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垮了……垮了……垮了……垮了”
——泰国司机1997年
元旦那天，北京小雪。住在北京三○一医院的邓小平让人打开电视机，他看到中央台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就凝神看起来，可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那边，走过来的那个，是谁啊？他问医生黄琳。黄说：“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屏幕上的那个人走近了，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黄告诉他，这部电视片名叫《邓小平》，是刚刚拍摄的，有十二集。他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在他的耳边把台词一一复述，每当电视里有一些颂扬他的话时，黄琳看到这老人的脸上总会绽出一丝异样的羞涩。
50天后的2月19日，这个93岁的政治家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悲恸。在过去的20年里，这个心胸宽广、意志刚毅的老人一直是中国经济变革最重要的捍卫者和推动者，他在这段复兴的中国历史深深地烙上了自己的印记。当他去世的时候，中国这艘东方巨轮已经驶过“历史的三峡”中最惊险的一段。路透社在他去世后第二天的评论中说，邓小平敢于撇开僵硬的计划体制而赞成自由市场力量，并让中国的大门向世界开放，他真正改变了中国。
邓小平的去世让整个上半年的中国一直无法从悲伤中完全的摆脱出来，7月1日香港回归，这原本是一个举国欢腾的日子，却也因此平白染上了一重莫名的遗憾。在邓小平生命的最后时光中，让香港平稳回归一直是他最关心的事情，他也承诺将在回归之日亲赴港岛见证，可惜他终于没有等到那一天。回归当夜，那满天烟花中，应有一朵专为他开放。
也许真是一个宿命，悲伤的云雾一直笼罩着1997年，自始至终。
今年，全球最热映的电影是美国好莱坞拍摄的《泰坦尼克号》，一艘上世纪初世界上最大的、号称“永不沉没的”的豪华客轮，在优雅的音乐伴奏和此起彼伏的惊恐尖叫声中沉入北大西洋海底，一起沉下去的，还有年轻的流浪画家杰克·道森与贵族小姐罗丝的爱情。当中国观众百感交集地走出影院的时候，在商业世界，悲剧即将上演，哀伤如出一辙。
这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年份，在此之前的三年里，联想、海尔、长虹等本土公司依靠价格战和高举民族品牌旗帜，在家电、饮料等消费品领域中节节取胜。企业家们沉浸在“500强梦想”中，政府及企业的信心已近爆棚。然而，接下来发生在亚洲及中国企业界的一连串突如其来的事件，让无数的梦想如泡沫般幻灭。
最重大的恶性事件是席卷亚洲各国的金融风暴。一个叫乔治·索罗斯的美国投资家在未来的很多年里一直被亚洲政治家们诅咒成一个带有神秘邪恶色彩的金融巨鳄。从今年2月开始，索罗斯领导的量子基金瞄准经济过热、出现赤字危机的泰国，开始大肆抛售泰铢，使泰铢对美元汇率剧烈波动，泰国政府动用50亿美元外汇储备和200亿美元借款来干预汇市，但是仍不能阻止泰铢的一路下滑，到7月2日，政府被迫宣布让汇率自由浮动，一天之内，泰铢大跌20％。在狙击了泰铢之后，索罗斯转而攻击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香港，所受攻击的国家和地区均蒙受巨大的金融伤害。
这场亚洲金融风暴从1997年夏季开始，历时四个多月，它对亚洲各国、对所有的产业都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的中产阶级财产分别缩水50％、61％和37％，香港、新加坡和泰国的居民资产则跌去了44％、43％和41％。当风暴席卷泰国的时候，《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正好在泰国。8年后，他在畅销一时的《世界是平的》一书里心有余悸地描述当时的景象：泰国政府宣布关闭58家主要金融机构，一夜之间，那些私人银行家倾家荡产。我驱车前往曼谷的阿素街参加一个约会，此处是泰国的华尔街，倒闭了的金融机构多数在此。当我的轿车慢慢经过这些破产了的银行时，每过一家，司机就喃喃自语道：“垮了……垮了……垮了……垮了”这些泰国银行成了新的全球化时代的第一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即便是亚洲最发达的国家，也不能幸免于难。在韩国，受到攻击的韩元在2个多月时间里疯狂贬值50％，国家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韩国政府不得不向美日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要求紧急援助，借贷金额为创全球记录的550亿美元，并被迫承诺实施严厉的稳定经济计划及降低经济成长率，经济自主权一度丧失。韩国政府向所有公务员发布了一项“勒紧裤腰带”方针，要求公务员至少将薪水的10％存入银行。而民众则自发把家中的金银首饰捐献出来。在风暴中，全国失业率高达11％，韩国企业蒙受了至少3万亿韩元的兑换差额损失，外债本息的偿还额增加了４亿韩元。
多家大公司宣告破产或陷入绝境，其中就有前些年无限风光、被中国企业视为标杆的大宇集团。当风暴席卷时，一直处在快速扩张中的大宇其实已债台高筑，公司借贷资金达到了200亿美元的规模，面对危机，金宇中采取了一系列收缩计划，但同时却在汽车业务上加倍下注，靠大量发行高息债券和商业票据的方法融到135亿美元的短期债务资金，相继接管了双龙汽车和三星汽车，并继续推进其国际汽车巨头的战略。到年底，大宇的主贷款银行拒绝进一步对其追加贷款。1999年10年，负债800亿美元的大宇终于无力苟延而宣告破产，金宇中出走美国，韩国舆论发出“财阀亡国论”的怒吼。
在日本，虽然日元没有受到直接的攻击，但是动荡的紧缩效应也迅速扩散到所有的产业。9月18日，日本零售业的明星企业八佰伴公司向静冈县地方法院申请破产。这是一家中国消费者十分熟悉的传奇企业，它的创始人和田加津是一个10岁就开始做童工的日本传统妇人，靠经营一家蔬菜水果的小铺子起家，历四十年发展成一家年销售50亿美元、在世界各地拥有400家百货店和超市的大型跨国公司。以她为生活原型拍摄的日本电视连续剧《阿信》曾经在中国创造出最高的收视率记录。1995年底，“上海第一八佰伴”开业，当天一共涌进了107万名顾客，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在过去的几年里，八佰伴是日本最具扩张野心的百货公司，它在日本拥有26家大型百货店，在东南亚、欧美和中国开有40余家商场，当金融风暴来袭的时候，它在东南亚的多家商场被迫关闭，公司资金链的危机很快暴露出来，而此时的日本银行已自顾不暇，破产时八佰伴的总负债高达13亿美元。【关于亚洲金融风暴的起因，经济学界众说纷纭，香港学者张五常的观点最为独特，他认为“亚洲金融风暴，我的诠释是起于中国的宏观调控。”他解释说，“该年中国的通胀率下降至零，下降得快。亚洲小国当时或宽或紧地钩着美元，而他们的国际产出竞争者主要是中国，物价跟着中国走。人民币一下子没有通胀，灰市币值上升了近三分之一，这些小国的币值就变得偏高了。这就好比，中国是泰坦尼克大邮船，钩着美国那艘航空母舰，钩得紧。航行中，泰坦尼克突然停下来，钩着母舰的小艇纷纷脱钩，不知飘到哪里去。就是那么简单的故事。”】
亚洲金融风暴在中国的周边国家一一发作，景象之惨烈让人胆战心惊。金融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展现出了它凶狠和强大的破坏性的一面。这自然会影响到中国的产业经济和民众心态。在全球股市的大跌风潮中，在过去颇为活跃的中国股市也陷入低迷，消费市场更是一派萧条。经过几年的宏观调控，通货膨胀的压力日渐释放，通膨率几乎下降为零，但是，消费过冷的景象却同时出现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到1997年中期，全国的工业库存产品总值超过了3万亿元，出现了“结构性过剩”的现象。朱镕基在一次国务会议上承认，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业品都是供大于求，“东西多了，没有不多的。”6月份，国家经贸委、内贸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等不得不联合成立了全国库存商品调剂中心，以求加速企业商品流通，这种积压景象只在1990年时出现过一次。
就是在如此恶劣的大环境下，那些超速发展而对风险毫无预警的著名企业都因各种不同的原因发生了可怕的雪崩，这使得本年度成了企业史上的一个“崩塌之年”【在这部三十年的企业史上，出现过两个崩塌之年，其一是1997年，其二是2004年。】。
1月，因“标王”而显赫一时的山东秦池酒厂被曝光“白酒勾兑”丑闻。在此之前，秦池的销售一直很旺盛，白酒罐装线从两年前的5条增加到了47条，它还被评为“中国企业形象最佳单位”，就当姬长孔兴冲冲地赴北京领奖的时候，《经济参考报》刊出一条爆炸性新闻，该报记者经调查发现，秦池在山东的基地每年只能生产3000吨原酒，无法满足市场的翻番增加，因此，该厂从四川的一些酒厂大量收购原酒，运回山东后进行勾兑。记者找到了向秦池供酒的四川企业，还细致地描述了他们看到被吹嘘是中国最先进白酒罐装线的实际现状，“秦池的罐装线基本是手工操作，每条线周围有十多个操作工，酒瓶的内盖是专门由一个人用木榔头敲进去的。”这篇报道如滚雷般地传播到了全国各地，几乎在很短的时间里，它被无数报刊转载。一直被媒体高高吹捧着的姬长孔根本不知道如何应付这样的局面，他唯一想到的办法是派人到报社做公关，表示愿意出数百万元“收购”这组报道。标王就此“殒落”，年底秦池销售额从9.5亿元跌到6亿元，再一年跌到3亿元，2000年7月，秦池还不出300万元的货款，法院裁定拍卖“秦池”商标，公告贴出，全国无一人应拍。
也是1月，在南方的珠海，激情四射的史玉柱走到了悬崖边。巨人集团被曝光出现了财务危机，它发动的保健品大战耗费了所有的资金，同期在建的巨人大厦在完成地下工程之后就因为资金短缺而停了下来。1月12日，数十位债权人和一群闻讯赶来的媒体记者到巨人集团总部上门讨债，危机迅速被放大，种种关于巨人集团资产被查封、员工工资被拖欠、高层经理携款潜逃等负面新闻连篇累牍地出现在报刊上。那段日子，被媒体捧为“时代偶像”、一向缺乏公众沟通能力的史玉柱把自己关在一间300平方米的总裁办公室里，拉下所有帷幕，拒绝与任何外界接触，数十日在不见一丝阳光的大房子里孤寂地枯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