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季文子使太史克对鲁宣公说：“先君周公制《周礼》。”《尚书大传》说：周公“制礼作乐”。礼乐制度为西周主要的社会调控手段，集中表现了西周时期封建领主贵族的政治思想。
《左传》昭公五年说，“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隐公十一年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隐公十一年又引周谚说：“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冕服玉人这里触及到“礼”的各个方面：“礼”的目的是“守其国”、“定社稷”、“利后嗣”，也就是用以维系统治：“礼”的作用是“行其政令，无失其民”，实际也就是实行封建领主阶级对广大人民的统治；“礼”的内容有两方面，一是所谓“序民人”，即确定等级秩序，一是“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即确立周的宗主地位与异姓诸侯的臣属地位，二者均从属“礼”的目的。
礼可分为吉、凶、军、嘉、宾五类。礼主要有两条原则：一是“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二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左传》襄公九年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国语·鲁语下》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训也。”可见，这条原则至迟在周初已明确也规定了。《孟子·滕文公上》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劳心者自然指各级贵族，劳力者则指从事各种劳作的平民和奴隶。这条原则反映了礼对社会分工进行了明确的限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则明确指出礼只适用于贵族，而刑主要是针对广大平民的，这就道出了礼的本质。
礼对当时人们的行为规范提出了两条基本要求，一是亲亲，即亲其所亲；二是尊尊，即尊其所尊。亲亲、尊尊的目的在于维护贵族内部的等级关系，解决并处理其内部分歧。贵族内部凡是有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以及衣食住行、丧葬嫁娶、祭祀祖先鬼神乃至军制政令等都必须按照一定的礼制来进行。因此，从本质上来说，礼是周王室维护封建领主制度的工具。凭借该工具，周王室在庶人以上的范围内建立起符合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秩序。礼乐制度成为当时规范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正如《礼记·曲礼》所言：“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公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淮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礼乐既然是一种等级制度，自然存在着如何维系这一制度的问题，这里有暴力的因素，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就意识形态因素而言，周人主要把“礼”本身作为辨别善恶、顺逆的准则，变成一种道德规范。这可从春秋时人们谈论西周礼的情况得到印证。《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说：“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分别上下尊卑的礼主要靠“德”、“孝”这两个道德规范来确定并维系其等级。维护等级尊卑，也就维护了“君令臣共”的“德”和“父慈子孝”的“孝”。这样，循着“君令而不违”等“礼”的准则去行事，便是“善”，反之自然是“恶”。由善恶又导出顺逆。《左传》隐公三年说：“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也就是说，破坏贵贱、长少的等级制，破坏亲疏、旧新的血缘《周礼》书影制，即破坏了“礼”，是“逆”；反之，以德行、孝道去维护“礼”，则是“顺”。若“去顺效逆”，必然“速祸”。“孝”在西周社会的作用，主要是用以维系宗法制。宗法制是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础的。嫡长子继承，使周天子以及封建领主贵族的家庭财产不致分散，地位不致下降，体现了对父母的孝。而孝于先祖，便意味着“小宗”孝于“大宗”，诸侯孝于宗室。“孝”有利于维系宗法制，自然就有利于维护礼乐制度，有利于对人们的行为规范进行调控。
周王室虽然通过礼乐制度来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对于庶民，则主要运用法律条文来制裁其反抗。在《禹刑》、《汤刑》的基础上，周代又制定了《九刑》。周公制定周礼，在所作的誓命中说：“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这表明《九刑》的主要内容，在于严惩那些所谓“盗”、“贼”的行为，维护封建制度的基本法则和封建领主贵族的根本利益。据《尚书·吕刑》所记，除墨、劓、宫、大辟五刑之外，还有鞭刑和流放。判处五刑的律条，墨刑和劓刑各有一千条，刑五百条，宫刑三百条，大辟二百条，共三千条。法网之严密，远远超过前代。
这些严密的法网，主要是惩治庶民的。一般贵族犯法，或有特赦，或有权宜，即使按律判刑，还可以“赎刑”，即交纳一定数量的罚金，可以免刑。礼与刑对维护西周封建统治起到了互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