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郑和下西洋的起因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和世界航海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他被国际公认为世界历史文化名人。
郑和（1371—1433年）原姓马，名和，字三宝，出生于云南省昆阳州（今晋宁县宝山乡和代村）的一个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
1381年，朱元璋为了消灭盘踞在云南的元朝残余势力，派手下大将傅友德、蓝玉等率30万大军发起平定云南的战争。在战乱中，年仅11岁的郑和被明军俘虏后被阉割，在军中做秀童。云南平定之后的1385年，郑和又随军先后转战于蒙古沙漠和辽东等地。郑和19岁时，被挑选送到北京的燕王府服役，从此追随燕王朱棣身边，逐渐得到了朱棣的信任。1399—1402年期间，朱棣为和建文帝争夺皇位，进行了“靖难之役”，郑和立下了功劳。朱棣夺得皇位后，郑和被提升为内官监太监。1404年（永乐二年）正月初一，朱棣为表彰郑和的功绩，亲笔赐姓“郑”，从此更名郑和，史称“三宝太监”。
人们曾猜测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是寻找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据说，“靖难之役”以后，朱允炆出走，不知所终。这在猜忌心很重的朱棣看来，自然是一件最不放心的事。朱棣怀疑朱允炆逃到了海外避难，恐怕他将来会对自己构成威胁，所以派郑和下西洋暗中侦察建文帝的踪迹，以杜绝后患。
其实，朱棣派郑和下“西洋”，另有原因。
明朝初年，正是国势向上发展的时期。这时在北方，蒙古的势力已被驱逐出长城以外，明朝的封建统治已十分巩固，加上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势日趋强盛，这就有可能使它向海外发展。朱棣自认为是“奉天命天君主天下”的“供主”，他要海外各国都来朝贡。他也要宣扬国威，向外示富。
到了永乐年间，由于国力强盛，朱棣要建立一个天朝大国的思想就更加强烈。明成祖朱棣的好大喜功，常常向异域显示中国的富强，对明朝初期对海外的消极政策深表不满，故朝廷对外政策为之一变，即位后便派宦官出国，召各国来朝，此举无疑可以提高朱棣的威望。郑和下西洋便可以在国外显耀兵力，向海外各国夸示中国的富强，宣扬明朝的威德。同时他还想用扬威海外来缓和国内一部分人对他武力夺取皇位的不满。
明成祖朱棣之所以挑选郑和下西洋，主要有四个原因。
一是郑和懂兵法，有谋略，英勇善战，具有军事指挥才能。郑和少年时就在朱棣身边，跟着朱棣南征北战，是“靖难之役”的有功之臣，并被朱棣视为心腹。
二是郑和知识丰富，熟悉西洋各国的历史、地理、文化、宗教，具有卓越的外交才能。在郑和下西洋前，郑和曾出使暹罗、日本，有进行外交活动经验。特别是永乐二年出使日本，通过郑和的外交活动，使得日本主动出兵清剿在中国沿海的倭寇，并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签订贸易条约。这些外交成果使朱棣十分满意，并为下西洋解除了后顾之忧。
三是郑和具有一定的航海和造船知识。郑和从小就从父亲那里得到有关的航海知识，熟悉海洋，向往航海。在郑和担任内宫监太监时，监造过船舶，有造船经验。
四是郑和是伊斯兰教徒，熟悉伊斯兰教义、教规和宗教习俗。郑和又是佛家弟子，他熟悉、尊重佛教。而郑和下西洋途经的国家和地区，不是信奉伊斯兰教，便是信奉佛教。共同的宗教信仰，有利于沟通相互关系。
正是由于郑和自身条件和所具备的才能、素质，才被朱棣赏识，并委于重任，成为下西洋船队的统帅。
第二节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
根据史料记载，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支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后认为：“中国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郑和下西洋的人数，史料上有明确记载的有4次。第一次为27800人，第二次为27000人，第四次为27670人，第七次为27550人。郑和每次下西洋人数相当于明朝军队的5个卫，明朝每个卫有5000—5500人。当时西方的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航海的人数分别是90-1500人、170多人、265人。航海人数的多少，反映了一种实力。
郑和船队由舟师、两栖部队、仪仗队三个序列编成。舟师就是现在的舰艇部队，基本单位战船，它们被组成编队，叫前营、后营、中营、左营、右营；两栖部队用于登陆行动；仪仗队担任近卫和对外交往时的礼仪，庄严威武。
按照下西洋的任务，郑和船队人员主要有指挥部分、航海部分、外交贸易部分、后勤保障部分、军事护航部分五个部分。指挥部分是整个船队的中枢，对航行、外交、贸易、作战等进行指挥决策。航海部分负责航海业务、修船、预测天气等；外交贸易部分负责外交礼仪、进行贸易、联络翻译等。后勤保障部分负责管理财务、后勤供应、起草文书、医务人员等。军事护航部分负责航行安全和军事行动。
郑和还打破“有女同行，航行不利”的说法。特别造了一只小船，船上载着几十个老年妇女，专门为官兵们补衣服。当时的船员们穿的是布袜和布鞋，一双鞋穿不到一个月就坏了，如果没有妇女为他们制作和缝补，即使出海时准备20万双鞋袜，也不够长期穿用。
船上还带了两名接生婆。原来，郑和每到一处，总要设帐施诊给药，还教导当地土人如何接生。郑和还请了几个农夫。因为耕田的人通过观察气候的变幻，能够比较准确的预测到何时刮风，何时下雨。只要被农夫们观察到预兆，郑和就先期准备将船只驶到避风港之中。
郑和下西洋的船，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郑和每次出使都有200多艘船。大船“宝船”数量都在40—60艘，而西方哥伦布航海时只有3—17艘，达伽马有4艘，麦哲伦有5艘。
一些学者根据文献记载结合郑和航海的需要进行研究，认为郑和下西洋的船最少有7种，包括宝船、马船、战船、座船（战座船）、粮船、水船等。宝船是帅船，取宝之船。马船是快速的综合补给船，搭载中层官员、军需品、各国朝贡的动物，并能作战。战船作为护航用，吨位小，机动灵活，配有火器和战斗员，保障整个船队航行安全。座船用于船队防海盗袭击和执行两栖作战。粮船装载粮食和副食品。水船储存运载淡水。
郑和船队中装备了先进的兵器，除了冷兵器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火器，如碗口铣、喷筒、“赛星飞”等。碗口铣是一种可灵活操作的火炮；喷筒用于水战、攻城池用的；“赛星飞”是世界上最早的水雷雏形。
郑和下西洋船队配有交通艇、音响信号、旗帜等装备。史书记载，郑和下西洋船队在白天以约定方式悬挂和挥舞各色旗带，组成相应旗语。夜晚则以灯笼反映航行时情况，如果遇到能见度差的雾天下雨，就用铜锣、喇叭和螺号进行通讯联系。
郑和船队是完全按照海上航行和作战需要来进行编组的，在统一指挥下形成一支严密的船队，这是创造郑和成功远航的重要基础。
第三节 郑和船队的航海技术
郑和下西洋的辉煌，反映了我国在世界文明史上独领风骚的科技成就。最能代表和体现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技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中国很早就可以通过观测日月星辰测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郑和船队已经把航海天文定位与导航罗盘的应用结合起来，提高了测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确度，人们称之为“牵星术”。用“牵星板”观测定位的方法，通过测定天的高度，来判断船舶位置、方向、确定航线。这项技术代表了那个时代天文导航的世界先进水平。
郑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术，是以海洋科学知识和航海图为依据，运用了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等航海仪器，按照海图、针路簿记载来保证船舶的航行路线。航行时确定航行的线路，叫作针路，罗盘的误差不超过2.5度。
《郑和航海图》被明代晚期的茅元仪收录在《武备志》中。原图呈一字形长卷，收入《武备志》时改为书本式，自右而左，有图20页，共40幅，最后附“过洋牵星图”二幅。海图中记载了530多个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个，最远的东非海岸有16个。标出了城市、岛屿、航海标志、滩、礁、山脉和航路等。其中明确标明了南沙群岛（万生石塘屿）、西沙群岛（石塘）和中沙群岛（石星石塘）。
《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该图与同时期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波特兰海图相比，《郑和航海图》制图的范围广，内容丰富，虽然数学精度较低，但实用性胜过波特兰海图。
郑和下西洋折射出的中国先进航海科技光辉，表现了中国古代人的伟大智慧，从而创造了郑和下西洋的伟大航程。
第四节 郑和船队的海上饮食
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每次航行长达两三年，人数多达两万七八千人，如此庞大的队伍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是怎么解决饮食问题？郑和船队会不会面对败血症的威胁？
曾随郑和远航的巩珍在《西洋番国志》所附的敕书中，对郑和船队出洋饮食的准备有如下记载：“下西洋去的内官合用盐、酱、茶、酒、油、烛等件，照人数依例关支。——永乐十九年十月十六日”。这样的记述，对长程航行的饮食并未绘出全貌。
郑和船队行经之地多在热带，即使在冬季腊月，温度也多高于20摄氏度，为持续预防食物腐败变质，载运上船的食物除可趁新鲜食用者以外，大多必须是经得起存放的。
在明朝初期，人们已能处理保鲜期短的食物，如将肉类、水产、蔬菜以盐、酱、醋、酒糟腌制，或烟熏、晒干；将水果曝晒制成果脯，或以蜜、糖渍，或用火焙。因此携带上船的食物除了盐、酱、茶、酒及饮用水之外，应当包括不易变质的米麦等谷物、豆类，还有加工处理过的果菜、肉类、水产以及醋、蜜、糖等调料。
郑和船队出海之后，除了库存食物之外，水产类食物可就地捕钓，并在船舱中以活水养殖；家禽类食物可以在船上畜养；蔬菜也可以在船上栽种，船员常在木盆中栽种蔬菜、生姜，提供日常食材。然而船上的产量毕竟有限，大量的新鲜蔬果、肉类及饮用水，势必待上岸时补给，尤其是不可或缺的淡水。
马欢随郑和船队下西洋，将行旅见闻记录成书，于1416年完成《瀛涯胜览》，书中记录了郑和船队途经20个地点的地理、气候、宗教、习俗及物产等。
米谷在郑和远航所经之地多有生产，如中南半岛、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及印度半岛等地，但这些热带地区却“无大小二麦”。阿拉伯半岛兼产米麦，古里、忽鲁谟斯虽有麦贩售，却并非该地出产。船队所经之地，部分地区米麦全无。到达以上地区的船员可能不免口腹受苦。
船队的动物性食物主要有畜肉、禽肉、水产及奶酪等。马欢记述的地区都位于海岸线上，或在沿海溯流而上的河岸边，居民通常以渔为业。中国人摄取的肉类一般以猪、鸡为主，而伊斯兰教徒忌吃猪肉，崇信佛教者忌吃牛肉。郑和船队所到之地，除中南半岛、印度半岛、锡兰等地以外，多信奉伊斯兰教，故食用鸡、羊。郑和船队途径占城、那孤儿王、榜葛剌以及中国人聚居的爪哇、旧港等地时，则能够食用猪肉，古里还有鹿肉和兔肉供食用，祖法儿有骆驼肉食用。乳类及奶酪较不普及，只在苏门答腊、锡兰及古里有供应。
马欢有关食物的记述中，以蔬果种类最为繁多。有三大类：一类是瓜类、茄子、萝卜、胡萝卜等耐存放的菜蔬，是带上船的主要菜色；另一类是葱、姜、蒜、胡荽、韭、薤等辛香菜类，是用于调味或烹调用佐料；第三类是叶菜类，但《瀛涯胜览》中只提到芥菜一种。芥菜不仅可供新鲜食用，且可腌制成酸菜、雪里红、梅干菜等。
在爪哇、马来半岛及印度半岛等地区，主要有椰子、芭蕉、甘蔗、西瓜等水果，还有一些热带水果，如山竹、冷塞果、榴连、菠萝蜜及芒果。
在阿拉伯半岛，主要有石榴、苹果、西瓜、甜瓜以及晒干而成的椰枣与葡萄干等水果。另外，还有松子、杏仁、核桃等坚果。这些可为船员们提供蛋白质和脂肪。
在暹罗、满剌加、榜葛剌、古里、锡兰与溜山等地，酒类的生产原料为茭章、椰子和米。而在阿拉伯半岛，由于伊斯兰教地区禁酒，故并无此类产品。调味品方面，忽鲁谟斯盛产岩盐，锡兰、古里以椰制糖。
由上可知，郑和船队的饮食汇集了东、西方的特色，促进了国际饮食的交流。
第五节 郑和船队所到之处
前英国皇家海军军官加文·孟席斯通过长达14年的研究，认为郑和的船队曾实现环球航行，并早在西方大航海时代之前发现美洲和大洋洲。
孟席斯认为，郑和在1421年的一次远航中，在舰队到达满剌加（今马六甲）之后，将舰队分成四支，每支船队载有一支装备有火炮的军队，其中三支船队分别由太监洪保、周满、周闻率领，第四支船队规模最小，由郑和直接指挥。郑和在奉命将亚洲、非洲16国使臣送回国后便独自返回中国，而其他的船队则继续前行，从而开始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发现之旅。
他们绕过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到达非洲西海岸，并沿着海岸线北上，到达大西洋中的佛得角群岛。他们在这里遇到了巨大的风暴，而好望角也回不去了，于是决定分兵西进，穿越大西洋，各自探寻回国的道路。
周闻的船队独自向西偏北航行，穿越大西洋到达中美洲，并沿海岸一直北上，到达北美洲东北部的格陵兰岛，然后绕过格陵兰岛，穿越北大西洋、北冰洋向东续航，一直到达西伯利亚东北部的楚科奇海，从那里穿过白令海峡后，经日本海回到了中国。
而洪保和周满的船队则从佛得角群岛向西偏南航行，穿越大西洋到达南美洲的北部，并沿海岸线一直南下，通过了南美洲最南的麦哲伦海峡，此时遇到非常恶劣的气候，为了更好的寻找生路，他们再次分开。洪保向南继续航行，到达了南极洲附近，并绕着南极洲向西航行到南舍得兰群岛，然后折而北上，沿南印度洋东进，抵达澳洲西南角后又继续向西北航行，进入南中国海，最后他们高兴地发现，自己竟又回到了马六甲，在此获得补给后返回中国。
周满率领的船队，简直是一次终极大冒险。他们在通过麦哲伦海峡后，沿南美洲西海岸北上，到达厄瓜多尔后转而向西横渡太平洋，到达新西兰和澳洲的东海岸，并环航了澳洲大部，接着向西北航行至菲律宾群岛北上。由于迷路，此时历经千辛万难的周满船队却错过了从这里回国的良机，而是又转向东，再次驶入了茫茫无际的太平洋中，他们第二次横渡太平洋，到达了加拿大的西海岸，又沿着海岸线南下，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墨西哥的西海岸，在那里一部分人留了下来，而残余的人则折向西航行，第三次横渡太平洋，向菲律宾行驶，最后取道南中国海回国。这次航行大概有3万千米，历时两年半才返回南京，此时船队损失殆尽，已经所剩无几。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西南部曾经发现过一艘红木沉船。考古学家挖到了一些红木片，这些红木片经断定不是澳大利亚土生的树木，而是可能来自中国。这似乎又证明了孟席斯书中，关于中国人最早发现澳大利亚的论点。
在一份冰岛的古代文献中，其记载似乎也与中国有关。1448年，教皇尼古拉斯五世写给冰岛斯卡洛特和豪拉主教的一封信颇富传奇色彩，信中写道：“约30年前，从附近海岸异教徒中来的野蛮人，暴虐无道的用火与剑残酷的袭击了格陵兰岛原住民，摧毁了他们的国家和神圣的建筑，只剩下不到九个教区的教堂幸存下来。可怜的原住民被他们不分性别地带走。其中大部分人已经脱困，回到他们自己的房子里。”
1418年大约是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的时间，教皇所指的野蛮人可能就是中国人。而在冰岛民间也一直流传着很早就有中国人光临的传说，时间上与郑和下西洋的时期也正好相吻合。
种种迹象表明，郑和的船队可能真的到过我们现在所知的更远的地方。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创举。
第六节 郑和归葬何处
据史料记载，1433年（宣德八年），62岁的郑和在归国途中积劳成疾，在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病逝。可是，郑和到底归葬何处，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
1964年，考古人员在南京牛首山发现的一座墓葬。此墓坐落在一名为“回回山”的山坡上，旁边有一个郑家村，村中的一支郑氏自称其祖辈世代在此看守墓地。有当地人说，这座墓与这一带的罗志墓等明太监墓形制相同，可能是郑和墓。1981年，有关部门对“回回山”明代古墓进行了勘察，认定为“郑和墓”。
目前南京牛首山的郑和墓南北长300米，东西宽60米，高约8米，墓为长方形，整个墓制呈巨大的“回”字状，墓盖下部雕饰祥云草叶莲花座，瓦梁状的墓顶雕有阿拉伯文“安拉伟大”等字样。墓下石阶共4级28层，每级7层象征郑和七下西洋，历时28年的壮举。在距离墓地50米处，竖立着一块青石碑座，体制硕大，半陷泥中。
但有学者认为，古墓被认为是郑和墓不过是依据村民的传说和推论，未必可信。
1433年3月，郑和在印度古里病逝，同年7月他的船队回到国内。此间经历了长达4个月的时间，正是炎热季节穿越热带的航线，郑和的遗体能否保存带回国内安葬是一疑问。郑和的家族中一直流传这样一句话：“马三宝下西洋，自身难保”，因此牛首山的郑和墓并不排除是埋葬郑和衣物、靴子、头发、指甲之地。
牛首山的郑和墓建造的极为普通，不得不让人疑惑，注重身后事的古人常常凭借千古之地的气势来延续身前的辉煌与荣耀，依照郑和被赐姓、出使海外蒙受皇恩，其死后的墓葬似乎应该更气派宏大。有学者认为，作为2.7万多人的船队统帅，郑和的宽大胸怀、正直无私一直为后人称道。郑和所信仰的伊斯兰教历来就有“薄葬”的传统，郑和墓规模简单而朴素是合乎情理的。
南京最南面的牛首山上郑和墓所在之地则另有一番玄机。郑和墓、墓葬神道与牛首山弘觉寺宝塔都在一条中轴线上，前临湖，后依寺院，是一块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
还有一种郑和衣冠塚在北京的说法，学者认为，可能只是清宫太监把郑和奉为祖师爷而立碑进行拜祭而已。
另一种说法认为，郑和葬在了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三宝土龙。这是因为郑和逝世后，船队在运送郑和遗体回国途中，担心天气炎热，遗体不能长期保存，就葬在了路过的爪哇岛的三宝土龙。现在当地还有三宝洞，供郑和像，洞旁有三宝墩，相传为郑和墓。
第七节 明王朝的海外贸易
1573年6月中旬，两艘挂着西班牙国旗的大帆船从马尼拉港驶往墨西哥海岸的阿卡普尔科，船上载着绸缎712匹、棉布11300匹和瓷器22300件，总值30万比索，折合白银7.5吨，贸易利润高达600%。这就是被称作“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首航。至此，马尼拉确立了它作为中介港的地位，由西班牙人经营着明帝国与美洲的贸易，他们从明帝国商人那里获取丝、绢、瓷等高级奢侈品，并将之转口到美洲以换取白银，再将这些白银作为支付给明帝国商人的硬通货。这条航线利益巨大，以平均每年80—125吨的白银流入明帝国。
明帝国与美洲的间接贸易是由西班牙人开启的。自此以后，帝国的商人被巨大的利润吸引到东南亚，数万人集中在吕宋，带去丝织品、棉织品、瓷器、茶叶、布匹、锦段、丝绒等商品，换回自美洲运来的白银。从明帝国本土来到这里的海船技术先进，每艘造价仅千余两白银，而所获经常过万，财富的积累越滚越多，明帝国的官员、将领大都参与进来，形成一个巨大的南方利益集团。
当时从阿卡普尔科运往马尼拉的白银平均每年运量达到了150吨，根据当时的航海资料和西班牙官员的信件可以得知，其中的绝大部分都被作为支付给帝国商人的货币而运走了。万历十年，棉价每匹0.3两白银，绢价每匹0.7两白银，按照每匹最低获利十倍的价格计算，历年自帝国输出的商品根本无法统计。当时从智利到巴拿马，随处可见质优价廉的中国丝绸。中国丝织品的价价格只是其他地方的三分之一。很显然，这样高的价格优势只能出自规模化生产。
据估算，明帝国的江南地区在17世纪初产棉布已达2500—3000万匹、丝织品70—100万匹，如此之高的产量仍然因海外贸易的巨大需求而导致价格持续攀升，巨大的利润刺激促使生产者改进技术、提高产量，至中清时棉布可年产8000万匹、丝织品600—800万匹。
如果说吕宋为明帝国与美洲的中继站，那么马六甲就是明帝国与欧洲的桥梁。马六甲驻扎着许多明帝国的商人，来自福建的人由于来的时间较早而负责当地的商业运营，来自浙江的人由于家乡作为商品输出地的有利条件而负责船货的运输，这些明帝国的商人和葡萄牙人、荷兰人、亚美尼亚人和阿拉伯人一起经营着获利极大的印度－东南亚－中国贸易航线，或许因为包含一些信仰的因素。明帝国的商人用从中国本土运来大量的纺织品、瓷器和草药等生活用品，换回的主要是香料，还有不少珍珠和玛瑙。
马六甲与中国的航线起初是以走私的形式存在，它的另一端很可能在距浙江舟山百里之遥的双屿港，那里地势险要，悬于海洋之中，在被走私集团占据前是个荒无人烟的小岛。它的腹地是浙江——明帝国最富产丝绸的省份，同时也是帝国粮食和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那里水运交通发达，在历经多年的发展后，它的城镇化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们享受着白银大量流入带来的种种好处。双屿港早在1528年以前就成为了国际走私贸易的一个重要据点，海洋贸易或许因为帝国政府的禁令而受到了限制，但商品的大规模输出从未间断。每日有上千艘船只往来于双屿与外洋之间，这些人在那里筑码头、建仓库、设医院、开商店、盖教堂，其繁华程度可见一斑。
马六甲的这条航线可能将大量的白银带入了明帝国，而且也是海洋贸易的主要渠道。葡萄牙人登上了澳门，开辟了一条从里斯本到果阿，从果阿经马六甲再到澳门的航线。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资料可以证明，1602－1682年中国的瓷器输出达到了1600万件。因为种种因素，大量产自美洲的白银的确通过葡萄牙人的航线源源不断地流入帝国，中途经过了印度，有一部分长期滞留在那里，其余大部分来到东南亚，通过购买香料的形式置换掉一部分，剩下的汇合马尼拉航线的白银被中国的商人运走。留在东南亚的那些白银一部分通过穆斯林商人回到印度，其余部分由于拥有香料和宝石的交易而放缓了流入中国的速度，但最终仍然来到了中国。此外，葡萄牙人通过澳门得到了特殊的贸易地位，由于日本自始至终都无法得到与帝国直接贸易的权力，所以葡萄牙人可以通过转手中国货物获得每年235万两白银的收益。
日本虽然被排斥于直接贸易体系之外，但它却是明帝国白银的几个主要来源之一。日本富产白银，日本人在石田、但马、佐度、甲斐、秋田等地开采银矿，用“银山银吹”的方法使矿渣分离，提高了白银产量，从而使白银成为他们的主要硬通货。银矿的大量开采促使日本的白银价格持续降低，而此时由于银荒所导致的银价居高不下却困扰着明帝国，这无疑大大刺激了日本白银的对外输出。
白银和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了明帝国，全世界不断地向明帝国支付硬通货，这一直支撑着明帝国工业的发展。
大量的白银流入在导致物价上涨的同时，解决了一直困扰明帝国政府的白银短缺问题，使实施银本位真正成为可能。明帝国的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继位时，白银与铜钱的比价是1：3000，黄金与白银的比价跌到了1：13，显示美洲白银的流入持续增加。白银的不断流入必然导致金价的上涨，从而在某个临界点形成对黄金的迫切需求。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正是建立在银本位的基础上，在他通过明帝国政府的名义正式宣布改革前，民间早已储备好大量的白银用以支撑帝国的货币信用，被货币危机折磨了近百年的明帝国从此步入了新的时代。
城镇开始迅速发展，大批新兴市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很多都是以专业生产丝棉著称。这些市镇人口普遍超过两千，无法统计他们之中有多少受益于海外贸易而发达，因为明帝国政府从未承认海外贸易是其税收的主要来源，帝国的海关数据也支持了这种论断。万历后期福建月港的统计是29000两白银，其余主要港口都低于这个数字。由此可以推断大量的税收被逃避了，明帝国的税收损失尽管难以统计，但其数额必定极其惊人。
无论人们如何否认那个时代的成就，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明帝国的海外贸易对帝国造成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第八节 海洋帝国的终结
马六甲海峡是亚洲出海口门户，谁控制了这里，谁就是亚洲的海洋霸主。
早在15世纪初，明王朝与马六甲就形成了战略同盟关系，马六甲王国在明王朝的支持下成为区域强国，而明王朝则通过在马六甲设立航海中转站，建立了以马六甲为中心的朝贡圈，进而控制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航线，成为那个时代亚洲海洋的帝国。
1403年，在北京登上皇位的朱棣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的朝贡体制与外交思想。登基之后，他立即派遣使臣分赴四方，宣告明帝国帝位的轮替，并重新确认帝国在海外的影响力与控制力。随即，琉球、日本、暹罗各国使节陆续到中国朝贡，建立了宗藩与册封关系。
此时的马六甲王国，被中国称为满剌加。它处在战略通道上，受到明朝廷的高度重视，很快将它纳入了明王朝的朝贡体制之下。1403年10月，朱棣派遣宦官尹庆往谕满剌加，赠送其国王礼物，国王拜里迷苏剌大喜，遂遣使随尹庆到明帝国朝贡，开了永乐朝御笔题赐的先例。
明成祖还亲笔写碑文赐给满剌加，碑文上盛赞满刺加及其国王。其实，拜里迷苏剌最关心的是立刻摆脱暹罗的统治，这是他与中国交好的实质意义。
开国之初的马六甲王国四周都是强敌，拜里迷苏剌以柔软的身段争取生存的空间。一面与左边的暹罗王国搞好关系，每年缴纳40两黄金给暹罗国换取暂时和平；一面与南面印度尼西亚群岛上的王国结亲联盟，同时以明帝国为宗主国，并建立了宗藩关系。
1406年，拜里迷苏剌率妻子及陪臣540多人，随郑和船队来中国访问，这是明朝以来到访中国的最庞大外国使团。这次访问，拜里迷苏剌受到明朝政府的礼遇。在此期间，明成祖曾五次宴请或赏赐使团，当九月十八日使团离开南京回国之时，明成祖又命在龙江驿设宴饯行。这样的规格待遇，在明朝接待其他国家来访的国王中是唯一的一次。
1411年，拜里迷苏剌第二次访华。1414年，也就是郑和第四次率团远航的返程的时候，拜里迷苏剌第三度率团访问明王朝。
马六甲对明帝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就意味着帝国将拥有长久的海疆安宁。
由于郑和船队每次出使的人数均有近三万，历时一年半以上，需装带大量物资，因此需要在航程中途设立一个固定的物资转运站，存放不急需的物品，缓和船队的运输压力，也为使团的往来船队不断补充应用物资。
马六甲正是郑和船队中转的理想地点。它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既有利于船泊的停靠补给，又有利于船队等待不同的季候风，为南下远航与返回中国争取到最有利的时机。通过马六甲，明帝国的影响范围可达整个东南亚。
马六甲航运中转站的建立，意味明帝国建立了以东南亚为基地的战略缓冲区，那时的南中国海真正成为中国的内海。
15世纪的马六甲与当时的明王朝建立战略同盟关系，以政治上的让步换来马六甲一个世纪的和平与繁荣。此时同时，马六甲国王励精图治，试图逐渐摆脱明王朝的政治影响。
在马六甲王国的发展方向上，它选择了伊斯兰化，而没有像越南采用中国传统的儒家立国思想。
特别是从1445年起，马六甲王朝的第四代国王穆扎法尔·沙继承王位后，采用穆斯林君主的尊号“苏丹”，奉伊斯兰教为国教。他在位时，伊斯兰教沿着苏门答腊和爪哇各港口迅速传播开来。
这位马六甲的君主在执政后，拒绝向信奉印度教的暹罗继续纳贡。1446—1447年，马六甲军队先后两次从海陆击败暹罗军队的入侵，从此暹罗欲征服马六甲的企图暂时中止。他加强军队建设，扩充舰队，控制了马六甲的海岸，并派兵从西北攫取雪兰莪作为粮食基地，又控制了苏门答腊海岸的战略要冲，成为该地区的霸主。
在贸易上，当郑和船队绝迹于亚洲海域之后，马六甲充分运用了明王朝建立起来的贸易网络。穆扎法尔·沙努力使马六甲成为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商人之间的重要贸易桥梁。他铸造了统一的阿拉伯文锡币，正面为“苏丹穆扎法尔·沙”，背面为“宇宙与伊斯兰教之救主”。
当1459年穆扎法尔·沙去世时，马六甲迎来了它鼎盛的时代。
马六甲在16世纪大航海时代兴起前，成为东亚真正的海洋城市。每年吸引好几百艘船只顺着季风前来贸易，中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欧洲人挤满了港口。从各国运来的货物全都汇集到马六甲，再转运到世界各地，马六甲俨然是当时商品的全球集散中心。
当马六甲一跃成为地方霸主之时，明朝廷采取了严厉的海禁政策，不仅停止政府庞大船队出海的计划，而且严厉制裁私自到东南亚等地的中国贸易商人。明帝国自动放弃了海洋，放弃了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权。
16世纪初，盛极一时的马六甲海峡很快引起了西方新兴海权国家的觊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相继来到马六甲。此时，葡萄牙人已经来到印度洋，并准备染指马六甲。
1509年，葡萄牙人曾经到达过马六甲，受到了当地人的猛烈袭击，他们撤退了。但这场战争，让葡萄牙人认识到，要占领马六甲、控制马六甲海峡入海口，必须从军事上先占领马六甲城的咽喉之地——马六甲河上的大桥。
1511年7月1日，阿尔布克尔克率领一支由18艘舰船、1200名葡萄牙士兵及200多名马尔巴拉援兵组成的舰队到达马六甲，提出了释放战俘、赔偿以及割让一块土地来修建要塞的要求。当时的马六甲是一个10万人的城市，由3万马来人和爪哇人守卫着，双方兵力悬殊，因此当地苏丹拒绝了葡萄牙人的要求。7月24日，葡萄牙人发动了第一次攻击，由于没掌握潮水的关系，葡萄牙舰船无法进入河道，只好等待潮水的涨起。而马六甲苏丹组织了强大的抵抗，迫使阿尔布克尔克下令撤退。
8月10日，阿尔布克尔克又进行了第二次攻击，成功占领了大桥，接下来他们又占领了面向马六甲河、依山建立的马六甲王国与清真寺。苏丹及其王子派出20头大象企图阻上葡萄牙人的攻势。黑夜降临后，葡萄牙人终于占领了大桥两侧的制高点。
8月24日，沿着街道，葡萄牙士兵并排清除来自各方的零星抵抗。马六甲苏丹见大势已去，放弃了富甲一方的马六甲城。苏丹率领残余势力退到巴莪从事复国运动，他的后裔偏安柔佛，建立了柔佛王国，继续马六甲的王统。
此时，阿尔布克尔克下达到了抢掠的命令。抢掠的珍宝数以万计，几乎是马六甲王国三分之二的财富。攻占了马六甲的葡萄牙人，照例进行了屠城。
马六甲王国的灭亡，除了遭遇强大的外敌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为当时马六甲王国名义上的宗主国——明王朝，皇帝与大臣都无能、短视，他们对马六甲的陷落无动于衷。
明朝廷得知马六甲被侵占一事是在1520年，距马六甲落入葡萄牙人之手已过了九年。而在这九年中，葡萄牙人的脚步早已穿过南中国海，进入中国广东沿岸。
如果不是马六甲王子宾塘王公的使者穆罕默德来到北京，向礼部送来马六甲的求援信，马六甲落入葡萄牙人之手一事，明朝廷就会一直被蒙在鼓里。而明武宗早已失去了解决此事的能力，在当时一批大臣的建议下，终于对马六甲的沦陷做出回应：不许葡萄牙入贡，同时葡萄牙出使中国的皮雷斯一行于同年春夏被押往广州，并作为归还马六甲疆土之人质投入监牢。
面对马六甲朝廷的屡次求援，明朝廷声明要求葡萄牙归还马六甲，否则扣押使团直到归还马六甲为止。这种以扣押使节的方式来应对武装占领的葡萄牙人，是一种无能和缺乏国际海洋观的表现。
明王朝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关系只是一张政治承诺书，苍白无力。当郑和这样的王师绝迹于东南亚之后，明王朝毫无力度的外交辞语与交涉，挽救不了马六甲灭亡的命运。失去了马六甲的明王朝，使帝国最南端的海上大门大开，从此无法阻挡西方殖民者的东来。
第九节 明朝海航衰落之谜
郑和七下西洋之后，明朝便开始停止建造船只，并主张俭约的经济策略，水师以不堪想象的速度崩溃了。
1405年的极盛时期，明朝的水师拥有3500艘各型船舰，只浙江一省就拥有超过700艘船舰组成的舰队。到了英宗正统五年（1441年），浙江船只的数量还剩不到先前的一半。到了15世纪中叶，该省的舰队仅剩一小部分。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年），如果建造双桅以上的船只，就犯死罪；世宗嘉靖四年（1525年），明朝廷又下令准许沿海总督、巡抚摧毁所有远洋航行的船只，并逮捕驾驶这些船只下海的商人。几乎在不到100年的时间中，全世界最强大的水师便进行了自我毁灭。
明朝水师迅速自我毁灭的原因首先是政治原因。宦官与士大夫在明朝的历史中，始终持续着紧张的关系。海上航行与海上贸易是宦官集团惯常涉足的范畴，因此，摧毁海上贸易，就是截断了对手的主要权势与经济收入。
在宣宗去世后，其太子幼小，没有能力应付宦官与士大夫的斗争。宦官控制了厂卫机构，成为财务上的代理人。在复杂的宫廷政治环境中，宦官和士大夫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宦官继续涉足海上贸易，从而引发了朝官对船只大小以及平民参与海外贸易的限制。朝臣们认为即使无法杜绝宦官的贸易活动，也要加以限制。于是建造大型航海帆船的船厂被迫停工，中国人先进的航海科技终于消失了。16世纪时，已经很少有船匠知道如何建造大型宝船了。而枪炮的发展也同样迟缓，使得欧洲各国在火力上胜过中国。中国人开始丧失他们超越西方的科技优势，优势从此一去不复返。
其次，明朝一连串经济因素也对政府维持建造远航大帆船的船厂与庞大的沿海水师造成困难。永乐十三年大运河的开通，不再需要海上的大帆船载运南方的米粮到北方，船只建造的焦点因此转移到了河上航行的驳船上。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导致国力衰退，而蒙古威胁的持续增加，令政府有限的军事资源，被从海岸调往长城以北的边境去防守，更令政府无暇顾及海上贸易和海外出航。
更主要的是文化原因。崇尚儒家的朝官们为了科举考试，着重经典的记诵，对创造力或对外国的任何事物没有兴趣。翰林院官员在15世纪中叶发展出一种观点：中国以其礼仪教化即足以“绥服”他国；国家无须急于进行对外贸易或对外征伐。
在士大夫看来，宦官热衷的对外贸易以及与海外接触对国家来说完全是浪费的。从此，中国关闭了海上的大门，直至400多年后，列强以炮火敲门。
第十节 郑和海航档案销毁之谜
自郑和以后，中国的海洋开拓精神消失了。郑和下西洋这一壮举，被执政当局视为弊政，连有关档案资料也被销毁。郑和和他开拓的伟大事业，也被人遗忘一空。
由于郑和远洋航行的档案资料被销毁一空，许多基本问题至今仍是一团迷雾，甚至是什么人出于什么动机销毁了这批档案也说不清楚。正史中没有记载，几种明人笔记上提到是刘大夏销毁了这批档案，但似乎还是证据不足，还不能定案。
陆树声的《长水日抄》只说刘大夏藏匿了这些档案，未说是销毁了。焦竑在《玉堂丛语》卷五中也说刘大夏是藏匿，没有说是销毁。
由于档案被销毁一空，郑和下“西洋”最大的船有多大也是一个谜。根据顾起元的《客座赘语》卷一中有《宝船厂》一条内记载，郑和的宝船折算成今天的公制，最大的船长约150米，宽约61米，排水量约在2万吨以上，相当于一艘航空母舰。宝船的主桅杆高达72米，相当于24层楼房那么高。据雍正《崇明县志》记载，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郑和远航归来，由于船大吃水深，竟进不了浩荡的长江。
对此，有的学者认为，9桅万吨级木质帆船，以当时中国的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是造不出来的，要完成下西洋的各项任务也不需要这么大的船舶，古今中外也没有过那么大的木帆船。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考古出土船舶文物、大量的文献资料以及木帆船建造工艺的调查研究可以证明，明朝肯定可以造出那么大的宝船。
由于郑和远洋航行的档案资料被销毁一空，不仅宝船的大小成了一道不解之谜，甚至连郑和最远究竟到哪里也说不清楚。
虽然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被销毁了，但随郑和出航的幕僚和译员却留下了许多重要的亲历记录，如《星槎胜览》、《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等书，还有当时一些文人的笔记和近年出土的水下考古资料。
现存资料使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郑和所率领的船队规模之大，造船技术之精巧，航海经验之丰富，航程之远，结交国家之多，在世界航海史上都是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