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郑风·子衿》曾描绘过一幅东周时代因官学颓败而使士子浪荡街头的情景，郑玄认为此诗讽刺了乱世学校不修的社会现实。官学急剧衰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春秋时期铁制工具和牛耕犁的普遍使用，极大提高了生产力的水平，为诸侯、领主们提供了“辟草菜，拓土地”，扩大私田面积的条件。随着私田的日益增多，出现了“私肥于公”的情况，打破了旧有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经济格局。经济的下移必然导致政权的下移，周天子大权旁落，形成了诸侯大国争霸的局面，“礼乐征伐”已不能“自天子出”，而是“自诸侯出”，甚至“自大夫出”，进而出现“陪臣执国命”、“政在家门”的局面。政治经济权力的下移，也导致了学术的下移，官学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基础逐日瓦解。原本在宫廷专门掌管典籍，身通六艺的士人纷然出走，流落民间。《论语·微子》记载：宫廷中司礼乐的大师挚到了齐国，乐师干前往楚国，乐师缭去了蔡国，乐师缺进了秦国，打鼓的方叔流落黄河地区，摇小鼓的武人居汉水地区。
春秋中晚期还出现过两次重大的学术下移、典籍扩散事件。一次是在周惠王、襄王之间，因先后发生王子颓及叔带争夺王位的内乱，世代掌管周史的太史司马氏离周去晋。一次在周敬王立位之前，王子朝争夺王位失败，旋率召氏、毛氏、尹氏、南宫氏等贵族和百工，携带王室所藏文典逃奔楚国。从此，东周王室文化大幅度衰落下去，而楚国则取得了与宋、鲁并列的三大文化教育中心之一的地位。
在文化下移的历史过程中，昔日的官府之学成为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学说的源薮，史传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掌天地四时之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出于行人之官，云云。所传虽不尽准确，但二者之间的历史渊源是不容怀疑的。在学术下移的过程中，士阶层的兴起和壮大，也为私学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师资条件。昔日的官学之士离开官府，分散到晋、卫、赵、秦、楚、齐、鲁诸国，促成了春秋战国多元性文化的格局，打破了官掌学术，私门无著述的旧模式，从而为私学的产生创造了成熟的文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