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知县罗衫再合》出自冯梦龙的《警世通言》。这篇小说讲述的内容大致如下：新科进士苏云携妻乘船去外地赴任，被船主徐能觊觎财产，对其妻郑氏心生邪念，起谋财害命之心。苏云的随从苏胜夫妻被杀，本来苏云也性命不保，多亏徐能的弟弟徐用拦阻，结果苏云被用棕缆捆绑投入江中。徐能将怀着九个月身孕的郑氏领回家，欲霸占为妻，郑氏不从，在徐能之弟徐用和管家朱婆的帮助之下得以逃脱。逃至尼庵，产下一子，因尼庵畏祸，不便抚育小孩，郑氏不得已之下，遂将小孩以罗衫包裹，遗下金钗作为信物，拜托老尼将儿子放于十字路口，而后进尼庵做了道姑。老尼放置在柳树下的小孩正巧被沿路寻来的徐能拾取，收留为子，取名徐继祖。十九年后，徐继祖考中进士，授监察御史，往南京巡视。郑氏因念杀夫之仇未报，而生报仇寻子之心，经人指点前去徐继祖处告状。话说苏云被投入水中，幸得徽商相救，在三家村教书十九年，因牵挂家人，欲到仪真寻访消息，后梦中求签得到启示，到操江御史状告当年之事。郑氏与苏云均是状告徐继祖的父亲徐能，徐继祖本想敷衍搪塞了事，终因怀疑自己的身世，遂详查细访，在奶公姚大及罗衫、金钗等相关人证物证之下，证实苏云、郑氏乃自己的亲生父母，而徐能竟是谋害亲生父母的强盗。最后，徐能一伙人得到了惩罚，徐继祖改名苏泰，与王尚书家的小姐结亲。苏云一家三代得以团圆，光宗耀祖。
本篇小说以一段评话起讲，评话讲述落魄书生李宏在访友途中，途经一江亭，亭子壁上题有一首词，说酒色财气四者的短处过失，李生不能赞同，亦题词一首皆道四者之好。后来李生做了一个梦，梦中酒色财气化为四位美女各自现身说法，以证明自己的无过，但每当一人道出自己有功无过，便另有一人指出其过失。最后说来说去，得出了一个结论：酒色财气四者皆有过。而作者也适时道出了自己的看法：“贪财好色的，又免不得吃几杯酒，免不得淘几场气，酒气二者又总括在财色里面了。”这一入话如同一篇寓言，本身便有较强的道德说教意味，为后文讲述苏云之灾乃因强人贪色起祸作铺垫。
拟话本小说由说唱演化而来，本身具有较强的故事性，但为了吸引听众，满足听众的需求，会特别重视情节的曲折和细节的真实。首先，本篇小说故事情节非常丰富，由时空间隔的各个情节，譬如苏云夫妻乘船遇害、郑氏逃离虎口、郑氏产子弃子、徐能抚养弃子、苏云得救、苏雨寻亲，十五年后徐继祖偶遇祖母托罗衫，以及苏云郑氏告状、徐能团伙受罚等，自然流畅、合理有序地衔接串联起来，显得有条不紊，构成一个丰满的整体。同时设置悬念，力求故事情节曲折复杂、委婉动人，给人以更大的想象空间。如苏云被捆绑投进水中，生存希望应是非常渺茫的，但读者共同的心理期待是好人好报，因此作者在此处设置悬念，故意不直接讲出苏云的命运如何，直到作者不紧不慢地把故事讲到郑氏弃子时，才用“话分两头，再说苏知县……”娓娓道来。同样，作者通过金钗和罗衫设置悬念，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最终使得母子相认，从而把真相解释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其次，作者对几个故事的结构和时间的安排尤为别具匠心。如徐能在莫名之下，收养了郑氏的孩子。这种安排比悬念更悬，更有吸引力，同时也使故事显得更加曲折复杂，增强了戏剧性，矛盾和冲突也更加集中突出，呈现出更大的张力。虽说为了达到曲折的效果，作者运用了比较多的偶然巧合，内在的逻辑性也不够严密，但相较于整个故事的情节发展，这只能算是白璧微瑕。
我们知道，细节描写是抓住生活中细微而又具体的典型情节，加以生动细致地描绘，它具体渗透在对人物、景物或场面的描写之中，没有细节描写，就没有活生生的、个性丰满的人物形象。而细节的真实性能够给人以如临其境、如见其人的体验，这是作品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但是，显然该文有所缺失，最明显的就是缺少对人物的刻画，特别是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人物刻画不管是对戏剧还是对小说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在这部小说里，你几乎很难找到刻画人物的笔触，更不用说对性格的塑造了。徐继祖作为小说的一个主要人物，在面对既谋害他的亲生父母但又对自己有着十九年养育之恩的养父徐能时，必然面临着一场情与法的严峻考验，要在一定的心理煎熬后做出既艰难又简单的抉择。艰难就在于养父的十九年教诲和养育之恩浩荡如天，无论如何都难以让他狠下决心对其公事公办；而简单就在于徐能原是强盗，谋害朝廷命官，罪应致死，更何况受害人是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样的现实，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两难，这时候是最能够凸显人物性格的时刻，也是最能刻画出细节真实之处。但作者却吝于笔墨，便直奔复仇的必然和快感。于是徐继祖眼睛眨也不眨，心也不跳一下，毫无一点精神上的挣扎，就把自己的养父投入监狱。于此，作者似乎无法在封建的、以血缘为基础的伦理社会里，完成“非亲的养育之恩”对“血缘亲情”的一种人性和生命意义上的超越，于是我们只能触摸着、体验着僵化了的伦理秩序下的冰冷与残酷，而丧失了对人性温暖的感动与回味的机会。至此，我不由得想起同他有着类似境遇的哈姆雷特。当面对这种两难的境遇时，哈姆雷特的内心遭遇着一场多么矛盾多么痛苦的挣扎，这种人性的挣扎在哈姆雷特的身上体现得又是那么的丰满而又细致入微。他追怀理想，又对现实的丑恶感到失望甚至悲观；在向往人性的善时，却又深信人自身有恶的渊薮；在觉得人生无意义时，又对死后世界充满恐惧；爱奥菲莉娅和母亲乔特路德，又怨恨她们的“脆弱”，甚至发出了“脆弱啊，你的名字就叫女人”的呼喊，等等。这一系列的内心冲突描写，既显示了哈姆雷特心灵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又展现出其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于是在文学史便有了一个真实生动的、作为“人”的哈姆雷特。遗憾的是，在冯梦龙笔下，这种人性的挣扎的痕迹并没有在徐继祖身上出现，不管是内心的冲突，还是性格的特点，作者对于徐继祖的刻画都是极为贫乏，在他笔下，人物就如同一具僵尸，始终在苍白的伦理和道德上滑行，没有丝毫的人性意识和生命意识。我们并不苛求冯梦龙能够塑造出典型的人物性格，但这种失误确实是对艺术的真实的毁灭性打击。
李泽厚说，明清的拟话本小说“有现实人情味的世俗日常生活”，“尽管这里充满了小市民种种庸俗、低级、浅薄、无聊，尽管这远不及上层文人士大夫艺术趣味那么高级、纯粹和优雅，它们倒是有生命活力的新生意识”。然而就后面一点来说，这部作品不能不说是冯梦龙的一个缺憾。
（陈木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