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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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第二十五讲 解读老舍的《茶馆》

1949年,应周恩来之邀归国的老舍,面对新中国蓬勃的景象,创作热情高涨,一共创作了23个剧本,以及曲艺、报告文学、论文、散文、诗歌和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正红旗下》,成为文艺队伍中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建国后老舍主要进行戏剧创作,著名的作品有《龙须沟》、《茶馆》、《方珍珠》、《女店员》、《全家福》等。

《茶馆》是老舍戏剧的代表作。它深刻描绘了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和抗战胜利后至解放前夕的历史生活,通过北京裕泰茶馆这个窗口,在三幕剧中截取了三个横断面,汇集了资本家、商人、太监、军人、警察、教民、农民、市民、特务、打手等三教九流的众多人物,描写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及他们的命运,展现出一幅幅历史画面,深刻反映了清末王朝的腐败、帝国主义的入侵、军阀的混战、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写出了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和反抗斗争,从而“葬送了三个时代”。剧本虽然没有正面写重大历史事件,但政治历史的变迁决定着剧中人物的命运,从人物的故事中透露出社会政治的信息,反映着历史的总趋势。

《茶馆》中出现了70多个人物,代表了旧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裕泰茶馆的掌柜王利发、“吃皇粮”的满族旗人常四爷、民族资本家秦仲义是贯穿全剧的人物。王利发是作者精心塑造的血肉丰满的文学典型。剧本一开始就写王利发子承父业经营茶馆,遵循着父辈的处世之道:“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喜欢”,圆滑世故,胆小怕事,逆来顺受,以求保全自己小业主的地位,他精明、干练、善于经营,顺应时代潮流不断改良,其结果却是越改越“凉”,茶馆被反动势力吞噬,自己也被逼上吊自杀。作品深刻的写出了王利发性格的复杂性:他虽是茶馆的老板,软弱、怕事又有点势利,但他毕竟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又受到反动势力及其爪牙走狗的欺侮迫害;他勤劳善良、富于同情心,有一定的正义感,随着剧情的发展,王利发的这些好品质不断增长。最后,他的死是对社会的强烈的抗议:“我没作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不叫我活呢?”他的悲剧的意义就在于深刻批判了逆来顺受的顺民哲学,批判了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否定了改良主义道路,在黑暗腐败的反动统治下,像王利发这样的小生产者要活下去就得进行反抗斗争。

常四爷是一个在前清吃“铁竿庄稼”即皇室供奉的旗人,他耿直豪放、性格刚烈,有正义感和反抗精神,是一个爱国者。只是因为在茶馆里说了句“大清国要完”就被捕入狱,倾家荡产,出狱后参加了义和团反帝斗争,后来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爱打抱不平,一辈子不服软,敢作敢当,他说:“我盼哪、盼哪,只盼国家像个样,不受外国人欺侮”,“我爱咱们国呀,可是谁爱我呢?”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70多了,只落得卖花生米!”在悲愤的呼喊中潦倒、落魄、凄凉地度过余生。常四爷的一生说明了个人奋斗道路是行不通的。

秦仲义是应维新运动而生的民族资本家的形象,他是裕泰茶馆的房东,拥有相当的资产,在开始时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阔少,他雄心勃勃地走实业救国的道路,为此,他变卖地产、买卖,投资兴办工厂,然而他开办的工厂先是被日本人“合作”,后又被国民党当成“逆产”没收、拆毁,他的一生的心血付诸东流,彻底破产。剧末,秦仲义以40年的经历,悲愤地质问:“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有钱哪,我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告诉他们哪,我秦某人70多岁了,才明白这点大道理!他是生来的大笨蛋!”

《茶馆》就是通过人物的悲剧命运,出色地表达了埋葬旧世界的思想。

《茶馆》充分代表了老舍戏剧的艺术特色,最集中地体现了戏剧艺术创新的成就。

首先,老舍严格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熟悉生活和他笔下的人物,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去写,表现出生活本质的真实和发展趋势;他笔下出现了数以百计的普通人,通过这些小人物的命运映现了重大的主题和时代精神;同他的小说作品一样,对于笔下的人物“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威”,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忠实的写出这些人物的命运,作者的爱憎褒贬寓于对人物的真实描写中。

以人为主、以人带故事、淡化情节的崭新的结构方式,创造了一大批血肉丰满、复杂而富于变化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不仅主要人物王利发、常四爷、秦二爷鲜明突出,就是庞太监、二德子、康顺子、马五爷等次要人物也都富于个性。其成功的经验在于在构思的时候,先想到人物,以人为主,从不因事而忘了人。《茶馆》全剧70多个人物,各人上场时都带着自己的遭遇、自己的故事,全剧没有统一的故事情节,也没有贯穿全剧的中心事件,各人上场都说自己的故事,而茶馆只是人物汇集以演绎故事的最佳场合;各人的小故事组成了社会的大故事,展现了社会历史的变迁。就是说,在构思剧本的时候,始终把眼睛盯在人物的性格和生活上。二是采取了“人像展览式”的结构,通过一组组人物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生活命运的变化、性格的发展,构成若干幅社会风俗画。《茶馆》人物众多,年代又长,为了更好地创造人物,老舍采用了四种方法:主要人物自壮到老、贯穿全剧;次要人物父子相承,由同一演员扮演;每个人上场都说自己的事;无关紧要的人物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三是重视人物的内在的性格冲突,遵循人物的性格逻辑,深入挖掘并以对话揭示出人物内心矛盾,创造出复杂丰富的性格。所以剧中任务有的只有几句话,便显示出他的身份、个性、历史,如第一幕里马五爷只有三句对话,便显示出他的倨傲的个性。当二德子要打常二爷时,马五爷只一句话“二德子,你威风啊!”就使二德子马上停止动作,前来向他请安;然后他又说了一句“有什么事好好地说,干吗动不动讲打?”就让二德子马上离开,“您说得对!我到后头坐坐去!”而且还替他付了茶钱。但是,当常二爷凑过来要向他发牢骚、套近乎时,他却马上立起来,说“我还有事,再见!”根本不理睬常二爷。他制服二德子并不是同情常二爷,而是因为打架会惊扰他喝茶。

其次,人像展览式的结构能大容量的概括历史,但如不能写出人物的鲜明的个性则往往容易流于浮泛。《茶馆》里的人物大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就是因为老舍把握了人物的性格冲突,一个个人物在舞台上活了起来,由他们组成了一幅幅鲜活的社会风情画。

剧本的第一幕在结构上可以分为六节,每节以几个人为主,发展一个冲突,各节之间过渡,有串场人物。如第一节写二德子和常二爷的冲突,主要人物就是二德子和常二爷、马五爷、松二爷,王利发是串场人物,以刘麻子进来向松二爷、常四爷打招呼为过渡;第二个冲突是写康六卖女儿,主要人物就是康六和纤手刘麻子,常四爷成为串场人物,又以刘麻子掏出怀表过渡;第三个冲突是刘麻子卖表,牵扯出黄胖子,道出在茶馆讲和的事由,刘麻子、松二爷、黄胖子是主要人物,王利发是串场人物,讨饭老人作为过渡;第四个冲突是写秦仲义与庞太监的冲突,王利发、秦仲义、常二爷是主要人物,李三是串场人物,以“秦仲义往外走,王利发送”为过渡;第五个冲突写常四爷、松二爷被抓,茶客作为串线人物;第六个冲突写庞太监买媳妇,康顺子、刘麻子、庞太监是主要人物,茶客是串线人物,最后落幕。这种独到的艺术构思和创作胆识,值得人们敬佩。

第三,老舍是语言运用的大师,他的戏剧语言有以下几个特点:

个性化。以朴素的白描的形式平实自然的北京话,准确的表现人物的不同的身份、性格、地位。对话就是人物性格的说明书,他做到了剧中主要人物的第一句话就能显现其性格特征,“张口就对”,“开口就响”;他不仅重视人物说什么,而且重视怎么说,即人物独特的表达方式、口吻语气、习惯用语、句型句式,如王利发口气圆滑巴结,常常正话反说。或者运用双关语,张口就是“您哪”以示巴结;他善于交代环境,正确细致地写出人物在如此时机应说什么和怎么说,性格与环境相得益彰,互为烘托,更加突出。

鲜明的动作性和丰富的潜台词。老舍因善于揭示人物性格的内在矛盾,由人物丰富复杂的心理活动产生了语言的动作性,以动作配合语言,以语言促成动作,使语言具有丰富的潜台词,含蓄丰富,以一当十。如《茶馆》第一幕里庞太监与秦仲义的对话以及第一幕尾句:“好!你完啦!?”表现了丰富的含义:直接表现下棋的结局、暗示了受害者的命运、象征腐朽封建王朝的末日及指出庞太监的必然下场。

精炼、朴实、口语化和音乐性。老舍认为,应以最少的对话表现最丰富的内容,“一句话对了,比十句话还好”。《茶馆》第三幕写国民党司令部的沈处长,没有一句对话,只有一连七个“好”(蒿)字,再加一个“传”字,就把这个虚伪愚昧、目空一切、盛气凌人的人物刻画出来了。同时,老舍力避书面语言,尽量用短语,交叉使用各种句式,多用语气词和感叹词,音调铿锵,朗朗上口。

诙谐幽默,具有讽刺意味。《茶馆》是一出喜剧格调浓厚的剧作,剧中描写各种人物的悲剧时,充满了“含泪的笑”,如“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而在描写庞太监、二德子等反面人物形象时,则充满了辛辣的讽刺。

总之,老舍戏剧的语言精练、生动、性格化,具有北京地方色彩,充分显示了作者的语言功力。

《茶馆》于1958年3月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北京首演,导演焦菊隐、夏淳,主要演员有于是之、郑榕、蓝天野等。《茶馆》的演出极为成功,充分展示了老舍作品所独有的“京味”风格。《茶馆》是老舍戏剧创作的顶峰,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话剧精品之一。《茶馆》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重要的保留节目,也是中国话剧第一次出国的剧目。1980年9月至1983年10月,剧院应邀先后赴联邦德国、法国、瑞士、日本演出《茶馆》,反响强烈。1986年4月,《茶馆》在香港演出获得成功后,又代表中国戏剧界应邀赴加拿大参加国际戏剧节的首轮演出。《茶馆》一剧为新中国的话剧艺术带来国际性的荣誉,它的巨大成功,正如曹禺所说,“这种荣誉首先是老舍先生的。老舍这样的经典作品,才使‘北京人艺’极有才华的戏剧艺术家们纵横驰骋于世界舞台,使中国话剧艺术在国际上焕发了夺目的光彩”。

参考书(篇)目:

1.张钟、佘树森等编著《中国当代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2.《老舍的话剧艺术》,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