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期，群雄角逐，邦国林立，大量的士奔走于诸侯公室之间，谋求生计。忙于攻战的诸侯无暇顾及学校，而各国为了谋取霸权或求得生存，对人才的需求又急剧增加，在旧官学基本瓦解的历史条件下，客观上需要一种新的教育模式来填补这一历史空白，承担培养人才的职能，私学便由此应运而生。
私学是相对于官学而言，由私人授徒办学的教学组织形式。在孔子生活的时期，私学已经出现了。从一些零散的古籍记载来看，在孔子之前或孔子的同时期，即有一批有识之士在开办私学。在孔子之前授徒讲学的相传有周室的老聃，楚国的老莱子、伯昏无人，郑国的列御寇、邓析、壶丘子林；与孔子同时在鲁国讲学的有少正卯，还有王骀、柳下惠、常枞、詹何等人，《吕氏春秋·下贤》记：子产相郑，拜望老师壶丘子林，其师门弟子以年龄长幼依次排坐，并不因子产位至宰相之尊而加置上坐，却让他依次坐在门旁。《说苑·反质》记讼师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只要学生缴学费，便教以雄辩之术。应该说私学并非孔子一人首创，但他确是把私学推向新境界的最杰出代表。
孔子一生除极短暂时间内从政之外，绝大多数时间从事教育，整理文化典籍，是最负盛名的私学大师。他广开私学之门，“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他创办的私学规模最大、最正规，成就远远超过他的先人和侪辈。
在壶丘子林、邓析时，私学已出现收徒不论出身门第，学习缴费的现象，至孔子办学时，又第一次公然宣称“有教无类”，无论出身、性格、趣向如何，凡“自行束惰以上”者，都可前来受教。孔门弟子中，贵族、富商、平民、贱人无所不有，甚至“暴者”、“大盗”、“刑戮死辱”之人，只要虔诚求教，都未尝不诲。孔门弟子不仅不受出身贵贱的限制，同时也不受地域的限制，其门人有许多就来自诸夏以外的蛮夷之邦，而孔子本人也多次发愿到东夷施行礼义教化。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体现了中国古代从未有过的普及教育观念，对中国2000多年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一生培养了一批掌握经术及治国本领的统治人才或教师。他的学生在其生前就积极参预了齐、鲁、宋、卫诸国邦邑的治理和政务，并有相当的政绩。在孔子死后，弟子七十二贤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门徒遍及卫、陈、楚、魏、齐、鲁诸国，使儒学传习辗转，影响扩及夷夏诸邦。
至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局势的巨变和民间学术文化的发展，又有许多哲人、学者投入到教育行列之中，专以一家之言立教。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有墨子、孟子、荀子等人。墨子继孔子之后，成为第二显赫的私学大师。《吕氏春秋·当染》记孔墨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不可胜数”，故后世冠之以“孔墨显学”的契数五教图美称。墨子门人百八十人，学门师长称“巨子”，师生情义深重，凡师门驱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在墨子之后，规模较大的私学大多集中在齐鲁燕赵一带。如孟子门徒数百人，于威宣之际游学于齐国稷下；弟子多达3000人的淳于髡、学黄老道德之术有门人过百人的田骈，以及荀子、邹衍、邹爽、慎到、环渊、接子、邹忌均以所学称著于世，率徒游学齐鲁赵卫魏诸国，或称“稷下先生”，或“尽地力之教”，或为“帝王之师”，“谈天、雕龙、炙毂过，辩坚白同异，行礼义之化”，各著书言治乱之世，以所学传习天下，私学门户纷呈，而又不拘于私见，与百家争鸣的学术文化繁荣局面珠联璧合，相映生辉。
私学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体系，基本脱离了国家政府部门独立出来，在很大程度上打破“政教合一”的传统，完成了学校教育独立化的历史进程，标志着中国古代出现了完整意义上的学校教育类型。
总括而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自由讲学，各具特色。私学的创立者多为当世声望高卓的学术犬师，教学内容、方法、原则均由自己拟定、创新，教育观点凡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成一家之言，便可立为师门。《汉书·艺文志》记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道家讲求“清虚自守”，“君人南面之术”。阴阳家讲求天文历象；墨家贵俭、兼爱、尚同、非命，并重视应用科学技术的传授；而法家则以刑名之术，驯化学人。凡此种种，足见私学之一斑。
为诸家学派的基地。春秋战国时期较为著名的思想家，大都是聚徒讲学的教育大师，各私学大师均以己学为讲学的主要内容。《吕氏春秋·劝学》谓“师之教也，不争轻重尊卑富贵，而争于道”。所言即是指此。私学成为诸家学派宣扬自己的主张、“辩其谈说”的论坛和基地。一般来说，某家学派的理论越具特色，社会声望越大，吸引的生徒也就越多，生徒越多，也就越能扩大该学派的影响。思想家与教育家合二为一，是这时期私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各大私学与各派学术思想的相互交融，将先秦“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推到了鼎盛阶段，而“百家争鸣”的学术论辩又大大提高了私学的教育水平。
是参议时政的论坛。私学大师们恪守自己的政治信条，描绘“治国安邦”的理想蓝图。他们往往站在时代的前列，清议时弊，品评君主，设计未来。他们常常携其弟子不辞劳苦地周游列国，不厌其烦地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诸如孔、墨、孟、荀等私学大师终身均以匡正时弊为念，这反映了当时的教育为社会政治服务的特点。
以教士、养士为职能。春秋战国是一个需要智能，并产生智能的时代。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大小统治者都迫切感到用贤和得人的重要，《管子·霸言》总结这一形势：“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各国争士、养士蔚然成风。所谓“养士”，“不在所与居，在所与谋也”，即招纳、供养士，以士为师友，让其发挥智囊的作用。率先用士养士的是齐桓公，他用管仲为相，养游士80人，由于他善于养贤使能，便第一个登上了霸主的宝座。士在社会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致使“入楚楚重，出齐齐轻”，“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战国中期，一些封君为自立门户，也不惜重金延揽天下名士。“养士”的盛行刺激了私学的扩展。许多平民把读书做士，视为跻身仕途的捷径，纷然投师从教。私学与“养士”形成了相互依托，相辅而行之势，甚至有时两者又合二为一，战国时期荀子就曾带徒依附于春申君门下，公孙龙带弟子充当平原君的宾客。这在当时均是依养士之门而立教的显例。
游学列国，进行学术传播和交流。私学有一特殊的活动——游学，这也是私学突出的特点。私学大师多率其众徒游学于列国，“上说下教”，以扩大其政治影响和学术影响。孔子曾率弟子周游8个诸侯国。孟子也是前呼后拥“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出齐入梁，游学列国。荀子本人是赵国人，多次率徒游学于齐、楚、赵之间。其他私学大师也多如此。游学活动的展开，活跃了学术空气，扩大了学术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术交流，拓宽了弟子们的视野。
总之，私学的产生，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教育的一次重大改革，它带来了春秋战国文化的繁荣，对百家争鸣的出现，对历代私学的发展以及官学的改造，都有着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