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树兴的牵线下，沈太福又幸运地结识了曾经担任过《科技日报》总编辑、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李效时。在沈案中，李效时扮演了一个很关键的角色，当《科技日报》对长城公司大加报道的时候，他便对这个节能项目深信不疑，为了表示支持，他专门到长城公司去考察，还留下了“愿长城目标早日实现！”的题词，它被沈太福用在任何一份宣传文本上。李效时还借出差的机会到各地为长城做宣传，在海南，他对媒体记者说，“我从深圳到广州到海南，宣传了一路的‘长城’。我觉得‘长城’所办的科技实业，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科技实业！”由于他的官方身份实在特殊，因而成了长城公司最具说服力的宣传员。为了报答李效时，沈太福以李第三儿子的名字签订了一份4万元的北京长城公司《技术开发合同书》，第一次，李拒绝了，第二次，沈太福派人把它从办公室的门缝里塞进去，这次，李没有退回，他心领神会地将之锁进办公室的一个铁皮柜里。就为了这份合同，李效时一年后被认定犯有受贿罪、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如果说孙树兴和李效时为长城公司效劳夹有私利因素的话，那么，在当时确实有一些专家和学者对沈太福的集资模式表示由衷的赞赏，其中便包括老资格的社会学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在1993年1月，费老撰文《从“长城”发展看“五老”嫁接》，对长城模式进行“理论”上的论证，他所谓的“五老”是老大（国营企业）、老乡（乡镇企业）、老九（知识分子）、老外（外资企业）、老干（政府官员）。费孝通认为，长城公司在高新技术成果的委托加工、成果转让、搞活民间金融、对外合作以及发挥老干部余热等方面都作出了值得称道的成绩。
到1993年初，沈太福先后在全国设立了20多个分公司和100多个分支机构，雇佣职员3000多人，其中主要的业务就是登广告、炒新闻、集资。【据王安在《25年》一书中披露，长城公司在媒体和官员公关上不遗余力，“据传，沈太福的红包攻势花费了3000万。”】到2月份，长城公司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共集资10亿多元人民币，投资者达10万人，其中个人集资款占集资总额的93％。集资款逾5000万元的城市有9个，北京的集资额最多，达2亿多元。随着集资泡沫越吹越大，沈太福讲的故事也越来越离谱，他宣称拥有300多项专利技术，“其主导产品高效节能电机已在各生产领域应用，已握有15亿元的订货量”，同时，“在全国数万家民办科技企业中，长城还是唯一一家纳入国家行业管理的”。事实上，在这段时间里，长城公司只售出电动机五十多台，价值仅600多万元，为了制造经营业绩良好的假象，沈太福把3.2亿元集资款变成公司的营业销售收入，然后向税务部门缴纳了1100多万元的税款。与此同时，沈太福在人际公关上大下功夫，他先后聘请了160多名原来曾经担任过司局长的老同志担任公司的高级顾问，由此构筑起了一个强大的官商关系网。
事态演进至此，商业骗局的气息已经越来越浓烈，沈太福铺天盖地的集资风暴引起了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的严重关注，这位对金融风险怀有本能警觉的中央决策人意识到，如果“长城模式”被广泛的效仿，一个体制外的、缺乏制度控制的金融流通圈将庞大而可怕地出现，中央的金融管制政策将全面失效，于是，他亲自下令中止长城公司的活动。
1993年3月6日晚间，正当沈太福为集资超过10亿元举办大型庆典酒会的同时，他收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发出的《关于北京长城机电产业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乱集资问题的通报》。《通报》指出，长城公司“实际上是变相发行债券，且发行额大大超过其自有资产净值，担保形同虚设，所筹集资金用途不明，投资风险大，投资者利益难以保障”，要求“限期清退所筹集资金”。
沈太福遭遇当头棒喝。此时的他已经在狂热和膨胀中失去了对局势的清醒认识，自以为有高层人士、上百位老干部以及10万集资民众的“撑腰”，他已经具备了与国家机器博弈的能力。他的应对之策竟与大邱庄的禹作敏如出一辙。在接到人民银行的通报后，他当即宣布状告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索赔一亿元，国内外舆论顿时哗然，这是中国第一位民间企业家敢于直接对抗中央政府，朱镕基得讯后震怒。3月29日，沈太福在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声称“国家科委、人民银行总行步调不一致，婆家、娘家有矛盾，却让他这个民办企业“小媳妇”吃亏。”，现因政府干涉，公司难以经营，要向国外拍卖。他还宣布，将投资者的年利息由24％提高至48％。
随后两日，局势朝沈太福预想的反向发展，政府没有任何退让的迹象，各地的挤兑事件则层出不穷，他试图倚重的媒体和老干部似乎也帮不上忙。3月31日上午，沈太福再次召开中外记者会，下午，他在北京首都机场被截获，当时他带着三张身份证和一皮箱的钱打算出逃国外。4月18日他被宣布逮捕。从这个月起，在国务院的直接参与下，各地组成20个多清查组，历经半年时间的清查清退，长城集资案的投资者都领回了70％的本金，全国清退款总比例达90％以上。另外，根据香港《文汇报》的报道，有120名官员因此案受到牵连。
尽管天下人都知道沈太福是因为高息集资、扰乱了中央金融政策而被捕的，然而他最后却是以贪污和行贿罪名被起诉。北京中级人民法院的诉状称，沈太福多次以借款的名义，从自己公司的集资部提取社会集资款，这构成了贪污罪，他还先后向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等21名国家工作人员行贿钱、物等合计人民币25万余元，这构成了行贿罪，法院于1994年3月4日判决，被告人沈太福犯贪污罪，判处死刑；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沈太福对判决不服，他的上诉理由是：北京长城公司是戴着集体帽子的私营企业――在1988年之前，北京市工商部门不接受私人申请创办“高科技公司”，被告人不能成为贪污罪的主体，也没有贪污的动机和行为，因而不构成贪污罪。他对律师说，“怎么判我都行，但是，如果我是因为“贪污”自己家里的钱而被枪毙，我不服。”一些法律人士也认为，对沈案的二审首先应当对长城公司的经济性质重新确认。法院最终没有采信这些意见。4月8日，沈太福被执行枪决。
【1994年，无锡爆发邓斌集资案。1938年出生的邓斌人称“邓老太”，原为无锡无线电变压器厂工人，退休后创办无锡新兴实业总公司。在两年多里，她以合作经营丝素膏、一次性注射器及乳胶手套为由，开出60％的利息进行集资，集资总额达32·17亿元，涉案官员270多人，其中包括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首钢总经理周冠五之子周北方等。1995年11月，邓斌以受贿、贪污、投机倒把、挪用公款、行贿等罪名，被判处死刑。】
在1993年的春夏之际，禹作敏和沈太福两案让很多人心神不宁。如果说，禹案带有一定的突发偶然性的话，那么，对沈案的严厉处理则透露出当年度经济发展的某些特质。在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经济再度进入到高速成长的周期中，万马奔腾，尘埃四起，又忙又乱的景象让人喜忧参半。
喜则在于，经济呈现出全面复苏的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1年全国在建工程约9000亿元，到1992年扩大到2·2万亿元，而到今年前5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又在上年基础上增长了69％，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中央银行多发了500亿元，而各地仍然叫嚷缺钱。到年底，全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3万亿元。各省的民间公司增长非常喜人，广东、贵州和湖南是乡镇企业产值增长速度最快的三个省份，分别达到了55％、57％和89％。
忧则在于，投资的超速增长正在诱发一系列的相关效应。英国的《经济学人》在1992年底的年终稿中便警告说，“1993年的某一个时候，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会出现危险的过热势头，上一次在1988年，中国几乎着了火。”上半年，全国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上涨44.7％，象华西村吴仁宝那种囤积原料的企业狠狠地赚了一笔“南巡财”。与此同时，在供求失衡的情形下，金融秩序也变得有点纷乱，地下钱庄格外活跃，民间的资金拆借利率越来越高，官方利率形同虚设，那些有门道的人如果能以9％的利率从银行贷到钱，转手就可以20％、甚至30％的利率倒手出去。面对这一局势，6月份，朱镕基亲自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央行下文严令“各企业单位必须把钱存进银行，要走正路，不许搞体外循环。”也正是这种背景下，中央政府决心以无比绝然和杀一儆百的方式处理沈太福“长城事件”在领导者看来，如果纵容沈式融资的存在，那么金融管制根本无从谈起。
朱镕基在经济治理上的强势风格，在对金融秩序的维护、以及对禹作敏和沈太福两案的处理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与宽厚、提倡“不争论”、只抓大方向的邓小平不同，朱镕基开始用一种更专业、更具体而微的方式来管理中国经济。
朱镕基于1991年从上海市委书记任上调入北京，出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此前他曾经长期工作于国家经济委员会，在上海主政期间，他以亲民和对官员的严厉管理而闻名，上海的某些厅局长向他当面汇报工作，小腿肚子会打抖。在他北上之际，一些国际媒体都不太看好他的“前途”，认为他那种管理风格在中南海一定吃不开，有人甚至预言他最多能在中南海呆上六个月。出乎这些人预料的是，朱镕基将在今后的十年内主导中国的经济，并成为继邓小平之后，对中国经济改革影响最大的政治家之一。
朱镕基到京后的“第一战”是清理三角债。当时，各企业之间拖欠的“三角债”，已累计到三千多亿元，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全国八百多家大型国营企业拖欠的。几年以来，年年清欠，却越清越多。朱镕基面对的是一个积重难返、几成无解乱局的债务连锁现象。
到京赴任之后，凳子还没有坐热，朱镕基就赶赴“三角债”纠结最深的东三省，亲自坐阵，现场清欠。他提出注入资金、压货挂钩、结构调整、扼住源头、连环清欠等一整套铁拳式的解决措施，只用了二十六天，清理拖欠款一百二十五亿元，东北问题基本解决。
带着一片赞誉声，朱镕基回到北京，第二天他就召开全国清理“三角债”电话会议，他用长途电话、传真、电报向全国各地政府下达了一道口气强硬的“军令”：“各地务必在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日二十一时以前，将你省（区、市）固定资产投资拖欠注入资金情况（银行贷款、自筹资金和清理项目数），报至国务院清欠办公室，如果做不到，请省长、自治区政府主席、市长直接向朱镕基副总理汇报，说明原因。”朱还明令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电台，要求媒体给予监督，详细披露各地清欠的进展情况。在此后的半年多里，朱镕基限时清欠，令出必行，让各地官员无从躲避，到1992年的5月，全国总计共清理固定资产项目四千二百八十三个，收到了注入一元资金清理三元五角欠款的效果。困扰了中央和各地政府、企业数年的“三角债铁链”终于得到化解。经此一役，朱镕基以前所未见的务实和强硬风格确立了自己的治理权威。
清理“三角债”首战告捷之后，朱镕基在金融领域开打“第二战”，他在金融政策的调控上再显铁腕手段。
首先，他亲自兼任央行行长，铁定决心清理金融领域的体制外活动，对于任何有可能扰乱现有金融秩序的行为都严惩不怠，在这种背景下，沈太福的集资案便被视为顶风作案而受到了最严厉的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