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国时期的绘画
在三国之前，绘画主要是“设色之工”所从事的职业，属于“百工之苑”，还没有进入艺术殿堂，因而也没有产生较为完整的绘画理论及较为成功的绘画作品。无论是“铸鼎像物”而“使民知神奸”（《左传》语）也好，或者是认为壁圃是“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细今”（《孔子家语》语）也好，都充分强调了绘画的社会功能，而没有对其艺术性给予足够重视。到了三国时代（及之后的两晋南北朝），这种鉴戒规劝被残酷的社会现实击得粉碎，人们渴望安定、幸福、祥和的生活，于是，绘画中更多地加入了现实题材的内容，因此，绘脚由说教发展到反映现实生活，向艺术化迈进了一大步。如嘉峪关出土的约在公元240～280年的魏晋墓室中，发现了镶嵌了六百多块描绘人物活动场面的砖画，其中人物千姿百态，神情各异。酒泉丁家闸出土的此期墓室中，还画上了一只神情惊异的猫在偷看一个裸体的女子在扫场院。江苏南京等地发掘的墓壁上，无功无禄、不礼不法、非圣非贤、逍遥自在的“竹林七贤”占据了原来被神仙灵异、忠臣义士所占据的地下殿堂。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魏晋时期的绘画与思想解放相一致，都在追求人性解放、个性自由，追求自我的社会价值与审美实质。
但是，尽管如此，相对于同期的政治、军事、文学人物来说，三国时期专门从事绘両的画家并不多，而且，有不少绘画仍是两汉绘画说教的继续，如曹植的《画赞序》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相传三国时期的绘画主要有：
魏《贾逵像》：贾逵，字梁道，曾为豫州刺史，因功而赐爵关内侯。贾逵死后，豫州吏民极为怀念他，便为之刻石像、立祠堂。
魏《仓慈画像》：仓慈，字孝仁，曾为敦煌太守，因政绩卓著，死后百姓悲哀，图画其形貌以示纪念。
蜀《漁周图》：益州刺史董荣画樵周像于州学，并让从事李通颂之。
吴《邵畴画像》：邵畴为会稽太守，郭诞功曹，郭涎因罪被杀，邵畴亦为郭诞而自杀。吴主孙皓极为赞誉邵畴的节义行为，便诏令郡国画其形貌于庙堂，以训減世人。
吴《黄盖画像》：黄盖为孙权大将，赤壁之战，建议孙权用火攻曹营，结果大破曹军。黄盖死后，百姓思念他，便在祠中绘上他的像，四时祭祀。
吴《张温中妹画像》：张温姊妹三人都有节行，张温二妹已许嫁丁氏，马上就要结婚了，突然为节义饮药而死，乡人赞其贞节，而图画其像。
上述均为人物绘画，其作画目的十分清楚，是为了礼仪教化。
二、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绘画
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由统一到分裂的混乱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化艺术却奇异地飞跃发展起来。这里包含着几个重要因素：一是战乱流离虽给社会造成破坏，但却促进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二是佛学的兴起，导致美术的兴盛；三是士族的产生推动了文化艺术的发展。这一时期人们挣脱了正统儒学的精神羁绊，个性得到张扬，绘画艺术得以蓬勃发展。壁画、漆画从技法到形式都趋于高超。卷轴画开始兴起，卫协、曹不兴、顾惜之、陆探徽、张僧繇等一批优秀画家脱颖而出，成为划时代的艺术大师。此时，人物、山水、动物题材展现于画面，但尚未脱尽传经载道的窠臼，可见传统影响之深远。绘画理论的研究开始发端，谢赫的《画品》提出绘画的社会功能和品评标准，无疑这种专业评说使绘画开始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
1.“佛画祖师”曹不兴
世传曹不兴绘有《维摩诘图》、《释迦牟尼说法图》等。他的画风为卫协所师承，再传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不仅佛像画绵延不绝，风行百代，而且人物画也精益求精，蔚成大观。他心敏手灵，能将佛像头、面、手、足、肩、背等人体比例，画得与真人一样。后来由熟生巧，自成一体，所绘人物，衣纹折皱，紧贴身体，富有立体感，世人有“曹衣出水”之称，号“曹家样”。
曹不兴学会佛像后，或绘卷轴以供礼拜，或图寺壁以助庄严，所作大佛像有的高达5丈，气魄恢宏，庄严妙相，仰之弥高，令人肃然。他被誉为“佛像之祖”，对佛教东渐起到一定的推动。
2.东晋画坛“三绝”顾惜之
曹不兴的再传弟子顾恺之（346～407），为东晋大画家和文学家，他以“画绝、才绝、痴绝”而驰名于世。顾恺之主张画人物要有传神之妙，而关键在于阿睹（眼）中。因此他一反汉魏古拙之风，专重传神，点睛最妙。年轻时曾为建业（今江苏南京〉瓦棺寺作摩洁像壁画，当众点睛，观者如堵，施舍钱顷刻超过百万，从此他的名声远扬四方。
顾倍之之所作人物画，善于用淡墨晕染增强质感，运用“铁线描”勾勒出劲挺有力的细线，人物五官描写细致人微，动态处理自然大方。并以人物面部的复杂表情，来隐现其内心的丰富情感；衣服线条流畅而飘逸，优美生动，充满艺术魅力。晚年笔法如春蚕吐丝，似拙胜巧，傅以浓色，微加点缀，而神采飘然，饶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南朝陆探微、唐代吴道子等皆临蓽过他的画迹。
现今传世的顾恺之作品摹本有歌颂曹植与甄氏爱情的《洛神赋图》，和劝诫妇女德行的《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
3.南朝梁元帝与《职贡图》
随着绘画的发展，除文人（如顾恺之）参与绘画外，皇帝也加入了画家的行列。若以传世画迹来看，南朝梁元帝萧绎（约508～554）应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皇帝画家。
他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七子，聪慧好学，自幼爱作书画。当时南朝与各国友好相处，来朝贡的使臣不绝于途。萧绎《职贡图》，原图共三十五国使，如今只存十二使，如描述滑国、波斯、百济等使臣像，并撰文述各国风情，以记起事。原图不存，现有宋人摹本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院。这副纵27.2厘米，横200.7厘米的图上，使臣着各式民族服装，拱手而立。从他们仆仆风尘的脸上，流露出来到南朝进贡时既严肃又幸喜的表情，同时也传达不同地域和民族使者的不同面貌和气质；脸型肤色，各具特点。
此图线条以高古游丝描为主，间以兰叶描，简练遒劲，并分层次加以晕染，形象准确生动，富有装饰性。在南朝卷轴画无一存留的今天，这幅宋華本无疑是研究、了解当时各国历史风俗与中外关系的宝贵资料。
4.《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
魏晋间以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为代表的风流名士，因不满暴政，乃逍遥山林，谈玄醉酒，长歌当哭，不与统治者合作，世称“竹林七贤”。后世画家顾恺之、陆探微等仰慕他们旷达不羁的行径，作有《竹林七贤图》，可惜今以不存。所幸1961年在南京地区的南朝墓室中出土了《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图中的荣启期是春秋时代的名土，他与七贤有共同之处，故被画在一起。全图线条挺劲锐利，是仿顾、陆之作。
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室的画像由200多块墓砖组成，人物形象皆作线雕而凸现在画面上。画家抓刀如笔，准确生动，南壁为嵇、阮、山、王四人，北壁为向、刘、阮、荣四人。人物之间以银杏、垂柳、松槐相隔。八人均席地而坐，但各以一种最能体现自己个性的姿态来表现，有的抚琴啸歌有的颔首倾听，有的高谈玄理，有的舞弄如意，人人宽衣博带，孤傲高雅；崇尚老庄之情，追求个性之心，溢于画面。士族知识分子自由清高的理想人格，在画像砖上得到充分地表现。
5.北朝的绘画殿堂——敦煌莫高窟
如果说南朝画家以木结构的寺院为创作中心，那么北朝画家则是以石窟佛寺为活动场所。因木质不如石质易于保存，一故至今传世的北朝绘画远远多于南朝，集中在当时少数民族政权开凿的甘肃、新疆等石窟中。其中甘肃敦煌莫高窟最引人瞩目。经历代开凿，如今它有492敦煌莫高窟外景。
莫高窟的北朝绘画内容，主要是讲述佛组出世前经历的佛本生故事，与佛出世成道后的说法场景。佛本生故事内容丰富，有鹿王本生、萨垂那本生、须达那本生等故事，宣扬佛家忍让、善良与因果报应思想，故事以连续的场面展开，从左右向书心发展，构思完整。画面厚重朴拙，线条粗放，有大片颜色的平涂，可看出受到汉墓壁画及印度可旃陀壁画的双重影响。
《伎乐天》采用恰当的装饰手法，将两位飞天巧妙地布置在龛沿转角与背光之间的几何形中，飞天衣饰飘带随风而起，翩翩起舞。给说法图画增添了妩媚活泼的气氛。因此有人要将敦煌莫高窟喻为“飞天的故乡”了。此图为西魏飞天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幅。
伎乐天是佛教中的香音之神。这是甘肃炳灵寺石窟中的飞天，无论构图、形象、动态等方面的处理，都异于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格。
6.西域美术奇葩克孜尔千佛洞壁画
新疆是佛教东渐的“桥头堡”，魏晋时期开凿的克孜尔千佛洞代表了当时的艺术成就，气势雄伟森严，外来影响大，民族风味浓。它的壁画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有菱格图案。在每个菱格中画着不同的佛本生故事、因缘故事、供养故事和千佛故事，皆以单幅的形式表现一个完整的内容。这些菱格还含有佛教意义，莲瓣表示莲花，山为须弥山，树为菩提树，皆是佛家吉祥的象征。
克孜尔千佛洞壁画的人物，用曲铁盘丝描法与凹凸不平的染色法，线的韵律感强，人物脸呈椭圆形，脖子粗糙，胸体健壮，身体修长，手背圆肥，手心丰满而富有弹性，带有幼稚纯朴的美感，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审美观相吻合。由于克孜尔千佛洞壁脚富有装饰性，色彩绚丽，将有限的穹顶与窟壁开拓成一个大千世界，扩大了绘画艺术表现空间的层次和深度，而被后人誉为西域美术的奇葩。
除石窟壁画外，北方的墓室壁画也很发达，如河南邓县南齐墓门彩画砖、河北的东魏茹茹公主墓壁両、山西太原的北齐睿墓壁画等，而以嘉峪关魏晋间墓室壁画最为丰富。6座墓共存壁画6000余幅。内容包括农桑、畜牧、井饮、狩猎、林园、屯垦、营全、庖厨、宴饮、奏乐、博弈等，从多方面真实、生动地反映了魏晋时期河西地区的社会生活。
壁画是以每砖各成单位的小幅构图，与汉画分层排列的布局法有所不同。画工以大写意手法，概括地刻画形象，粗略数笔，就勾画出一幅幅活泼感人的画面。线描均以中锋勾勒，多用富于弹性的圆弧线，灵动潇洒，简练奔放，却不失外形的准确，色调热烈明快，单纯和谐，人们日常生活中瞬息的细节，被画工传神的手笔扑捉与岫面上，主题朴素，洋溢着生活情感。这些壁画说明河西地区的传统壁画艺术，在北朝佛教壁画兴盛之前，就有了成熟的面貌。
隋唐绘画
隋代的绘画风格，承前启后，有“细密精致而臻丽”的特点。来自各地，集中于京畿的画家，大多擅长宗教题材，也善于描写贵族生活。作为人物活动环境的山水，由于重视了比例，较好地表现出“远近山川，咫尺千里”的空间效果，山水画开始独立出来。
唐代的绘画在隋的基础上有了全面的发展，人物鞍马画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青绿山水与水墨山水先后成熟，花鸟与走兽也作为一个独立画科引起人们注意，可谓异彩纷呈。初唐时的人物画发展最大，山水画则沿袭隋代的细密作风，花鸟画已经出现个别名家，宗教绘画的世俗化倾向逐渐明显和增多。从已发现的乾陵陪葬墓壁阃的山水画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的比较简单的斧劈皴。以薛稷、殷仲容为代表的花鸟画，则设色和水墨的形式都已出现。此外，这时最著名的画家还有阎立德与康萨陀等。他们的作品和作风丰富了初唐时期的画坛，为盛唐画风的突变奠定了基础。虽然，他们的作品大多没有流传，但是我们从乾陵各陪葬墓的壁画、新疆出土的绘画与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都可以看到当时他们不同的风格。
盛唐时期是中国绘画发展史上一个空前繁盛的时代，也是一个出现了巨人与全新风格的时代。宗教绘画更趋世俗化，经变绘画又有发展。不同地区的画法交融为一，产生了颇受欢迎的新样式，以“丰肥”为时尚的现实妇女进入画面：以吴道子、张萱为代表的人物仕女画，从初唐的政治事件描绘转为描写日常生活，造型更加准确生动，在心理刻画与细节的描写上超过了前代的画家而山水画则在此时已经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代表的画家有李昭道、吴道子和张操，分曲细和粗放两种。破墨山水也开始出现。花鸟画的发展虽不像人物画和山水画那样成熟，但在牛马画方面却名家辈出，曹霸、韩干、陈闳、韩混与韦偃等都是个中好手。此外，著名的画家王维、卢稜伽、梁令瓒等也名重于时，时至今日还能看到他们的传世作品或者后世的摹本。
中晚唐的绘画，一方面完善盛唐的风格，另一方面又开拓了新的领域。此时，以周昉为代表的人物仕女画及宗教画更见完备。而王墨等人的山水画则发生了变异，盛行树石题材，渐用重墨，泼墨山水也开始出现。边鸾、滕昌祐、刁光胤等的花鸟画作品则体现出了花鸟画的日臻完善。此外，李真与孙位也是当时的著名画家。虽然他们的作品大多已无从得见，但从日渐发现的出土作品与壁画中，可以让我们想见当时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