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朱元璋的传说
朱元璋靠自己的努力，成为赤手空拳打天下的最成功的榜样。他以自己的成功向所有人再次演绎了历史的辩证法：“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关于朱元璋的出生，各种版本的神话传说已经让人目不暇接。自然而然地，关于朱家为什么会生出这样一个贵人来，又有下面的传说。
传说泗州有一个杨家墩，墩下有土窝。有一天，朱元璋的祖父在农作之余，躺在里面休息。这时，有两个道士经过这里，其中一个师傅指着朱元璋的祖父卧的地方说：“如果一个人死后埋葬在这里，他的后代就会出天子。”这个道士的徒弟问道：“为什么呢？”那道士回答说：“此地气暖。不信你拿枯枝栽种在这里，十天之内一定会长出树叶来。”
这时，朱元璋的祖父突然从土窝里站起来，道士看见他很惊讶，于是问道：“刚才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朱元璋的祖父假装耳聋，又是摆手，又是摇头，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于是，道士在那里插了一段枯枝就离开了。朱元璋的祖父把道士的话记在心里，一天天地等候着枯枝生叶。十天过去了，那枯枝果然长出叶来。但是朱元璋的祖父很有心计，他不愿让别人知道这里是块风水宝地，于是就把长出树叶的枯枝拔去，又另外插了一段枯枝。
又过了十天之后，两个道士再次来到土窝处，徒弟发现了插在地上的枯枝，诧异地问道：“为什么不生树叶呀？”师傅指着朱元璋的祖父说：“一定是被这个人拔去了。”朱元璋的祖父看见瞒不住，就承认了。道士说：“你有福，死后应当埋葬于此，你家将会出天子。”因此，朱元璋的祖父死后就被埋葬在那里。朱元璋的祖父下葬时，让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扒开的土自己壅起，成为坟堆。
根据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朱元璋小时候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不过，一些关于他的传说也太神了。
朱家在朱元璋出生后十年，又迁到了钟离的西乡，后又迁到太平乡县孤庄村。关于朱元璋少年时的事情，也有一些逸闻：
朱元璋小时候跟许多穷人家的孩子一样，靠替人放牛过活。有一次，嘴实在太馋了，就把东家的牛犊杀了，然后大家一起把小牛煮熟吃了。吃完以后朱元璋想了个办法：他把吃剩下的牛尾巴插进地里，骗东家说：“地开裂了，小牛陷进去了！”东家跑过去拽住牛尾巴，结果牛尾巴真的往地里钻，东家见状，无可奈何地相信了朱元璋的话，没让他赔偿牛犊。
朱元璋和放牛的小伙伴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玩拜皇帝的游戏。他们拿车辐板做皇冠，拿破的木板做笏，拿篮子做龙椅。然后，大家轮流做“皇帝”，坐上“龙椅”的人接受其他人的“朝拜”。奇怪的是，当其他人坐上篮子的时候，都坐不稳，没几下就摔下来了，而朱元璋坐上去的时候却稳稳当当的。大家见状，就服了朱元璋，就一起拿着“笏”参拜他。从此以后，朱元璋在放牛娃中俨然成了小首领。
虽然这些传说不免有附会或神化的地方，但还是可以看出朱元璋小时候要比一般孩子聪明、顽皮。
朱元璋作为一个封建皇帝，难能可贵的是他并不想掩饰自己卑微的身世，他在《御制皇陵碑》中坦白了自己的身世，这也是他留给子孙最宝贵的财富。尽管朱元璋的子孙中出了很多不肖之人，明朝国祚还是延续了277年。
第二节 朱元璋长相之谜
朱元璋流传在世的画像版本众多，他的画像主要集中于两类：一丑一俊。到底哪种版本才是朱元璋的真实面貌？这也是一个历史谜团。
民间有一个流传极广的朱元璋画像的故事：朱元璋称帝后遍召丹青高手给自己画像。第一个进宫的画师十分认真，把像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和真人一样。朱元璋看到自己丑陋的形象，顿时大怒，就把画师推出去斩了。
第二个画师吸取了教训，把朱元璋画成了美男，一表人才，五官端正，相貌堂堂。朱元璋一看这画的不像自己，明明是在欺骗他，自然画师难逃一死。
第三个画师揣摩出了朱元璋的心思，他追求“神似”：脸型描摹得与真人差不多，其他部位跟着感觉走，处理得模棱两可。结果朱元璋看到自己满脸仁慈、一副帝王之相后，不禁龙颜大悦。这个画师受到了朱元璋的获赏，被放回了家。
这段“民间故事”的真伪无法考证。但里面透露出了一个信息：朱元璋的相貌确实异于常人，可能是不合比例，五官失调。这个传说也说明一个问题：朱元璋对自己的画像要求极其严格，绝不允许不满意的作品流出宫廷。
既然如此，民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版本流传下来？
有一种原因是朱元璋杀人如麻，除了残害忠良，还得罪了不少文人，文人怀恨在心而借此泄恨，于是根据传说中的描述，故意夸张其面部缺点，丑化朱元璋，把本来相貌就一般的皇帝画得更加糟糕了。
但这理由并不充分，因为朱元璋是汉人，是他赶走了掘陵盗墓、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的蒙古人，推翻了给民间带来无尽痛苦的元朝，至少老百姓应该很尊敬他，怎么可能允许这种丑化大救星式领导人的画像流传下来！再者说，明朝的典章很严厉，当年到朱元璋孝陵前割猪草都可能被逮起来的，如果把这种画放在家里，那该是什么罪？
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后人，特别是清人所为。
自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南京）称帝，到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城，明思宗朱由检在煤山被逼自缢，历277年的大明王朝结束，清王朝开始了。
1644年，清世祖福临赶走李自成迁都北京后，清朝在好几个时期或轻或重，有步骤地开始“篡改运动”。为了统治的需要，甚至连《明太祖实录》这些书都安排文人“修饰”，从文字上丑化前朝，歌颂大清。
可以想见，在这种背景下，本来民间就传说相貌怪异丑陋的朱元璋，就很难逃脱被“恶搞”的结局了。
从目前来看，除了一两幅朱元璋的画像外，绝大部分版本都是明亡以后民间所绘，有的版本极不严谨，如把朱元璋的皇冠绘成了秦汉制式，显然是一幅搞笑画作。
还有将朱元璋的下巴画得大如馒头的画像，从生理角度上讲，这是不可能的，除非得了怪病。如果这种长着奇怪下巴的画像真是明朝时所作，那只有一种解释：当时确实把朱元璋的奇异相貌当成帝王奇相来理解了；或是朝廷有意授权画师，通过障眼法来愚弄臣民。
从历史上看，在出生、相貌上故弄玄虚，也确是帝王美化自己的一个常用小把戏。
民间一直认为，朱元璋患过天花而不死，留下了一副麻脸，加上他的下巴可能稍长，额骨稍凸，时人可能觉得太丑了，御用文人则正好附会说这是帝王奇相。
朱元璋到底长得怎么样，现在谁也说不清，成为了一个历史之谜。
第三节 朱元璋不认朱熹为宗的隐情
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祖先观念十分浓厚，历史上很多血统并不高贵的皇帝在登上皇位之后，往往要请一个身世显赫的古人作为自己的祖宗，如唐高祖将祖先推到了春秋时代的老子李耳身上。唯独贫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没有隐瞒自己的出身。
据历史记载，朱元璋登基后，有大臣建议将南宋大儒朱熹作为他的祖先，而且朱熹和朱元璋的出生地都为徽州人。但是却遭到朱元璋的拒绝。
朱元璋不愿意给自己找一个显赫的家族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
一是朱元璋的性格所致。朱元璋是一个性情中人，他记恩情，特别是在皇后马氏和太子身上可以看出。朱元璋在发迹的时候，曾遭到郭子兴的怀疑，并把朱元璋关了禁闭。对此，他的结发妻子马氏想到丈夫饿着肚子，就偷偷地从厨房拿些热饼藏在怀中送给朱元璋吃。当他把热饼拿给朱元璋时，胸前的皮都烫烂了。朱元璋对此很感动，以致后来当上皇帝之后，立马氏为皇后，一直没有更换，即使马氏逝世后，也没有重新立皇后。同时，朱元璋立大儿子为太子，太子死后将皇位传给长孙也是一个例子。
二是朱元璋从小没有恶行，没有必要隐瞒其中的真相。朱元璋在小时候当了和尚的行童，干的是清静无为的事情，没有作恶多端的事迹，因此就不会忌讳自己贫困的家本。
三是为了统治的需要。朱元璋非常讲究法制，他重典治国，用法制的猛药来治理那些不听话的人。《大明律》和《大浩》是朱元璋治国的“宪法”，他明确告诉人们，要忠于朝廷，不能有二心。朱元璋从自家身世的态度上告诉大臣和天下人，要实事求是，不能欺瞒皇帝任何事情。
第四节 朱元璋为何羞辱大儒
在中国古代，在自尊方面比较敏感的文人，哪怕直接面对高高在上的君王，自认为该争的也要争个至死方休。发生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是他们倔强地认为，“治统”在皇帝那里，但“道统”却在自己手里。
宋濂是公认的大儒，又是明王朝的开国功臣，明代的典章制度都是经由宋濂之手建立的。朱元璋找人给自己的儿子当老师，首选仍然是宋濂。但实际上朱元璋并不尊敬宋濂。宋濂在胡惟庸谋反案中，如果不是马皇后力保，就差点受牵连被杀。
《明史》中记载，朱元璋召见一个叫桂彦良的儒生，当面夸奖他说：“江南大儒，惟卿一人”，桂彦良颇有自知之明，加上他也不懂朱元璋的心思，连忙答道：“臣不如宋濂、刘基。”这时候，朱元璋说了句掏心窝的话：“这两个人哪配称大儒啊？”
这段话表面抬举桂彦良，实际上是打击宋濂和刘基这两个公认的大儒，否定其道统传承者的资格。
朱元璋不仅要从精神上羞辱自认为是道统传承者的知识分子，而且还要仰仗强大的国家机器，胁迫以道统自命的人在他所代表的“治统”面前低下头来，诚惶诚恐。在他坐上皇位不久，就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即逼迫病中的“衍圣公”到南京来朝见他。
“衍圣公”是一个封爵名，它是孔子嫡派后裔的世袭封号，各朝皆置。被朝廷封为“衍圣公”的人，即成为孔氏全家族的大宗主。很少有一个新成立的政权会逼他去朝见的，帝王登基后去孔庙祭拜倒是屡见不鲜。
《明史》记载，洪武元年（1368年）三月，徐达攻占了山东济宁，这个时候虽然战事远未完全结束，但新皇帝既已登基，大势已定，衍圣公孔克坚不想让新政权对自己有不好的印象，赶忙派遣儿子孔希学去拜会徐达。徐达将孔希学送到南京，孔希学上奏，解释父亲因病不能前来朝贺新主，朱元璋很不高兴，给衍圣公下了一道“手谕”，其中明确要挟对方“称疾则不可”。圣人的后裔当然体会得到“不可”这二字的力量，孔克坚急忙日夜兼程到南京朝见朱元璋。事实证明孔克坚并没有说谎，洪武三年（1370年）春，他再次以疾告归，结果在途中就病死了。
一直号称以孔子思想为道统的古代，朱元璋逼迫病中的衍圣公来向他朝贺，是对斯文的严重侮辱。朱元璋这么做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圣人后裔对他所建立的新政权的表态，他用一种公开的粗鲁方式羞辱一切代表旧道统的符号，就是要让天下读书人知道，遵循旧传统是不行的了。
第五节 朱元璋为何删《孟子》
明朝开国之初，人才奇缺，朱元璋在登位的次年，即洪武二年（1369年）诏全国府、州、县兴办学校，几年下来，颇见成效。即使是穷乡僻壤之地，也都有儿童入学，为唐宋以来所未有。朱元璋很重视教育工作，他多次申令全国的士子非四书、五经之书不读，孔孟之书又必须以朱熹之注为准。
朱元璋夺取天下后，十分注重学习，在圣贤书中寻求治国之道。当他翻至《孟子》卷四《离娄章》时，龙颜大怒。因为这一章里记载了孟子时常从平民的角度告诫国君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在朱元璋看来，这有伤国君的尊严。特别是孟子的言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更是让朱元璋怒不可遏。
朱元璋诏告天下，说孟子的不少言论不是作为臣子应该说的话，居然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不得配享（旧时中国的文庙多以颜渊、曾参、于思、孟轲配祀孔子，其中颜渊、子思居孔子的右边，曾参、孟轲居孔子的左边，统称四配）。并不准人们劝谏，否则以“大不敬”罪论处，乱箭射死。
孟子认为，要为民所想，不要把人民厌恶的东西强加给他们。孟子把“以德服人”的政治称之为“仁政”、“王道”，把“以力服人”称之为“霸道”、“暴君”。天子若“以德服人”，就是“仁者”，而仁者则是无敌的。孟子民本的思想，怎么能被正欲通过强权建立朱家千秋大业的朱元璋所容？所以厄运降落到孟子身上是必然的。
但也有不怕死的读书人，一个叫钱唐的士子还是毅然上疏，反对皇帝把孟子打入冷宫，他说：“臣为孟轲而死，死有余荣。”说罢，让人抬着事先准备好的棺材，袒着胸，抱着必死的决心向皇城奉天殿方向走去。
钱唐进入奉天后，朱元璋果然命御林军卫士引满弓，等着他的到来。见到钱唐视死如归的样子，朱元璋更加恼恨，便真的让卫士连射了好几箭。钱唐的左臂、右肩、胸部都中了箭，被射倒在朝堂上，但他仍然挣扎着向皇帝座前爬去。
朱元璋看钱唐情辞剀切，不禁为之感动，他不仅没有因此而治钱唐的罪，还命令太医仔细为钱唐治疗箭伤。再加上朱元璋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的第二天，就有主管天文的官员奏报说文星黯淡无光，朱元璋心生疑虑，认为是上天在示警。不久，朱元璋又下了一道谕旨，极不情愿地把孟子的牌位又请了回去，恢复了孟子在文庙中的一切待遇。
对多有“非臣子言”的孟子，朱元璋终究耿耿于怀，于是命令臣下“删孟”，并且他自己也亲自上阵，将上述那些光彩夺目的名言尽皆删去，共砍掉孟子原文85条，只剩下170多条，编就了一本《孟子节文》。又专门规定，科举考试不得以被删的条文命题。
朱元璋未曾料及的是，他的这本《孟子节文》并没有长久流传下去，甚至到他的儿孙当皇帝后，也不怎么强力提倡了。后来，也就渐渐湮没无闻了。
第六节 朱元璋改革科举制度
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产生于隋朝，它此后就成为历代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重要渠道。每个举行科举考试的朝代都是在自己国家的全部疆域内举行公开、公正的考试，凭借考生的成绩高低来选拔人才。这“公开”、“公平”、“公正”应该是科举考试的精神内涵，但朱元璋曾经做过违背这一考试规则的事。
朱元璋刚即位时，为了安抚多年战乱下不安定的民心，于洪武三年（1370年）正式建立科举制度，规定以八股文取士，专取四书五经命题考试。几年后，朱元璋又颁布了明确的科举考试章程，规定了考官人数和评定举子成绩的标准。每隔三年举行最高等级的科举考试，然后根据考生的文章评出成绩，逐一颁给学位，这种做法符合公平原则。但是在洪武三十年的科举考试中，朱元璋却一反常态搞了一个区分南北榜的考试，不以成绩为取士标准，而改以地区为取士的标准。
朱元璋为什么要破坏科举考试的公平原则呢？
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这次会试本来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在发榜的那天却发生了骚乱。三月五日是三年一次“会试”放榜的日子。这一天，黄榜一开，人群大哗。原来上榜的所有举子都是南方人，居然连一个北方人都没有，这在历次的考试中是非常罕见的。在当时明王朝的都城——南京城里，落选的北方举子们成群结队地涌向负责科举考试的吏部衙门，要求吏部的官员对考试的结果作出解释。他们认为这次考试的主考官也是南方人，所以在考试成绩上弄虚作假，故意偏袒南方举子。
这一下，南京城里顿时乱作一团，街头巷尾贴满了指责考官偏袒同乡、必有隐情的传单；南方人和北方人即使素不相识，见了面后也好像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城里时常出现因此打架斗殴的情况。负责维持京师治安的军队迅速开进城里，想方设法平息这场骚乱。他们虽然可以用武力制止暴力行为，却不能改变南方人和北方人之间的对立情绪，反而还加剧了这种情绪。
突然发生的考场骚乱竟发展成了南北对抗的政治运动，朱元璋得知消息后，马上派人前去安抚那些闹事的北方举子，向他们保证说皇帝正在调查此事，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情绪激动的北方举子们这才慢慢散去。然后，朱元璋就找来主考官刘三吾了解情况。
原来，刘三吾并没有在试卷上做手脚，南方举子的考试成绩确实都比北方举子的成绩好。朱元璋也知道刘三吾一向刚正，不会因私枉法，他相信刘三吾对考生成绩的判断。但是为了平息北方士子的愤怒情绪，朱元璋要求刘三吾从北方的举子中挑选出几个一并上榜。不料刘三吾拒绝更改考试成绩，不让成绩较差的北方士子上榜。朱元璋大发雷霆，认为刘三吾实在不通时务，将刘三吾赶出了宫城，还把其他几位考官都撤了职。北方举子听到这个消息后都大声欢呼，要求皇帝为他们主持公道。会试复审于是成了人人关注的头等大事。
四月十三日，朱元璋亲临奉天殿，听取复审结果，六部九卿官员与原主考人一起进宫听旨。主持复审的翰林院侍讲张信当众评点几位北方举子的试卷。张信先说这些试卷的可取之处，然后话锋一转，说北方试卷确实不如南方卷，考官绝无偏袒之事……朱元璋闻言顿时勃然大怒，他指责官员们互相包庇，是有意将水平不高的卷子送交皇帝审阅以蒙蔽皇帝。他宣布，以前的结果一概无效，自己将亲自复审。
结果这些主考官被缉拿下狱，严加拷问，他们的家人也受到了酷刑。这些本来无辜的官员们最后定罪时竟然是被指称与十几年前的胡惟庸案、蓝玉案有牵连，全部被处以死刑。
五月初，朝廷宣布复审结果，新入选的61名举子全部是北方人，没有一个南方的举子。这与上次放榜名单截然相反的结果，是朱元璋为了平息北方人的不满情绪，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次事件史称“南北榜”。从此以后，为了避免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朱元璋立下规矩，以后的科举考试，南北分卷，南卷取六成，北卷取四成，以求通过这种方法来使南北士子入仕的官员人数大致相同。因此，后来的科举考试并不单以成绩取人了，而且加入了地区的因素，并且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制度。
这次“南北榜”事件，表面上看是朱元璋亲手制造的一起冤假错案，许多正直无辜的官员惨死在专制皇权之下，朱元璋应该是个残暴的昏君了。但是，综观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从大局出发，朱元璋此举是用心良苦的。
朱元璋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维持国家政局的安定，二是为了笼络北方士人之心。朱元璋不以成绩取士，绝不是简单的科举制度的改革，而是血淋淋的政治斗争的需要。
第七节 朱元璋反腐的特殊政策
在历代帝王中，朱元璋是对贪污腐败最深恶痛绝的一个。他采取了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措施来惩贪，在他眼里，连官员多用一张信纸都算贪污。官员犯了别的错误尚可饶恕，唯有贪污，绝不放过。
在反贪运动的开始，他规定凡贪污六十两银子的，就剥皮楦草，摆在衙门前示众。他后来公布的政策更为极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
对贪官，朱元璋宁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他规定，凡有贪污案件，都要层层追查，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将贪污分子一网打尽为止。
他这样做固然可以使贪吏无所遁形，但也易生流弊，往往累及无辜。从洪武四年（1371年）到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数次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如洪武四年甄别天下官吏、洪武八年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声势都极浩大。其中，尤以“空印案”与“郭桓案”的规模最大，两案连坐被冤杀的达七八万人。
由于过分诛戮，两浙、江西、两广和福建的行政官吏，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洪武十九年（1386年）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期届满的，往往未及终考便遭到贬黜或杀头。
虽然惩贪措施如此严厉，腐败却从来没有绝迹。大的腐败消失了，小的腐败却仍然层出不穷。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朱元璋的低薪制。明代的官俸最薄，一个县令月收入不过五两银子，这五两银子不但要负担县令本人及家庭的生活支出，还要支付师爷们的工资。如果不贪污，官员们根本活不下去。
对于官员如此不怕死，甘蹈法网，朱元璋在震惊之余，把原因归结于前朝不良思想的污染。他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次强制性的深入的全民思想教育活动，为此他亲自制作了《大诰》，作为这次运动的学习材料。
所谓《大诰》，就是一本案例汇编。朱元璋把他惩办的大案要案编成一册，夹杂以大量的说教。因为以威胁恐吓官吏百姓为目的，所以他选取的都是血腥残忍的案例。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下令要让每户拥有一本大诰。整个洪武年间，《大诰》三编共印行数千万本。明王朝从城市到乡村，每家每户的正堂上都供着一套《大诰》。
为了彻底消灭腐败现象，建设一支清廉的官员队伍，朱元璋号召底层民众起来造官僚阶级的反。
一开始，朱元璋赋予百姓的是监督权。朱元璋告诉百姓，他们可以直接向他举报官员们的违法行为。并且许诺，他会根据普通民众的意见来奖励和惩罚官员。洪武十九年（1386年），他的政策又大幅度地前进了一步，他宣称，任何一个人在他的帝国之内都可以冲进官府，捉拿他所不满意的官员，当官的如果敢阻挡，则全家族诛。
赋予百姓不经任何法律程序，直接纠拿官吏的权力，这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在动员加恐吓之下，朱元璋兴起的捉贪运动终于在各地兴起了。在通往南京的路上，经常出现一群衣衫褴褛的百姓押解着贪官污吏行走的情景。也有贪官逃回家里，被亲戚捉住而送到京师的。
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皇帝与百姓密切配合，严厉打击贪污腐化。那个时候，几乎无日不杀人。传说当时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时必与妻子诀别，到晚上平安回家后便举家庆贺，庆幸又活过了一天。
原本天下最热爱做官的读书人，此时也视仕途为畏途。有的家里有好学之子，怕被郡县知道后弄去当官，反而叫他们休学种地。有的为了避免被强征出仕，以致自残肢体。连不少受过朱元璋多次表彰的清官，也因为牵连到“空印案”之类的大冤案中而送了命。
虽然惩贪力度如此大，朱元璋所期望的清廉政治状况最终却没有出现。朱元璋晚年，曾经对自己的暴力惩贪有过困惑和动摇。然而，他始终认为自己亲手写订的《大诰》是一部“宝书”，不忍舍弃。在临死前一年，朱元璋命人将《大诰》内的精要条目挑出来并附在《大明律》内。他希望子孙后代依据《大明律》与《大诰》拟罪。
然而，就在朱元璋去世两个月后，建文帝就在《即位诏》中宣布废除《大诰》。从朱元璋死后直到明亡，《大诰》再也没有发挥过实际作用。到明代中叶，《大诰》已经鲜为人知。曾经发行数千万册的《大诰》，到明末时在民间几乎一本也没有了。这也许是朱元璋从来没有想到的。
更让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是，在他死后，腐败又迅速发展起来，并且愈演愈烈。到了明代中后期，腐败现象向政治肌体的一切环节蔓延扩散，并最终吞没了整个王朝。大明最终以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王朝之一被列入史书。
第八节 朱元璋为何不毁孙权墓
南京，是中国长江流域的第一古都。三国时期的东吴大帝孙权第一个把自己的都城建在了南京。
孙权死于神凤元年（公元252年）四月，时年71岁。孙权死后，葬在了城东的钟山附近，即今紫金山。孙权墓就在今天中山陵园内的梅花山，即明太祖朱元璋孝陵的正南方。
在一个历史时期内，孙权墓一直被称为西陵或蒋陵，而很少被称为孙陵。原来钟山（紫金山）在过去曾叫蒋山，汉末时秣陵尉蒋子文追盗贼时死在了这里，孙权为他立庙，封“蒋侯”。孙权因避讳祖父孙钟的“钟”字，于是改钟山为蒋山。孙权墓也因山名而被后人称为“蒋陵”。
到了明初，孙权墓险遭被掘。当时，明太祖朱元璋看中了孙权当年选的风水宝地，想将寿陵营建在这一带。在正式点穴独龙阜、破土动工前，手下已将陵地周边的古冢古迹一律挖掉，南朝高僧梁僧宝志墓就是此时被移走的。
当时，陵工大臣李新准备将孙权墓掘毁。一天，朱元璋到现场视察，听了李新的汇报后表示不妥。朱元璋当时说：“孙权也是好汉，就留他给我守门吧！”
朱元章此举被不少人认为是“仁人孝君”之大善举。当初，朱元璋在安徽凤阳修建自己父母的陵墓——安徽凤阳皇陵时，围筑了一个很大的陵园，按规定有不少民坟要从陵园内迁出。朱元璋听到汇报后表示，这些坟都是我家以前的老邻居，不必拆迁。所以，当年清明祭扫时，当地老百姓可以随便出入作为禁卫之地的朱家皇陵。
朱元璋这么做是出于他的私心。邻居的坟不外迁，可以让他的母亲在地下有人陪着拉家常，不至于寂寞。而他不毁孙权墓，应该是风水上的考虑，而不仅仅因为孙权是好汉，才请他当“守门”的。
从风水堂局上来说，帝王陵都是风水宝地，后有祖山，前有案山、朝山。近为案，远来朝，孙权墓所在的梅花山正是孝陵风水堂局中的“案山”。如果朱元璋将孙权墓挖了，那就破坏了案山的风水。所以，孝陵的神道在孙权墓这里有意拐了一个弯。而这一拐使得整个陵区暗合呈北斗星状，孙权墓正好在杓头内，而控制杓头的“柄子”正是朱元璋的孝陵地宫。
可见，朱元璋留下孙权墓的目的绝不是想让孙权给他守门，他的真正意图是让孙权给他看住风水！而最早想起这个点子的人，最有可能是风水大师刘基。
第九节 朱元璋的皇族政策
朱元璋在历史上留下的形象极为冷酷。他对百姓、大臣、故交、妻妾，都冷血无情。唯有在自己的子孙面前，他却满面慈祥，温柔体贴得无以复加。为了确保子孙们生活幸福，他绞尽了脑汁。
明朝开国不久，还没来得及大封功臣，他先急不可待地把自己的所有儿子都封为亲王。他规定皇族子孙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诸王的府第、服饰和军骑，低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见了他们都要“伏而拜谒”。
他给大明王朝的官员们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低的工资标准，却自己的儿孙们制定的俸禄标准却唯恐不厚：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7倍，还不包括大量的土地等其他各种赏赐。为了让后代们充分享受幸福，他规定皇族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的所有消费需要均由国家承担：10岁起就开始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时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这种无微不至，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朱元璋的皇族政策，只有一个漏洞，那就是他幻想可以通过藩王掌握军队来捍卫朱氏家天下的安全。结果自永乐年间起，亲王引兵做乱不断。这种状况导致历代皇帝不断致力弥补这个漏洞。皇帝们一方面保证皇族生活的穷奢极欲，另一方面则极力强化对皇族特别是藩王的控制。到了明代中后期，这种控制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为了怕王爷们联合地方势力做乱，后代皇帝规定，亲王们终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如果想出城，须专门派人向皇帝递申请。如果没有皇帝的许可，亲王连出城扫墓都不行。为了防止亲王们有串通的机会，后代皇帝又规定，亲王们终生不得相互见面。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王爷们被剥夺了几乎所有的自由，成了高级囚徒。他们徒有虚名，坐縻厚禄，不能发挥他们的才能。
第十节 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
朱元璋在投奔起义军以前，没机会和读书人打交道。朱元璋自领军以来，知识分子居然主动前来投奔他，朱元璋当然受宠若惊，对知识分子毕恭毕敬。知识分子随便出几个主意，就令朱元璋茅塞顿开，见识大长。冯国用刚见到朱元璋，就建议他取建康以为根本，再四出征伐，平定天下。李善长和朱元璋一见面，就说他像刘邦，劝他“法其所为，不嗜杀人，天下不足定也”。这些建议让朱元璋在通往皇位的道路上一下子清晰起来。
朱元璋尝到了甜头后，全力争取知识分子。他专门派出手下携带大量金银财宝四处打听哪里有读书人。
听说朱升很有学问，朱元璋就学刘备三顾茅庐，微服从连岭出石门，亲临其室。听说镇江的秦从龙学问很大，朱元璋特地派其侄儿朱文正和外甥朱文忠前去邀请，并特意远出南京城门迎接，安排他和自己住在一起，无论大小事都要请教秦从龙，只称其为先生而不称呼他的姓名。每年秦从龙生日，朱元璋都有赠遗，或亲自到他家与之燕饮，礼遇甚厚。秦从龙感激得见人就流泪诉说朱元璋的知遇之恩。
知识分子瞧不起他，他也不会生气，而是愈加低声下气。刘基说什么也不肯出山。朱元璋叫处州总制孙炎派人力请，又叫刘的朋友陶安和宋濂分别赠诗劝说。软磨硬泡，终于把刘基请了出来。朱元璋大喜过望，专门修建了礼贤馆给刘基等人居住，跟刘基说话从来都称“老先生”。
朱元璋的谦虚、热情、耐心、豪爽、推心置腹倾倒了大批文化人，知识分子纷纷死心塌地为他卖命。朱元璋的投入获得了百倍回报，最终独步天下。
明朝建立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发生了变化。
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各条战线急需人才。为充实官僚队伍，朱元璋掀起了一次访求知识分子的高潮。他继续采用以前的老办法，命人携带大量金钱分赴各地寻访人才。
不过，朱元璋这时的知识分子政策已由一手变成了两手。天下未定之际，读书人如果不出山，他不会硬逼。因为逼急了，这些人有可能跑到他的对手那里去。他只能摆出宽怀大度的样子，置之不问。如今他已经取得了天下，读书人无处可逃，所以对那些太不给面子的知识分子，朱元璋不再介意偶尔显露一下自己的铁腕。
江西贵溪的夏伯启叔侄不愿在新朝当官，干脆把自己左手的大拇指砍掉，以示决心。朱元璋闻讯大怒，把夏伯启叔侄抓到南京，亲自审讯后，将二人枭首示众，全家籍没。苏州人姚润、王谟同样因为不愿当官，都遭到了杀害，全家籍没。
《明朝小史》记载，朱元璋痛恨那些托身寺庙的遗民，将他们埋入地中，只露其头，用大斧削去，称为“铲头会”。
在朱元璋以前，虽然君权严重，士大夫阶层还是享有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山林隐逸”不但被宽容，甚至还被尊崇。朱元璋却认为，这些拒绝与他合作的人必定是看不起他这个前乞丐。他发布命令：天下是他朱元璋的天下，所有读书人都是仰他朱家的阳光雨露而活，不为他朱家服务，就是滔天大罪。
于是天下的知识分子再也不敢东躲西藏，都老老实实出来为新政权服务。大明王朝的官僚体系迅速建立，国家机器按计划有效运转起来了。
朱元璋原本识字不多，成为起义军首领后，才开始学习读书写作。随着读书的增多，他对知识分子的崇拜之心也渐渐淡去。朱元璋渐渐发现，知识分子既有突出的长处，也有明显的短处。长处是知识广博，足智多谋，弱点是多谋寡断，缺乏行动力。明白了这一点，朱元璋渐启对文人的轻视之心。
随着明朝政权越来越稳定，朱元璋不用像以前那样费心费力地去寻访和邀请多如牛毛的知识分子了。朱元璋广泛兴建的教育系统也已开始培养大量的文化人，一时间知识分子极大丰富。然而他们在朱元璋眼中的价值也越来越低，对他们的整体态度也越来越轻慢。
洪武七年，朱元璋的一位贵妃去世。按古礼，庶母死，子孙不需服丧。朱元璋十分喜欢这位妃子，要求儿孙给她服丧。文臣们纷纷上疏反对他更改古礼，朱元璋因此写了篇文章大骂这些知识分子为“迂儒”，说他们只知道死读书，读死书，以古非今，而不知道审时度势，现实灵活地处理问题。又说，这些人其实不过是一群废物，做不出什么好事来，警告后世君主不要过于听信他们。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更讽刺当朝的文臣们不如唐代的女人。唐代的宫女在皇帝面前敢说真话，今天的文人们却个个唯唯诺诺，毫无骨气。只是朱元璋没有想过，唐代宫女之所以敢说真话，是因为她们面对的不是朱元璋。
朱元璋不但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能力不屑一顾，对于文人学士们的文字本行，他也越来越敢于评头论足。朱元璋还对中国文学史的显赫人物韩愈、柳宗元大加批驳，说这些文人只会讲究词藻，不通人情物理。朱元璋俨然以帝王之尊指导天下文人如何写作，文章强词夺理，满纸咄咄逼人的霸气。
到了晚年，朱元璋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于是洪武朝的知识分子遭遇了人类史上罕见的浩劫，上流精英几乎被杀光。
朱元璋越来越看不起知识分子，但他对知识分子的防范戒备心理却丝毫没有放松。
洪武初年，因不满朱元璋的重文轻武政策，一位武将对朱元璋大讲知识分子的坏处。他说，这些人心胸狭窄，嘴巴又刻薄，经常变着法地骂人。还说张九四原为优礼文人，请他们给自己改名，哪成想他们竟给他取名“士诚”。
这个武将说，《孟子》上说了，士，诚小人也。这是骂张士诚小人啊！朱元璋听后，立即找《孟子》来查，发现果然有这句话。他不禁竦然而惊：张士诚也算半个君王，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怜。无非是读书人欺负他盐贩子出身，瞧不起他，才敢这样捉弄他。而他朱元璋出身和尚乞丐，肯定更被他们瞧不起。从此朱元璋就开始对文臣们大起疑心，阅读奏章也多了个心眼。
朱元璋成天疑神疑鬼，防范过度，自己暗暗制定了一系列奏章的“敏感词”。但凡“光”、“秃”、“僧”等与和尚沾边的字眼，都会犯他禁忌。因为他是起义起家的，所以也讨厌别人提“贼”和“寇”二字。无数人因为这些敏感词而被杀。惨烈浩大的洪武文字狱，一方面反映了朱元璋的残酷，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在知识分子面前无法消除的深刻的自卑心理。
朱元璋晚年身体很不好，多年超强度的脑力劳动又使他出现精神变态，嗜杀心理越来越难以控制。他通过毫无节制的屠戮来发泄自己的不良情绪。洪武晚年，稍有名气的文化人几乎都难逃一死。死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文字狱，另一种是牵连进各种大狱之中。
高启是明初“吴中四杰”之首，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洪武三年，朱元璋想任用他为户部侍郎，高启却不愿意干。朱元璋当时不但没有强迫高启，反而赐予大量金帛放其归田里，一时传为佳话。
而到了洪武七年时，高启因为创作《上梁文》，以“龙蹯虎踞”一词形容魏观的府治。朱元璋以为此语只可用以形容帝王之居，非他人能用，就将高启腰斩。
除了高启以外，“吴中四杰”中的另外三位——杨基、张羽、徐贲，也都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杨基入明曾官山西按察使，后被谗削职，罚作劳役，死于工所；张羽入明曾官太常丞，后获罪贬谪岭南，没到半道又被召回，自知没好的结果，于是投龙江而死；徐贲入明曾为给事中，后又任河南左布政使，出征边疆的明军路过河南，他因为没有及时提供给养，下狱而死。
除了“吴中四杰”之外，明初另外一批著名的文人学者都被召集参与《元史》的修撰。然而修完《元史》之后，他们大都没有好下场。此外，还有很多著名文化人因种种莫名其妙的原因死于非命。一时间有才能之士幸存者百无一二。
不但这些文人小臣没几个有好下场，就是那些一直追随朱元璋、功成名就的大知识分子，也很少有善终的。
朱元璋起兵后，第一批追随他的知识分子中最有名的是李善长、陶凯和陶安三人。除了陶安因死得早得了个善终以外，李善长被满门抄斩，陶凯因致仕后起了个号叫“耐久道人”，朱元璋听说后很生气，就找了个借口把他抓来杀掉了。第二批追随朱元璋的文人中，功劳最大的是刘基和宋濂，刘基因不被朱元璋信任而罢官回乡，后被胡惟庸毒死。宋濂则因其孙宋慎之事，被诛连胡惟庸案中流放外地，途中自缢于夔州。
洪武一朝的著名文臣，善终者寥寥无几。以热情延请开始，以摧残屠戮告终，这种专制君王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游戏，已经在中国历史上上演过很多次了。
第十一节 朱元璋的“文字狱”
朱元璋时期，“文字狱”正式列入诏狱（锦衣卫设的监狱）的一种，罪状由朱元璋或者当权大佬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当他们这些手握生杀大权的人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皇帝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
按照明朝初年的习惯，每逢正旦、万寿节及册立东宫等重要时刻，内外文武大臣都要献上表笺庆贺。当时以表笺文字触犯忌讳者为数不少，而最多的是因为用了“则”字。当时的江淮方言，“则”与“贼”读音相似，朱元璋以为这是在讥讽他有落草为寇的经历。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因所作《万寿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被杀，还有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和桂林府学训导蒋质等。
尉氏（河南尉氏）县学教授许元，在奏章上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这两句话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却解释说：“法坤与‘发髡’同音，发髡是剃光了头，讽刺我当过和尚。藻饰与‘早失’同音，显然要我早失太平。”于是许无被处斩。
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的表文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等语，朱元璋说文中的“光”指光头，“生”是“僧”的谐音，徐是在借进呈表文骂他当过和尚。德安府训导吴宪的表文中有“望拜青门”之语，朱元璋认为“青门”是指和尚庙。这些犯了忌讳的，都在朱元璋的淫威之下丧了命。
有个叫卢熊的读书人，人品文品都很好，朱元璋委任他到山东兖州当知州。卢熊到兖州后要启用官印，发布文告。当他把皇帝授给他的官印取出一看傻了眼，原来，朱元璋笔下的诏书是授卢熊为山东衮州知州，这官印是根据皇帝的诏书刻制的，这兖州自然变成衮州了。卢熊于是就向朱元璋写了一份奏章，要求朱元璋更正，把官印重新刻制过来。朱元璋一见奏章，知道是写错了，但是不认错，还大骂卢熊咬文嚼字，这“兖”和“衮”就是同一个字，卢熊竟敢将它念成“滚”州，这不是要朕滚蛋吗？即将卢熊斩首。
印度高僧释来复受邀前来给朱元璋讲授佛学。起初，朱元璋对他十分礼敬。后来，释来复决定回国，行前写了一首谢恩诗，其中有两句：“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意思是：他生在异国（殊域），自惭不生在中国，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歌颂大皇帝。朱元璋看到这首诗马上展开了丰富的联想：殊，明明指我“歹朱”。无德，明明指我没有品德。于是朱元璋马上翻脸，把释来复斩首。
其实，这些文字都没有鄙视的意思，但朱元璋心里总觉得所有文字的背后都有可能暗藏着数不清的挖苦、挪揄和讥讽。确有其事的，杀了活该；被冤杀的，权当是一种震慑吧。
第十二节 朱元璋与养子的家庭生活
在朱元璋的一生中，他曾经收养了很多义子。在日常生活中，朱元璋对义子以家人对待。朱元璋的这些义子在他建立明朝和治理国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李文忠，是朱元璋大姐的儿子，小名保儿，12岁时母亲死了，不久发生了元末农民起义，保儿跟父亲李贞东奔西走。至正十四年（1354年），李贞听说朱元璋在滁阳领兵，于是就带着保儿投奔朱元璋。朱元璋除了亲侄子朱文正之外没有其他亲人，那时他还没有儿子，就把保儿收为义子，并将保儿取名为朱文忠，请文士教他文化，又让他学习兵法。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令文忠从军打仗，这时他19岁。朱文忠是义子、外甥双重身份，与朱元璋的关系在所有义子中是最亲近的。
沐英，是定远人，他的父亲早逝，与母亲一同生活，8岁时母亲又亡故，成了流浪儿。朱元璋在行军打仗时遇到了他，收交马皇后抚养，成为义子。他因年龄小，连父母姓氏都不知道，朱元璋给他取名为文英。沐英18岁时，朱元璋命他随军打仗，用为帐前都尉，侍奉于帷幄之中。
何文辉，是滁州人，至正十三年（1353年）朱元璋攻下滁州时，何文辉14岁，被朱元璋收为子，改姓朱，后被朱元璋任用为天宁翼元帅，镇守宁国。
徐司马，是扬州人，9岁成为孤儿，约在至正十四年（1354年）被朱元璋收为义子，改姓朱，小名马儿，年事稍长，在朱元璋身边服务，后出任总制，随从常遇春镇守婺州。
平安，其父平定官至济宁卫指挥佥事，在攻打元大都战役中牺牲。朱元璋在平定在世时把平安收为养子，改姓朱，并让他袭父职。
朱元璋一共有20多个义子，除了上述5人外，知道名字的还有朱文刚（柴舍）、朱文逊、金刚奴、真章等人。朱文刚和真章随同耿再成镇守处州，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当地发生叛乱，文刚与再成均战死。金刚奴镇守过衢州，朱文逊在太平战死。
外姓义子在朱家，与朱元璋夫妇及其亲生儿子朱标等人以父子、母子、兄弟关系相处，建立起了一家人的感情。在朱家，对义子，不管是父母兄弟，均以小名相称，显示亲热。朱元璋不仅与义子有感情，对他们的儿子也有家人之情，表现之一是给他们起名字，如李文忠的三个儿子景隆、增枝、芳英的名字均为朱元璋所取。
称帝后的朱元璋对义子、义孙长期以家里人对待。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将要任命沐英长子沐春为后军都督府佥事，按规定这类任用先要作一段时间的代理，然后才能实授，但是朱元璋说：那孩子是我家人，不要试用，于是就给了他实职。
朱家人生活在一起不免会有矛盾，义子出去做官，也会有不如老人家心意的地方，所以朱元璋看到不高兴的事情要加以惩处。太子朱标与义兄弟相处很好，一旦获知其父对哪位义兄不满意后就告诉母亲，马皇后就出面劝解。有马皇后和太子的居间调停，朱元璋的义子在洪武朝的屡兴大狱中都没有涉及到，只有徐司马的两个儿子被列进蓝玉党而遭到了惩处，但这时徐司马已死，马皇后和太子也在此前亡故，没有有力的亲人加以劝谏了。义子对朱家也是眷念的，其中以沐英的表现最明显。当马皇后死时，沐英伤心痛哭，直到咯出血来。他与太子关系更好，当从南京传来太子噩耗后，沐英急出病来，不久便死在云南任所，时年48岁。
朱元璋在政治上对义子非常信任，刚开始派他们出去做官时，他们多是做一个大将的助手，既让他们历练取得功名，又有监视主官的作用。朱元璋收养这么多义子的目的是找帮手，建立自己的势力集团和政权。他在从事反元活动时既无根基，又缺乏亲属的援助，自己的儿子在那时尚未出生，只好用抚养义子的办法，以名义上的血缘关系作为笼络人的手段。他的目的是达到了。
朱元璋在养子有了功名之后，就让他们独立生活，恢复原姓。在复姓时，朱元璋说明收养真相。义子们虽然不姓朱了，却更感激朱元璋。
第十三节 朱元璋评诗趣事
朱元璋在江南与陈友谅等人大战时，偶然投宿一寺。住持不知他是谁人，便问他的姓名。朱元璋不答，乃题诗一首壁间。诗云：
战退江南百万兵，腰间寳剑血犹腥。
山僧并不知分晓，只管叨叨问姓名。
前两句有杀气，后两句有不耐烦之意。后来朱元璋称帝，寺僧也知道了当年的题诗者是当今皇上，十分惊恐，便命人用水洗去其诗。
有一天，朱元璋忽然想起了这首诗，便派人去问此诗是否还在，诗已被洗刷掉，众僧惶恐不已。内有一僧有急才，即献诗一首呈上。诗云：
御笔题诗不敢留，留时恐惹鬼神愁。
曾将法水轻轻洗，尚有龙光射斗牛。
前两句说朱元璋的诗是天子墨迹，留在人间会惹鬼神之怒，故此用水洗去。后两句则是拍马屁，说朱氏之诗虽经水洗，仍然透出万丈光芒，足见是非凡之物。
朱元璋看了这首诗之后，龙颜大悦，便免予追究寺僧洗诗的过失。
朱元璋评诗乃随心所欲而评，吹捧者大多得到奖赏。有一次朱元璋微服出行，遇到一名岁贡至京的书生彭有信。朱口占《虹霓》诗二句：“谁把青红线两条，和云和雨系天腰。”彭应声续道：“玉皇昨夜鸾舆出，万里长空驾彩桥。”马屁拍得恰到好处。朱元璋认为他“有学有行，君子也”，便任为北平布政使。
但并非所有拍马屁者均获奖赏的。有一个诗僧名来复，一次朱元璋召见他，并与共饭。饭后他写诗谢恩。诗云：
淇园花雨晓吹香，手挽袈裟近御床。
阙下彩云移雉尾，座中红拂动龙光。
金盘苏合来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
稠叠滥承天上赐，自惭无德颂陶唐。
朱元璋见诗大怒，下令杀了这个和尚。僧人来复这首谢恩诗，获罪的原因是用了“殊”和“无德”三个字。朱元璋说：“诗用殊字，谓我为歹朱，又谓我无德。奸僧敢大胆如此！”把“殊”字无端拆为“歹朱”二字，实是匪夷所思。
僧人“自惭无德”竟被说成是攻击朱皇帝无德，令人莫名其妙！
第十四节 朱元璋的“着实打”艺术
其他各朝代常常是刑不上大夫，专上百姓。老百姓的起刑点都特别低，而大人物大贪特贪国家财物、霸强硬奸良家妇女，却一点事情也没有。明朝却不同，刑上百姓，刑更上大夫。朱元璋当过老百姓，后来官当大了，与老百姓不一个鼻孔出气了，但到底还是残留着底层百姓心气，比如对贪官污吏的憎恨，就与百姓有点心气相通，洪武二年，朱元璋曾经对他的大臣们说过这样一番动感情的话：“从前我当老百姓时，见到贪官污吏对民间疾苦丝毫不理，心里恨透他们，今后要立法严禁，遇到有贪官敢于危害百姓的，绝不宽恕！”朱元璋是说到做到的，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立杀！按照购买力计算，60两银子不过人民币2到3万样子，贪污这么一点，就丢脑袋，现在没法想象。朱元璋的治国理念是治国先治官，不单单是治国只治民，若治官也严治民也宽，总比治官也宽治民也严要好，从这点来说，朱元璋值得赞一个的。
有明一代，除破了刑不上大夫古礼之外，还实行了一种特别刑罚，脱掉裤子打官员的屁股。朱元璋动用这一刑罚，是从自家开始的，永嘉侯朱亮祖也是开国元勋，与朱元璋一起扛过枪，也与朱元璋一笔难写两个朱字。朱亮祖在广东，纳了小妾罗氏，其小舅子罗某在地方上横行霸道，被当地官员道同抓了起来，这个朱亮祖听小妾枕边风，竟动用军队包围县衙，强行将人犯给抢了出来。这事被朱元璋知道了，他就动用廷杖，作死地打，死打屁股，硬是将朱亮祖给打死了。朱元璋刚刚实行这一刑罚之初，给官员们留了一点面子，裤子不脱，官员们的臭屁股不让暴露，不但让他们穿着裤子，还叫他们拿一块毡布垫屁股上，给“厚棉底衣”的隔层保护，到了明武宗，太监刘瑾当道，他就扒了官员裤子，让官员们那白乎乎的屁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抡起大棍，往死里打，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那些官员们，养尊处优惯了，细皮嫩肉的，没几个禁得起打，常常没打几下，就呜呼哀哉。
对官员们犯贪污犯渎职犯欺压百姓诸般不法情事，朱元璋及其以后几个皇帝，都是批示“着实打”，都是严肃处理的。打屁股的行刑地点一般设在午门外，行刑时，司礼太监捧皇帝批示，与锦衣卫分左右坐，后列太监与锦衣卫个30人，下面环立旗校数百人，皆穿无袖衣服，手执木棍，再外围是文武百官，站在外边观摩观礼，现场受教育。司礼太监喝一声“带犯人”，犯人就带上来，太监再喝一声“跪下”，然后宣读皇帝批示，完毕，再喝一声“着实打”，锦衣卫就抡起大棍，一棍一棍打，每打两棍，再喝一声“着实打”，旁边站着的几百上千锦衣卫跟着喊号子齐声呼应：“着实打”。声如滚雷，场面着实吓人。
开始搞“着实打”这一刑处，那是着着着实的。先是那刑具就特别“实在”，不是花架子，棍子特别重，一般人拿不动，专门操这一行的锦衣卫也常常力有所不逮，以致每打五下，就得换人。明武宗时候的御史李熙，上书骂了皇帝，惹得明武宗火起，批示“着实打”30棍。李熙当时不在北京，人在南京，明武宗下令“就地处理”，而南京没有刽子手，为了落实这一指示，南京地方政府从地方部队挑选了身强力壮的士兵，训练了好几天，才练好这30棍。张居正他爹过世，按理应该交了印把子回家奔丧，两三年不得做官，张居正舍不得做官这个味，引得刑部员外郎艾穆参了张居正一本，张居正有权啊，有权就有理，权大就理大，他下令“着实打”艾穆80棍，专门操这行的刽子手吃不消，一连换了16人，才把这80棍落实下去，这就可想而知，那棍棒打起来有多重。那回明武宗自降为“朱寿大将军”，要去南方亲自捉拿朱宸濠，引起文武百官大上书，皇帝要去打仗，要去钻枪林弹雨，这可不好玩，万一领导有一闪失，他们连跪的人都没有了，所以大家都来死死劝阻亲征，惹恼了明武宗，他下令“着实打”，168人挨打屁股，其中15位大员，屁股比较嫩，不禁事，当场被打死。
打人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这着实打，看起来这么吓人，想起来这么一打，挨打者几无活路，其实也不尽然。一方面许多挨打者打出了经验，据说在临刑前，预先吃点蟒蛇胆，挨打时尽量放松神经，使血液不往脑门顶上冲，那就能够禁得起事了，有些被打习惯了的，打100大板，也不在话下，还据说，如果被打之后，昏死过去，则舀一大勺小便，瓣开嘴巴往里猛灌，也可以起死回生；另一方面刽子手也打出了技术，如果在行刑之前，送了刽子手够分量的银子，刽子手打起来手下留情，表面上，刑棍抡得呼呼响，每一下都声震屋瓦，其实一点也不伤筋动骨，而如果不给钱或者给的不到位，那就必死无疑：表面上，他下手很轻松，屁股上放一张纸，薄纸完好无缺，屁股表皮白润的仍然白润，红润的仍然红润，而筋骨已然碎断而稀烂，人就绝无活路。
刽子手打屁股的刑罚绝对是一门艺术。
第十五节 朱元璋毒辣对付出轨女人
据说，朱元璋对女人的管理很严，甚至残酷；对于出轨的女人，手段更是毒辣而残忍，一旦发现身边的女人不忠，必置其于死地。
虽然朱元璋与马秀英两人之间感情极好，但并不是说朱元璋的后宫生活就不丰富，朱元璋也是男人，是男人就喜欢美女，他性生活同样出色。
《明会典》称，太祖朱元璋有40个妃嫔，只有2个妃子葬于陵的东西两面，其余俱从葬。又有史书称是46个嫔妃。不论到底哪一个数字正确，至少可以证明一点，朱元璋死前碰过的女人不低于40名。
《国榷》中记载，朱元璋有昭敬充妃胡氏、成穆贵妃孙氏、淑妃李氏、安妃郑氏、庄清安荣惠妃崔氏、安妃达氏、碽妃、宁妃郭氏、惠妃郭氏、顺妃胡氏、郜氏、韩氏、余氏、杨氏、周氏、贵妃赵氏、贤妃李氏、惠妃刘氏、丽妃万氏，等等。
朱元璋对女人管理很严，甚至很残酷。一旦发现身边的女人对他不忠，或如刘邦的老婆吕雉那样有红杏出墙之嫌，那必死无疑。民间有一种说法，朱棣非马皇后所生，其母亲是碽妃。碽妃怀孕不足月便产子，生下朱棣后，碽妃便受铁裙之刑惨死。
铁裙刑是中国古代男人惩罚不忠女人的一种酷刑：将铁片做成刑具，形如裙子，逼犯人穿到身上，然后把裙子放在火上烘烤。刑具受热，犯人的皮肉如被烙铁烙，其惨状不言而喻，结果可想而知。
朱元璋为什么要这么对待自己早产的女人？原来朱元璋怀疑她与人私通怀孕。当然，朱棣生母之死是一种民间传说，并不真实。但是，从中透露出朱元璋对待不忠女人的态度，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第十六节 朱元璋与美食的传说
明太祖朱元璋不仅上得朝堂，而且还下得厨房。如今，我们身边的许多饮食都与这位皇帝有关。
朱元璋出身布衣，小时候生活非常贫苦，被迫出家当了和尚。有一次，他的家乡闹饥荒，他接连三天都没有吃饭，眼看就快饿死了，一位好心的老婆婆递给了他一碗汤，朱元璋喝了之后感觉非常美味，便问老婆婆这汤叫什么名字？老婆婆随口调侃说这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其实就是由碎米粒儿（珍珠）、白菜帮子、菠菜叶子（翡翠）和豆腐（白玉）做成的菜汤。因为朱元璋当时饥饿难耐，所以觉得这汤非常好喝。据说，他做了皇帝以后，也常下令让御厨给他做这种汤喝，忆苦思甜。
朱元璋发明了我们在夏天经常喝的“酸梅汤”。元朝末年，朱元璋曾是个卖乌梅的小商贩，那时瘟疫横行，朱元璋也不幸被感染了，一病不起。当他挣扎着去库房取乌梅时，忽然闻到了乌梅的阵阵酸气，马上就感觉精神振作了许多。于是，他便以乌梅为主料，搭配山楂、甘草两味中药加水煮成汤，每天服用，过了几天，他的瘟疫竟然奇迹般地痊愈了。从此，朱元璋就改卖可以祛除瘟疫的酸梅汤了，人们纷纷购买，朱元璋也得以迅速致富，为他后来起兵反元奠定了经济基础。朱元璋称帝后，仍对酸梅汤情有独钟，常喝酸梅汤来清除体内油质，益气安神，酸梅汤于是也成了明朝宫廷里的日常养生保健饮品。酸梅汤行业更把朱元璋奉为祖师爷，在不少酸梅汤专卖店里大都有朱元璋的画像。
烤鸭原本起源于南京，这也与朱元璋有关。朱元璋称帝后定都南京，他酷爱吃鸭肉，但水煮、红烧、清蒸的鸭子吃多了便觉得腻烦，整日闷闷不乐。宫廷御厨们绞尽脑汁，改变了传统烹制方法，采用果木炭火挂炉烘烤，使鸭子肉质细嫩、肥而不腻，被朱元璋命名为“烤鸭”。朱元璋死后，他的儿子燕王朱棣用武力夺取了帝位，并将都城迁到北京，烤鸭技术也随之传到北京，并得以进一步发展。
第十七节 朱元璋的宫膳
朱元璋打天下，历尽辛苦。他做了皇帝后规定，每顿饭必有粗菜，让后来的皇帝们“知外间辛苦”。这成为明朝自始至终的一个家法，这也是明朝宫膳制度中最有特色的地方。
朱元璋每顿饭都上一个豆腐，以表明自己不忘贫苦出身。但是，到了他的子孙们辈时，这每顿必有的豆腐就变味了。
清代吴骞《拜经楼诗话》讲述了一个明代宫廷豆腐的故事。故事说，京城各官署中，翰林院是清水衙门，平常清汤寡水。皇帝如到别的地方赴宴，翰林们就向光禄寺索要剩下的御膳，以改善一下生活。有一天，皇帝去赴宴，众翰林纷纷去讨皇帝的剩饭。一个年轻的翰林去晚了，只端回一盘豆腐，大为懊恼。一个后来的老翰林知道了，十分高兴，连喊“拿酒来”，然后大快朵颐而去。原来这豆腐其实并不是豆腐，而是用几百只鸟的脑髓做成的。原来，朱元璋死后，其后代们虽然保持了顿顿上豆腐的家法，其实那些豆腐的原料已经不是豆子，而是鸟的脑髓。
朱元璋的忆苦饭，最后都成为徒有其表的摆设，其功效是一点也没有的。但如果把这些粗菜、豆腐与宫廷御膳的巨大花费相比，则更加具有讽刺性。
明代宫廷是全世界最大的食材店和餐厅。御厨每天要准备1万到1.5万人的伙食。专门负责宫廷饮食的组织，就有光禄寺、尚膳局和尚食局。只光禄寺一个机构的皇帝御膳食材采购人员和厨师的编制人数，宣德朝是9462人，后来曾降到5000人，到了成化年间又增长到6884名。
宫廷所有的人最根本的服务对象是皇帝夫妇、父子，但在宫里服务皇帝等人的太监、宫女等也要吃饭。这么多的人吃饭，伙食费肯定也是一个大数字。宫廷御膳费用的准确数字现在几乎无法计算，一年大致花百万两银子用于吃喝也是有可能的。
明朝灭亡后，有宫女谈到皇帝的伙食费标准，说皇帝一天的标准是3000两银子。根据历史的一些记载，崇祯皇帝的伙食费是每天36两银子，皇后是每天11两半银子，这些都不包含原料费。皇帝一个月的伙食费是1046两银子，可以买大约6万公斤大米，可以让4000人吃一个月。
皇帝一个人的伙食费如此之多，餐桌上摆放一些豆腐、野菜之类，又能证明什么！
第十八节 朱元璋的小金库
在封建社会，整个中国都是皇帝一个人的。为了花钱的方便，皇帝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内库。历朝历代都有内库，到了明朝，内库称之为内承运库。
明代的内库始建于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对待内库的态度是前后矛盾的。起初，朱元璋并不想设置内库。他认为，皇帝享有四海，理应不屑于为了积蓄私财而设立内库。他还批评宋太宗赵匡胤设内库是有失贤明的错误举措。在朱元璋看来，宋太宗设立私人库藏，存私房钱，很小家子气。但朱元璋为何食言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内库尽显皇帝的权威，尽管不靠谱，却是很受用。二是朱元璋是位很有自信的皇帝，他出身于布衣，对民间疾苦有切身地体会，对官员的各种小心思看得透彻，他甚至自恋地认为，天下的事没有能够瞒得过他的。所以，朱元璋就设立了内库，并将其功能定位于“天下为公”。朱元璋认为，设置内库并辅以必要的制度，既消除了宋内库的弊端，又可以在彰显唯我独尊的同时很好地为国家服务，且能显摆他的治国才华……可谓一举数得。
事实上，洪武一朝的内库也确实按朱元璋的本意，大致是遵循了“天下为公”的理念，其作用也主要是用于“出财”而非敛财，其中较为常见的是赏赐、抚慰百姓和臣下。
按照朱元璋的理想，内库实际上是国家性质的，相当于“国家基金”，其支出用途主要是供国家物质性表彰、荣誉性赏赐或者成为表现皇恩浩荡的“福利”而福泽万民。
朱元璋自以为找到了一个两全的方法解决内库和军国社稷的矛盾，通过给内库的功能以“天下为公”的定位，而实现既能使皇帝享有蓄私财的特权，又不至于过度地加剧社会矛盾，使社会处在一种微妙的平衡上。而且，他认为自己已经给后世子孙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并坚信这种惯例可以延续下去。就这样，朱元璋天真地幻想着大明的江山永固。
朱元璋的愿望是好的，但也是不切实际的。尽管明太祖在设立内库时，主要考虑的是将内库所藏作为国家财政的一种有效补充和周济。但是事实上，内承运库不论在何时都贮藏着缎匹、金银、珠玉、象牙等奢侈品，这就不可避免地预定了一种奢靡的基调，为后世子孙的敛财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明太祖使用特权是为了彰显个人魅力、治理国家。那么明代中后期的皇帝就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而滥用特权了。那些不肖子孙最喜欢做的就是默许、放任臣下为内库聚敛钱财。
明朝中后期，皇帝为了骄奢淫逸，将挪用国库银到自己的内库视为常态。他们无限扩大和利用了内库的特权，肆无忌惮地盘剥百姓，侵吞国库银，使得明王朝愈来愈趋向衰败，朱元璋的理想随之灰飞烟灭。
第十九节 朱元璋把祖陵葬水底
1963年，位于江苏省盱眙县的洪泽湖遇到了特大干旱，水位下降后一批大型石像露出水面，这些石像被雕塑成麒麟、雄狮、带鞍子的马和牵马侍从、文臣、武将、太监等形象。根据专家的研究，被确认为明祖陵，此时距明祖陵成为水下皇陵已整整近300年。
明祖陵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高祖、曾祖的衣冠冢及其祖父的实际葬地。明祖陵所在的位置并不理想，它并不处于高山大阜之侧，而是在有“九岗十八洼”之称的丘岗之地。明祖陵四周除了一片水洼之外，并无多少妙贵可言。
朱元璋之所以把祖陵设在此处，是因为这是他祖父的实际葬地所在，如果要移墓，势必会泄了王气，影响大明江山社稷。为了解决风水欠佳的问题，在当年筑陵时进行了大规模的地理改造，填埋洼地，补修不足，挖地成河，堆土为山，人工整出了砂、水、近案、明堂等风水要素必具的景观，这才形成了一块标准的风水宝地。
到了明弘治七年（1494年），刘大夏筑太行堤阻断黄河北支，使南支夺淮入海后，河道开始紊乱，淮河中、下游连年洪水泛滥，明祖陵不断遭受水患。明万历年间总理河道的工部尚书潘季驯提出了“蓄淮刷黄”的治水方略。他主张筑堤纳水归于一道，反对疏浚支流另开新河，而应当“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借水攻沙，以水治水”。他的这一治水方略，省钱省力，省人省心，因而很能打动人心，并且最终取得了明神宗的支持。
可惜人，怎么集淮河水之力也不敌黄河水。清河口很快就泥沙高淤，靠近这里的淮河河床也被黄水倒灌而增高了，这又使淮河水的冲击力减弱，遇阻即回，沙随波停，淮河水所带泥沙又在清河口停淤。淮河水无力刷黄，又无法从清河口入海，而入湖故道又尽筑高堰，淮河水不得不上溢泛滥，最终淹没了明祖陵。
潘季驯的治水方针在实践中行不通，照理应当重新检点，这时如果改弦更张，尚为时未晚。可惜这时候治水方略已成了庭争的工具，成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与权威的武器，为此他不仅革除了反对意见的阻挠，而且甚至编造谎言，说祖陵“松柏之郁茂，护沙之如故”。就是到了万历二十年仍然上疏坚持自己的主张，把分流之议列为病议，痛加指陈。这就注定了明祖陵要到水下沉沦300多年。
按常理说，朱元璋的祖先们既然被追尊为皇帝、皇后，其葬处就应该建陵，并应依制建造帝陵建筑。但根据历史记载，朱元璋在洪武初年只追加封号，没有营建祖陵建筑，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历史原因呢？原来朱元璋少时家贫，居住地一迁再迁，使他根本不知道其三代祖考的确切葬地。因此，他为寻找祖陵葬地颇费了一番周折。
根据史料记载，朱元璋经过回忆，想起他二姐曾说过祖父的坟墓在泗州旧陵嘴一带，但具体位置仍无从考察。到了洪武十七年（138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使朱元璋弄清了祖陵的真实位置。话说朱元璋的同宗朱贵向朱元璋说过，他祖父与朱元璋的祖父一起从朱家巷迁到了泗州城北的孙家岗，通过回乡查访，朱元璋终于知道了自己祖父母葬在泗州城北的杨家墩。
朱元漳祖上几代非常穷困，四处漂流，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他的祖父朱初一在60多岁时流落在古泅州境内，为双沟镇一个姓水的财主家放猪。这水员外号称水半湖，双沟东去印里洪泽湖边全是他家的地。朱初一带着全家搭个窝棚，就住在湖边孙家岗为水财主放猪、垦荒，以维持生计。
这孙家岗庄后面有个墩子，人称杨家墩，墩上有个凹窝。一年深秋，在这里放猪的朱初一躲在墩上的凹窝内避风，意外得知这座山背山面水，后面青山雄壮葱郁，前面洪泽湖宽广博大，是一块龙脉，谁死后葬在这里，谁的后世就一定有人会出皇帝。老人欲将此地占为己有，从此隐藏了这个秘密，，即使对家人也没有透露，直到临死前才告诉了儿子要把自己葬在这里。
朱元璋登上皇位后，朱氏坟冢葬于龙脉的传说很快就流传开了。先是从洪泽湖畔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地像水银泻地般的遍布全国。这是一种明显的穿凿附会，朱元璋为什么要创造这样一个传说呢？这和他的出身有关，他的帝位是由自己和众兄弟从最低层打下来的，他并没有显赫的家世。历史上开千古帝业的几乎都比他这个放牛的、打扫庙院的和尚强。为了给自己的登帝塑造天地之功，证明自己是天意所授，标榜自己血统是天之相承，朱元璋最终也只能把自己的老祖宗请出来进行一番神化宣扬。
朱元璋为了表示对祖先的推崇和孝敬，更为了向天下显示皇家的威严，就在依稀寻到的埋有祖父的小山包前建造规模宏大、尽显皇家雄壮气派的祖陵，将其曾祖父、高祖父、祖父的遗物一起葬在了这里。
第二十节 朱元璋墓葬之谜
据历史记载，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初九死亡，于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十六日下葬。
堂堂一位开国之君，死后几天就被下葬了，很多分封在外地的王子都没有赶回来。朱棣在听说侄儿朱允炆把朱元璋匆匆埋了后十分恼火。朱棣以为父亲奔丧为名，要找朱允炆讨说法，这为以后篡位找到了第一理由。
朱允炆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速葬”了朱元璋呢？有史书上称，这是朱元璋自己选择的时间。而秘史更称，朱元璋担心自己死后出乱子，留下遗言要朱允炆从速办自己的丧事。朱允炆在即位的前一天，即闰五月十五日就把朱元璋下葬了。
而从天气的角度考虑，速葬朱元璋也不无道理。南京素有“火炉”之称，闰五月时已是夏天了，气温已经很热了。如果不早埋了，尸体就会腐败。
传说，朱元璋下葬那天，南京的13个城门同时出殡。他这样做是为了干扰视听，防止有人盗墓。在葬后不久即传出了朱元璋没有葬在孝陵，而是独葬于朝天宫。
朝天宫，宋代时为天庆观，元代叫元妙观、永寿宫，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改为朝天宫。朝天宫在城里，速葬起来很方便；如果葬在孝陵内，就没有必要搞假象。但后世好多学者都不信。
清代文人甘熙认为，朱元璋花了几百万两银子、造了十几年的陵寝，不可能是只为马皇后一个人造的。而且，朱允炆是一个很讲孝道的仁义皇帝，也不忍心把朱元璋葬在陵外的地方。
后来又传出，朱元璋没有葬在孝陵，也没有葬在朝天宫，而是葬在了北京的万岁山。后经考证，这个说法不可信。如果真是这样，朱棣造反的第一理由又从何而来？
朱元璋到底是否真的葬在孝陵内，现在并没有学者能够十分的肯定。相关专家经过数年的科学探测、考古，证明明孝陵地宫未曾被盗，完好无损。专家在宝城内采用无损磁测法，已经明确发现在宝顶地下深处有一个面积达数千平方米的建筑空间，而且还找到了进入这个空间长达百米的墓道走向和入口，无疑宝顶下存在的这个巨大建筑空间只能是明孝陵的地宫，而地宫的入口就在明楼东侧十几米处现呈下沉错位、有裂口的宝城城墙下面。
但这并不能证明朱元璋的尸骨就在地宫中，真相恐怕只有等到开挖明孝陵的哪一天才能最终揭开！朱元璋到底葬在何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