臣赵绰说，按照法律条文，不够死罪。隋文帝转念一想，觉得赵绰的说法是对的，于是就没将辛檀治罪，还奖励了赵绰。皇帝本人如此重视法律，还有哪个贪官敢以身试法。
隋文帝杨坚宽减前朝刑法，是以仁政为基本原则的，但对贪官污吏却毫不手软，绝不姑息。不能不说隋文帝头脑清晰、处事果断。
隋文帝如此绝妙的治贪高招，后世却无人效仿，其原因是此举实在很难把握。它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这种事必须由皇帝本人亲自过问经办。但喜欢如此费心劳神的皇帝极少，如果让其他人办理，就有可能走样；二是派去秘查或是假装行贿的人也必须十分可靠，不然就会被贪官拉拢过去，共同糊弄皇帝，也就收不到任何效果。这也正是隋文帝的伟大之处。
第二节 隋文帝奇怪的杀人理由
隋文帝杨坚到了晚年，开国功臣、平陈勋将们已经被他或杀或贬，所剩不多了。尽管他笃信佛教，教育臣民一心向善，但他自己并未放下屠刀，而是变得更加残暴嗜杀，其杀人的理由也非常奇怪。
杨坚当初在北周辅政时，曾经革除苛政，并删简旧律，以收买人心。他当上皇帝后，为了树立仁君形象，又下诏令高颎领衔，组织一些大臣制定新法律，对前朝旧律有所增减，并废除了砍头示众、车裂、鞭笞等酷刑。同时减轻了流放、服劳役的年限，用轻刑代替重刑，把一些应判死刑的条律改为流放服役，称之为“化死为生”。
杨坚每一季度都要亲自审阅案犯卷宗，经常在秋分之前审阅各州上报的囚犯罪状。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杨坚审阅刑部的奏章时，发现刑法条文高达一万多条，认为法律仍嫌严密繁杂，又命苏威、牛弘等人另行制定新律，废除死罪81条，流放罪154条，徒刑、杖刑等罪1000多条，法律条文只保留500多条。为了普及新法律，他还诏令各州副职官员全部要认真学习新法，并且择时召集这些官员进京进行法律考试。后来，杨坚又废除了罪犯家属连坐的刑法，以示宽大；同时命令各州判处死刑的囚犯，不得乘驿车下达批文匆忙处决，以示用刑慎重。
杨坚在隋王朝创建之初宽减刑法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只是为了收买民心、稳定政权、树立仁君形象而采取的权宜措施。在政权稳固之后，他便开始随心所欲，狂屠滥杀，法律在他眼里，也变得无足轻重了。
杨坚猜忌多疑，且不爱钻研学问，夺取帝位后，便以精通法制自负，以明察秋毫自诩，对臣下非常苛刻。他经常命左右充当特务，侦察中央和地方的官员，谁若一有小过，便被处以重罪。
杨坚有打人的嗜好，经常在殿廷上打人，有时一天要打几个人。他有时亲自动手，有时则令左右代劳，但行刑的人若是挥动大杖不够用力，他就大发雷霆，下令将其砍头。高颎等人进谏，说殿廷不是责罚人的地方，杨坚不但不理，而且越闹劲头越大。不论是多大的官员，只要他一声令下，他们就要被武士按倒在朝堂，当着众臣的面挨打，轻则皮开肉绽，重则死亡。挨打的朝臣在肉体上遭受摧残的同时，人格上也受到了巨大的羞辱。这种血腥残暴的场面，却让他感到皇权的无比威力，在心理上得巨大的愉悦和满足。
宰相高颎实在看不下去了，便带领一帮大臣到朝堂集体辞职，杨坚便很不情愿地做出了让步，下令撤去殿内的大杖，如再有要处罚者，则交有关部门处理。
杨坚到了晚年时，变得更加暴戾，经常随心所欲地制定严酷的法律条文。早已废除的罪犯家属连坐的法律、不准乘驿车下达批文匆忙处决的法令，对他来说等于一纸空文。
杨坚认为，地方官吏经常相互宽容放纵犯罪者，并且钻法律的空子，使中央的政策难以贯彻执行，使犯罪者得不到及时而严厉的处罚，又于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下诏说，各级政府所属官吏，如有犯罪者，可以在法律规定之外酌情处以杖刑。结果各级官吏上下驱逼，对被审讯的人重复受刑，致使冤案日增。
尽管杨坚一再为法律增加苛刻的条例，一意推行严刑峻法，但全国的犯罪率仍居高不下，而京城的治安状况更糟，盗匪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街市上公然抢劫。各地偷盗事件更是经常发生。杨坚为此颇感忧虑，便诏令凡举报盗贼者，没收被举报盗贼的家产，作为举报人的奖赏。
此诏令颁布之后，百姓积极举报盗贼，京城的治安状况果然迅速转好。但当京城内外没有真盗贼可以举报时，一些地痞无赖便在富家子弟将要走过的路上故意丢弃财物，然后在暗中等候，富家子弟一旦拾取，便将他扭送官府，诬其为盗，领取丰厚的奖赏。结果使许多人因遭诬陷而被抄家。
隋文帝杨坚为了彻底根除盗贼，又接连颁布了严酷的法令。这些新条例很有威慑力，许多人因此丢了性命，盗贼几乎绝迹，但也令举国百姓畏惧不安，行路的旅客都早睡晚起，生怕在夜晚走路被官府的衙役当作盗贼逮捕而被砍头。
杨坚推行严刑峻法，也使朝臣们没有好日子过。而那些北周朝的旧臣，更是倍受猜忌，一不小心便丢了性命。
杨坚无视法律，凭自己的情绪和好恶决定群臣的生死，也被一些佞臣钻了空子。
杨素善于玩弄权术，经常在杨坚面前谗陷他人，公卿大臣们无不心怀畏惧。杨素与鸿胪少卿陈延有矛盾，有一天，他经过陈延的官衙时，见庭院中有马粪，几个仆从正在地毡上赌博，觉得报复的机会来了，便立即向杨坚报告。杨坚大怒，即命将赌博之人拉到西市乱棒打杀，陈延遭到鞭笞，险些丧命。
大理寺官员杨远、刘子通，以办案严厉为能事，经常罗织罪名对囚犯加重判决，并且善于迎合杨坚的旨意，颇得杨坚赏识，凡是他诏令逮捕的案犯，都交给他们审理。这二人在办案之前，揣摸杨坚的旨意，凡是杨坚厌恶的人，他们便处以重罪，没有大罪而被处死者不计其数。杨远又巴结杨素，每当有人入狱，他便伺机把囚犯的姓名告诉杨素，按照杨素的心意决定罪名轻重。
隋文帝杨坚在位的最后几年，法网越来越密，上至功臣勋将，下至官吏小民，被冤杀者无数。杨坚的这些行为，最终导致了其死后无法挽回的后果。
第三节 隋文帝的统一思想运动
隋文帝杨坚想在去世之前，为了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树立唯一的信仰，他在立杨广为太子之后，下诏命全国各地建造寺庙佛塔，为掀起一场拜佛信教的全民运动做准备。
第二年，正逢杨坚六十大寿，他觉得太子新立，万象更始，应该改元庆祝，以驱散多年血腥杀戮的阴霾，营造欢乐祥和的气氛。于是他以自己最喜欢的行宫——仁寿宫的宫名为年号，下诏于明年改元“仁寿”，以寓隋朝仁厚德广、江山地久天长之意。
在新年元旦群臣朝会之日，杨坚隆重宣布改元，大赦天下，并任命以杨素为尚书左仆射，组建了以杨素为首的新一届中央政府领导班子，既为杨广接班组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体，也显示朝政人事焕然一新。
杨坚在六月十三日其生日这一天下了一道诏令，废除了全国各地的学校，仅保留国子学一所，招生限额72人。这道诏令使大批教书先生失业，学生失学。
在同一天，杨坚还下了另一道诏令：由中央政府派遣专使，向全国30个州颁赐舍利。这些舍利是天竺僧人所献，数量很多，杨坚当做神物供藏已久。诏令要求全国各州未建舍利塔者，限十月十五日建造完毕。全国于此日安放舍利入石函，各寺僧尼做道场七天，为皇帝与皇室宗亲等忏悔，为迎舍利设盛大斋会。
赐送舍利的僧侣、官员到达各州之前，家家必须提前打扫卫生，清除秽物，届时倾城远迎舍利。使者进入州府，地方长官率全体官员夹道迎接，当地僧侣打起宝盖幡幢，抬着放入舍利的佛舆，焚香奏乐，进入庙堂。住持宣读忏文，众人齐声发誓：“请从今以后，修善断恶，生生世世，常得作大隋臣子！”这种誓言，既像是对佛宣誓，又像是向皇帝表忠心，但这是朝廷的统一规定，僧众万民也只能照办。
从六月开始，全国官民就沉浸在焚香拜佛的虔诚气氛中。十月十五日，全国各地安放舍利入石函，称为“起塔”，杨坚在宫中举行隆重仪式，与和尚们一起焚香礼拜，同诵经文，并率文武百官素食斋戒。京城停止一切社会活动，中央及各地各级衙门停止办公七天，与僧侣同奉法事。全国拜佛运动，至此达到高潮。
随后，各地官员、僧侣们为了向皇帝献媚，接连传来佛祖显灵的报告。
有人说，起塔时某地忽现有文字的石头，舍利入石函之后，忽生天国图像，佛像大放光芒；有人说，起塔时雪霁日出，草木花开；舍利入石函之际，空中传来梵音，如歌如赞；有人说，舍利入石函之夜，有五色圆光从塔基放出，普照城内，明如白昼。
蒲州地方官员的报告更加神奇：当地起塔时，地动山吼，山岩上有钟鼓之声，舍利入石函后，塔放光明，照耀夜空，十几位妇女抱在手里的死婴见到光后顿时复活了，全州的病人见到佛光后病竟然全好了。
全国各地大肆宣传，连续报告起塔盛况，不遗余力地拼命鼓吹。
隋炀帝杨坚听到这些事情后大喜。他笃信佛教，相信佛祖的神力，认为各地的报告都是真的。于是他又命人在京城大建寺庙，筑起高塔，并择日举行隆重的祭祀典礼，以敬谢上天。随后他又宣布，再颁布赐舍利于53州，令天下万民普沾佛喜。
建寺起塔、颁赐舍利、拜佛颂神的狂潮，一直持续到仁寿四年。至此，全国指定修建的寺院佛塔达110多处，官民自发修建的寺塔不计其数。一个繁荣和谐的美好社会，被杨坚成功地制造出来了。
第四节 隋文帝怒斥“日本天皇”
公元6世纪的100年间，是日本所谓的“大倭阙史时代”。此时的日本国，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国家，来自大陆的权臣苏我氏势力很大，几乎凌驾于“天皇”家族之上。后来的天皇家族当时只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公元587年，用明天皇死去，苏我氏杀了王子穴穗部皇子，拥立另一个王子，即崇峻天皇，后来由于发现这位小天皇难以驾御，苏我氏又杀了崇峻而立其异母妹妹的外甥女为天皇，这位女天皇就是推古天皇，公元592年至公元628年在位。公元593年，圣德太子因得到苏我氏的认可而被立为皇太子，苏我氏任摄政王，日本历史进入飞鸟时代（公元593—710年）。
隋文帝怒斥的那个日本天皇就是圣德太子，而训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隋文帝训斥倭国大王首要原因是，此时的倭王胆敢挑战大陆帝国力图维持的华夷秩序。而此时倭国执政王正是日本历史上一个最重要而又最伟大的人物——圣德太子（574—622年），他辅佐的是一个谦让的女王。
圣德太子的本名为厩户丰聪耳，据说是因生于马厩而得名。厩户丰聪耳生不逢时。在日本国内，他不得不屈服于权臣苏我氏，与他妥协周旋。公元587年，圣德太子的父亲用明天皇死后，苏我氏所杀的穴穗部皇子是他的一个哥哥，而拥立最终谋杀的崇峻天皇是他的另一个兄弟，对此，圣德太子只能忍气吞声。
在日本国外，公元581年隋代北周而强，公元589年统一中国。朝鲜半岛的百济和新罗先后去隋朝贡，目的之一是希望隋朝制服高句丽。高句丽自强大以后，北犯隋朝边境，南侵百济和新罗。公元598年，高句丽王高元率万余骑兵进犯辽西，隋文帝杨坚下令水路30万大军征伐高句丽，虽然大军遭遇天灾，不战而退，高句丽王赶紧遣使谢罪。后来隋炀帝先后多次对高句丽用兵。公元614年，高句丽王向隋朝遣使请降。隋朝的这一系列军事行动对于妄图开拓发展的日本人来说，自然有所顾忌，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国政府的政治意图。
圣德太子执政以后，利用历史传说和宗教神话来“神化”大王的人格，通过把日本当时的各姓贵族的统治势力纳入其编造的诸神体系的方式加以团结，以便逐步获得多数有实力的豪强、贵族的支持。
圣德太子对外则采取出强硬的态度，争取在朝鲜半岛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努力同中国隋王朝建立对等的国交以此树立倭王家族的威望。推古天皇八年（公元600年），为恢复日本大和朝廷在朝鲜本岛任那等地方的势力，圣德太子特派大军去征服新罗，结果失败了。
日本在朝鲜半岛南部军事行动的失败，迫使他在外交上加以修补。圣德太子为了弥补这种军事上的不足，便谋求和中国的王朝开展平等的国交，从而使新罗尊敬日本，同时也窥探隋王朝的半岛政策。面对隋王朝向朝鲜半岛北部的渗透，圣德太子没有勇气公开对立，但也不甘沉默。
圣德太子对朝鲜半岛的军事举动简直就是与已经在半岛北部有所动作的隋王朝针锋相对，他的一系列动作显然引起了隋文帝的注意，隋文帝显然是不满的，这是他通过倭国使者斥责倭王的一个重要原因。
隋文帝训斥倭国大王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此时的倭国大王不仅不愿意接受中国皇帝赐予他的“倭国”称号，而且想要挑战大陆帝国建立的册封体系。
在隋文帝看来，只有中国皇帝才是“天子”，四夷不可称“帝”；只有皇权才是神授的，四夷的王权要接受皇帝的册封。而圣德太子竟然派遣使者告诉隋炀帝，倭王也是“天子”，甚至比天子高一级，老大天帝为太阳神，老二为日本倭王，老三是月亮神。日本大王此举显然是在向中国宣扬：日本是神国，日本天皇是神。
从日本使者的这些言辞中，隋文帝看出了日本人自尊而自大的苗头，立即加以警告。隋文帝的颐指气使并未使圣德太子做出更多的让步，反而是坚持强调隋、倭两国及其君主平等的关系，强调古代日本大王与太阳的关系。
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七月，圣德太子和推古天皇紧接着第二次派大礼小野妹子、通事（翻译官）鞍作福利前往隋王朝求佛经，随同小野妹子而来的还有留学生和留学僧各四人。在小野妹子携带的国书中竟然以“天子”自称，看起来圣德太子接受了隋文帝的批评，自动降了一级，要与隋朝的天子平起平坐了。
第五节 隋文帝离家出走事件
说起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不仅拥有显赫的身世、才干和美貌，还是一个一夫一妻制的捍卫者。她能让隋文帝一辈子一生只娶她一个，这不是寻常之人所能做到的。
独孤氏把隋文帝管的服服帖帖的，做法也绝，而且各方面考虑的头头是道
独孤氏根本不让杨坚找别的女人，杨坚虽是皇帝，可拿她也没办法，只好把精力用到治理国家上，他劝课农桑，开设科举，国家承平，百姓安居乐业。
独孤氏只改革后宫还不够，还要推广到满朝文武，营造一种举国上下推崇一夫一妻制的良好氛围。她让隋文帝下旨，规定满朝文武乱娶妻妾者，一律不予提拔重用。为了让大家能有个切身的感受，她甚至将好色太子杨勇废掉了。
独孤氏还在皇宫里培养了一批亲信，布下耳目，能够及时掌握杨坚的一举一动。
遇到如此精明又强悍的女人，隋文帝为什么不反抗呢？为什么如此听独孤氏的话呢？
独孤氏与隋文帝的感情非常好。独孤氏在嫁给杨坚之前，家世比杨坚还显赫，她父亲独孤信是北周的大司马、河内公，是北周的建国功臣。杨坚是隋国公杨忠的儿子，也属于高干子弟。二人结亲是门当户对，同样的政治环境、家庭熏陶，让他们之间很有共同语言。独孤氏美丽大方、温柔可爱。独孤氏对长辈非常尊敬，懂礼貌、识大体，朝中上下无人不夸。有了这样好的女人，杨坚自然就不会对别的女人感兴趣了。杨坚当了皇帝以后，两人的感情还是非常好，杨坚上朝时，独孤氏就在外面等丈夫回来，杨坚回来后两人一同用餐就寝，算是模范夫妻了。
独孤氏精明的头脑让杨坚对她很依赖。独孤氏很有政治头脑，朝中大臣们没有不服她的。据《隋书》记载，独孤氏每当与杨坚谈论政事，往往意合，宫中称为“二圣”。早在杨坚篡周称帝的问题上，独孤氏就表现出超常的政治敏锐性。北周宣帝死后，独孤氏让杨坚当断则断，从而促使杨坚废周自立。杨坚对独孤氏从内心佩服，杨坚一遇到事情只听独孤氏的，简直就是离不开了。
独孤氏为杨坚生了五个儿子，给杨坚解决了皇位继承人问题。
独孤氏是个醋坛子。独孤氏年老后，对宫中的女人特别提防，特别是那些年轻漂亮的女人，别说临幸了，即使是杨坚看上她们一眼，独孤氏心里也难受。杨坚只好躲着别的女人。
有一次，杨坚看到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宫女，一时把持不住，背着独孤氏临幸了她，独孤皇后很快得到线报，不由分说就把那个宫女杀了。
杨坚知道这件事情后，愤怒到了极点。他没敢把这火向独孤氏发，而是骑马出了宫，漫无目的的狂奔了十几千米。杨坚在荒僻的山谷中一直呆到将近后半夜才回宫。
独孤氏觉得自己这次做得过分了，毕竟吵架都是在气头上，气消了就只剩下担心了。独孤氏盼着杨坚回来，杨坚一回来，独孤氏喜极而泣。在大臣高颖、杨素的劝解调停下，这件事终于过去了。
仁寿二年（公元602年）八月，给杨坚当了36年妻子的独孤氏病死了，这下杨坚就没人监督了，于是便开始纵情声色，可身体却透支的厉害。就在他生命垂危之际，杨坚又想起了独孤氏的好，对左右说：要是皇后还管着我点，我也不至于落到如此地步！就在独孤氏死后两年，隋文帝也追随她而去了。
第六节 隋炀帝争皇位的手段
隋炀帝杨广能爬到皇帝宝座上，绝非运气，而是苦苦地下过一番功夫，那种暗中咬牙的韬养手段的确是千古少有。
隋朝的历史典籍里储存了杨广为杨坚特制的“迷魂汤”，儿子冒充傻瓜、模仿父亲，你喜欢什么，我做什么；你反感什么，我远离什么，他一辈子的赌注都押在了“装孙子”的策略上。作为开国皇帝的杨坚，英雄一世，洞若观火，可惜，肉眼凡胎的英雄毕竟受不了投其所好、几十年如一日的恭维，在喝完杨广献上的迷魂汤后，杨坚最起码的判断能力彻底丧失了。
隋炀帝滴水不漏、持之以恒的韬养策略，是英雄想象不到、谋臣预防不了、同侪模仿不来的。《资治通鉴·隋记》中，杨广与哥哥杨勇掰腕子，杨广又同杨坚唱对手戏，这些情节罕见而精彩。杨勇不是在争宠，倒像故意和父亲斗气，杨坚讨厌什么，他就干什么；本来好好的太子当着，折腾了几个回合，手头儿的政治资本赔了个一干二净。
杨勇天性好色，家里有很多漂亮姑娘，他天天喝酒行令，花天酒地，这正是隋文帝最讨厌的。杨广狡猾，知道怎样韬光养晦，逢场作戏。他不但故意使用简陋古拙的日常用品，还布衣素食，不近声色犬马，给人艰苦朴素的印象。连皇后都称赞杨广是个非常贤德的好孩子，这样的好孩子，皇帝能不喜欢吗？
在声色方面，杨勇放纵，气死了自己的小妾，不听下属的劝谏，落了个“进淫声，秽视听”的臭名；杨广则收敛，老老实实地守着一个妻子，甚至拿丑女人、破幔帐装点门面。杨广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家的乐器能落满积尘，堪称是一流的表演艺术家。在待人接物方面，兄弟俩的悬殊就更大了。杨勇牛气，一副“我是太子，我怕谁”的嘴脸；杨广和气，没有不拜的庙，没有不烧的香，即使奴仆随从也不得罪。他伪装本性的手段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杨广曾流着忠厚的眼泪向独孤皇后说太子要加害自己的坏话，枕边风一吹，杨坚也嫉恨上了；再掺和上原来的宿见，他终于对杨勇下了虎毒食子的决心，在与宠臣杨素谈话时，杨坚明确表示：“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敌；今欲废之以安天下！”杨勇终于成了斗败的鹌鹑，他也开始模仿杨广，做艰苦朴素的姿态。显然，已是亡羊补牢。和老谋深算的杨广相比，杨勇是政治上的弱智。隋文帝罢黜太子便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最后，英雄一世的杨坚还是没有逃过自己布下的权力棋局，当他忽然成为事后诸葛亮的时候，厄运已经在床塌一侧守候多时了。在杨坚奄奄一息之时，好色的杨广开始肆无忌惮地调戏父亲的小妾。乃至，亲爹还没晏驾，儿子就迫不及待地与陈夫人同床共枕了。
绝望的老皇帝行将就木，毫无办法，他只能躺在床上诅咒杨广是“畜生”，埋怨死去的老婆误国，妄想被废的太子救驾……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苦心经营多年的杨广羽翼丰满，其父已经被他彻底架空了。
《资治通鉴·隋记》中，隋文帝的结局被20多个字的短句子一笔带过：“右庶子张衡入寝殿侍疾，尽遣后宫出就别室；俄而上崩。”
第七节 杨广破灭的政治理想
杨广有宏大的政治理想。在他之前的所有成就霸业的帝王当中，其父杨坚还算不上是他的政治偶像，甚至秦始皇和汉武帝也不是他的政治偶像。他的目标是超越他们。如果不能绝后，那起码要做到空前。这是隋炀帝杨广的人生信条。
在杨广即位三个月时，庞大的政绩工程就轰轰烈烈地开工了。他发布命令，征召几十万民工在洛阳以北修建一条千里长的防线，来阻止突厥骑兵对都城洛阳的攻击。紧接着，杨广又征召几百万民工开始营造洛阳。与此同时，京杭大运河也开工了，又是多达百万的民工从全国各地被征发出来……
这个国家的劳力几乎都投入到政绩工程中去了，谁来种粮食呢？没有粮食，那可要天下大乱了。但杨广却不管不顾。
实际上，杨广的政绩工程既不是做给他自己看的，也不是做给天下苍生看的，而是做给历史看的。因为当时天下不太平。国家统一才12年，却已经发生了四次重大的叛乱，其中的两次还是他亲自带兵去镇压的。最近一次是他弟弟杨谅在山东的反叛，理由是反对杨广登基，为大哥杨勇鸣不平。杨谅叛乱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却给帝国造成了重大损失。所以杨广决定将帝国的中心从长安迁到洛阳。洛阳居天下之中，离江南和山东都相对近一点。迁都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但为了大隋江山的千秋万代，他只能这样做。
开凿大运河也是一样，杨广希望大隋帝国的南方和北方要从对抗走向携手，要增进了解、互通有无，因此必须要有一个通道来作为载体。但通道不会从天而降，必须人工开凿，所以大运河工程也只能尽快上马。
在杨广看来，这些工程都是十万火急要上马的，所以他也只能将它们一齐上马了。对于大隋帝国的劳动力现状，杨广心中还是有数的。大业五年（公元609年），该年度全国人口总计4603万人。杨广估计他最多动用其中的三分之一劳力，应该在帝国的可承受范围内。
几大工程进展神速。周长近30千米的新都洛阳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就初具规模，并在大业五年圆满建成。大运河工程通济段也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完工了。
但杨广不知道的是：大运河工程在著名酷吏麻叔谋的监督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360万民工竟然死了250万。他们大多是被打死的或者被累死、饿死的。他们死后，和大运河挖出来的石块、泥土一起，被堆积在这条著名运河的两岸。同样地，新都洛阳的地底下也埋藏着无数屈死民工的尸体。
死人的事经常发生。因为工程实在太多，工期又实在太紧，而杨广又不理会民工们的哭泣与呐喊。于是矛盾和冲突便在这个帝国的底层隐秘地存在着。它们在地底下等待着一个突破口，而这个突破口则落在了杨广攻打高句丽之时。
高句丽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一直以来，隋朝都是以宗主国的身份来对待高句丽的。但是高句丽并不服气。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高句丽王高元竟然向大隋发起了进攻，高元很快就兵败辽西。
隋文帝愤怒了，他很快就发起了反击。30万隋军分水、陆两路同时进发，准备把高句丽打个彻底地心悦诚服。隋朝30万大军在水、陆两路同时遭遇了极其恶劣的天气，隋军惨败而归，死伤人数竟达十之八九！好在高元服软了，他派人送来了谢罪表，自称“辽东粪土臣元”。隋文帝大度地表示，不再追究高元的过错了，两国重新恢复宗主国和宗属国的关系。
六年后，隋文帝带着他的文治武功与世长辞。但是，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在高句丽，高句丽王高元遭遇了信任危机。因为他当年派人送谢罪表时自称“辽东粪土臣元”的称谓在数年后，依然让高句丽人感到羞辱。高句丽人希望高元硬起来！趁着隋炀帝刚上台忙得手忙脚乱之时正大光明地强硬起来，全面解除两国间宗主国和宗属国的关系，开创两国平等外交的新局面。在高句丽人目光的注视下，高元强硬了起来。
隋炀帝决定用战争来教训一下高句丽，教训一下高元。
隋炀帝下令，要把大运河从洛阳一直开通到涿郡（今北京）去，以便运送军粮。同时，隋炀帝还下令在东莱海口建造战舰。由于工期太紧，很多民工只能日夜站在水里不停地劳作，以至于腰部以下都长满了蛆。更有民工为了逃避这些劳役，竟自断手足，或逃到深山老林里开荒种地。但隋炀帝视而不见，他的眼里只有战争。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正月初一，一支200万人的大部队从北京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这支队伍每天出发一支，一共发了整整一个月，才把队伍的出发仪式进行完毕。队伍全长700千米，士兵们喊着响亮的口号，伴随着军乐队的锣鼓声向高句丽进发。
隋炀帝还请了各国的驻华使节、武官随军观战，并向他们公布隋军的番号及进军计划，同时一一介绍隋军各部专职的受降官。隋炀帝的所作所为惊得这些使节和武官说不出话来。
但这场不对等的战争充满了诡异的气氛。这次战争的结果是隋炀帝未能猜的——高句丽军竟然打败了号称有200万人的大隋军。发生在辽河岸边的那场战斗，35万隋军遭到了高句丽军的四面包抄，最后慌里慌张逃回辽西时竟只剩下2700人。
隋帝国看上去史无前例地强大，可人心却已然史无前例地涣散。没有人再愿意为不得人心的隋炀帝去送命了。隋炀帝也隐隐感觉到了这一点，但他必须要赢回来。他不仅是要为自己赢回脸面，也是为他的父亲及杨氏家族赢回脸面。在这一点上，隋炀帝觉得没有半点退让的余地。因此，仅仅半个月之后，隋炀帝就悍然宣布：明年要再征高句丽，不打败高句丽人，决不罢休！
当然隋炀帝也明白：民力毕竟有穷时，二征高句丽应该是毕其功于一役。此役之后，他要宣布，大隋将从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不再劳民伤财了。但接下来的情况却很不妙，王薄在山东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抵制隋炀帝的二征高句丽政策。与此同时，窦建德和翟让起兵响应。
此时，大隋帝国已经发生了20多起叛乱事件了。一些大臣开始对隋帝国的前途表示担忧，希望隋炀帝爱惜民力，暂缓征讨高句丽。但隋炀帝态度坚决，一心想征高句丽。大臣们几次三番地求见隋炀帝，盼望他改变主意，但他却避而不见。
在这场战争中，杨广打算先命辽东攻城部队将100多万个布袋装满土后堆成了与城齐平的大道，然后百万大军准备沿着大道冲进城去，活捉了高句丽王高元。杨广以他匪夷所思的攻城战术迅速地将高句丽军坚固的城墙夷为平地。
但就在攻城即将进行之时，一个来自国内的消息将他从云霄打到了地底下：贵族将军杨玄感趁他东征之机发动兵变，数万叛军直逼东都洛阳。
杨玄感是开国重臣杨素的儿子，成年后依恩荫之法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封楚国公。
因为隋炀帝觉得杨素家的势力过大，而杨素也越来越倚老卖老。隋炀帝决定想个办法让杨素懂得收敛。还没等隋炀帝想出办法来，杨素就去世了，这让隋炀帝很不解恨。于是就在杨素去世后不久，隋炀帝在一个半公开场合愤愤地骂道：杨素即使不死，必有一日全家将被诛灭！
话传到重孝在身的杨玄感耳朵里后，这让他感到格外心寒。杨玄感原本没有谋反之心，只是隋炀帝说的这句威胁性很强的话让他觉察到：反了，可能有救；不反，则只有死路一条。
于是，在跟随隋炀帝讨伐吐谷浑时，杨玄感想制造混乱然后偷袭隋炀帝的行宫，一举刺死隋炀帝，回京后他再领头拥立隋文帝的第三子杨俊的儿子秦王杨浩为新帝。但是，杨玄感的计谋没有得逞。因为他的叔父杨慎制止了他。杨玄感觉决定沉下心来等待下一次机会。
隋炀帝二征高句丽时，杨玄感的叔父告诉他：时机成熟了，可以有所作为了。
当时，杨玄感是隋军的运输大队长，在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负责督运粮草，以支援东征的隋军。战争期间，粮草决定一切。杨玄感借口漕运的水路已被农民军切断，拒绝将粮船发往高句丽。此时的隋炀帝还蒙在鼓里，他只是催促杨玄感早日扫清障碍，将粮船发往高句丽。但是隋炀帝是注定等不到粮草了，因为杨玄感起兵攻打洛阳去了。
杨玄感在洛阳城外，无数的百姓从四面八方奔向他，一时间拥护杨玄感的人竟达十万。面对劳苦大众，杨玄感慷慨激昂：“我身为上柱国，家累巨万金，至于富贵，无所求也。今者不顾破家灭族者，但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元之命耳。”这样的话语在当时是最具煽动力的，百姓们投奔杨玄感的积极性更高了。几乎每天都有几千人从全国各地跑来投奔他。
当二征高句丽的胜利近在眼前之时，历史却不给杨坚这个机会了——杨玄感兵变让他下了回师令。
当杨坚率领百万大军赶回洛阳时，杨玄感的部队已经把卫玄的部队打败了好几次。卫玄是大隋的刑部尚书，在杨玄感围攻洛阳时，他带领几万人从关中驰援，但他很快就败下阵来。但当杨玄感面对大隋的百万大军时，他受到了前后夹击，最终兵败了。他死在了他的弟弟杨积善手下。
杨玄感的兵变被打压下去之后，隋炀帝每天都能接到各个郡报上来的农民起事或者部队兵变的消息。刚开始他还下旨要求打压，但到最后他发现这不是个办法。隋炀帝认为必须要有一场重大的胜利来重新凝聚民心，来强化他统治的权威。隋炀帝把目光又瞄向了高句丽，他要三征高句丽。
隋炀帝的雄心壮志又一次遭到了大臣们的质疑，隋炀帝在一片质疑声中带着隋王朝最后的兵力出发了。
高元做梦也想不到隋炀帝还会卷土重来，他决定把隋炀帝想要的胜利给他。事实上，高句丽也实在是支撑不住了。前两次战争已经拖垮了这个国家的国力。在当前形势下，只有投降才能暂时保住这个国家。隋炀帝终于凯旋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让他瞠目结舌：隋炀帝在洛阳摆开架式要召高句丽王高元入朝，高元却没去。高句丽王高元的所作所为更像是一次有目的、有预谋的诈降。
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八月，隋炀帝的部队又出发了，这一回他的目标是塞北。结果他和他的部队被突厥骑兵包围在山西雁门。隋炀帝最终有惊无险地回到了洛阳。
在大业十一年雁门之围前，杨广天天上朝，夜以继日地处理政务；雁门之围后，杨广就懒得上朝了，政务是能拖就拖。昔日滴酒不沾的隋炀帝突然狂热地爱上了各地出产的名酒。不仅如此，隋炀帝还狂热地喜欢上了美女。杨广最后一次举全国之力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奇丽无比的温柔乡，地点就在今天的江苏常熟。这个有着16座离宫的宫苑在几年之后成了杨广的葬身之地。
公元618年的一天，宇文化带领禁卫军哗变，要砍死隋炀帝。自觉大势已去的隋炀帝厉声断喝：“天子自有死法，何得加以锋刃！拿鸩酒给我！”隋炀帝在面临国破家亡的情况下，他最后的努力竟是求得一个有“面子”的死法。
一个短暂的王朝就此拉下了帷幕。一个曾经有着万丈雄心却又操之过急的帝王再也不可能有所作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