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京派小说，既不是后来人们所称的‘京味小说’，也不是一种单纯地域性的概念。它是指三十年代新文学中心南移到上海以后，继续活动于北京的作家群所形成的一个特定的文学流派。”京派主要成员，有从语丝社分化出偏重讲性灵趣味的周作人、废名（冯文炳）、俞平伯；有新月社留下或与之关系密切的梁实秋、凌叔华、林徽音、沈从文、孙大雨、梁宗岱；有清华、北大等校的师生，如朱光潜、李健吾、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萧乾、李长之等。尽管他们的思想、艺术倾向并不完全一致，但在文学事业上有共同的趋向和主张，创作上也有共同的审美理想和追求。京派当时的阵地是：创刊于1931年，由废名、冯至编辑的《骆驼草》；自1933年9月，开始由沈从文接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于1934年10月由卞之琳、沈从文、李健吾等编辑的《水星》；创刊于1937年5月，由朱光潜编辑的《文学杂志》等。
京派并未结社，并不是什么组织严密的文学团体，也没有什么共同的艺术纲领，只不过艺术情趣相投、创作心态和审美追求有相对的一致性，而使他们走到一块罢了，京派小说总体特色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批判所谓的现代都市文明出发，着力描写传统的农耕文明生活，赞颂原始、质朴的乡风民俗和平凡的人生方式，竭力发掘纯朴、原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京派作家笔下多为农民、士兵、猎人、渔夫、水手、土娼、青年男女、富家子弟等，原始、自然的水平很低的生活，却那么淳厚、热情、善良，显示出一种古朴的人性美，并让这保守的文化传统，在返朴归真的文学世界来实现文化的复苏。这当然是想在社会变革之外的理想追求。如废名的《菱荡》、《浣衣母》、《桥》，沈从文的《边城》等。
第二，在创作方法上，把写实、记“梦”、象征熔于一炉，使抒情小说有了新的发展。京派小说以抒情写意见长，但写实成分也不少。沈从文说，小说“容许包含两个部分：一是社会现象，即是说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二是梦的现象，即是说人的心或意识的单独种种活动。”而写小说“必须把‘现实’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如沈从文的《月下小景》、《三三》、废名的《河上柳》、萧乾的《梦之谷》等，融作家的情、意、想象入小说，充满情韵，同时象征在京派写意抒情小说的意象构成上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从废名的《桥》、沈从文的《菜园》、萧乾的《蚕》等篇中皆可看出。比较成熟的小说样式，融入作家主观的人生体验，散文化的结构笔调，以及田园牧歌式的情调或地方文化氛围的营造，使小说较有可读性。
第三，总体创作风格是平和淡远隽永。京派作家政治意识的淡化，艺术独立意识的增强，使他们沉淀生活，从平凡的人生命运中去挖掘诗意，寄托其审美理想。即使写到一些时代性强的尖锐题材，也能节制感情，很少有横眉怒目的姿态和剑拔弩张的气氛，而是从侧面去写，采用“暗转”的方法来处理，把冷酷的背景推向远处，而这种处理在淡远中引人深思，这就是京派小说家追求艺术表现上的含蓄所致。这同他们的美学理想有关，沈从文说：“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会是罪恶，总不能使人愉快，也无从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的情操。”这种平和淡远的审美追求，使其小说往往达到一种和谐、圆融、静美的境界。如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沈从文的《雨后》、《边城》等。
二
沈从文是京派作家中最重要的人物，凭着一股蛮劲，执着追求和努力奋斗建构艺术的完美境界与文学的独特世界。他先后出版过160个单行本，小说有：《密橘》、《入伍后》、《老实人》、《山鬼》、《不死日记》、《男子须知》、《十四夜间》、《旅店及其他》、《石子船》、《沈从文甲集》、《一个女剧员的生活》、《从文子集》、《如蕤集》、《八骏图》、《新与旧》、《边城》、《主妇集》、《春灯集》等；散文有：《记胡也频》、《记丁玲》、《湘西散记》、《从文自传》、《湘西》等；戏剧有《过年》、《蒙思的孩子》、《支吾》、《刽子手》等，均编在小说集里；文艺论著有：《沫沫集》、《废邮存底》、《昆明冬景》、《烛虚》、《云南看云集》等；童话有《阿丽思中国游记》等。这是一座巨大的丰碑，一座独立的艺术殿堂。沈从文的小说有传世的艺术生命力。是的，他不像鲁迅凭着深邃的理性思考，创造出内蕴丰富的艺术典型；不像茅盾以自觉的社会意识描绘巨幅社会历史画卷；也不像郭沫若总是在组合功利与审美的双重变奏；更不像老舍、巴金等艺术大师。他以自己独特的眼光、情绪、感受、审美理想，为我们呈现一个最广阔、最耀眼的巨大艺术天地。
走进沈从文广阔、耀眼的艺术天地，这是一个充满丰富性、复杂性、特异性的情绪世界。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些重大的历史性画面，如清末湘西地区的改土归流，1927年的革命大动荡，二、三十年代农村的经济破产，三、四十年代的全民抗战等，生命的律动，心态的基调，精神的氛围，呈现了多彩的社会、人民的生活图景。
第一，揭露上流“衣冠社会”的腐败和人性之恶，展现现代都市的病态文明景观。比如《顾问官》、《或人的家庭》等，揭露了官僚地主、达官贵人的政治腐败和生活腐朽；如《绅士的太太》、《某夫妇》等，展示了某些所谓体面上层人的道德沦丧，表里不一的矛盾心态；《八骏图》写一群道貌岸然的教授、学者，自私虚伪的内心世界，实为“八丑图”。这正如作家在《绅士的太太》小说开篇所说：“我是为我们的高等人设一面镜子。”尽管在观照商业化的都会时，对那些病态人物的病态性格出现的社会阶级根源挖掘不深，但作品显示的积极进步倾向，则是显而易见的。对都市人性恶的尖锐批判，这是由于作家信奉的“人性”美学理想出发，透彻感悟都市的人性变异与乡村的人性纯朴的巨大反差，于是不惜以自己全身心去追求理想的人生形式、追求健全的人性发展，以抗衡“现代文明”一切人性扭曲的畸形。
第二，湘西社会淳朴民性富有艺术魅力的描写，构筑特异的湘西世界——一个理想的人性社会典范。表达了沈从文对未被现代“都市文明”污染的湘西社会充溢生命力的人性美的赞赏，如《山鬼》、《龙朱》、《阿黑小史》等，努力发现未受到现代文明冲击的人性的美妙，田园牧歌的荡漾，透视出原始生命的热力。从《虎雏》里可以看出，现代文明规范不了一颗充满野性活力的年轻的心。这里由一种自由强悍的生命力代替了传统的善恶标准。健全的人性则由一种健康、活泼、契合自然的人生加以体现。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无疑是一幅美妙绝伦的山水画，民性淳朴的风俗画。而其姊妹篇《长河》则是农村社会朴素纯净的人性美，在都市文明冲击下无可奈何地变异和丧失。从《边城》到《长河》所显示出乡下人随着时代变动其生命形式的变化，由此反映了湘西少数民族和下层人民挣脱长期受压的历史要求，它的丰富性托起了一个广袤而跃动的情绪世界。
第三，以变形或传奇浪漫的色彩，赞美“神”、“爱”、“美”——最高的人性。长篇童话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写阿丽思由都会到湘西的神游世界的行踪，代表了作家回归乡土、探寻人性的思路，而《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月下小景》等，则是作家根据民间传统和佛经的材料，展现作家梦幻里一个个极乐世界的象征，是带着浪漫主义色彩的情致，讴歌神性美、风景美、爱情美。沈从文把原始、朴素、秀美、荒莽、神奇种种风姿，都摇曳在他艺术画面中，展开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
三
1928年前后，沈从文摆脱了创作初期的幼稚状态，表现湘西特异的“生命形式”的小说成熟了。
1928年前沈从文小说题材，一类是关于湘西生活的回忆，大都属于素朴的忆往和纪实性表象展览；另一类是关于都市中上层阶级虚伪无聊生活的鞭挞和讽刺，表达内心的苦闷和对温暖、同情的渴望。
1929年以后，沈从文扩大了概括生活的广度，增强了开掘生活的深度，有着独特的韵味和情调。除少部分以都市为题材以外，创作热情大多倾注于湘西的人和事，特别是下层人民的生活和命运，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如《柏子》、《丈夫》、《萧萧》、《牛》等。
灵魂麻木而痛悟的《丈夫》
小说是写20世纪初，湘西凤凰城外沱江畔的妓船上发生的故事。从吊脚楼茶馆的临河窗口“可以望到对河宝塔边‘烟雨红桃’好景致”。在船上大臀肥身的年轻乡下女子，并非受人拐骗诱惑，曲曲折折误入这人类最古老最羞耻的“生意”的。俨然是对男耕女织的现代颠覆，妇人在外将卖身所得之一部分送回家里维持生计，丈夫居乡安分种田。逢年过节或想到妻子，去见见在船上做“生意”的她时，便穿戴整齐，做几样妻子爱吃的饭菜，进城去像访亲一样。因为他们懂得这种卖娼制度带来的利益的重要，于是丈夫的名分也就不重要了。因为终了女人归他，养了儿子也归他，似乎这“制度”也很“平等”的在那个社会存在下来，成为特殊的一些湘西人的生活样式。面对这样的被视为平常的“粗野”的人文景观能不让人心灵震颤吗？
小说从妓女老七的丈夫（他是没有姓名的）照规矩来探视妻子写起。起初男人的心情颇平静，水保称他为老七的“汉子”，船上的五多叫他“姐夫”。不管多么奇特的人际关系，在那样一个“妓船”的特有环境里，都已变作“正常”了。一般人眼里的水保真如庞然大物，及至父亲般的关怀，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佬是拘束的，怯怯的。水保问起农村的物事，他才恢复了一个普通农夫的自然心态，突然健谈起来，麦子、栗子、小猪、石磨等，心态颇为舒坦，一夜没得与媳妇在枕边说话，其时就算得到补偿。这个喜欢生活的朴素的农民，一直兴奋到妻子迟迟不回，饥饿加上烧湿柴失败，方才朦胧感到原先奉若神明的水保临走嘱咐的话“今晚不要接客，我要来”，实是给当丈夫的难堪，但他刚刚上岸就让老七劝回了。女人专为他带回的胡琴及胡琴从他指尖流出的音响，使他得到抚慰。可是等喝醉的大兵上船胡闹，凶蛮地占据老七，他归于沉默了，再次感受羞辱。不过他还愿意与妻子讲和，以为后半夜在床上有与妻子说贴心话的权利，谁料巡官老爷要在船上“过细考察”，彻底地无可挽救地打破了丈夫的梦想，于是导致最后，丈夫实在痛苦不堪，两夫妇一同回乡了。长久被蹂躏到浑然不觉的丈夫的尊严，猛然抬头。丈夫的尊严掺和着下层人民的尊严，人的尊严，被唤醒以至要求回归到应有的位置。主人公丈夫的几度心理起伏，是本篇的中心。
小说以暴露中国旧时社会经济制度戕害人性的罪恶，呼唤并赞美人性的觉醒和复归，是作者的主旨。但尚有多重的含义值得思考与分解。丈夫的心理冲突，一方面因农村穷困破产酿成夫权沦丧，被迫出让妻子的“性”以换取经济实利；一方面又是用传统夫权的失而复得为代价来维系自己的人的地位。
本篇人物大小七八个，皆写得活灵活现。丈夫之外，水保这个人物的两面性很有意味，“在职务上帮助官府，在感情上却亲近了船家”，正是这个上年纪的水霸的位置，其穿戴与一般嫖客相似，读者初也会以为“今晚上不要拉客”是水保来嫖，增加了丈夫的误解，及至故事微妙转折才体会水保当夜替妓船排除闲杂人的用心。此外人物之间的关系描写更为细致微妙。特别是所有人物构成的认识世界与丈夫的认识世界绝对不同，对照鲜明。比如对兵痞骚扰，五多看似平常，副爷们刚走就来吵姐夫拉琴；大娘喜欢巡官来“考察”老七，而丈夫简直不明白；水保照样来请远客吃酒，丈夫的世界已经天翻地覆，只有老七最能理解丈夫的心思：烧香晚归，她说是她的错，解换衣服故意露出红绫“鸳鸯戏荷”的胸褡；兵痞走后她有了心事，爬到后舱去劝慰丈夫；听说巡官要来，她并不像平常那样欢喜，反是咬着嘴唇发痴。她能靠拢丈夫的世界，在两个世界里穿插，使小说的人物叙述充满人情味。
全篇叙事甚为讲究，开头一大段，从“落了春雨”到“也总有一部分归他”，居然用两千多字来进入故事。这是背景交代，把所有丈夫们认可的特殊制度说清楚了，下面这个丈夫由认可到不认可，才显出突兀。它还有补充后面故事的作用，比如故事开场这位丈夫已经是一晚无人理睬了，他是如何打发这一宿的，没有写，看看前面就知道。老七在兵痞走后去安慰丈夫，回来只说了声“牛脾气”，她如何安慰也未写，前面所写塞一片糖的具体文字就可想象。这种故事主干以外的静态背景描写是很有技巧的。小说的叙事在客观平静的语态中注意视点变化，如从丈夫的眼光打量水保，由水保的角度观察丈夫，都极巧妙。丈夫在水保面前流露自然人性写得极细。最后丈夫扔下钱不要，哭了，这哭要由五多感受，才会五味俱全。农夫琐细的心理活动，用山歌《娘医女》、《孟姜女哭长城》、《秋胡三戏结发妻》每个曲目出现都大有文章。而结尾突兀，留下空间让读者去想象。
梦幻中苟活的《萧萧》
小说写的是一个童养媳的故事，在一般民歌里有“不是看在公婆面，一脚踢你下床去”。也有的唱道等到丈夫成年，自己已经老了。这是一个不合理的悲惨制度，但《萧萧》的命运并不悲惨，是个有些曲折的小喜剧。
萧萧做童养媳妇时年纪十二岁，有一个小丈夫还不到三岁。15岁时被一个叫花狗的长工引诱，做了一点糊涂事，怀了孕，被家里知道了要卖到远处去，但没有主顾。次年二月萧萧生了一个儿子。生下的既是儿子，萧萧不嫁到别处去了。到萧萧圆房时，儿子已经十岁，儿子名叫牛儿，牛儿十二岁也接了亲，媳妇年长6岁，萧萧生了第二个儿子，她抱了才满三个月的小毛毛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萧萧的生活平平常常。这种生活是被许多人包括作家所忽略的。
和萧萧对比、反衬的，是女学生。小说中屡次提到并随时出现，贯穿小说的全篇的“女学生这东西，在本乡的确永远是奇闻”。“说来事事都稀奇古怪，和庄稼人不同，有的简直还可以说岂有此理”。由祖父方面知道这些人“她们穿衣服不管天气冷热，吃东西不问饥饱，晚上交到子时才睡觉，白天正经事全不作，只知唱歌打球，读洋书。她们都会花钱，一年用的钱可以买十六只水牛。她们在省里京里想往什么地方去时，不必走路，只要钻进一个大匣子中，都用机器开动。她们在学校，男女在一处上课读书，人熟了，就随意同那男子睡觉，也不要媒人，也不要财礼，名叫‘自由’……”祖父对女学生的认识似是而非，到了萧萧，就把这点想象发展了。她“做梦也便常常梦到女学生，且梦到同这些人并排走路”。在小说中，女学生意味着什么呢？这说明另一世界，另一阶级的人的生活同祖父、萧萧之间，存在多大的反差。女学生成天高唱的“自由”又离他们多远。
小说展现的是一个偏僻、闭塞的乡下，仍停留在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状态，这里人还没有受到商品经济的影响，孔夫子对他们影响也不大，因此人情古朴，单纯厚道。
萧萧的单纯，“她是什么事也不知道，就做了人家的新媳妇了”。过门后，不过尽一个做姐姐的责任，日夜哄着“小矛矛”——小丈夫。原来花狗引诱她，她还不大懂，只是觉得憨而好笑。逐渐地花狗以情歌挑逗，萧萧有时觉得害怕，又有些农村少女的微妙心理变化，她让花狗对天赌咒，“一切好像有了保障”，她依从了花狗，事后，“才仿佛明白自己作了一点不好的糊涂事”。她怀了孕，萧萧曾说：“花狗大，我们到城里去自由。”但是，花狗逃走了，花狗也不能说是个坏人，“凡是男子的美德恶德都不缺少”，他“个子大，胆子小。个子大容易做错事，胆量小做了错事就想不出办法”。他出逃，可以说不负责任，但是除了出逃还能有什么办法呢？萧萧对花狗也并没有什么扯不断的感情，这萧萧的恋爱——假如也算做恋爱，实在无任何浪漫可言。
然而家中明白，“这个十年后预备给小丈夫生儿子继香火的萧萧肚子已被另一个人抢先下了种。这在一家人生活中真是了不得的一件大事！一家人的平静生活为这件新事全弄乱了。生气的生气，流泪的流泪，骂人的骂人，各按本分乱下去。”好在这个地方处理的方式既不是“沉塘”，也不是乱石砸死，不过是卖到远方另行嫁人罢了，然而卖不出去，大家也就莫名其妙地又留下了她。于是小说的结尾则完全是一个喜剧：
萧萧次年二月间，十月满足，坐草生了个儿子，团头大眼，声响洪壮，大家把母子二人照料得好好的，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酒补血，烧纸谢神，一家人都喜欢那儿子。
生上的既是儿子，萧萧不嫁别处了。
到萧萧正式同丈夫拜堂圆房时，儿子已经十岁，有了半劳动力，能看牛割草，成为家中生产者一员了。平时喊萧萧丈夫做大叔，大叔也答应，从不生气。
这儿子名叫牛儿。牛儿十二岁也接了亲，媳妇年长六岁。媳妇年纪大，方能诸事做帮手，对家中有帮助。唢呐到门前时，新娘在轿中呜呜地哭音，忙坏了那个祖父、曾祖父。
小说描写的是很有人情味也很现实的农村，它们永远给人出路，好叫人苟苟且且地活着，一代接一代，它们像是世外，有着自己的质朴简单的存活原则，自生自灭。世界上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没有一点矛头是指向萧萧的农村的，外边世界的天翻地覆，带给这乡间的新气象，便是“女学生”这样怪物一样的人。萧萧曾对小毛毛说：“明天长大了，我们讨个女学生媳妇！”这可能吗？这只是萧萧那一次未遂的革命（逃走去自由）留给她的一句戏言。她只能留在乡间做媳妇，生儿子，然后再做婆婆。乡间是萧萧心中永远的寂寞的风景。
理想中的希腊小庙《边城》
沈从文曾表白自己的美学理想：“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傺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座神庙供奉的是‘人性’。”对这种理想具体是什么，他又有说明：“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从而可以得知沈从文“人性”的供奉既是思想的内涵，又是艺术审美的尺度。因此，他的小说，传达出一种对人性、人的价值、人的道德观念意蕴探寻，和民族品格重造的焦灼愿望。而《边城》便是他优美健康人性的设计，是他精心绘制的理想社会图景。
《边城》描写的是一个美丽而略带忧伤的爱情故事。茶峒，湘西边陲的小城。城外有一座白塔，塔下有一条清溪，溪边住着一个摆渡船的老人，老人有一个苦命的外孙女。整个故事就在这么一个古朴、宁静、田园牧歌式的场景中展开了。在第一个端午节，看赛龙舟与水中抢鸭子，翠翠无意中遇见了掌水码头顺顺的勇敢英俊的二儿子傩送，翠翠和傩送透明的心里都升起了一个美丽的梦。第三年的端午节，翠翠出落得更美了，在溪边遇见了顺顺的大儿子天保，天保也喜欢上了翠翠。就在这一天，船总顺顺为大儿子请了媒人向翠翠求亲了。当外祖父把这件事告诉翠翠时，翠翠忧郁地低下了头。后来，天保和傩送终于互相明白了各自的心事，两人打算轮流为翠翠唱三年零六个月的歌，看谁赢得了翠翠的心。天保自知不是弟弟的对手，就悄悄地退出了这场竞赛，怀着失望和痛苦，又觉得与弟弟争抢一个女人也无骨气，便赌气放船出走，在闯多险的茨滩时，不幸翻江而死，消息传来，傩送怀着伤感和歉疚，怀着对老爷爷渡船老人的误会，且因得不到翠翠理会，又被家中逼着接受那用碾坊作陪嫁妆的亲事，自己的意思还在翠翠，因此也就赌气离开了茶峒。在一个暴风雨的夜里，白塔倒了，善良的爷爷也悄然去世。翠翠终于把事情弄明白了，她哭了一夜，翠翠长成大人了。小溪边，孤独的翠翠，仍守着爷爷留下的那条渡船，深情地期待着情人的归来，虽然“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小说就写了仅涉及四五个人的简单故事，但却蕴含着沈从文真诚执著的人生理想和令人心旷神怡的诗情。
《边城》里的人物都体现了作家理想中“优美、健康”的人性。船总顺顺虽是掌管水码头的，却并不是地方长官，而是公众推举出来德高望重的长者。他虽有家产，却从不以富傲人。为人豪爽和气，慷慨大方，乐善好施。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两兄弟，健康、勇敢、善良、淳朴。虽是富家子弟却从不以此骄人，且在各方面都是经过磨炼的能手。天保像父亲，豪放豁达；傩送像母亲，美貌而感情丰富。兄弟俩同时爱上了翠翠，虽说不愿意将所钟爱的人奉让，却也没有庸俗的嫉妒心和以野蛮的习俗来以死相争，而是协商以唱歌来做竞赛。长期以来，爱情总是在与封建的伦理观念与等级秩序的悲剧性的对抗中进行的。然而在《边城》虽不是喜剧性的结局，也没有任何反叛性的味道，更没有一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自尊与蛮横，却是人的感情交流和生活的本色呈现。傩送不因自己是船总的儿子就不爱只有一条渡船和一条黄狗的翠翠，相反拒绝了扬言携带一座崭新的碾坊作为陪嫁的团总的千金。在爱情和金钱的选择中，他不爱碾坊爱渡船，这表明傩送和翠翠一样，自我的命运靠自己选择和做主，表现他们既对爱情专一真诚，又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品质，同样寄托了小说的审美理想。
翠翠的外祖父，一个年过70岁的靠摆渡为生的老船夫，是《边城》的主人公之一。他不管刮风落雨，白天黑夜，50年如一日，忠于职守勤恳工作。端阳龙舟，令人神往，但老人出于责任，不离渡船，因为过节，乡下人从城里看过龙舟还得乘渡船赶回家乡的。老人为人重义轻利。“渡头属公家所有，过渡人本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时，管渡船的必然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你这个’！”实在却情不过，他就把这些钱买了草烟、茶叶赠送过往客人。若到盛夏，则备有茶水，清热解渴，防暑降温。他上街，请人喝酒，“从不吝啬”，在这个小小边城，人们的以诚相待总是相互的。水手、商人送红枣，送粽子，“作为对这个忠于职守的划船人的一点敬意”。这时他知道多少总得领点情。但另一时又非常固执：“他想买肉，人家却照例不愿接钱，屠户若不接钱，他却宁可到另外一家去，决不想沾那点便宜。……你不收钱他会把钱预先算好，猛地把钱掷到大而长的钱筒里去，攫了肉就走去的。”这不只是几个钱的谦让，而且体现了老船夫和边城人民之间的相互友爱和尊重。
淳朴忠厚的老船夫，心灵深处却隐藏着忧郁。17年前，他的独生女悄悄爱上了一名屯防军人，想双双逃走。但男的又不愿有损军人名誉，女的则难舍孤单的父亲。后来男的病故，女的生下孩子也随之而去。留下的翠翠自然与老祖父相依为命，因为爱之深，老船夫也就时刻惦记着孙女的将来。老人潜伏着一种说不出的忧郁，如何把翠翠“交给一个可靠的人”。最令他担心的还是看不出翠翠的心思和性情，“乖巧”得同她母亲一模一样，而她母亲的悲惨经历仍记忆犹新。老船夫深悔过去对独生女心思的疏忽，力图在外孙女身上补救，以防悲剧重演。于是这个老人过分的“关心”，自以为了解翠翠，其实并不真正懂得那颗被青春爱情所燃烧的少女的心，反而产生一系列误会和误解，增加了翠翠爱情的曲折，老船夫自己也在一个雷雨交加之夜，撇下了翠翠，寂寞地死去。他的“忧郁”，不仅表现了他为人的忠厚善良，而且从他在命运面前既相信、害怕，又想挣扎、摆脱的矛盾心情，反映出广大劳动人民长期在封建统治下形成的天命观和依附心理。这是沉重的精神负担，但从中看不出任何虚伪和奸诈，而是令人悲悯的善良和淳朴。
《边城》主人公翠翠就是美的化身，翠翠是在青山绿水间长大的，“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而淳厚、朴实的民风，尤其是外祖父宽厚、温和如慈母般的关怀，则使翠翠活泼天真，在她纯洁的心里，“从不想到残忍的事，从不动气，从不发怒”。这样一个大自然的女儿，在茶峒碧溪岨的明媚背景下，翠翠的外形美和内心美得到了充分的表现。第一个端午节，在看龙船的河边遇见了人称“岳云”的傩送，使情窦初开的翠翠终于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秘密，一份不愿让爷爷分享的秘密。这时她对傩送的爱是朦胧的，像一片彩云飘忽在这个少女的心里。第三年的端午节，翠翠又一次与傩送相遇，原先飘忽的影子越来越清晰。但在看龙船时偶然听见王团总家女儿要以一座碾坊作陪嫁嫁傩送的消息时，使翠翠原来“从不动气”的小小的心灵感到了“不高兴”。而天保也因喜爱翠翠请媒人提亲了。可翠翠的心已系在傩送的身上。这种爱情纠葛中，翠翠对于爱情的真挚追求并不是外化为强烈的行动，而是表现为朦胧、隐秘的内心波动，外表的娴静与内心复杂、动荡、多变、深沉相交融相映衬，她的脑海中不时出现的神奇美丽的梦幻般的境界，流露着少女对于甜蜜爱情的憧憬。她的痴情只有在梦幻中才能得到满足，她的烦恼也只有在梦中才能得到排解。她既切切实实地感到有一种渴望，又似乎难以摆脱少女的羞涩与矜持；她对与爱情有关的一切分外敏感，却又无法掩饰，怕有人觉察；她不羡慕权势钱财，却懂得了对自己命运的主宰。怀着一颗坚贞的爱心，翠翠没有失去生活的勇气，依然钟情地等待着情人，不管他何时回来，也不管他是不是能够回来。翠翠的性格美、心灵美，正是劳动人民美好品质的写实，更体现了作者对一种古朴的象征着“爱”与“美”的理想人性的追求。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这个原始人性与封建宗法关系交织的社会里，《边城》人物身上展示出的充满爱与美的人情世态，当地人民纯真善良的正直、互爱互助的美德，边城淳厚古朴的社会风尚，闪耀着悠久的民族美德，这在思想上显示出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在艺术上运用了明显的象征性抒情手法，从而构筑一个过去曾有将来该有的“理想世界”。在肯定作品思想倾向的积极性和艺术表现独特性的同时，自然必须看到由作品折射出来的作家历史观的局限性；在赞美民族传统美德的基础上形成的淳朴民风和民情的同时，也美化了与落后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原始和愚拙；肯定田园牧歌式和平宁静生活秩序的同时，也肯定了节奏缓慢的封闭停滞的生活方式。
《边城》以它淡雅、素朴、空灵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作者常常把“现实”和“梦境”两种成分相交融，使小说呈现一种似真非真、似幻非幻又多带有传奇性的朦胧迷离的境界。这种审美特征表现在创作方法上，是现实主义细节描写的同时，染上了浪漫主义色彩，使作品成为梦与现实的交汇物。这里的“梦”，是作家的人生追求，是以人性美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在作品中就是翠翠的梦。傩送按照老船夫指出的“马路”，夜里去为翠翠唱歌。“翠翠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的歌声浮起来，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这就是“优美、健康”的人性美！这里的“现实”，就是湘西特有的风土民情和山川景物。绘声绘色的端午节的龙舟竞渡，捉鸭子比赛，中秋夜赏月，舞龙耍狮，男女唱山歌直到走“车路”与走“马路”的独特的婚恋方式等，这些特异的风情，显示了湘西世界特有风貌，而溪边的白塔，翠绿的竹篁，幽碧的远山，清澄的溪水，悠扬的笛声乃至两岸翘首以待的吊脚楼等，既是和谐美好的人性美世界，又是一个明丽奇特的风情美天地。
《边城》的结构异常完善，简洁平凡而独具神韵，全书21节，每节有个中心；叙述故事时，顺叙穿插着回忆；开头采用了民间故事的手法，娓娓叙来，讲述了一曲翠翠父母哀婉凄迷的爱情悲歌，又给读者慢慢点染着一幅秀丽山川的水墨画；结尾也并不戛然而止，而是让景色、人物渐渐地隐去，且留下一个怅惘中透出希望的余音。这样的开头、结尾朴素自然，也很符合《边城》是一个梦的性质，这正如沈从文先生的学生著名文学家汪曾祺所说：这“是一首一首圆满的散文诗”。
《边城》的语言纯净明丽，流畅婉转，是一种清新而又古朴的语言风格。听对话，闻其声，如见其人；观其行，既细致，又没有实际生活里的那种拖泥带水；描写人物神态，刻画人物心理，表现场面情景，勾勒印象感受，莫不生动含蓄。沈从文一向重视语言文字的锤炼，他说：“文学有个古今一贯的道德，就是把一组文字，变成有魔术性与传染性的东西，表现作者对人生由‘争斗’求‘完美’的一种理想。毫无限制采取人类各种生活，制作成所要制作的形式。”又特别强调说，“文学是作家的武器”，“一个作家不注意文字，不懂得文字的魔力，有好思想也表达不出这种好思想”。沈从文语言是考究的，叙事，力求简洁；写景，力求鲜丽；写情，力求丰腴。句式简明、短峭，文白杂糅，使其语言表述显示着朴素美，散发着泥土气息，同时有一种古朴典雅的风韵，因此早在30年代就有人说他是“文学的魔术师”。
参考书目：
1.赵园：《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见《文学评论》1986年第六期。
2.汪曾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又读〈边城〉》。见《汪曾祺全集》三卷、五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