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晏子曰：古之贤君，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
“古句新解”
晏子说：“古代贤明的君王，自己吃饱了还能知道有人在挨饿，自己穿暖了还能知道有人在受冻，自己安逸了还能知道有人在劳累。”
古人曰：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处在上层的统治者，如果不能体察民情，只顾一己之享乐，忘乎所以，那么上下离心则必然断裂，人民是不会灭亡的，衰败灭亡的只能是上层背离民众的人。
西周第十个国王厉王，是一个贪婪残暴的君主。厉王好利，他任命“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将至”的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所谓专利，就是专山林川泽之利，把原来公有的山林川泽据为己有，不许人民采樵渔猎。厉王实行专利，触犯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失掉了王室贵族和统治集团的支持，损害了广大平民即“国人”的利益，使他们忍无可忍，纷纷议论和抨击厉王暴政。厉王把国人的议论诬蔑为“诽谤”，特请卫国巫师来监视人民，侦察国人的私议，并按他的旨意，假托神灵，指控国人“谤王”，进行杀戮。国人敢怒而不敢言，路上见面，以目示意。厉王自鸣得意地说：“我有办法消除诽谤，现在都不敢议论了！”召公劝他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把水堵上，一旦溃决，伤人更多。”厉王根本不听劝谏，继续一意孤行。厉王的三年高压统治，终于激起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公元前841年，国人冲进王宫，厉王狼狈出逃，渡过黄河，逃到彘（今山西霍县）。厉王的太子静逃到召公家中，起义者包围了召公的家，要他交出太子静。召公让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静，交给起义者杀死。参加这次起义的是以平民为主体的各阶层群众。国人暴动是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武装暴动。残暴的厉王统治被推翻了。
失民心者失天下，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这点。如果懂得这些，努力去关心人民疾苦，为人民办实事，谋福利，那么也一定会受人民拥戴，甚至流芳千古，受人敬仰。而苏东坡正是这样一位一心为民的人。
公元1061年，时年26岁的苏东坡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陕西宝鸡）判官”，就是一个掌管文书、佐助州官的“小秘书”。权并不大，但他是以京官的身份“下派”州府当助理的，在同僚中还是说得起话的。一到任上，他就十分关心民生疾苦，明确建议要“多方优裕其民”。
当时北宋的差役很多，其中有一种叫“衙前”。服役的老百姓的职责是替官府押送纲运、保管财物，如果被盗或者损毁是要赔偿损失的。凤翔一带每年要砍伐上好竹木，然后编成竹筏、木筏，从渭河入黄河，给京城开封送去。官府考虑借大水之力好放筏，所以规定每年衙前运竹木的时间，恰巧就在渭水、黄河涨水期间，谁如果不在规定时间运到就要受罚。但是，正因为河水暴涨，经常发生竹木筏颠覆事故，衙前水工被淹死无数，而且造成的损失还要由他们来赔偿。每年因此而致许多服役百姓家破人亡，倾家荡产。
苏东坡了解情况后十分痛心，“如果服役的人根据水情变化选择运送竹木筏的时间，损失就会小得多。为什么非得在河水暴涨的时候运送呢？”于是他建议修订衙规，准许衙前之役可“自择水工，以时进止”。实施之后，取得了“衙前之害减半”的效果，受到凤翔官民称赞，他的改革也得到了朝廷的默许。
而最让凤翔人感激不尽的，是他呼吁免除老百姓欠官府的不合理债务。凤翔府有很多人由于欠官府的债务而被关押，而苏东坡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催理民欠官的债务。他说，每天用关押、鞭挞等刑罚来催逼欠债之民，不仅让自己心里难受，而且收回的银子也极少。如果那些人确实是因侵盗欺官欠债逾期不还，对其施以刑罚，觉得心中无愧。但是，这些欠钱未还之人欠的大多是“冤枉钱”啊——押送竹木，被风浪颠覆要赔；保管粮食布匹，霉烂损耗要赔。这些损失并非全是当事人的责任造成，何况他们确实也无钱来赔，久而久之成了积欠。朝廷其实也是知道这些情形的，也常常下旨赦免部分债务。
因此，苏东坡在奏折《上蔡省主论放欠书》中气愤地说：“天下的老百姓认为地方官员是不敢违背朝廷指示的，但是今天朝廷都已下诏免除积欠，唯独他们不许可，这种行为能够容忍吗？”他请求将老百姓所欠不合理债务一律免除，并把那些被官府关押起来的欠钱之人都放回去，让他们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苏东坡不仅能在他有职有权的时候，用自己的职权为民谋利，而且就是自己无权受困时也依然是情为民所系，心为民所想，特别是当他风烛残年的时候，又被流放到海南岛谪居赋闲。他先是住在儋州官舍里，结果不久便被上司赶了出来，父子俩连个住处都没有，处境十分凄凉。当地百姓见状十分同情，便帮忙在椰树林里盖了几间茅屋给他们居住。尽管周围荒芜，蚊蚁滋生，环境恶劣，但苏东坡总算有了自己的家。他始终以一颗平常心来面对得失进退，以乐观心态化解人生悲欢离合，“任凭他千磨百炼，扬不清沉不浊”。在这里，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千方百计办起学堂传播文化。从此，一片蛮荒的海南岛学风大开，人才辈出。从那以后到清代，海南岛一共出了举人767人、进士96人。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中举人的和登进士的，都曾是苏东坡的学生。
1089年，苏东坡被调到杭州当“一把手”。刚到任，就遇到年久失修的官舍房屋倒塌，压死压伤多人。于是，他请求朝廷拨来钱粮对杭州官舍搞一搞维修。
但是，逐渐熟悉杭州情况的苏东坡发现，这里因连年遭受水旱之灾，人民生活十分困苦。他便马上把准备用来修缮官舍的钱，拿出来买粮赈济灾民。
接着，苏东坡开始从治水上下功夫，力图从根本上解决杭州的水患问题。
首先疏浚“两河”。茅山河和盐桥河流经杭州城中，由于泥沙淤塞严重，带来行船困难和泄洪不畅，因此每隔三五年便要疏浚一次，而每次挖起来的淤泥堆放成了大问题。由于淤泥就近堆放，一旦下雨，冲入河中，又造成淤塞。苏东坡在组织百姓整治“两河”时，把重点放在了控制外江泥沙随潮带进两河上，一方面深掘河道，另一方面对两河水进行分流，用闸抵御外江来沙。从此两河不再有劳民扰民之害了。
在开工前，他又亲临湖上考察。据《杭州府志》记载，在那期间，苏东坡每天都要到现场巡视指挥。有一天，他忙得顾不上回家吃饭，而送饭的人又还未到，“遂于堤上取筑堤人饭器，满盛陈仓米一器，尽之。其平生简率如此。”苏东坡这种与民共甘苦的德行深受人民赞扬。
身处困境而能理解他人之难，容易，但此时还去为别人解难，那就难了；而身处顺境能理解他人的难处就不容易了。只有一心为人民，有一颗贤者的心，与民共甘苦，才会最终赢得人民的爱戴，才会上下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