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火药味很浓的争论在9月12日得到了终结，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总书记江泽民在报告中对传统的公有制理论作出重大修正，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已经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和凌志军在畅销一时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1998年出版）一书中，将此次关于姓“公”姓“私”的争论视为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1992年（关于姓“社”姓“资”的讨论）之后的第三次重大的思想交锋，而十五大的召开则表明中国开始了第三次“思想解放”。
在中央高层和社会改革力量的推动下，一场大规模的产权清晰化运动终于如期而至了，它将于1998年进入高潮期。在这场影响深远的产权改革运动中，苏南模式的终结是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重大事件。在过去二十年的企业史上，以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与以私营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是两大企业成长路径。后者遭遇无数质疑和磨难却始终曲折地壮大，而前者则在无数的推崇和扶持下，渐渐落入了体制滞后的困局。
跟“温州模式”一样，社会学家费孝通是“苏南模式”的概念提出者，他在1983年发表的《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写道，80年代初，江苏农民没有把社队企业分掉，而是通过工业保存下了集体经济实体，又借助上海经济技术的辐射和扩散，以乡镇企业为名而继续发展，我称之为“苏南模式”。很多学者用西方的经济学名词将这种模式称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on），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十五年，它依靠其公有制性质和较国有企业灵活的运行体制以及“船小好掉头”等优势，迅速成为全国最先进的企业模式，在温州模式被不断打压的时候，苏南模式却因其纯正而显赫的集体性质大放光芒，这里也因此成为中国乡镇经济最活跃和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然而，到90年代中期之后，集体经济的弊端渐渐显露和严重起来。
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企不分，苏南模式的特点就是党、政、经、社四合一，很多著名的企业都是由一个行政村整体翻牌过来的行政性公司，厂长经理与镇长、乡长是可以相互兼任的，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了企业经营目标的多元化，企业一旦做大就成了一个“怪胎”；二是“产权空心化”，“人人所有，人人没有”的产权特征使得原本灵活的企业渐渐染上了“国企病”，出现了“厂长负盈不负亏”、“穷庙富和尚”等现象，以直言而著称的经济学家董辅礽在考察苏南之后，很直率地说，“说白了，苏南模式就是二国营。”三是企业“政绩化”，“干部经济”直接导致了“政绩经济”，苏南各地为了拉抬GDP，大规模地搞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四是效益大幅下滑，业绩作假成风。多年以来，苏南模式以根正苗红而成为全国典范，其改革效应关乎诸多官员的升迁乌纱帽，于是，为了让“经济数字”年年上升，作假之风盛行苏南，上海《文汇报》曾在1995年6月24日专门发表文章《不要再刮“浮夸风”》，揭露苏南地区正在进行数字大战，有些县市统计的工业产值有近一半的水分，作者颇带嘲讽地建议，应该向那些吹牛的苏南干部征设“牛皮税”。学者惠海鸣则披露，一些被树为“全国典型”的苏南企业尽管效益滑坡，却每天还要接待各地的参观取经者，“为了接待参观者，宁愿机器空转。那些典型企业，纸糊灯笼样样好，但人一走，窟隆很大，有的能放进一个牛，有的甚至能放进一座小山。”
苏南模式的体制困局到90年代中期已经逼现无疑，除了极少数的企业靠特殊的机缘完成了产权改制之外【无锡的红豆集团便是极少数的先行者之一。1993年，那个自比为“私生子”的周耀庭获得当地政府的默许开始将企业进行股权改革，他说，“一开始有人劝我多弄点股份，最好超过50％，但是我担心这样的话，企业的集体性质就变了，风险太大，所以最后我只要了39％。”这39％还是彻底地改变了红豆的命运，到2007年，周耀庭惊喜地发现，刚搞产权改革时，他的企业规模在无锡排34名，而14年后，前面的33名都不见了。】，大多数企业仍然深陷在日渐僵硬的光环中，江苏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体制更为宽松和灵活的浙江，吴敬琏教授评论说，“在20世纪末的经济波动中，它不仅没有起带头作用，反而落在了后面。”从1995年起，苏南一些干部和企业家开始悄悄往温州跑，他们放下身段，研究起那种陌生的、在过去还被他们嘲笑过的“非驴非马经济”，很快，股份合作制被引进到苏南，在宜兴、无锡等地被尝试。
到1997年，随着产权改革浪潮日渐被中央认可，对苏南模式的反思日渐成为主流的声音，今年10月，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在江苏省委九届七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苏南模式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突出表现在所有制结构比较单一，政企权责不分，企业产权不明晰，原有的机制活力逐步减弱。集体所有制的乡村企业已渐为旧体制所“同化”。活力锐减，而且许多地方领导仍抱住苏南模式不放，片面强调集体性质的公有制，阻碍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陈焕友的这番讲话被国内传媒迅速传播，在江苏乃至全国引发地震般的轰动，它被认定是江苏官员第一次对苏南模式进行公开的反思。褒贬之声一时杂陈，陈焕友受到巨大的压力，以致于他不得不在几天后的江苏经济高层论坛上“辟谣”，声称自己从未要否定苏南模式。尽管如此，披洒在苏南模式上的政治性光环开始日渐散去，其后几年反思文章层出不穷，苏南模式从开始松动到真正走到终点，将经历数年的阵痛与曲折，到2002年底，在苏南地区有93%的乡镇集体企业通过各种的方式“改制”成了私营企业。
苏南模式的终结，意味着集体经济的一次脱胎换骨，在更广泛的时空跨度内，它标志着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试验的合作社制度及后来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基层经济组织中的彻底淡出。一种更为市场化的、以产权人格化为特征的企业制度终于成为了主流的企业成长模式。
亚洲金融风暴的袭来，给中国企业变革带来的另一个意义深远的影响是，它彻底击碎了人们对日韩财团企业模式的膜拜，【在金融风暴中倒下的韩国著名大财团还有全韩第14大企业、第二大钢铁公司韩宝、第19大企业、最大酿酒商真露、第8大企业财团起亚，以及第12大企业汉拿集团、第24大企业三美集团、第34大企业代龙集团等等。】尤其是被视为仿效标杆的大宇集团的窘境让决策层重新思考大企业培植思路。在1996年刚刚形成的“抓大”战略“意外”地更弦易辙了。
去年的“抓大”思路是，“由国家主导，重点扶持若干家优势企业向财团模式发展，使之成为有国际竞争能力、代表中国势力的巨型公司”，可是日韩财团在金融风暴中暴露出的赢弱，让中央政府对这条路径彻底失去了信心。连大宇这样的企业都无法抗衡抵抗国际金融资本的袭击，那么中国的“类大宇”企业们能够逃出这种命运吗？于是，一种新的“国退民进”的新战略出现了，它的基本思路是，国有资本从完全竞争领域中大面积退出――在一份报告中，专家们建议国营企业应该从164个竞争性行业中“坚决撤出”，同时，则在上游能源性行业中强势地形成垄断格局，这些行业包括――钢铁、能源、汽车、航空、电信、电力、银行、保险、媒体、大型机械、军工等等，在这些领域，政府将竭力排斥民间及国际资本的竞争，通过强化垄断来保证国营企业的既得利益，作为国营资本的所有者，其角色不是减弱而是更为增强。
这个中国式转轨在1997年十分微妙地出现了。很显然，这是一种与去年完全不同的“抓大”战略，在随后的十来年里它一直被坚定地执行着，并最终把中国带进了一个国家商业主义的时代。一个留在1997年的悬念是，如果金融风暴没有爆发或迟两年爆发，后来的中国公司将呈现一派怎样的气象？
历史没有假设。中国公司在财团式成长的道路上折途而返。它造成的最直接的后果是，那些先前被列入500强培植名单的“种子企业”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因为根据新的国资退出原则，从事家电业的海尔和长虹、计算机业的北大方正、制药业的华北医药以及造船业的江南造船厂等都不处在被政策保护的垄断性行业――而这也正是当初它们被选中的原因，因此对它们的倾斜扶持便一一的落空了。我们即将看到的事实是，到2007年底，中国已有22家企业出现在《财富》世界500强名单中，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垄断型国有控股企业，而10年前确定的6家“种子公司”，除了宝钢之外，其余5家企业都没有按照“既定时间表”进入世界500强。
在晦明不定的1997年，还是有让人兴奋的商业事件发生。值得记取的起码有两件，第一件当然还是出现在互联网产业，三个名叫丁磊、王志东和张朝阳的年轻人把中国带进了“互联网元年”，另一件也很有历史意义，那个创办了深圳华为公司的任正非搞出了一个“基本法”。
尽管张树新的瀛海威迷路了，但是在互联网历史上，1997年却是一个科技狂潮的起点。在领跑的北美市场，最显赫的互联网英雄是华裔青年杨致远，当年三季度，雅虎的市场价值升至28亿美元，超过了炙手可热、让比尔·盖茨都十分畏惧的浏览器大王网景公司，杨致远从起家时的网页目录服务出发，大举向满足互联网所有需求的综合服务转型，“门户网站”成为第一个成熟的商业网络概念。在雅虎效应的催动下，美国最大的新闻门户网站美国在线突破了1000万注册用户的大关，电子商务领域的亚马逊公司公开招股引起轰动，从事在线拍卖的Ebay公司创建。一个以网络为主题的高科技投资狂潮由此卷起。在中国，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第一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确认全国共有上网计算机29.9万台，上网用户数62万，WWW站点约1500个。星星之火，已经隐约闪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