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儿巧智脱杨生》见于《醒世恒言》第二十一卷。小说讲述正德年间，有个叫杨元礼的举人，文才天纵，十九岁时，便考中了乡场第二名。此后功名心切，与六位同年进京赴考。接下来故事到了关键部分。当他们途经河南府萦县附近，沿途十分荒凉，附近只有一座宝华禅寺，寺庙和尚出乎异常地苦苦挽留，于是他们决定留宿一晚，第二天起程。寺中上下行为古怪，烹鱼炮鳖，大摆酒席。一行读书人惑于寺僧的美言奉承，就连随从上下皆被那琥珀浓酒灌得烂醉如泥。果然夜半时分，寺中和尚磨刀霍霍，除了杨元礼警觉之外，其他人等都身首异处，财物尽落他人之手。情急之下，杨元礼夺路而逃，逃命途中见一农舍有微光，在他苦苦哀求之下，农舍老妪同意让他逗留。不幸的是这户人家是宝华禅寺之裙带，那老妪趁杨元礼歇息之时通风报信去了。幸好，那妇人的女儿张淑儿心地善良，又见杨元礼气度不凡，动了爱慕恻隐之心，告诉他实情并赠与银两，助他逃走了。此后杨元礼殿试入了一甲，进了翰林，遂与地方巡按查明真相。强徒均须正法，寺灭僧屠之际，老妪在责难逃，但元礼念其女儿救命之恩，尽弃前嫌。杨元礼荣归，即与淑儿缔结姻缘。正是“若非黑夜逃生，怎得佳人作合？”
“三言”中不乏“救命与报恩”的叙事情节，但本篇则着力通过女性的主动救助展现女子的价值，表达当时读书人对女性的某种想象与期望。
本篇对女性地位的弘扬首先体现在对女主人公性格的出彩塑造上。可以肯定的是，张淑儿绝对不是传统小说中如弱柳扶风、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娘子，当然也不是武艺非凡、巾帼不让须眉的大侠女，然而她的社会形象与地位却更为真实。逃命书生在树林农舍中以为老妇留宿是出于恻隐之心，淑儿道：“这叫做燕雀处堂，不知祸之将及。”不忍见书生糊涂被害，表现出她的善良。不仅如此，该女子还深谙事理、辨析对错，敢于说破母亲、长辈的诡计。张淑儿出手相助的正义行为仍然是出于对杨元礼的倾慕、爱怜，是出于私心，并不是大义凛然、义无反顾的反叛行为，脱离了虚假做作的趣味，这才让她的形象丰满起来。
其次，文章情节旁逸斜出又万变不离其宗，主要也是为了实现淑儿形象的变调。本文中没有明写男欢女爱，而是将感恩与爱情、婚姻顺理成章地结为一体。在淑儿说明老妇与僧众勾结的真相后，在性命堪忧之余，杨元礼还在心中暗道：“此女仁智兼全，救我性命，不可忘他大恩。不如与他定约，异日娶他回去。”张淑儿也丝毫没有掩盖对杨生的爱慕，道：“若不弃微贱，永结葭莩，死且不恨。只是一件：我母亲通报寺僧，也是平昔受他恩惠，故尔不肯负他。请君日后勿复记怀。事已危迫，君无留恋。”好不爽快的一个小姐！我们感慨张淑儿情急之中对爱情的主动与坦率的同时，还看到她并没有被爱情冲昏头脑，还感念着母恩，希望杨元礼他日中榜归来能放过自己的母亲。这些情节精彩地诠释了爱情与亲情的关系，更加突出了张淑儿这一小女子的理智与远见，是远远超出前代其他长期被困于妇德、伦常中的悲剧女性的。
当然，要想凭借女性的力量颠覆故事情节、扭转人物命运，那么这个女性就必须起到关键作用，这种作用来自于对比。在“三言”中，有许许多多承担着解救施恩角色的人物，例如拥有超人法力的菩萨、法王、道人，依靠武力的侠盗游民，譬如《李汧公穷邸遇侠客》中“剑侠飞剑取人头”，依靠权与法的皇帝、官员，譬如《滕大尹鬼断家私》等。原本男性形象的智勇是不可被替代的，但本篇中杨元礼的叔父杨小峰却无疑是为了与张淑儿的形象作衬托、作对比而设定。作为一个在京经商的富人，杨小峰所能提供的不过是几百两钱银和几个奴仆，而并没能在生死关头出现来解救侄儿。正所谓“解厄全凭女丈夫”，由此可见一斑。杨元礼生存的问题解决之后，便进一步想要实现精神上的情与爱，于是就去谋取及第后的高位，本文中的科举考试显然也是为爱情自由提供绿色通道而存在的。但如果没有先前的张淑儿巧智脱杨生，又怎有最后的杨生金榜题名、一血僧恨？转念一想不难发现，在冯梦龙笔下，张淑儿这一女子的社会形象竟变得比男子、仕途更为伟大。
总而言之，《张淑儿巧智脱杨生》是一个市民喜爱的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有悬念，有真情，突破了传统小说“英雄救美”的题材，转而写“美人救俊才”，尽管结局是以一贯的“才子佳人”的结合而告终，但不得不说的是该篇中张淑儿的情与义合二为一是一个亮点，她惜才、慕才，与旧式老套的仅有风花雪月的爱慕截然不同，在展现特定时代的女性思维、女性形象的变调方面是有所创新的。
（施佳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