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瘤十岁那年，村里的牲畜们染上一种奇怪的病。先是不吃料，然后慢慢消瘦，到最后，只剩下一副标本似的骨架，躺在地上喘着气，痛苦地等死。大瘤爹养了两头黄牛，死了一头，剩下的一头也站立不稳。爹走了很远，领回一位能掐会算的神人。神人焦黄着脸，指甲里淤了厚厚的灰垢。神人看看牲口，看看爹，看看大瘤，不说话。爹把神人拉到一旁，神人说，你儿子？爹点点头。神人脸色一沉，不，他不是你儿子，他是妖。爹慌了，什么妖？神人说，葫芦妖——你看他长得像人吗——专吃牲畜的葫芦妖。爹再看大瘤的瘤，越看越像葫芦。爹说那怎么办？神人把手掌凑近自己的脖子，一抹。爹说，杀？神人点点头，转身走。爹给了神人一些钱，领他出村。净挑偏僻没人的小路走。
爹回来，并没有杀掉大瘤。他把大瘤关进小黑屋，不准他上学，不准他见人，像饲养着一只羊或者狗。村里牲畜们渐渐有了精神，半年后再一次精神抖擞。被关了半年的大瘤却从此掇了学，每天在村里游逛。他脖子上的大瘤晃啊晃啊，像一个没有五官的脑袋。
后来大瘤有了身份证，身份证上的名字是“孙洱”。再后来大瘤去打工了，带着叫“孙洱”的身份证。可是没几天，矿上人就开始喊他“大瘤”。可爱的人们总会替别人苦想出一个可爱的外号。恰当。确切。无师自通。
大瘤攒了六年钱，终于回了家。爹说大瘤你有这么多钱，想干嘛？大瘤说我想把瘤割了。爹说你盖五间大瓦房吧！大瘤说不，我割瘤。爹说你给你娘治治她的脑血栓吧！大瘤说不，我割瘤。爹说你给自己娶个媳妇吧！大瘤说不，我割瘤。爹说你不割瘤也有闺女争着嫁你，听说你带了很多钱回来，媒婆把咱家的门都挤破了……你割了瘤，花光了钱，谁还嫁你？大瘤说，我一定要割瘤。爹说你总想割瘤干嘛？……你钱够了吗？
二十六岁的大瘤割掉了瘤，的确英俊了不少。村里人再看到他，都觉得怪怪的。爹说大瘤咱们下地吧！大瘤说我没有大瘤了。爹说哦……大瘤你怎么还不下地？大瘤就有些恼。他说我没有瘤了……村里人还叫我大瘤，怎么你也叫？爹说哦……叫叫怕什么，习惯了嘛。大瘤说要下地你自己下吧，我得回矿上……死活我不在村里呆了。
大瘤回到矿上，工友们还叫他大瘤。开始他和别人急，急着急着就吵起来，吵着吵着就打起来。打了三次后，就不再和别人急了。工友说该吃饭了啊……大瘤。大瘤说，好咧。工友说该下井了啊……大瘤。大瘤说，好咧。大瘤花掉六年的工资割掉陪了他二十年的大瘤，却割不掉随了他二十年的外号。大瘤觉的这个钱，花得真不值。
煤矿塌方那天，大瘤跟一群人往外跑。可最后他还是被埋起来，身体砸得稀烂。大瘤在医院躺了两个多月，才出了院。他坐在轮椅上，他爹推着他走。大瘤的眼睛看不清任何东西，世界在他面前，一下子变成模糊的轮廓。爹说大瘤你没事，政府会养你一辈子。大瘤说哦……谢谢政府。
发钱那天，爹扶着轮椅，大瘤无精打采地坐着，目光黯淡。桌子上放一沓厚厚的表格，会计拿起一张，照着念一个名字，发一沓钱，把名字勾掉，再拿起下一张。突然会计皱皱眉，他说，孙——，什么玩艺儿？爹和大瘤似都没有听见，面无表情。会计再说，孙——耳？大瘤便惊了一下。他挺挺身子，大声说，是我——我叫孙洱！那眼睛，就放出光来。
酒醉的谭哥
六十岁的谭哥，至少可以做我的叔叔。可是我仍然习惯叫他谭哥，他也习惯拍着我的肩膀喊我老弟。不管他在厂里地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下了班，我们就是哥们，就可以勾肩搭背，喝酒打牌，桑拿钓鱼，拍桌子骂娘。我认为这样很好，少了些官场的腥骚气，多了些江湖的豪爽和亲切。
国营的酒厂，谭哥是副厂长。在这个位置上，他坐了二十多年。现在终于熬到退休了，晚上，谭哥请我喝酒。
谭哥有个毛病，沾酒必醉。醉酒后不睡不吐，却是废话连篇。当然那些废话里不乏肺腑之言，说到动情处，常把酒桌上那帮哥们弄的眼圈发红。然后谭哥再喝，几杯再下肚，又改唱了。他的保留曲目是《骏马奔驰保边疆》，唱得雄壮威武，声情并茂。有时也唱韩国歌曲《多啦叽》，一边直抒胸臆一边手舞足蹈。谭哥像一位民间艺人般在酒桌上表演，引得一桌子人乐不可支。到这时候，大家就知他完全醉了，忙灌他一壶浓茶，然后找人送他回家。
我说谭哥咱今天就别喝了吧，我请你去桑拿。谭哥说桑拿没劲，喝酒！为什么不喝？喝！
就喝。包间的酒柜上就摆着我们厂的星级白酒，谭哥的手指划过去，却没有停顿。最后他挑了三瓶烈性洋酒。我说你开玩笔吧谭哥，咱俩能喝掉三瓶烈性酒？谭哥说怎么不能？喝！
谭哥的酒量我清楚。三两下去胡说八道，半斤下去又唱又跳。可是今天，七八两烈酒灌下去，竟还是一副沉着冷静的样子。他说话不多，只是猛喝。端起海碗似的大酒杯，一扬脖，又是一杯。
我说谭哥你慢慢喝吧，我可得换成啤的，受不了。谭哥说不行，今天你一定得陪我喝，喝到醉。我说为什么偏要喝醉呢？难受着呢。谭哥说不，一定要醉。我他妈二十多年没尝过醉酒是什么滋味了，怀念！我说这怎么可能，以前你不是沾酒就醉吗？话刚出口就后悔了，这等于揭了谭哥的短。我想起谭哥像个小丑般在酒桌前手舞足蹈的样子。
想不到谭哥意味深长地冲我笑笑。他说你以为我真喝醉了吗？你喝醉了也字正腔圆地唱一曲《骏马奔驰保边疆》试试？保准你大舌头！我说我唱歌不用喝醉也是大舌头……你真的一次也没有醉过？
谭哥说当然没有。我敢醉吗？一桌子全是领导，全是直接管着咱们或者间接管着咱们的人民公仆，我敢醉吗？醉了说错话怎么办？你说错话，是年轻冲动，是年少无知。我说错话呢？就成了老奸巨滑，含沙射影。我敢醉吗？没喝醉我都想指着他们的鼻子骂，喝醉了还不得在他们的脑袋上开啤酒瓶？
说话间，谭哥一个人已经喝掉了一斤。他又打开一瓶，想给我倒。我忙用双手遮了酒杯。
多喝点没事，谭哥说，今天没外人，我又正式退了，你骂我两句都没关系，我真的不会生气。谁在心里没骂过领导？谁不承认谁是孙子。一仰脖，又是一杯。
我说谭哥你这酒量也实在了得。可是我弄不明白，你没醉装醉，图个什么呢？
谭哥说你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我喝醉了，肯定酒后吐“真言”，他们听了，还不眉开眼笑？平时说什么他们都不信，这时说什么他们都点头。告诉你老弟，有肉麻和奉承的话，只能在酒桌上说，并且一定要在他们认为你喝醉后才说……再说了，你记着，只要是酒局，就得有一个人站出来让别人当猴耍，这样大伙才能高兴，才能尽兴。我不当猴谁当猴？这事，是要自告奋勇的。
我的心里突然生出一些伤感来。我给谭哥倒满酒，说，这么多年可真是苦了你了谭哥。
谭哥说这倒没什么，这正常，还不至于让我很难受。你知道最让我难受的是什么吗？
我忙问是什么。
谭哥说就是馋酒啊！盯着桌子上的好酒不敢畅开了喝，那才真叫难受。其实说白了，我还不如个干建筑的民工。他们干完一天的活，还能捧个酒瓶子喝个底儿朝天。我呢？白天忙一天，晚上陪一群孙子在酒桌上喝酒，馋得口水直流还得装出不能再喝的样子，最后还得被人捏着鼻子灌浓茶水萝卜汤，你尝过这滋味吗？
我说我没有，我是真的沾酒就醉……不过谭哥，你说你二十多年没醉过一次我还是不信，平常没事在家里，你完全可以一醉方休啊！
谭哥唉一口气。谭哥说我是酒厂厂长啊！白天我在酒气冲天中上班办公，晚上我在酒气冲天中喝酒扯淡，除了睡觉的时候，几乎都是酒泡着我，你说我还有心情喝酒吗？回了家，酒虫也跑了，人也累垮了，看了枕头就想倒。还有，只要当了厂长，那家就不是家了，是什么？是第二办公室，是偷偷摸摸干坏事的地方。我喝醉了，迷糊了，有人敲门，谁啊，我小周，你说我怎么办？跟你把真心话往外掏？我说的没错吧老弟？我那家的门槛，几乎被你们踩平了。你去过多少次还能数得清吗？
我不好意思地笑。我觉得面前的谭哥实在可怜。二十多年来，嗜酒如命的谭哥，竟然一边吞咽着唾沫，一边假惺惺地跟别人说“多了多了”，然后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吼一曲《骏马奔驰保边疆》或者《多啦叽》。我想谭哥是伟大的。他的伟大之处在于，能把这样的一个节目，天衣无缝地表演了二十多年。
那天我们菜吃得很少，却把三瓶烈酒全部干掉。我一斤，谭哥二斤。结了帐，我扶着谭哥往外走。
不用你扶，谭哥说，还没醉呢！我发现谭哥好像在偷偷抹泪，发现我在看他，忙拍了拍我的肩膀，换成一副大笑脸。谭哥说你知道二十多年几乎天天装醉是什么滋味吗？一个字：痛苦啊！
谭哥说了三个字，所以我认为这次他是真的醉了。我试着松开他的手，谭哥果真一头栽倒。忙扶他起来，发现他的额角被蹭破很大一块皮，正流着血。谭哥却咧开嘴乐了，牙齿一闪一闪。他说老弟，今儿高兴，咱们换个饭店，接着再喝！
谭哥真醉了。他竟感觉不出痛来。可是我没醉。幸福的谭哥从此可以不分时间不分场合地喝醉，可是我不能。一次也不能。
因为谭哥退休了。因为我接替了他的位置。
开什么玩笑
突然接到女人在几千公里外打来的电话，说几小时以后，将会抵达这座小城。女人的声音温柔，甜美，性感，不可捉摸。算一下时间，她来的时候，该是种“人约黄昏后”的意境了。
心开始突突地跳，很紧张。坐立不安。我想这是犯罪前的征兆。
文章当然是写不下去了。去洗手间照镜子，觉得自己的老脸丑陋得近乎无耻。看看表，还剩六个小时。六个小时，我这张脸不可能突然变得英俊和迷人。只能做一番伪装了。
于是跑去理发店，想理一下头发，这样看起来也许顺眼些。刀剪落下的一霎，忙喊停。忽想起刚理完的脑袋，会总给人傻呵呵的感觉。那就只吹吹风吧，整整发型。吹风机响起的时候，才记起来，刚才太急，竟忘记了先洗个澡。
头发被整得一丝一苟，再急匆匆赶回去，淋浴，小心地用塑料袋包起头发。浴池里升腾着暧昧的水汽，我在水汽里唱起暖昧的含糊不清的歌——这寂寞让人摇摆，变成坚强的阻碍——乐了。想起女人远山般的眉眼，芙蓉样的脸庞，绸缎似的肌肤，便觉得自己以前，真是暴殄了天物。迟钝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的代价便是失去——或可能失去过，一次鱼水之欢。
我记得女人上次来这座小城时，还是四年前。路过而已，穿得却像邦德女郎。晚上我们在某小酒馆共进了晚餐，女人喝得有些多，脸红扑扑的，视线的尖端带着勾子和铲子，不断凿掘着我的身体和灵魂。后来女人回宾馆，我去送她。我扶她进了房间，其实说抱着更恰当一些。我像小男孩般紧张，大气不敢喘。其实我本来就是小男孩。女人后来睡着了，也许是假装睡着了，我试了几次，心中演示了几遍，却没敢干任何事，最终，逃得跟欠她钱似的。午夜她再一次给我打电话，说她醒了，说她正听着音乐，说她想找个人聊聊，说她浴池的水龙口坏了，言语甚至有些悲凉。我把家门口的楼梯来回走踩了三遍，最终，还是抱着个冰凉的枕头睡去了。
女人回去后，有一次打电话来，她说你如此单纯让我如此伤心。我没有反驳。可是我对天发誓，我真的不是想单纯，我只是怕。怕什么呢？怕很多事。说不清道不明的。
四年来我觉得自己改变了许多。模样的改变是多了些抬头纹，举止的改变是学会了浪荡和无耻。失去的终究要补偿了！我一边梳着被塑料袋压平的脑袋，一边咬牙切齿。
我穿着浴衣在房间里晃，打电话给她订好了下榻的宾馆后，开始考虑在哪里请她吃一顿物美价廉的晚饭。我把本市几个扯虎皮做大旗的酒店过了一遍，选中其中五家；把这五家再过了一遍，最后的目标锁定为两家。这两家让我不能够轻易取舍。我想到时候再说吧，或许会挑离宾馆近一点的那家，那会节省很多时间。
接下来就是该如何向女友撒谎了。告诉她回一趟乡下老家？不好，万一街上碰上了，会暴露得一塌糊涂。说有朋友请我吃饭？也不好，万一她追问哪个朋友，仍有暴露的可能。干脆，也别找理由了，也不编瞎话了，也不告诉她了。反正我也不是天天给她打电话，反正她也不是天天来找我。万一她真得来找我，见我不在打电话问我，我就说远方来了朋友，在喝酒；再问男的女的，就说是女的，嘻皮笑脸的语气，估计她也不会怀疑到我的小人之心。我相信我的貌似忠厚会令她放心的。
看一下表，她应该快到了吧。打开衣橱，却寻不到合适的衣服。西装倒是有几套，却都是几年前的，这几年长得胖了，都显得有些过窄。对着衣橱发了一会儿呆，还是挑出一套穿上。当然是不太舒服的，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再一次跑进洗手间照镜子，得，有点儿人模狗样了。
没刮胡子。有点胡子茬儿很男人味，女人说的。再看看表，觉得她应该到了啊。想，给她打个电话吧，又想算了，她应该还在飞机上吧？再等等。打开单放机，放一曲轻音乐，却觉得那调子有重金属的节奏感，震得心头慌慌的。
月上柳梢头了，还是没有她的电话。真有些急了，给她拨过去，竟然通了。喂，她的声音响起来，柔美性感。
你现在在哪？我问。
在S城啊，在公司加班啊。她答。
心里咣当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