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编著的《喻世明言》第二十八卷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明朝弘治年间，南京应天府上元县有一位名叫黄善聪的女子，自幼母亲亡故，有一姐姐，年长善聪几岁，早早地嫁了人，年幼的她唯有女扮男装跟着走南闯北做小本买卖的父亲。谁料两年后父亲在江北亡故，孤身一人的黄善聪恰巧在这时遇到同是孤身在外行贩的李秀卿，两人一见如故，遂成八拜之交，共同经营生计。数年之后，黄善聪已是双十年华，不想父亲葬于异乡，就与李秀卿一起，将其父的灵柩送回了老家南京。李秀卿是深谙礼数之人，次日便到黄善聪府上拜访，得见黄善聪的本真面目，竟是一女儿身，当即要与黄善聪修百年之好。黄善聪却碍于女子名节，坚决不从，最终在守备太监李公的撮合下，二人喜结良缘。
其实，“李秀卿义结黄贞女”的故事情节本不出奇，而黄善聪女扮男装的文学形象，在文学史上也早已有过不少类似的典型：北朝时期替父从军建立奇功伟业的花木兰，魏晋时期女扮男装外出游学为自择佳婿、自主姻缘而不惜牺牲了自己生命的祝英台，五代前蜀时期科场夺魁、治国安邦、巾帼不让须眉的女状元黄崇嘏，清代弹词《再生缘》中描写的元代女宰相孟丽君等等，可谓不胜枚举。她们中有的是为了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有的是为了追求恋爱与婚姻的自由，有的是为了在科场一举夺魁在仕途平步青云……目的五花八门，途径却自始至终只有一个，那就是“女扮男装”，从北朝到魏晋到宋元再到明清，从来没有改变过。
花木兰女扮男装，不仅排解了家忧，她还到不允许女子涉足的疆场，立下连平常男子也很难达到的赫赫战功；孟丽君女扮男装，不仅让她科场一举夺魁，平步青云，到达男性世界的权力中心，而且可以凭借自己的才华保护心爱的男人；祝英台女扮男装，不仅让其学到了知识，而且还让她结识了自己的灵魂伴侣；黄善聪女扮男装，走南闯北，经营生计，最终和李秀卿共结连理，传为佳话……
从文本中看，黄善聪扮男装的目的是为了便于行走江湖以谋生，而从更深层面，可以看出古时女子走出闺房、行走江湖的不易，需要通过易装才能完成。为什么古代的女子只有通过诸如“女扮男装”这样的途径才能实现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呢？
首先，“男尊女卑”思想一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对国人行为及意识的影响已潜移默化而至根深蒂固。虽然现在已经很少见到大肆宣扬“男尊女卑”，但它给中国人留下了极深的烙印，犹如雕刻家精心雕出来的一般。“男尊女卑”的社会文化对中国女子尤其是古代女子从肉体到精神的摧残是致命的。
从客观上来看，这样的情况要想有所改观，社会风气的改变是必需的。明朝中后期，商业经济活跃，人们思想不断开放，当然对于中国自古传承下来的陈规陋俗也多有反抗，这样的社会氛围催生出黄善聪这样的奇女子也在情理之中。
从主观方面来说，中国古代女子足不出户，长期与社会隔绝，必然导致思维缺乏一个成长和升华的过程，就像被裹而变态了的小脚，思维因缺乏刺激而被简单地固化，其能力也就可想而知。先受其害的便是个人生活，她们的人生没有快乐可言，即便有，那也是仰人鼻息的快乐。然而人是群居动物，只有社会生产活动中的思维互动，才能使人的思维方式因不断得到反馈而变化发展并成熟起来，因此，社会中的正常交往会催熟人的思维，包括领悟、判断等一些决策能力，意即智慧，而因为“男尊女卑”的文化，自然而然地使得女子的思想受限制。然而，“易装”给以往“足不出户”的闺中女子一个走出深闺，了解外面世界，突破男女性别限制，与异性接触的机会，因此“女扮男装”必然成为古代女子追求个人价值、社会价值最大化的途径。
再来说说这位黄善聪。她自幼就女扮男装，与父亲走南闯北做小买卖，在其父过世之后，还一直在外经商数年，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这个与人打交道的过程，正是她思维方式成熟和反抗意识觉醒的过程。就因为她有了不同于他人的成长经历，也才有了不同于他人的传奇人生。
可是，在黄善聪这个女子的身上还是饱含了中国社会传统对女子的诸多要求的，也就是说她也仅仅是停留在反抗意识觉醒的阶段罢了，仅仅知道不该逆来顺受，至于反抗的实际行动，却没有多少。在李秀卿提出婚约之时，黄善聪佯装生气，非要李君行媒妁之礼，心口不一，故作矜持，实乃逃不出封建世俗礼仪，这其实就是最好的例证。我们知道，想和做的差别体现出事物本质的根本性的不同，从这点来看，她思想上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陈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