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都是一些很难直面回答的质疑，在某种意义上，它几乎触及了企业改革中一直被隐晦地回避着的制度和道德底线。陶建幸的高调让春兰改制意外地陷入到了一场十分敏感的大争论中，有的人把春兰改制视为“国内大型国有企业中，数量级最高的一次突破性变革”，《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写道：“春兰改制，全中国都凝神屏气地关注着这件事。”而另外的意见则直指“陶建幸用几十天时间就把春兰给“分”了”。有媒体采访江苏省主管工业的副省长陈必亭，陈很有技巧地回答称：“我个人对此表示支持。”而中央有关部门官员则称，国家并无制定可以这样做的相应政策。一个叫张涌的经济观察者评论说，“春兰改制尽管从经济理论上讲，似乎并无不妥之处，但所影响到的人数之多、钱数之多前所未见，这样的量化，实在吓人一跳。”
“吓人一跳”的结果是，春兰改制“见光而夭”。事实上，在春兰改制新闻公诸于世的时候，其员工持股计划已基本完成。但是，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改制嘎然中止，春兰方案被递交到中央政府讨论，要对其进行否决几乎不需要太多的理由，2001年初，陶建幸被告知“这个方案还存在着法律上的障碍，需要进行更科学、更严密、更合理的论证和计算，需要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集体会诊。”到2002年，此方案无疾而终。自以为好局抵定的陶建幸用力过度，棋落盘碎，空余一地叹息。
春兰改制的叫停，在产权清晰化运动中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此后，那些与它情况非常类似的大型企业――如海尔、长虹及海信等等――的改制方案都被一一搁置。
在这场产权运动中，“可惜了”的显然不止李经纬、潘宁和陶建幸。由于没有制度上的保障和规范，使得几乎所有企业的产权变革都变成了一场巨大的冒险，是与非、合法与非法往往没有清晰的界限，企业家的命运突然变得无比的凶险和莫测起来。就在今年，中国乳业的两个传奇人物都在自己创办的企业中展开了产权上的探索，而其命运的差异让人在多年后仍然唏嘘万千。
今年10月8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改革人物特写《郑俊怀：造民族品牌》，文章评价这位刚刚当选中共第十六大代表的企业家说，“从郑俊怀初到伊利至今，近20年过去了，现已52岁的郑俊怀把最好的年华贡献给了一个企业，用心血和胆识打造出了“伊利”这一中国乳业的品牌。”1983年，伊利只是呼和浩特市政府属下一个年利税仅4．7万元的回民食品厂，在郑俊怀的经营下，伊利抓住了中国纯奶市场的发展机遇，建成了当时国内最大的乳制品企业，1996年，伊利成为内蒙古最早上市的企业之一，2002年，销售收入达到了40亿元。早在1999年，郑俊怀就试图进行产权改革，在直接谋求产权清晰化不可能的前提下，他跟当时的很多人一样选择了曲线MBO的道路。
他和伊利的20多名主管出资成立了一家“华世商贸公司”，相继收购了一些国有企业所持的伊利法人股，由于郑俊怀团队并没有太多的现金，因此在收购中便采取了灰色的做法，有一次，郑俊怀将伊利公司的150万元资金辗转至华世公司，用这笔钱去购买伊利法人股，不久后，又将这笔钱悄悄归还，还有一次，为了一笔1500万元的伊利股份，他授意一家与伊利有密切业务往来的牛奶场向银行贷款，提供给华世购买伊利的股票，然后，华世又以所购法人股做质押，从银行获得贷款归还给牛场，随后牛场将此款归还银行。这种“空手套白狼”的做法几乎在当年是一种被普遍使用的“MBO方式”。郑俊怀的做法看上去非常的顺利，并似乎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默许，到今年，呼和浩特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将所持有的国家股全部划拨到市财政局名下，并将其中的500万股有偿转让给郑俊怀团队投资的公司――此时，华世商贸已经改名为启元投资，后者一跃为伊利股份的第二大股东。
就当郑俊怀试图曲线获取伊利的同时，他的一个老部下牛根生则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比郑俊怀小四岁的牛根生曾跟郑一起打拼天下，他是一个苦孩子，出生一个月就被贫困之极的父母以50元的价钱卖给了别人，他从小随养父在大草原上放牛，后来进回民食品厂当了一个洗瓶工，靠苦干升到车间主任，1992年得到郑俊怀赏识，担任主管经营的副总经理，牛根生做市场有特别的狠劲，而且很会体恤人心，此人读书无多，却天生懂得“财散人聚，财聚人散”的道理，有一年，郑俊怀发奖金让他购买一辆高档轿车，他一转身就把这笔钱分拆成几辆低档车分给了部下。由于他分管伊利的市场营销与广告宣传，因此在媒体上表现得十分活跃，外界一度“只知老牛不识郑”。
1998年，郑、牛关系急速恶化，后者突然被免职，理由是“莫须有”。第二年，牛根生就带着几个旧部筹集1000万元资金创办蒙牛，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在呼和浩特的一个居民区里租了一间小平房作为办公室，一共只有53平米，月租金200多元。蒙牛成立的时候，没有奶源，没有厂房，没有市场，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在全国乳制品企业中的排名是第1116位”。牛根生有的是多年来在市场经营中积累下来的的人脉和经验，当时，全球最大的软包装供应商利乐公司在中国推广“利乐枕”（那时候，国内牛奶包装主要采用“利乐砖”和“巴氏奶”），并愿意免费向牛奶工厂提供生产设备，伊利等大企业都不愿冒险，惟有没钱买生产线的牛根生大胆一试，不料想竟获很大成功。到2001年底，蒙牛销售收入已突破7。24亿元，成为国内第四大乳制品企业。
今年，几乎跟郑俊怀搞曲线MBO同一时间，牛根生也进行了股权上的创新。6月，摩根士丹利、鼎晖投资、英联投资三家国际机构宣布投资6000万美元入股蒙牛。三家投资商在投资的同时，还提出一个苛刻的“对赌协议”：未来三年，如果蒙牛每年每股盈利复合增长率低于50%，以牛根生为首的管理层要向三家外资股东赔上7830万股股票，或者以等值现金代价支付；如果管理层可以完成上述指标，三家外资股东会将7800万股股票赠予牛根生团队。牛根生“求钱若渴”，再度冒险签字。【“对赌协议”——准确地说是《股东协议》中的Valuation Adjustment Mechanism（估值调整机制）条款，该条款的最大风险在于，如果达不到约定目标，管理层将失去对蒙牛的控股权。由于蒙牛的业绩表现“超出预期”，2005年4月6日，3家外资投资者提前终止该条款，代价是向蒙牛管理层支付598.7644万美元的可换股票据。牛根生有惊无险的保住了控股权。】
郑、牛两人的命运在此处分野。2004年6月，郑俊怀被举报“侵吞国有资产”，曲线MBO的做法原本就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郑百口莫辨。在法庭之上，郑俊怀称，“所为一切均是为了解决管理层持股的来源问题，至今不明白我的行为已经犯法。”而审判此案的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对媒体说，“其实，华世商贸公司的股东如果是伊利整个管理层，如果他们挪用的资金，经过了伊利董事会集体研究同意批准就没有问题。”记者问，“多大的范围是整个管理层？如果董事会集体通过，就能挪用资金了吗？”法院人士莫衷一是。最终，郑俊怀以挪用公款罪被判有期徒刑6年。
牛根生则成了一个幸运儿。又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2004年6月10日，就在郑俊怀被举报的同一个月，蒙牛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共募集资金13·74亿港元，牛根生以1.35亿美元的身价进入当年度《福布斯》的“中国富豪榜”。
对于企业产权改革的评价将成为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公众社会及政商学界观点分歧最严重的经济话题。其中有两个重要的争议焦点，一是如何看待“国有和集体资产的严重流失”，二是如何看待国有或集体企业的经营者“赎买”。这场关于流失的争论从1998年就隐约开始了，将在2004年出现十分火爆的激辨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