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我的希望让我有继续的力量；
他们是未来的希望所有的孩子都一样。
——李宗盛《希望》1993年。
64岁的“天下第一庄”庄主禹作敏盘腿坐在他那张硕大的暖炕上，神情孤傲而不安。这是1993年3月的某个傍晚。这些日子，他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个惊天大漩涡之中。
在过去的两年里，禹作敏一直春风得意。他领导的大邱庄由一个华北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为全国最富有的村庄，《纽约时报》报道说：“大邱庄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公司。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一百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大邱庄成为中国民间经济迅猛成长的一个标志，所有来这里参观的人们都会惊叹于它的整洁与富有，小小的村庄由一排排红砖灰瓦的平房构成，其间柏油马路交织在一起，路修得极好，路边立着只有大城市里才有的那种华灯，村子中心还有16栋造型别致的别墅群，其外形模样跟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很相似。禹作敏就住在别墅群中最显眼的那一栋，他每天盘腿坐在大炕上，等待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的“朝拜”，他不仅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同时更是一个百年一出的农民语言大师，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被他的如珠妙语倾倒。作为大邱庄奇迹的缔造者，他的声望到达了顶点。到1992年南巡之后，大邱庄抓住经济复苏的机遇，在钢材上狠狠赚了一大笔钱，全国媒体掀起了一个报道大邱庄的热潮，禹作敏已俨然成为“中国第一农民企业家”。这年的3月1日，禹作敏在《经济日报》上撰文“春节寄语”，他写到：“大邱庄最大的贡献，是给中国农民长了脸。”
然而，便也是在声望到达顶峰的时候，这位极有智慧的“人精”突然变得狂狷起来，他自恃为“中国农民的代表”，而且与某些中央领导者交情不浅，便渐渐的忘乎所以。他对一群前来考察的官员说，“局长算个球，我要当就当副总理。”有一次，六位具有政府部长级别的官员到大邱庄开会，禹作敏既不迎来又不陪座，当会议结束一群大大小小的官员聚集在院子里准备离去的时候，他却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与相熟的记者闲谈，对门外的喧哗置若罔闻，当记者提醒他是否要出去表示告别之意，他一甩手说，“不理他们。”
1992年5月，天津市推选出席十四大的党代表，禹作敏意外地名落孙山。6月20日，“中共大邱庄委员会”开始向新闻界散发一份《公开信》，其中列有十条：……第五条，我们声明观点，从今后凡是选举党代表、人大代表我们均不介入，否则会影响其他人选；第六条，天津市主要部委来人，我们一要热情，二要尊敬。但一定要身分证，防止坏人钻空子；……第八条，我们的干部职工要顶住三乱，不准乱查；……第十条，我们要明白，更要糊涂，明白加糊涂，才能办大事。”孤愤、怨恨、对立之气，溢然纸上。
致命的危机是由一个偶发事件诱发出来的。1992年12月，大邱庄万全公司经理病故，查帐时发现可能有贪污行为，于是大邱庄派四人审查该公司业务员危福和。危被非法拘禁，并于12月13日被人用暴力殴打致死。事发之后，“老爷子”禹作敏决定包庇犯事者，他让相关疑犯或连夜离开大邱庄，或躲藏起来，一切事宜都由他出面抵挡。1月，检察部门派出六名人员到大邱庄取证，不想却被非法拘留13小时，其间还不给任何饮食。当检察院对四名疑犯发出拘传令时，前来执行公务的公安干警又被大邱庄设卡拒之门外。
事态由此恶化。2月18日凌晨，天津有关方面动用400名全副武装的武警封锁了通往大邱庄的所有通道，禹作敏命令全村一百多个工厂的工人全部罢工，上万本村及外乡的农民手持棍棒和钢管把守小村的各个路口，与武警全面对峙，并声称“一旦警察进村，就要全力拼搏”。禹本人则以退为进，向外界宣布暂时辞职。如此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整整相持了三天三夜，禹作敏已经身陷法律的雷区而不能自拔。后经再三交涉，禹作敏才勉强同意武警人员进入这个“禹氏庄园”。警察对大邱庄进行了搜查，禹作敏作伪证说，疑犯已经全数外逃，而事实上，其中几人一直藏在村里。
3月上旬，天津市委、市政府向大邱庄派驻工作组，收缴该村拥有的所有武器装备。禹作敏被认定有窝藏、妨害公务等嫌疑，而遭拘留。尽管风波陡起，但在表面似乎还是一派风平浪静，春节期间，禹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面带笑容。即使到了3月16日，他仍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分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
所有人都隐隐感觉到，事态正朝恶化的方向发展，不过很多人还是心怀侥幸。禹作敏的手上便拽着一封从南方刚刚寄到的信件，来信人是另一位乡镇企业的代表人物，浙江万向集团的鲁冠球，1990年1月，中国乡镇企业家协会成立，农业部部长何康任会长，两位副会长，一个是禹作敏，另一个就是鲁冠球，这是农民企业家所能得到的、最高的、带有“官方色彩”的职务。禹、鲁交情一向不浅，每年江南新茶上市，鲁都会让人捎上几大包给禹，而后者更是大方地送出过一辆天津牌照的日本尼桑轿车。鲁与禹是完全不同个性的两个企业家，禹对鲁的评价是：“你们老鲁太圆滑。”而鲁对禹的印象是：“这个老头太任性”。年初，打死人事件发生后，鲁便一直非常关心他的这位“禹大哥”，他在一份便条中写道：“目前社会各界对你及大邱庄颇为关注。大家普遍认为，事至此，以妥协平息解决为上策。因为“投鼠忌器”，所以我认为只有发展生产增强经济实力才是基础。希望您心胸开阔，保重身体是本也。”鲁冠球“投鼠忌器”一词的言下之意，是安慰禹作敏，政府应该会考虑到他的改革影响力，不至于给予严厉的惩戒。这让由自恃而变得惊恐的“老爷子”得到一丝丝的宽慰。
但是，事情的衍变出乎禹作敏以及鲁冠球等人的预料，4月，禹作敏被捕，8月27日，天津法院以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五个罪项，判处禹作敏二十年有期徒刑，其子、大邱庄的二号人物禹绍政被同时判刑入狱十年。关于他的判刑，新华社只向全国统发了一条不到两百字的新闻稿，然而其引起的反响却如平地惊雷，在《人民日报》任职的凌志军记得，“那几天家里的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人想要打听他的情况，这些人大都是中国改革潮流中的风云人物，他们把禹作敏视为同类，自然也把他作为改革的象征，他们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对禹的打击，是不是冲着改革来的？”
很显然，禹案的发生让禹作敏及所有的改革派――包括处理他的天津市政府，都陷入了难辨的困境。禹作敏被捕后，天津有关人士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称：“禹作敏被拘留的本身，再次标志了中国政治和法制的进步与成熟”。日后看来，禹案并没有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它是一个视法律为无物、却又跟地方政府关系交恶的农民企业家自酿自饮的一杯苦酒。禹作敏判刑后，南方的鲁冠球三日不出，他写了一篇题为《乡镇企业家急需提高自身素质》的文章，他写道：“我们面临经营者的自身素质障碍。这是一道更困难的障碍。这种障碍的病因是部分农民能人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所负载的历史使命，仅仅陶醉在眼前的成功光环中，这样的马失前蹄是非常让人痛惜的。而这一障碍的真正根源，其实是传统的小农意识与现代精神的冲突，显然，我们今天需要一次彻底的决裂。”
4月，中国企业界发生了两起强级地震。一起是大邱庄的禹作敏落马，另一起则是当时国内如日中天的高科技企业家沈太福被捕。有意思的是，他们都是在与政府激烈的对立抗衡后陡然陨落的。
沈太福的故事是又一则颇具荒诞气质的商业传奇。身高不到1米60的沈太福是吉林四平市人，他自小爱好科技发明，是一个十分聪慧的好学青年，1984年，30岁的他从四平水库的工程局辞职，与两个兄弟办起了吉林省的第一家个体科技开发咨询公司，他们相继研发出很多新颖的产品，如吸塑包装机、双色水位计及一种特别的读卡机。他的企业在当地以善于创新而晓有名气。1986年，沈太福进京，以30万元注册了集体性质的长城机电技术开发公司――直到1988年，北京市工商局仍然不受理私人性质的高新科技企业注册。长城公司的产权性质最后成为沈案最致命的一环。1992年前后，沈太福和他的科技人员研发出一种高效节能电动机，据称比同类产品性能高出很多。可是，沈太福并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投入生产，银行也对这个有风险的项目没有兴趣，这时候，沈太福想到了民间融资。
南巡之后的1992年和1993年是投资热情极其高涨的年份，人们对各种有新意的建设项目充满了热情，由于中央金融管制，发生在民间的各种集资行为便一直非常的活跃，而利息之高也是水涨船高、前所未见，在沿海很多地方，民间拆借资金的年利息基本在16－20％之间，一位资深的证券公司总经理曾回忆说，“在那年，证券公司不知道自己真正该做什么，几亿的资金，拆借出去就起码有20％的收益，还用自己费什么心？”【沈太福的行为实质上是“地下私募”，当时由于宏观经济复苏而金融管控严厉，所以，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民间融资活动非常活跃，沈太福显然不是开出融资利息最高的人。一个可以参照的集资案例是：在1993年，深圳华为的任正非要开发万门数字程控系统而无法从银行贷到资金，他便游说全国17个省市的电信局合资3900万元成立合资公司，他承诺每年给予的定额投资回报是33％。相关情节见1997年章。】便是在这样的火热背景下，沈太福的集资游戏出台了。
长城公司发明的新型电动机属于节能项目，当时国内，能源紧张一直是瓶颈，因此凡是有节能概念的新技术都颇受青睐。而沈太福更是一个善于包装和炒作概念的高手，1992年5月28日，他的电机技术在钓鱼台国宾馆通过了机电部的国家级科技鉴定，根据报道，国家计委的一位副主任在他的项目鉴定书上批示：“属节能的重要项目，应尽可能给以指导和支持”。沈太福更是对外宣称，长城公司几年来先后投入近5000万元，研制成功了这种高效节能电动机，据能源部门测算，仅在运行的风机中如果有1／3换上这种节能电机，一年就可以节电400亿千瓦，其前途的宏大让人充满想象空间。
沈太福的集资规则是这样的：投资者与公司直接签订“技术开发合同”，集资金额的起点为3000元，高者不限。投资者可随时提取所投资金，按季支付“补偿费”，年“补偿率”达24％――当时，银行的储蓄利率为12％左右，沈太福开出的利率高出一倍。他的第一轮集资活动是6月份在海南展开的，广告前一天刊出，第二天公司的门口就排了长龙，仅20天，就集资2000万元。初战即告大捷的沈太福当即加快集资步伐，他先后在全国17个城市开展了类似的活动，长城公司的集资风暴迅猛席卷全国，它很快成为当年最炙手可热的高科技企业。
在此次集资活动中，各地的媒体记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最活跃的是《科技日报》记者孙树兴。当沈太福在海南开始他的集资时，孙在报纸的头版头条发表长篇通讯《20天集资2000万》，对长城公司的集资业绩大加鼓吹，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孙树兴又相继发表了《用高科技和我们百年不懈的改革开放筑起新的长城》以及《为了千百万父老兄弟》等长篇报道，对长城公司的集资给予高调的追踪报道，正是在数百家媒体的催热下，沈太福跑马圈地，无战不胜。在这期间，沈太福先后给了孙树兴2万多元的辛苦费以及密码手提箱、“皮尔·卡丹”西服和日本产“美能达”全自动照相机等物品。孙后来因此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