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的“标准版本”是这样的：张瑞敏到四川西南农村考察，发现当地农民用的洗衣机的排水管经常有污泥堵着，张瑞敏就问当地人原因。农民说：我这个洗衣机不但用来洗衣服，还用它来洗地瓜。回来后，张瑞敏就对科研人员说，农民用我们的洗衣机洗地瓜，把排水管都堵住了，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科研所一位小伙子对张瑞敏说，洗衣机是用来洗衣服的，怎么能用来洗地瓜呢？张瑞敏说，农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是用金钱无法买到的，你们要研制一种能洗地瓜的洗衣机。研发部门接到这个课题以后，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研制出了全球第一台地瓜洗衣机，科研人员在洗衣机上装了两个排水管，一个粗一点，一个细一点，洗地瓜时用粗的，洗衣服时用细的。后来，海尔又根据消费者需求，研制出了“打酥油的洗衣机”，“洗龙虾的洗衣机”。
在那几年，海尔的“地瓜洗衣机”成为传媒津津乐道的创新故事，甚至被写进了大学的教材。一个叫钟伟的学者疑问说，“这点地瓜，跳到河边井边用手洗省力省钱又干净，为什么非得费水费电费时间地用洗衣机呢？”这种对产品创新的曲解和误导，最终让中国家电业的技术进步陷入到了形式主义和技术空心化的歧途，在所有的家电品类中，核心技术的突破始终没有实现，一直到2008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家电制造基地，但是仍然无法完整地制造出一台百分百的“中国彩电”、“中国冰箱”或“中国空调”。
在1996年，所有的危机都远如天边一朵若有若无的乌云。人们目力所及的是一幅充满了玫瑰色的前景，消费市场空前活跃与繁荣，本土公司充满活力和激情。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也看上去是最成功的，北方的俄罗斯经济正陷入困境，自1992年推行“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私有化经济改革以来，该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持续下滑，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30%—40%，甚至连人均寿命都减少了3.6年，婴儿死亡率高达15.9%，成为世界上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为了支持叶利钦政府，西方提出了102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计划。
《新闻周刊》在今年的一篇报道中写道：“中国正在每一个领域制造令人惊奇的巨大影响，从台湾海峡到美国商店的地板，这都是1979年邓小平改革开放时候所没有被预见到的。一个强大的中国开始出现。作为一股经济力量，中国正进入和改变着全球市场，有些时候甚至书写了他们自己的游戏规则。”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新出版的《亚洲大趋势》中预言亚洲将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而中国无疑将成为亚洲的中心。这段文字被人一再地引用，其实，这位大胡子的美国人在那本书里还说过一句更有寓意的话却被人们忽视了，他说，“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不是去赶超美国，而是应该造福于中国人。”在今年，更让人们充满了憧憬的是，明年将是香港的回归之年，百年耻辱一日洗去，在很多人看来，“中国世纪”的脚步声真的已经倾耳可闻了，受乐观景气的影响，上海的股市从年初的537点上涨到了11月的1200点。
这种高昂的民族自豪情绪还十分生动地体现在两本畅销书上。
5月，一本《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的政治评论著作一面市就引发热浪，首版发行五万册，只用了二十多天就一售而空。这本书的五位作者都是大学毕业不久、三十岁上下的文化青年，书名明显受到6年前那本著名的《日本可以说不》的影响，而其民族自豪的色彩也同样的浓烈。90年代中期，中美之间自1989年以来的紧张关系仍在持续。美国政府游说各国抵制北京承办2000年奥运会，并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多加阻拦，1994年，赖斯特·布朗发表研究报告《谁来养活中国》，根据他的计算，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浪蚀产量将呈下降趋势，中国不但养活不了中国人，就是全世界也养活不了。
“布朗报告”引发很大的国际震撼和中国民众的愤怒。《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最重要的观点是，对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提出质疑，并猛烈批判中国国内的崇美、亲美思潮，进而大胆地为中国的崛起呐喊。在“前言”中作者写到，“美国谁也领导不了，它只能领导它自己；日本谁也领导不了，它有时连自己都无法领导；中国谁也不想领导，中国只想领导自己。”这本书被迅速翻译到美国和日本，美国驻华使馆还专门约请作者交谈，它被视为中国民族主义思潮高涨的一个象征性事件。【《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是，张藏藏、宋强、乔边、古清生、汤正宇。1996年，中国出现了多本以反击美国霸权为主题的政论类图书，影响较大的还有李希光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
到了年底，一本商业图书引起了同样的轰动。曾经担任过联想公司公共关系部总经理的陈惠湘写出了《联想为什么》，作者以亲身经历叙述了联想公司的成长历程，以及在这其间形成的管理思想和经营模式。这是应该算是第一本以中国现代公司为研究标本的商业书籍。联想被认为是中国崛起中的一个榜样，作者写道：“学完美国学日本，到头来能不能解决中国企业的问题？中国需要研究自己，中国需要集体英雄主义。”在书的封底，编辑者更是用黑体字醒目地提示说：“在这本书面前，我们只需深思一个问题：我们该怎样爱自己的祖国。”
这种貌似深邃的设问背后，无疑飘扬着一股倔强的、舍我其谁的浩荡意气。
但是，世界真的如此令人着迷吗？
【企业史人物】
一人三九
吴晓波
2005年11月19日，赵新先去北京颐和园游玩，那天他的心情不错，一路上让家人拍了不少照片。在出园的时候，几名警察拦住了他。第二天，赵新先出现在南方的深圳梅林看守所，它位于笔架山西南侧的一个很冷僻的山凹里，四周长满细高笔直的桉树和硕大树冠的荔枝树。赵新先被关押在一间只有几个平方米的囚室里，囚室的窗口很高，踮着脚往外望，瞧得见南方浩淼的星空。从这个地方向东走1000多米，再拐一个弯，就是三九集团的总部。
1985年8月7日，广州第一军医大学下属南方医院的药局主任赵新先受命到广州城郊的笔架山上创办药厂，跟着他的有6名医院的员工和8个聘用的工人。他躺在一个铁皮做的狗棚里，四周茅草丛生，满目荒芜。他用铁锹当枕头，用军衣当被子，曲身而眠。那年他43岁。
从狗棚到囚室，赵新先走了整整20年。
赵新先是三九集团的创始人。他把一家军医附属工厂办成了中国中药企业中惟一一个把产值做到将近100亿元的企业。赵新先是靠三九胃泰起家的。这个配方是几年前他在粤北乡间从老乡那里得来的，原料是南方特有的三桠苦和九里香，对治疗胃病有奇效。当年推广产品的时候，他不象别的厂家那样扛着产品四处推销，而是穿上整洁威严的军服，到各大中心城市去开“学术报告会”。他把各地的卫生局、药材公司、各大医院和新闻媒体邀集在一起，大讲“三九胃泰”的病理和药理。赵新先一个月跑了10个城市，开了十场学术报告会，所到之处必刮起一阵“三九旋风”，等他回到深圳，订单已如雪片般追踪而来。办厂第一年，南方药厂就拿下1100万元的销售收入。
在广告营销上，赵新先有两个发明。他是出租车顶箱广告的中国发明者，1988年，他在一部美国电影中偶尔瞥见一辆车顶背着个广告灯箱的出租车一闪而过，第二天，他就跟广州市的出租车公司洽谈，在400多辆出租车上安装了“胃药之王，三九胃泰”的顶箱广告。这些车在市区四处跑，传播效应出奇的好，这种广告形式很快风靡全国。赵新先还是明星广告的首倡者。也是在这一年，他说服著名的老电影艺术家李默然为产品做广告，这则全国最早的明星广告一在中央电视台播出，顿时就引起轰动。人们开始讨论，明星到底能不能做广告，李默然到底收了企业多少钱，这些争议让始料未及的李默然困扰不已，却把三九胃泰的名气越炒越大。某种意义上，在整个80年代，三九是最成功的市场化企业之一。
在企业史上，三九最出名的还不是它的效益骄人，而是它独步天下的“一人机制”。在公司里，赵新先是总经理兼党委书记，下面不设副总经理，集团总部只设党务部、财务部和人事部三个机构，甚至连总裁办公室都没有，赵新先之下设五个秘书，分别处理相关具体事务。三九的管理模式，在当时国内的所有国营企业中绝无仅有，甚至是不可想象的，它突破了僵化的国营体制对企业的束缚，带来的结果是真正的政企分开，从而解决了国有企业十多年来始终难解的老大难问题。
关于“一人机制”最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1992年9月。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到三九集团视察，看后十分满意，临走时朱镕基提出要跟药厂的领导合影留念，他对赵新先说，“老赵，把你的那些副厂长叫来一起照。”赵说，“副总理，我这没有副厂长，领导就我一个人，我是厂长、书记、总工程师一身兼。”
这个细节被记者写进了报道中，“一人机制”顿时在国内传为美谈。1993年，中央电视台编辑播出了一套介绍国营企业改革经验的电视专题片，第一篇是“海尔经验”，第二篇就是“三九机制”。客观的说，一直到赵新先退休的那一刻前，他一直牢牢地掌控着这家国有企业，而其得失成败也可谓“成也一人，败也一人”。
三九的兴衰与多元化有关。从1996年到2001年，三九出手购并了140多家地方企业，平均每一个月购并2家。2000年，赵新先在资本市场上强势出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举成为三家上市公司的主人，在当时的资本市场上，只有唐万新的德隆系同时控股了湘火炬、新疆屯河及合金控股三家上市公司，赵新先不无得意地说，“在资本市场上，三九的表现仅次于德隆。”
为了实现全球最大中成药企业的梦想，从2000年起，赵新先在国际和国内两大战线同时出击，分别实施全球创建1000家连锁中药诊所的“麦当劳计划”和在国内开办1万家连锁药店的“沃尔玛战略”。赵新先是那种颇有战略直觉的企业家，在产业的每一个转型点，他都能很早意识到，并迅速地做出反应。但他在项目的执行上则总是显得“大而不当”，在一次又一次的布局和冲杀中，三九的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但是能够给企业带来直接效益的项目却始终未现。2003年，四处狂奔而无所收获的赵新先和他的三九冲到了悬崖的边缘。秋天，媒体披露三九共欠银行贷款余额98亿元，已经陷入巨额财务危机。此文一出，顿时把三九的资金窘境曝光天下，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银行的“讨债大军”纷沓而至，三九总部一片混乱。
在这样的时候，试图自救的赵新先突然把矛头对准了国有资产的拥有者。他认为，“三九负债率偏高的根源在于三九集团是一个怪胎，作为国有企业，其国有出资人是存在的，但却没有实际出资，国有出资人没有履行出资义务。对于三九集团而言，国家不仅没有出一分钱，而且也从未享受过债转股、贴息贷款等优惠政策。”
很显然，已经超过了60岁惯例退休年龄的赵新先不想再坐等下去了，他想利用此次财务危机，彻底—--至少部分地解决三九的产权问题。
2004年3月，在北京的全国两会上，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新先在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再度把矛头直指国资委，他说，国资委应当担负起企业股东为获得发展的流动资金增加投资，投入新的资本金的职能。两个月后，赵新先突然被免去三九企业集团总经理、党委书记职务。2005年底，赵新先因涉嫌“向境外转移资产被宣布双规。2007年6月，以“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深圳市罗湖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九个月。
1995年，正如日中天的赵新先作为特聘兼职教授，受邀参加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元旦座谈会，兼任院长的朱镕基对他说，你放心。即使南方药厂垮了，我还要请你当教授，为什么？因为你可以从这里总结经验，企业是怎么垮的？当然我不希望垮。
此言悠悠，竟藏无穷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