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作于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长达万言，系统地提出了变法的根本要求和具体措施。开始，嫌其文太长，不入选，愈到后来才发现，它太重要了，又是代表作，不能不选。这是因为，万言书是王安石变法的纲领性文件。纲举才能目张。没有它，只有目，不见纲，就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这当然是不行的了。短文章，一事一议，三言两语，切中要害，短小精干，固然好。但洋洋洒洒的宏篇巨制万言书，如百川汇海，波涛壮阔，一泻千里，气势恢宏。这样的文章，既见其思想的成熟，学识的渊博，阅历的深广，文才的高精，读一篇而有几得。因此不可不选，不可不读。经过反复斟酌，万言书终于又选上了。
【原文】
臣愚不肖[1］，蒙恩备使一路[2］。今又蒙恩召还阙廷[3］，有所任属，而当以使事归报陛下[4］。不自知其无以称职，而敢缘[5］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6］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幸甚[7］！
臣窃[8］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9］之才；夙兴夜寐[10］，无一日之懈；声色狗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11］之蔽[12］；而仁民爱物之意，孚[13］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14］者，属之以事，而不贰[15］于谗邪倾巧[16］之臣。此虽二帝三王[17］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顾[18］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吏狄[19］，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然[20］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
今朝廷法严令县，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21］。”以孟子之说，观方今之失[22］，正在于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23］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24］，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然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25］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余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26］，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27］，不至乎倾骇[28］天下之耳目，嚣[29］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虽然，以方今之势揆[30］之，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也。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31］之意，诚加之意[32］则何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顾以谓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才不足故也。
臣尝试窃观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33］于此时者也。夫人才乏于上，则有沉废伏匿在下[34］，而不为当时所知者矣。臣又求之于闾巷草野[35］之间，而亦未见其多焉。岂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谓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则可知矣。今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36］甚少，而不才苟简贪鄙[37］之人，至不可胜数。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者，盖阖郡[38］之间，往往而绝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39］，而吏辄缘之为奸[40］以扰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闾巷之间，亦未见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则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虽有能当陛下之意，而欲领[41］此者，九洲之大，四海之远，孰能称陛下之指[42］，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势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43］非此之谓乎？然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诚能使天下人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44］，变更天下之弊法[45］以趋[46］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时，人才尝众矣，何至于今而独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
商之时，天下尝大乱矣。在位贪责祸败[47］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尝少矣。当是时，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后随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诗》曰：“岂弟君子，遐不作人。[48］”此之谓也。及其成也，微贱兔置之人，犹莫不好德[49］，《兔置》之诗是也。又况于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则服，以守则治。《诗》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50］”又曰：“周王于迈，六师及之。[51］”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无废事也。及至夷、厉之乱[52］，天下之才又尝少矣。至宣王[53］之起，所与图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诗人叹之曰：“德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54］”盖闵人才之少，而山甫之无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类以新美天下之士[55］，而后人才复众。于是内修政事，外讨不廷[56］，而复有文、武之境士。故诗人美之[57］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58］”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农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观之，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
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59］有其道而已。所谓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60］，博置[61］教导之官而严其诜。朝廷礼乐、刑政之事[62］，皆在于学，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63］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苟[64］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此教之之道也。
所谓养之之道何也？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65］也。何谓饶之以财？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苟得，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禄[66］，自庶人之在官者[67］，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犹以为未也，又推其禄以及其子孙，谓之世禄[68］。使其生也，既于父子、兄弟、妻子之养，婚姻、朋友之接，皆无憾矣；其死也，又于子孙无不足之忧焉。何谓约之以礼？人情足于财，而无礼以节之，则又放僻邪侈[69］，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为之制度。婚丧、祭养[70］、燕享[71］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数为之节[72］，而齐之以律度量衡之法[73］。其命可以为之，而财不足以具[74］，则弗具也；其财可以具，而命不得为之者，不使有铢两[75］分寸之加焉。何谓裁之以法？先王于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艺[76］矣，不帅教[77］，而待之以屏弃[78］远方，终身不齿[79］之法。约之以礼也，不循礼，则待之以流[80］、杀之法。《王制》曰：“变衣服者，其君流[81］。”《酒诰》曰：“阙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拘执以归于周，予其杀。’[82］”夫群饮、变衣服，小罪也；流、杀，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83］者，以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天下之所以服从无抵冒[84］者，又非独其禁严而治察[85］之所能致也。盖亦以吾至诚恳恻[86］之心，力行而为之倡。凡在左右通贵之人[87］，皆顺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帅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诚行之，而贵者知避上之所恶矣，则天下之不罚而止者众矣。故曰，此养之之道也。
所谓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于乡党，必于庠序[88］，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出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诚贤能也，然后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谓察之者，非专用耳目之聪明，而私听于一人之口也。欲审之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得其言行，则试之以事。所谓察之者，试之以事是也。虽尧之用舜，亦不过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远，百官亿丑之贱[89］，所须士大夫之才则众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属于一人，而使之于一日二日之间考试其行能而进退[90］之也。盖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类，以持久试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后以爵命禄秩[91］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
所谓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农者以为后稷[92］，知工者以为共工[93］，其德厚而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94］。又以久于其职，则上狃习而知其事[95］，下服驯而安其教[96］，贤者则其功可以至于成，不肖者则其罪可以至于著[97］，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98］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则得尽其智以赴功[99］，而不患其事之不终、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虽欲取容[100］于一时，而顾缪辱[101］在其后，安敢不勉乎？若夫无能之人，固知辞避而去矣。居职任事之日久，不胜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辞避矣，尚何有比周[102］、谗谄[103］、争进之人乎？取之既已详，使之既已当，处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专焉，而不一二以法束缚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尧、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众工[104］者，以此而已。《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105］”此之谓也。然尧、舜之时，其所黜者，则闻之矣，盖四凶[106］是也。其所陟者，则皋陶、稷、契[107］，皆终身一官而不徙[108］。盖其所谓陟者，特加之爵命、禄赐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
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当时人君，又能与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诚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无疑，而于天下国家之事，无所欲为而不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