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1899——1966）是我国享有世界声誉的人民艺术家。他以小说、剧作和曲艺著称于世，在散文、诗歌、杂文方面也取得了卓越成就；一生写下十几部长篇小说，七十多部（篇）中短篇小说，三十多部剧作，一部三四千行的长诗和近三百首短诗，近二十部译著等，共约一千多万字。文学创作和贡献主要在小说方面。他独特的创作题材和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标志着我国现代小说在民族化、艺术化的追求上取得了巨大突破。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从小生活在北京城边上护国寺附近小杨家胡同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院里。他的父亲舒永寿，是清朝皇城的一名护军，以每月三两的微薄饷银，来维持一家七口的困苦日子。为保卫紫禁城不幸在与八国联军的战斗中阵亡了。那时老舍才一岁多，母亲马氏给人当佣工，在刺刀下、饥荒中拉扯儿女。母亲刚毅勤劳的性格，给幼年的老舍以深刻的影响。老舍1905年入私塾，接受传统教育。1909年转入北京西直门大街市区第二小学，编入三年级，不久又转入南草厂第十四小学。毕业后考入市立第三中学。半年后，因家庭经济困难退学。1913年夏转考北京师范学校。在这里接受古典文学熏陶，开始用文言文学习作诗与散文。1918年师范毕业。因三年学习成绩优秀，被派任北京市方家胡同小学校长。“三年考绩，品第特优，由学务局派赴浙江考察教育，返北平后遂晋升为北郊劝学员。”不久辞职。于1922年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了半年书，回北京在教育会当文书，并在北京第一中学兼教国文。五四运动时期，白话文学兴起，他用白话文试作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小玲儿》，发表在1923年的《南开季刊》上。这时他利用业余时间在燕京大学旁听英语。
1924年经燕京大学艾温士教授推荐，老舍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教习中文的讲师。课余时间广泛地阅读了西欧各国的文学作品，同时他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创作。《老张的哲学》（1926）、《赵子曰》（1927）、《二马》（1929），陆续发表在《小说月报》上。老舍一开始就提供了现代文学史上京味小说的一些特点。他当时说是“立志写小说，贩卖大白话”。他的朋友宁思承从满族文化来理解他的“大白话”——京味普通话写作特点，他说：“老舍的文学很像年轻的旗人贵妇，天然的脚不缠足。穿一件旗袍，自然之美，高胸细腰之美，均呈现出来。”地道的京味语言，写的具有讽刺、幽默的情趣，或批判混迹于教育界与官场的市井无赖的欺世盗名，或讽刺某些大学生浑浑噩噩的处世态度，或暴露侨居异乡的旧中国的老儿女们的市侩面目，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倾向。尽管艺术上还不够成熟，但毕竟显露了作者艺术才能和独特的审美意识——二十世纪最早也是最集中关注市民生活的作品。
1929年夏，老舍任教期满回国，途经巴黎等地，因路费不足，在新加坡滞留半年，在一所华侨中学教国文。1930年回到北京，先后被济南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聘为教授，在中国文学系任教。利用课余从事小说创作。从中篇小说《小坡的生日》，老舍小说创作进入一个新的探索期。这部童话体小说，反映了作者对消除民族压迫这一严肃社会问题的关注。随后写了“五三惨案”，军阀混战中两个家庭的悲剧的《大明湖》。1931年夏将书稿寄给《小说月报》，谁能想到它被毁于“一·二八”的闸北战火中。1932年夏长篇小说《猫城记》开始在《现代》杂志上连载。这部寓言讽刺小说凝聚着作者对祖国现状的深度悲愤和对民族劣根性的尖锐抨击。然而由于以尖锐的眼光观察了革命中的左的倾向，遭到了当时文坛左翼的批判，乃至成为后来政坛左翼心目中的严重“过错”。1933年8月出版的长篇小说《离婚》，是老舍小说艺术渐臻成熟的比较充分体现，小说把市侩生活态度的妥协敷衍，与社会动荡不安的对立，概括在家庭婚姻问题中，把流行在市民社会中的时代性苦闷与官僚机构的黑暗腐败联系起来，把批判市侩性格与造成这种性格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有较为丰富的社会内容。小说喜剧色彩浓厚，人物相当丰满，语言幽默风趣，耐人寻味。1934年又有长篇《牛天赐传》，以幽默的笔调，浓厚的意趣，生动的语言，反映了牛老者一家由中兴到衰亡的演变过程，揭示中国封建经济和它的上会建筑的必然崩溃。这期间，老舍还创作了《赶集》（1934）、《樱海集》（1935）、《蛤藻集》（1936）等短篇小说集。不仅内容多反映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在艺术上也有新的进步。不但文字洗练，形象生动，结构紧凑，而且还渐渐地形成了京味派的色彩。特别是《柳家大院》、《微神》、《上任》、《月牙儿》、《断魂枪》等都是极为精彩的作品。
1936年老舍辞去山东大学教职，专业从事创作。创作跨入了成熟期。在写出优秀代表作《骆驼祥子》之后，又创作了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以一个老巡警的自述，控诉了人间地狱的深重罪孽，显示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同年老舍还写了一部长篇《选民》（后改名为《文博士》）。
1937年抗战爆发后，老舍来到武汉。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老舍被选为常委兼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工作。为巩固和扩大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这时为了适应抗战宣传的需要，他写了大量通俗文艺（如鼓词、京戏、民歌等）作品都收在《三四一》集里，还写了长诗《剑北篇》，话剧《残雾》、《面子问题》、《张自忠》、《国家至上》、《大地龙蛇》、《归去来兮》、《谁先到重庆》等九种。这个时期老舍小说的时代感明显增强，1937年至1938年所写中、短篇小说的结集《火车集》，1938年的《蜕》，1942年至1943年间的短篇《贫血集》，1943年的长篇《火葬》，均为抗战主题。
从1944年起，老舍用四年多时间，在他对北京和中下层人民极为熟悉的生活基础上，借助于从他夫人那里得来的关于北平沦陷生活的大量素材，从事《四世同堂》的创作。小说约一百万字，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以四代同堂的祁家为中心，描写了北平沦陷期间“小羊圈”胡同的形形色色的居民形象，着重表现广大市民体验着的亡国之痛，由迷惘惶惑、忍气偷生，到逐步觉醒，奋起反抗。小说关涉抗战全过程，有十七、八户人家，130多个人物；结构宏大，气魄不凡，人物虽多，却都栩栩如生，尤其是满蕴着老舍独具的京味派特色，是老舍又一部杰出的优秀长篇。1946年初，老舍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旅美期间完成了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小说描写由北平流落到重庆的鼓书艺人方宝庆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女儿的苦难遭遇，在鞭挞黑暗势力的同时透出对新时代的向往。
1949年老舍由美返回。他担任多种社会职务，积极努力地投入新中国的建设。在创作上，主要精力转到话剧上，先后写出《方珍珠》、《龙须沟》、《春华秋实》、《西望长安》、《全家福》、《神拳》等23个剧本，艺术价值最高，为人称道的是《茶馆》。也有小说创作，如长篇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却是应时之作，而最引人关注的是1961年老舍以满族人的生活为题材，创作了具有自传性质的长篇《正红旗下》，可惜只写了前十一章，未能完成。他的京味小说风格在这里得到延续发展。令人悲痛的是在1966年“文革”中，老舍不堪迫害而自沉于北京太平湖。
从老舍创作经历看，最初的《老张的哲学》、《二马》和《赵子曰》就以北京的生活和北京人在海外的生活为题材，到后来重新回到北京市民生活题材的《离婚》、《牛天赐传》，尤其是代表作《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还有《我这一辈子》和《月牙儿》等中短篇小说，以及他60年代的《正红旗下》（虽然未完成，却也是奇珍异宝），都是最有特色和艺术成就的作品，都和北京这座城市有关。这就是老舍小说“京味”的源头。是北京文化，它孕育了老舍的创作，再加上老舍所运用的正宗的京腔京调的京味语言，具有浓郁的北京市民生活气息和文化色彩。这是从北京市民社会的口语中提炼出来的亲切、恰当、活泼的京味儿。运用这种语言描写市民世界才最能体现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观，甚至成为一种文学史、文化史的现象。这对以后文坛出现的京味小说、戏剧的影响是有意义的。
《骆驼祥子》——人性蜕化的悲剧
《骆驼祥子》以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初期的北平为背景，描述了一个人力车夫的悲剧命运。通过祥子奋斗、挣扎，最终走向堕落的悲剧，抨击了黑暗社会对弱小者的无情吞噬，揭示了祥子悲剧形成的社会根源。同时，批判和否定了祥子个人奋斗的道路，那不是劳动者摆脱穷困的求生之路。
小说的主人公祥子是一个因农村破产到北平来谋生的年轻人。18岁的祥子没有什么手艺，自信年轻健壮，能吃苦耐劳，选择了拉车的职业。他的生活理想很单纯也很朴实：凭自己的艰苦奋斗，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坚信“有了车就有了一切”。为此，他坚持苦操奇行，省吃俭用，起早贪黑，拼命卖力，古都北平的大街小巷，洒满了他用粗粮变成的汗珠子。苦干了三年，祥子终于攒够了钱，买了一辆属于自己的新车，却不幸被军阀大兵掠去，几乎丧了命。因逃路时顺手牵回三峰骆驼，得了个“骆驼祥子”的外号。第一次打击，祥子并不灰心，回到人和车厂像饿疯的野兽一般与同行争生意，但落入车厂主女儿虎妞的性诱惑圈套，无形中为自己命运添了条绳索。为摆脱虎妞，去给曹先生拉包月，竟遭到孙侦探敲诈，所有要卖车的积蓄被抢光。面对这种明目张胆的掠夺，弱小的祥子只好认了。这时，虎妞又找上门来，以假装怀孕，逼迫祥子完婚，以致糊里糊涂地做了“如意郎君”。祥子不愿当小车厂主害人，虎妞不得已拿体己钱重买了一辆车，但祥子已振作不起来，他感到“这世界并不因自己要强而公道一些”。虎妞难产而死，祥子不得不卖车葬妻，再次陷入困境。车夫二强子的女儿暗娼小福子是真心爱着祥子，但祥子无法负担她全家生活，决定先搬走，等混好了再来接她。待祥子得到曹先生帮助要去接她时，小福子因不堪凌辱而在“白房子”自尽了。经过“三起三落”的打击，祥子的人生理想彻底破灭，终于堕落成一个吃、喝、嫖、赌、懒、狡猾的“走兽”，成了甚至出卖人命的“个人主义末路鬼”。
祥子的悲剧，首先是社会的悲剧。在那个豺狼当道，鬼蜮横行的社会里，像祥子这样地位低贱的车夫，切莫说财产，就是生命也常处于毫无保障的境地，正像孙侦探所说的：“放了你像放个屁，杀了你像抹个臭虫！”军阀大兵的掠夺，孙侦探的敲诈，车厂主的压榨，杨宅的凌辱，夏太太的勾引，陈二奶奶的愚弄等，旧社会各种黑暗势力像布置好了的天罗地网，病态社会底层的穷人，就是那个吃人制度吞噬的对象。二强子和老马原本都有自己的车，然而命运与祥子又有什么两样！曹先生的人道主义同情救不了祥子。劳动者个人的好品质于命运无补，个人的苦奔也只是徒劳的盲目挣扎，原因就在于这些都不能触动那个社会的“整个经济体系”。
其次祥子的悲剧，还在于城市贫民不正视现实，而造成个人奋斗理想的破灭。作者最初赋予祥子是集健、力、美于一身的令人赞赏的劳动者形象：他外貌体魄及拉车的姿势步态，都呈现玉树临风的让人喜爱的外在美。随着情节发展，逐层展现祥子的内在美：诚挚、善良、憨厚、好强、执着。雪夜遇到饿昏的老马祖孙能慷慨相助，拉车摔了人会羞愧得无地自容，代人看家宁肯自己委屈也不肯偷拿别人东西。他这样善良、正直、清白、自尊，“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作个好鬼似的”。他几次丢车受到打击也决不气馁，挣扎、奋斗是多么顽强、坚韧，但一遇到无情的现实，便显得无能为力。他没有看清那是一个充满欺诈、压迫、剥削、掠夺的罪恶社会。他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小生产者的狭隘意识，除了拼命攒钱买车之外，不关心别的一切。结果盲目苦斗，死命挣扎，祥子还没有来得及醒悟，便随着他的前辈二强子、老马一起被那个社会吞噬掉了。祥子的毁灭，不在肉体而在精神。其悲剧意义是双重的：即生活的悲剧和精神的悲剧。这就是对那个不合理的制度、畸形的文明社会的控诉，也是对一个个人主义奋斗者沉沦于逆境悲惨的哀叹。
《骆驼祥子》是老舍“作职业写家的第一炮”，是其艺术道路的里程碑。首先，老舍以善于描绘北京社会风情的艺术优势，将北京独有的文化氛围展现在读者面前，奉献出一幅幅生动逼真的世态画和风俗画。作者的笔紧随着祥子们洒下的汗滴，游遍了北京东南西北、春夏秋冬。既写出了这个都城美丽而污浊、活泼而衰老、安闲而杂乱、可爱而可叹的诸多侧面；又写出了它在“经济的压迫”下“渐渐失去原有的排场”的趋势。在作者的笔下，即使是烈日暴雨、黄沙灰土，也常有北京的独特印记。与车夫生活关系密切的场所，如车口儿、车厂子、大杂院、小茶馆、吃食摊、杂耍场，乃至下等妓院“白房子”，其浓郁的地方特色都得到了有力的艺术表现。小说更着力表现那些积淀着历史文化传统、渗透着特定伦理道德观念，反映着世态的北京风俗人情。如铺主兜车、刘四做寿、虎妞成亲、巫婆弄鬼，以及“还保存着旧有的仪式与气派”的“红白事情”，全被渲染得有声有色，蕴有丰富的社会内容。
其次，小说在语言的锤炼和运用方面成就很高。周作人曾在所作《骆驼祥子》日文本序言中指出：“至老舍出，更加重北京话的分子，故其著作可与《红楼》、《儿女》相比，其情形正同，非是偶然也。”把老舍语言与曹雪芹的《红楼梦》、文康的《儿女英雄传》相提并论，可见意义非同一般。而老舍的文学语言是纯正的“嘎崩儿脆”的北京大白话中提炼出来的。以这种俗白浅明的京腔京调语言来写，是“追求讲究、精致的美”。据统计，《骆驼祥子》十几万字，使用的不同单字仅2400多字，其中621字的使用次数占全部单字使用次数的百分之九十；没有生僻的字眼，没有深奥的词汇，具有一般文化程度的读者就可以看懂；读起来琅琅上口，音韵和谐。老舍硬是用朴素的口语“烧”出了北京话的“真正香味”。而且能生动地传达出各种人物和叙述人的个性、情绪、气质、人物语言，如祥子的木讷拙舌，虎妞的野腔利口，刘四的放涎恶语，都是高度个性化的。写景叙事，也总是掺和着特定的感情，词、句、节奏，恰到好处。写景，如“在烈日暴雨下”；叙事，如刘四父女反目，语言的运用，达到炉火纯青境地。
第三，小说的情节结构相当讲究，在总体上，小说设置了纵横两套投影系统。从纵向看，它以祥子进入北京之后的三起三落的人生经历做线索，先写祥子在与外部社会的交往中，经济上连续遭到的打击，而后，将祥子的个人悲剧引向家庭的情感生活方面，逐渐映现出他在心灵上由被动受污到自甘堕落的轨迹，构成一部祥子全身心的“奋斗——幻灭史”；从横向看，以祥子为轴心，向四周层层扩张，连带出北平贫民阶层乃至世俗社会的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和精神现象，组成一种彼此互补、天衣无缝的艺术张力，强化着主人公祥子身心双重悲剧的厚重感和社会意义。就是在具体的情节单元的处理上，也是既不枝不蔓又张弛有度。祥子到三个宅门拉包月，其间发生的大事小情，都关系祥子的生存和前途，作者用墨的轻重、宽窄却大不相等，均以服从预定的主旨为要。在刘四的寿筵上，刘四和虎妞的吵闹愈演愈烈，恰在这时，前来拜寿的众亲友，却见怪不怪，处之泰然地在旁边照打他们的牌，一动一静，一闹一稳，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恰如其分地反衬出刘四父女的这场火并，与“下九流”社会的“游戏法则”是何等的合拍。
《正红旗下》——满族社会生活风俗画
这是老舍1961年以本民族的满人生活为题材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然而小说只写出前11章约八万字，只是一个鸿篇巨制的开头，因而冰心说这是“千古遗恨”，实不为过。虽然《正红旗下》还没写完，但是，这写出来的开篇部分，情节上已表现了相对的完整性，老舍晚年思想和艺术的夺目光华更是熠熠可见。
《正红旗下》是带浓厚自传性质的小说，它细致传神地描写了清朝末年北京城内满族旗人的民俗生活，折射出中国社会风云的走向。老舍夫人如此概括《正红旗下》的创作目的：“老舍通过各地各样的人物形象要告诉读者清朝是怎样‘由心里儿’烂掉的，满人是怎样向两极分化的，人民是怎样向反动派造反的，中国是一个何等可爱的由多民族组成的有希望的国家。”
正红旗是清代八旗之一。八旗是清代满族的一种军队组织和户口编制，以旗的颜色为号，有镶黄、正黄、镶白、正白、镶红、正红、镶蓝、正蓝八旗。凡满族成员都隶属各旗。这是“满洲八旗”，以后又增设“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八旗成员，统称“旗人”。老舍隶属满洲八旗的正红旗，所以这篇自传体的长篇就取名《正红旗下》。
小说以旗人“我”的一家为主线，围绕着“我”的出生和过年这两件事而引出满族的社会生活。小说第一章，由“我”——贫苦旗兵家的“老儿子”在戊戌年底降生起笔，引发了与“我”的降生有瓜葛的姑母和大姐婆婆的争吵，进而自然带出各色满人在世纪末的不同活法这个饶有趣味的话题。第2、3、4章，围绕“我”的“洗三”仪式的艰难筹措和顺利实施，深一层叙写了旗人的经济位置和文化养成，生动地展现了两类人物：一类是寄生于八旗制度之内的大姐公公家、姑母等人，他们得过且过，寅吃卯粮，对变法维新充满恐惧；另一类人则是想要从八旗制度中挣脱出来的福海二哥等人，他们已经富有主见地走上了自食其力的人生道路。第5、6章，讲述过春节和给“我”做满月的情形，披露了穷旗人和汉族、回族下层市民之间的友情，还带出富人禄大爷亲临“我”家选访的意外场景。从第6至11章，小说由徐缓从容的市井生活描写，逐渐转化向社会斗争生活，以肉铺王掌柜的儿子王十成的出现，烘托出当时遍及城乡的反抗外辱的义和团大事件，以多老大与美国牛牧师的勾结为线索，演绎出地位互异的旗人面对国耻迥然不同的反应。小说终止在定禄大爷邀牛牧师吃饭的故事发展中途，情节正待掀起一个高潮时。
第1和第3章，讲述“大姐的公、婆和大姐夫”以及“二哥福海”的故事。展现了旗人独具风格的“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的生活方式，揭示了清末严重的八旗生计问题。八旗制度是从明代晚期建立起来的一种满旗社会全民皆兵的制度，它曾极有力地推动了清政府的定鼎与巩固，而越到后来，制度本身给满族社会带来的弊端明显地呈现出来。穷苦而又本分的旗兵们，因为命中注定一辈子只能当兵保国家，只能凭着享有“铁杆庄稼”这一点点儿待遇，靠拆东墙补西墙来勉强度日。于是“赊欠已成了一种制度”。这却不单单对穷旗人们来设的，当时那些军衔较高，钱粮颇丰的旗人家，居然也在靠赊欠过日子，这就耐人寻味了。小说里的“大姐婆婆”，是子爵之女、佐领之妻、骁骑校之母，她的几十套服饰循环出入当铺，当此赎彼，倾其所有吃喝玩乐，折腾光了，就以子爵女儿、佐领太太的身份去赊，为了过个花天酒地的“肥年”，敢把房契也押了出去。这家人的逻辑是：家有铁杆庄稼，欠了日子欠不了钱，“不赊东西，白作旗人！”
赊欠在旗人生活中愈演愈烈，还有个缘故，是因为他们无论贫富，既活着就得像个样，活得讲究。小说写道：旗人生活几乎全部艺术化了，像“我”这么个穷旗兵的儿子，“洗三”以及“办满月”都须花大力气应酬一番，在这种“艺术的表演竞赛大会”上，一切须合乎礼教，“必须知道谁是二姥姥的姑舅妹妹的干儿子的表姐，好来与谁的小姨子的公公的盟兄弟的寡嫂，作极细致的分析比较，使他们的位置各得其所，心服口服。”至于阔绰些的旗人，更是成天沉溺在唱戏、养蛐蛐和满天飞元宝（书中说到大姐夫“养了一群极珍贵的鸽子，每只鸽子都值那么一二两银子”）上面。这些禀赋优异的旗人，全然不闻天下事，只知道玩耍挥霍，把聪明才智和人类文明全都变着法儿地调动到玩上去。老舍力图通过这部小说阐释禀赋优异的旗人。玩物丧志，“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民族不断萎弱，没落，清朝晚期社会终至衰亡是历史的必然。
老舍是热爱自己民族的，他敢于拿本民族的历史疮疤给人看，正是作家对民族的往昔痛切检讨的证明。清代满族人生活在北京，由动荡不定的游牧骑射生活转向安定闲适的城市生活，其旷野豪放的生性渐渐被束缚，转而追求精致讲究的生活情趣，又学了不少汉族的繁文缛节和生活规范，于是贵族旗人沉醉于走票唱曲之类的娱乐文明；市民旗人也因当兵卫国之外别无他事，转而寻求一些考究的玩耍之乐。这是僵死压抑的八旗制度的造成满族人民的悲剧命运。老舍对此既悲悯又讥讽，既爱怜又警戒，其悲喜交加、幽默而沉痛的复杂感情，留给后人无尽的思索。
小说着意推出一个新型劳动者的形象——福海二哥，他是普通旗兵，是“没忘记二百多年来的骑马射箭的锻炼，又吸收了汉族、蒙古族和回族的文化。论学习，他文武全才；论文化，他是‘满汉全席’。”然而这位出身亮蓝顶子参与之家的八旗子弟，竟不怕满族社区里他人的讥诮和鄙视，拜师学到了一手油漆彩画的好技艺。小说描写的那个时代，正是“大清”皇朝已经真像个“残灯末庙”了，生计问题不仅使贫困旗兵家庭，甚至连满族稍高的官也坐吃山空了。在如此严峻形势下能审时度势、超越八旗制度之外，为自己重新设计一条生路的，却实在不多。惟其如此，福海二哥形象就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这是一个既拥有前辈英武豪气，又能把握玩物但不丧志的，自食其力的，有远见的满人形象。
小说是少有的满族民俗小说，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一个时代的满族风习、语言、心理，旗话各色人等的日常言谈、举止礼节，甚至连不同辈分的人们之间如何请安等都有生动描写。小说写福海请安：“先看准人，而后俯首急行两步，到了人家的身前，双手扶膝，前腿实，后腿虚，一趋一停，毕恭毕敬。安到话到，亲切诚挚地叫出来：‘二婶儿，您好！’而后，从容收腿，挺腰敛胸，双臂垂直，两手向后稍拢，两脚并齐‘打横儿’。”这样的一个安，叫每个接受敬礼的老太太都哈腰还礼，并且暗中赞叹。这显示福海懂规矩，讲理儿，精明、麻利、能干。小说还有福海安排“洗三”——孩子生下三天后，请稳婆来家主持婴儿的洗礼——的那段对话：“‘是’！急忙答应，他知道母亲要说什么，‘您放心，全交给我啦！明天洗三，七姥姥八姨的总得来十口八口儿的，这儿二妹管装烟倒茶，我跟小六儿……当厨子，两杯水酒，一碟炒蚕豆，然后是羊肉酸菜热汤儿面，有味儿没味儿，吃个热乎劲儿。好不好？您哪！”表现了福海精明细致的安排很知老人们的心意。话语流畅、动听，并富有韵味。
《正红旗下》的语言，以注重口语化见长。老舍调动北京方言土语的本领出神入化，其中嬉笑怒骂各类言谈，均自然畅达，哪怕写下层家庭生活，也力戒陋词土词冒头，而选用富于表现力的大白话，因而使人感到老舍小说北京话俚俗情味，既符合人物性格、教养，又具有民族彩色。
《正红旗下》的幽默诙谐又有更加纯熟精到的表现。他的善意戏谑，妙趣盎然。比如关于大姐的婆婆的一段描写：“‘听着！我是子爵的女儿，佐领的太太，娘家婆家都有铁杆儿庄稼！俸银俸米到时候就下来，欠了日子欠不了钱，你着什么急呢！’这几句豪迈有力的话语，不难令人想起二百多年前清兵入关时的威风，因而往往足以把债主打退四十里。”再如写“大姐夫”的附庸风雅，说他“别出心裁地自称多甫，并且在自嘲的时候，也自称豆腐。多甫也罢，豆腐也罢，总比没有号好得多。若是人家拱手相问：您台甫？而回答不出，岂不比豆腐更糟糕么？”这挖苦无聊之徒，揶揄分量加了不少。至于对社会丑类幽默嘲讽近乎绝情，书中多大打比方：“牧师专收有罪的人，正好像买破烂的专收碎铜烂铁。”洋牧师收买中国的民族败类，和买破烂儿的真就酷似得很呢。
参考书（篇）目：
1.《老舍研究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2.《老舍评说七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出版。
3.《〈骆驼祥子〉导读》，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