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总书记亲自与会，并在开幕式的晚宴上演讲，他说，“今晚我们所在的上海浦东陆家嘴地区，六年前还是一些简陋的住宅和农田，如今已是高楼林立、生机盎然的金融贸易区。五十多年前，我到上海读大学，对旧中国的贫困落后和国势衰败有着深刻感受。正是在那个时候，我立志献身于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伟业，并一直奋斗到今天。”江泽民的演讲无疑感染了所有的与会者。财富年会是上海承办的最高规格的国际会议，从1990年确定浦东开发战略以来，这座当年远东第一大都市的面貌日新月异，到1999年，内环和外环高架、杨浦、南浦和卢浦大桥、地铁二号钱、浦东机场以及世纪大道、浦东大道和中国第一高楼金茂大厦等一系列大工程都已经或者接近完工。此次年会的举办，意味着上海又重新回到了全球重要金融中心的行列，后来的数据显示，在年会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跨国公司落户上海的速度骤然加快，有超过70家名列世界500强的公司在这里投资、设立地区总部或者研发机构。
跟好奇、务实的跨国公司领导人相比，与会的200多位中国企业家则表现得更加的亢奋。毕竟这是第一次国际性的商业盛宴，对很多人来说，一份入场券便似乎意味着一张全球化的门票。
就在8月期的《财富》杂志上，一年一度的世界500强企业评选公布，中国有5家企业上榜，它们是中石化、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化公司和中粮集团，均是清一色的国字号垄断型企业。于是，是否有更多的中国企业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进入500强榜单，成了本土企业家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海尔集团的张瑞敏做为唯一中国公司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雄心勃勃地阐述了他的国际化思路，三九集团的赵新先等则在接受采访时都提出了振兴民族产业和进入500强的时间表，他们把年会看成了一个宣誓的舞台，韦尔奇在回到美国后对记者说，“我看到的中国企业家大都象是在演戏。”北京的《中国企业家》杂志则心情复杂地评论说，“到上海出席论坛的500大巨头，很难理解中国企业家对跻身500强的那种宗教般的情怀。在美国，能否进入500强可能影响公司股票走向及经理薪金，而对中国企业来说，500强情结包涵了企业家的人生价值与民族责任。”
这样的评论尽管中肯却得不到太多的回应，因为世纪末的中国实在荡漾着太多的憧憬。11月15日，一张真正的全球化“门票”终于预售成功了，这一天，中国与美国正式达成协议，后者表示支持中国进入WTO世界贸易组织。
从1982年起，以特邀观察员身份参加关贸总协定组织（WTO组织的前身）的部长级会议，到1986年7月，正式提出复关申请，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努力申请加入这个国际性的经济合作组织。而维护己国利益的美国一直是最大的障碍，早在1997年，中国已经完成了除美国之外的所有重要的多边谈判，中美谈判却几经波折。今年4月8日，美国提出一份苛刻的、中国加入WTO后的市场开放清单，遭到朱镕基总理的拒绝，他对香港记者说，我只能说尽快，愈快愈好，但我也不着急。
谈判在5月份似乎陷入了绝境。这个月的8日，美国导弹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三名媒体记者死亡。北京的大学生走上街头，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前点起蜡烛，为死难者守夜，转而冲向他们心中能代表美国的跨国公司，麦当劳被迫关门歇业一天，IBM大楼的玻璃被石头击中了，微软大中国区总裁罗迈克紧张地在公司向员工发出安慰邮件，称“如果有必要，公司可以关门，职员可以回家避难”。学生们的情绪很微妙，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在学校贴出标语――“抵制美国货，计算器除外”，而更多的学生在白天游行结束后，晚上又到灯下复习“托福”。
反美的情绪还十分快捷地投射在商业上，已经是全国最大饮料企业的杭州娃哈哈不久前刚刚推出碳酸饮料非常可乐，“误炸事件”发生后，宗庆后当即制作了一条粗糙而及时的爱国广告片，三枚美制导弹呼啸袭来，由非常可乐化身的中国导弹升空迎战，配音是铿锵有力的男高音：“非常可乐，中国人自己的可乐”，据称它很是起到了促销的作用。互联网观察家方兴东则在今年夏天出版了《起来――挑战微软霸权》一书，他指责微软“破坏了市场的公正性”，是“披着神圣的知识产权的外衣”的侵略者，这位清华大学的博士写道，“正如北约的三枚导弹从不同角度袭向中国驻南使馆一样，微软在中国全方位的行动也让我们措手不及。”就在反美情绪如此高涨的同时，美国又与日本公布了以亚洲周边国家为假想敌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种种迹象表明，中美关系再度走上钢丝线。就在很多国际舆论已经对中美WTO谈判十分失望的时候，协议却戏剧性地达成了。也许所有伟大的时刻都是充满了戏剧性，100多年来，中国人一直试图以积极、平等的角色融入全球经济的大家庭，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年份，我们终于握到了这张“入场券”。
【企业史人物】
胡润造榜
胡润的本名是Rupert Hoogewerf，他是一个出生于1970年的英国人。从1999年起，他在中国推出“富豪榜”，每到年终必将在中国溅起一阵不大不小的波澜。
胡润到中国是1990年，他作为一个进修生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的中文。1997年9月，在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胡润又回到了中国。他在上海滩上混了日子，东闯西突的搞不个名堂，很苦恼，便向家乡的老爸诉苦。老头子一语惊醒梦中人：你有没有搞明白，在中国，在上海你是谁？胡润说，从那时开始，他知道只有出名，让自己成为一个“谁”，那才会有机会。于是，他想到发挥自己的会计师才能，为中国富人做一个排行榜的主意。早在1995年2月，《福布斯》曾经搞出过一个中国富豪榜，之后就因难以操作而中断。
1999年，胡润炮制出来的一份十分粗糙的排行榜出来了，他给《金融时报》、《泰晤士报》、《经济学家》、《财富》、《商业周刊》、《福布斯》等专业财经媒体各发了是份传真，他写道：“我是一名安达信公司的会计师，在工作之余做了这份‘中国大陆50强’。10月1日，中国就要成立50周年了，如果把成功以拥有财富的多寡来定义的话，那么这50人就是中国大陆最成功的人，他们的故事能让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50年的历史。如果贵刊有兴趣的话，请和我联系。”结果，以创造“金钱名利场”为己任的《福布斯》表示了兴趣，并将之放上了《福布斯全球版》的封面。就这样，胡润出名了。
名单刚一问世，质疑、谴责之声便铺天盖地而来。一些上榜的企业家要和胡润对簿公堂，没有上榜的富豪也要“讨个说法”，甚至有媒体说，这是一份十分“好笑”的名单，资料不准确、关注范围狭窄、计算方法错误，甚至这种做法本身都暴露出了无数问题。《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曾在一篇题为《一段眼花缭乱的财路》的文章中有过一段十分生动的叙述：忽然到了秋天，我们的老朋友胡润来电话，说新一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几天后就要出炉了，这回不再是50人，而要扩编到100人，可能是一下子扩得太猛了，还差几个凑不满100人，问我能不能给他帮忙推荐几个人。下夜班回家的深夜，我一手搬方向盘，一手拿手机，胡乱说了几个自认为很新锐而胡润可能不知道的名字。等几天后《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出来。我现学现卖给他的那12个名字，有4个人赫然列在前12名，其中欧亚农业的杨斌高居第二！
可是，无论如何，胡润因此成了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角色，几乎所有的中国顶级富豪都生怕他遗漏了自己，可是当自己真的出现在排行榜上的时候，却又避之唯恐不及便是在这样的舆论聚焦中，胡润一夜之间暴得大名，他出没在各种媒体之上，他对某一位企业家的些许点评都能成为财经或八卦新闻的发酵源。他上中央台《实话实说》节目时，主持人崔永元用当年毛泽东写白求恩的语调介绍他，“胡润，一位英国小伙子，不远千里来到中国，做了一个中国人本来不知道的百富榜，把中国富人推向了世界，让世界了解了中国……”
到这时，胡润和他的排行榜，已经构成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商业人文现象：对财富的追逐和关注，使排行榜倍受瞩目，而原始积累的灰色、排名的不科学乃至相当多人的仇富情结，则造成了观念及商业运作层面的混乱。以至于每次排行榜公布，便会有税务机构前去上榜富豪的公司查税，而往往又是一查一个准，那些因上榜而突然曝光的顶级富豪――尤其是排在前10位的则常常在传媒的追踪下突然显出不该有的“尾巴”来，如仰融、杨斌、顾稚军等，都是靠富豪榜出名的，可又是在传媒的高度关注中，眼睁睁地看他们或塌或萎，令人寒意顿生。在某种意义上，胡润的百富榜竟象极了7、8年前中央台的“标王”，一夜成名靠的是它，百劫不返也因之是它，甚至有人称之为“囚徒榜”或者“杀猪榜”。
胡润对自己在中国商业界所造成的轰动颇有点得意，在一次访谈中，他直截了当地说，“福布斯排行榜是我的一个工具。如果是一个中国人，或者中国机构来做这个排行榜，都会被骂死，但是，我恰巧是一个英国人，还有一个美国杂志，我们来做，就顺利一点。”胡润的这个说法无疑是真实的，这位30出头的英国青年以他的大胆和鲁莽意外地打开了一扇“窥视的天窗”。
胡润是靠排行榜与《福布斯》搭上关系的，他从来就没有成为过这家美国老牌财经杂志的正式编辑，他一直是以“中国地区首席调研员”的身份开展活动的。当胡润在中国真的闹到了风生云起，《福布斯》便有点手忙脚乱了。2002年11月，《福布斯》总编史迪夫·福布斯来南京参加“世界资本论坛”，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想到，在论坛期间他竟会成了众多记者围堵的“明星”。史迪夫明显是感受到了胡润排行榜在中国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围绕着排行榜而带来的正面以及负面的效应。很快，《福布斯》与胡润解约。
不过，这时候的胡润羽毛已丰，他很快推出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胡润百富榜”，他已经完全地融入到了富有中国特色的财富游戏中，并且显得那么的如鱼得水，他相继搞出了一大堆的子榜单，诸如房地产富豪榜、慈善家榜、IT富豪榜、金融富豪榜、钢铁富豪榜以及奢侈品榜等等，甚至专门为温州做了一个温州富豪榜。他还出版一本叫《百富》的直投杂志。
这些不无混乱和刺激的排行榜，一持续就是年复一年，胡润认为自己已经越来越接近事实的真相了。随着资料和数据的增多，以及工作方法的日趋完善，胡润有信心搞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排行榜。同时，在这样的过程中，这位聪慧而勤奋的英国青年也对中国有了新的理解，跨国际的视角使他得出了很多不为人注意到的“财富细节”。譬如，他观察到，中国的富豪中最多的是房地产商，2003年则多了很多与农业――也就是说与土地有关的新富。与IT行业有关的只有4、5个人，而在美国，前10名富豪中至少有5名是出身IT。
在全美400富豪中，美国人数最多的是做娱乐媒体的，而中国只有一个人。胡润“百富俱乐部”的门槛，在1999年是600万美金，2002年就上涨到了8000万美金，到2007年，前十位的底线已经上升到330亿元。这些大陆富豪的平均年龄从来没有超过45岁，其中能说流利的英文的不到2％，而这些富豪的孩子们能说英文的，就占到了50％以上……这些有趣的数据，如果没有排行榜和多角度比较是无法得出的，胡润是一个细心人，他把排行榜当事业做了下去。此外，他还很热衷主办各种各样珠光宝气的Party，在这些秀场里，除了富豪就是美女、洋酒、珠宝和豪华轿车，胡润知道奢侈的意义就是把金钱浪费给别人看，他也愿意创造这样的机会。
平时，胡润喜欢穿休闲服，浅黄的外套，围着一条黑灰相间的格子围巾，这让人们想起了塞林格对英国绅士的一个描述，“他们要么夹着一把雨伞，要么叼着一根烟斗，要么，就不分季节地披着一条格子相间的围巾。”胡润说话的样子很细致，很注意对方的感受，并时不时地用稍有夸张的表情来对你的言谈做出反应。他不但中文好得出奇，而且对汉文化的了解更是让人意外，有一次，他反问前来采访的中国记者，“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文明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就在记者们迟疑不决的时候，他得意地说，“那不就是在宋朝嘛，四大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