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小说本事主要见于文字粗率、似出于民间艺人之手的《三国志平话》（上）。故事托言东汉灵帝时代，蜀郡益州秀才司马貌，资性聪明，学识丰富，因恃才傲物，出言不逊而冲撞了考官，以致屡试不第。又因家贫无人提携，年过五十，仍不得出身，辜负了一腔才学。心中怏怏不平，满腹牢骚，乘醉抒怀，吟写了一首愤世嫉俗、怨天尤人的《怨词》，由于其指责阴司，便开罪了阎罗，更惊动了玉帝。玉帝怒其狂妄不羁，决议从速治罪，但太白金星却认为司马貌情有可原，于是让司马貌充当半日阎王，以处理几百年来尚未解决的案子。最后，司马貌通过将原告和被告以来世（转世到三国时代人物）相互补偿和交换立场的方式圆满解决了案子。
本篇小说虽然以因果报应作为整个故事的框架，却塑造了一个迥异于传统的文人形象。司马貌对现存秩序的合理性进行了大胆的质疑，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性，《怨词》可视为他的反叛宣言。诗中将对现实的强烈不满扩大为对整个世界的愤懑，进而怀疑“天道无私”。残酷的现实让他偃蹇抑郁，所以当他因冒犯阎罗而被抓到阴司时，不仅满心欢喜，而且敢于向阎王一吐心中块垒。由此可以想见司马貌心里抑郁的程度，以至于他置生死于度外。面对阎王的死亡威胁，司马貌没有产生恐惧感，反而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反抗精神和维持信念的决心。
司马貌对现存秩序的质疑还反映在他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表现在他想通过代替阎罗、修正世事来重新建构不合理的历史冤案。作为一个不得志的下层文人，他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无疑是强烈的，这在判案中表现尤其突出。例如他让韩信、彭越、英布分别转世为曹操、刘备、孙权，三分汉家；刘邦、吕氏转世为汉献帝夫妇，受曹操欺凌；项羽转世为关羽，王翳、杨喜等转世为曹将，被关羽过五关时斩讫；丁公转世为周瑜，戚氏转世为刘备正宫等，这种“重新解释历史事实的道德权柄，解构了至高无上的皇权，使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任由作者随意驱遣，接受历史的审判”（刘勇强：《千年怨气一朝伸——谈〈闹阴司司马貌断狱〉》，《文史知识》，2006.1）。司马貌断案的自信体现了文人骨子里的自负，在他挑战历史权威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位极力想实现自我价值的下层文人。
然而，司马貌判案并非判决是非曲直，而是以因果报应作为主要的评判标准。我们知道，“因果报应”说是佛教的基本理论。然而，其实远在佛教思想传入我国之前，在我国的传统文化里就有类似的思想。《周易·坤·文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荀子·宥坐》：“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正是这种中国传统思想中固有的报应观，成为佛教报应思想传入与接收的心理基础，也在更深的层面上促成了因果报应的中国传统历史观。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以果报模式结构全文，用因果报应说展开了楚汉、三国的两段历史，情节动力和报应逻辑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而使人明了：天道报应，合幽明古今而观之，毫厘不爽。司马貌为韩信、彭越主持公道，判项羽转世为关羽，纪信转世为赵云，戚氏夫人转世为刘备正宫等等，一一注明，分毫不错。从某种程度上说，这虽是作者理想化的结果，却鲜明地揭示了时人看待历史的维度。通过对果报观念的关注，阐明了世人笃信的佛理，也折射出明代底层百姓的历史观。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里的审案故事虽然不是历史的真实，但却完全反映了人们对于善的向往和追求及对恶君贼臣的痛恨，情节里的善恶报应很鲜明地体现了作者劝恶扬善的命意。因此，在这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种迷信怪谈，相反，小说的劝诫意图非常明显，这主要体现在叙述者的劝诫话语里，所谓“休怪老天公道少，生生世世宿姻缘”，“劝人莫作亏心事，福祸昭然人自迎”。这种意在激发群众兴趣的劝诫，不妨看作是话本小说娱乐性特征的一种反映。
（杨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