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寒窗十年苦，一朝及第入仕途。只为一字多‘口’舌，摘去功名再读书。”
这首诗说的是北宋时期，有个文人赵旭，字伯升，在一次科举考试中文章出众，堪称榜首。后仁宗皇帝亲自审查试卷，发现有一卷文章作得极好，但其中一个“唯”字的“口”字旁写成了“厶”字旁。急宣答卷人赵旭，赵旭回答说：“这两个字可以通用。”宋仁宗不高兴，提笔写了“去吉、吴矣、吕台”等几个字，掷给他说：“你既然认为可以通用，就将这几个字一一辨来。”赵旭看了半晌，无言抵对，仁宗立即决定不予录取。赵旭因写了一个异体字而失去功名，颇不甘心，于是滞留东京，等待下次科举。
此后，小说分为两条线索展开叙事：赵旭流落市井，仁宗高坐朝堂。这两条线索如何交叉呢？宋仁宗“做梦”这一情节的设置，成了后半部分故事发展的关键。一年后，仁宗“梦一金甲神人，坐驾太平车一辆，上载九轮红日，直至内廷”，苗太监将“九轮红日”释为“旭”字，或是人名，或是州郡。于是仁宗微服私访，在茶馆的墙壁上看到了赵旭的精妙题诗，认为这就是自己要找的人，一番周折后终于找到了赵旭。正是仁宗枕中一梦，使得两条叙事线索粘合在了一起，从此赵旭平步青云，衣锦还乡。
别林斯基认为，喜剧，有时需要比欣赏悲剧更高、更精致的审美能力，才能把握它的内涵，才能尝出它笑里面的眼泪和酸味。在赵旭的欢喜结局中，我们不能仅仅看到一个文人的发迹变泰，或许应该更多地关注到赵旭仕途之路的艰辛与得到功名的荒唐。
古代社会，立德、立功、立言是“士”阶层的人生追求和价值所在。古代的文人特别是无权无势的学子想要入仕，必须通过科举考试。赵旭凭借自己的才能，原本已经高中状元，却因为答卷中的一个异体字，被皇帝认为是“差错”，他自己则认为“皆可通用”，惹得龙颜不悦，以致功名坠地。封建时代，仅凭帝王的喜怒决定他人前途命运的事例很多。明代永乐二十二年甲辰科殿试，初定的状元为孙曰恭，明成祖朱棣钦定时见竖写的“曰恭”很像“暴”字，心中不悦，自古皇帝都忌讳“暴”字，因此除去了孙曰恭的状元名。皇帝一时的不高兴，便可让人顷刻间从天堂跌入地狱。赵旭如此荒唐的科考遭遇显然是有现实事例作为依据的。
此外，伴随着赵旭的曲折发迹历程，通过他情绪上的变化，同样也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文人的不自主。从赵旭考试完的满心欢喜，到殿试后的吁嗟涕泣，可谓一波。从赵旭流落东京的苦闷孤独，到受仁宗提掇的意外欣喜，又是一波。从赵旭听闻王制置离任的愁烦，再到自己任职制置的惊诧、荣归故里的喜悦，又是一波。他的悲伤或快乐，是依从着帝王的喜与怒，而帝王的喜怒又牵连着赵旭的命运。同样，这种一喜一悲的情节，巧妙搭配，相互衬托，更增强了小说的曲折性和新奇性，使得赵旭的形象更生动、真实而鲜明。
经过了长期穷困潦倒之后的赵旭，忽然在一日之间变成了兼管军民的西川制置，并非别的原因，而只是由于那位让他落第、陷入困苦的仁宗皇帝在某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怪梦，因为皇帝的一梦而圆了赵旭的仕途梦。冯梦龙成功借鉴了唐传奇虚实交错的梦境描写艺术，增强了文章的趣味性，极大地丰富了本篇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小说中的梦境是变换情节节奏的契机，梦境具有神秘性，同时梦境影响现实，现实又验证梦境。正是因为仁宗的这一梦，推进了故事情节的发展，造成情节的张弛之势，从而使整篇小说充满传奇色彩。
作者的本意并不在于揭露统治阶级，而在对现实政治生活的真实描述中，封建统治的本质已经从中显露了出来。小说提供了人们在正史中看不到的古代社会生活的诸多侧面，使人能够更具体地把握历史，理解生活，思考人生。在赵旭的发迹历程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更真实、丰满、有血有肉的仁宗形象。那个一丝不苟的皇帝，面对一个皆可通用的字时，严格要求，以自己判断的对错为对错，不容置疑。然而，这么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皇帝，却会相信一个梦境，并随仆人一道往市井中去寻求解梦的答案。由此也可见出其权力背后的荒唐，而这荒唐正是封建制度虚伪的表现。
本篇小说通过这种富有传奇色彩的叙述，流露出作者对于文人命运变换、人世无常的叹息，表现出作者对普通人命运的关切和同情。冯梦龙本人，与封建社会中许多读书人一样，想通过科举之路走上仕途，但是他的科举道路却十分坎坷，屡试不中，这使得他更加理解与体谅文人的心态。当狭窄的科举之路行不通时，内心便有了无数的幻想与期望。冯梦龙在赵旭的身上，寄予了对才华横溢却不得志的文人的希冀和梦想。当然，能够在市井中遇到皇帝，并且能够被皇帝赏识，破格提拔的几率是很小的，而能够让帝王在梦中感应到，并因此而平步青云的人更是微乎其微。这两种情况都发生在赵旭的身上，其人生可谓充满传奇性。
纵观冯梦龙“三言”中的人物，像赵旭这种发迹变泰的文人也不在少数。《警世通言》第六卷《俞仲举题诗遇上皇》，也是因上皇的枕中一梦，而使得落魄的俞仲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幻想成为现实。这些巧遇皇帝、然后发迹的富有传奇性的故事中，透露出作者的自我慰藉和对仕途的希冀与追求，同时也反映出了下层文人志士在困境中挣扎的愁苦和愤懑、幻想与期望的心路历程，激发仕进无门、身处困境而不甘自弃的读书人那潜在的发迹心态。
桑田变沧海，沧海变桑田。穷通无定准，变换总由天。对于赵旭而言，或者说对于整个古代的文人而言，仕途之路的不自主使他们认清了封建帝王的权威。皇帝就是他们的天，他们的命运就掌握在金銮殿上的天子手中，他们只能听“天”由命。所以，无奈的文人志士们只能借文章以抒怀自娱：“使得文章皆遇主，功名自入才人怀”。
（雷良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