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香港教授郎咸平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国退民进”是一场分食国有资产的盛宴，期间出现了“掌勺者私分大锅饭”的现象，改革的策略出现了严重的错失与扭曲，而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和同样来自香港的张五常教授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尽管改制中存在种种灰色行为，但是改革总体的方向和积极效应是不容怀疑的，张五常的观点更为直接，他辩论道：“不可能完全没有这种事情的，可是总是要慢慢改良的。你想把那么多人全部杀掉，你杀不了那么多人的。改革过程中，有些事情是无可避免的，是需要改进，但你不要因为有这种事情说这个国家不行。怎么可以避免呢？这个国企我把它买过来，我拿过来的手段未必很正确，但是我把输钱的国企变成赚钱的企业，这对中国的经济整体来说不是一件坏事。”比张教授更为激进的观点是所谓的“冰棒理论”，一些专家认为国有资产就像太阳下的冰棒，如果不把它“吃掉”，那么它也会完全的融化掉、浪费掉。这样的论调显然很难拿到阳光下来讨论，郑俊怀是做冰棒起家的，他就栽倒在“冰棒理论”上。
今年，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新闻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在11月15日举行的一中全会上，胡锦涛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很多外电的评论，十六大清除了经济改革中最后的意识形态障碍。昔日的争论，如今都变成了常识，国内的主要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细微和复杂，这些问题无关乎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基本冲突，却关系到去实现共同目标的途径和手段。
12月3日，在摩纳哥蒙特卡洛举行的国际展览局第132次代表大会上，中国上海在与其他四个申办城市的激烈角逐中一路领先，最终以54票的大比数赢得了2010年世博会的主办权。这是中国继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之后，另一个重大的国际性胜利。世博会将在上海举办半年，预计吸引6000万人观展。无疑，这成为继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经济将在未来数年内持续成长的又一个醒目的指标。
这一年，中国出口国外的最大“单宗商品”，是一个叫姚明的篮球运动员。这位身高2.26米的亚洲小巨人以选秀冠军的身份到美国职业篮球联盟NBA打球。有人替他算帐，如果他在NBA打球打到38岁，可以有2.7到2.9亿美元的收入，这还不包括他获得的场外赞助、广告等巨额收入。仅这一价值按当时的国际商品价值来换算，就相当于中国出口了102万吨大米、或46万吨钢材，或239万台电视机，或630万辆自行车，或98万吨原油，或6489万米丝绸。
在上海，最时尚而热闹的地方是“新天地”。它位于闹市中心的淮海中路附近，过去的几年里，一个叫罗康瑞的香港商人将2000多户老居民迁走，却把他们的老宅留下来，改造成形形色色的西餐馆、咖啡馆、酒吧、时装店和画廊。这是一个被掏空了的、半世笙萧的老上海。最具时尚气质的画家陈逸飞在这里开出了他的“逸飞之家”，陈画家将他刚刚完成的雕塑作品《上海少女》摆在了这里。这是一件两米多高的青铜雕塑，一个身材细高、扭身顾盼的盘发少女，穿着无袖旗袍，坡跟尖头拖凉鞋，右手持扇，左手手指勾着一个鸟笼。少女的眼神中有上海少女特有的娇嗲、时髦和空虚。夜幕降临，各种肤色的青年男女沿着灰砖路面行走在狭窄的弄堂，两边是百年斑驳的石库门旧屋，举目全是英文招牌的弄堂、民国时代的美人月历牌和缠绵悱恻的周璇歌声，而擦肩而过的半是碧眼金发的西洋男女。在新天地的东南角有一幢两层老宅，在喧嚣而五光十色的夜色中它显得无比的沉静和庄重，80年前，十三个青年人在这里聚会组党，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老年人感到它很怀旧，青年人感到它很时尚，外国人感到它很中国，中国人感到她很洋气”。媒体用这种充满了错觉感的文字介绍此地。
就当罗康瑞的“新天地”一夜喧腾的同时，在北京，一个叫洪晃的女文化人看中了京城东北角一片灰暗的大厂房。那是一家创办于50年代初的老国营工厂“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因为是军工厂，所以还有一个神秘的番号：798。〖北京华北无线电联合器材厂，下属706厂、707厂、718厂、797厂、798厂及751厂等，798是其中的一个工厂〗当年在这里工作的工人都十分的自豪，“谁要是问我在哪儿工作，我都说是军工厂，其他一概保密”。从90年代初开始，798跟所有的国营企业一样日暮西山，这个红极一时的大院企业陷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工厂一半以上的工人下岗分流，大多数生产车间停止运行，在职人员从近两万人递减到不足4000人，工厂实在没活干，只好靠出租闲置厂房和卖地皮来赚钱。
2002年，洪晃突然瞄上了它，洪是民国政治家章士钊的外孙女、共和国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女儿，一向有“红门痞女”之称，她看中798独特的国营工厂气息――衰败、僵硬、与商业气质格格不入，于是在这里以极便宜的价格租了一个车间，当作自己的艺术工作室，跟她一起看中798的，还有做艺术网站的美国人罗伯特，他租下了120平方米的回民食堂，改造成前店后公司的模样。在洪晃和罗伯特的鼓吹和示范下，一些前卫艺术家也先后喜欢上了这里宽敞的空间和低廉的租金，纷纷租下一些厂房作为工作室或展示空间，798艺术家群体的“雪球”就这样滚了起来。
美国《时代周刊》将这里评为最有文化标志性的22个城市艺术中心之一，《纽约时报》甚至将之与纽约当代艺术家聚集区SOHO并论，就这样，一个濒临死亡的国营工厂突然摇身变成了北京城最具时尚气质的地方，798厂区内的所有车间、厂房甚至斑驳的机床、生产线等都被保留了下来，它们像一堆已经被摘去了灵魂的躯体，艺术家们用各自的表现手法将之彻底地“波普化”，那曾经荡漾了40多年的劳动热情、革命纪律和政治崇拜突然被凝固了下来，并呈现出一种很夸张和怪异的神情。到2004年，这里已经聚集了200多家、来自10来个国家的文化机构和个人工作室，北京市政府决定将这里列为“优秀近现代建筑”进行保留。很多年后，当全中国的老牌国营工厂都已经被拆迁一空之后，798作为仅有的幸存者被留存下来。当然，这是一种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方式。
今年，国内最火的电影是冯小刚导演的《大腕》，这是一部尽情嘲笑新兴暴富阶层的贺岁喜剧片，男主角葛优一本正经地说：“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所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贵。”每当演到这里，影厅里必然会爆发出阵阵发泄式的暴笑。
9月23日的美国《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可怜的过剩》的中国特稿，作者哈尔·比屈指名道姓地描述了几位中国富豪的生活，其文字之戏嘘竟跟《大腕》大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人建造奢华俗气的仿白宫办公室、仿洛可可式别墅；在郊区建造别墅却不敢打开豪华吊灯（因为害怕导致穷困的邻居家里跳闸）；他们的妻子忍受着丈夫的无数情人，倍感孤独，只能以养昂贵的宠物、上庙烧香和多生孩子打发生命；他们往最昂贵的葡萄酒里倒雪碧，像喝水一样地咕嘟嘟往下灌，吃的是煎鳗鱼、焖海藻和炖蚝……充分享受着穷奢极欲的每一分钟”。
这幅栩栩如生的、可怜的中国暴发户的素描迅速在网上传播，给被采访者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它似乎印证了美国商业作家康尼尔在《大狗：富人的物种起源》中写过的那句话：“超乎想象的财富是任何人都难以适应的。财富是违反自然的，有钱人的行为往往表现出彻底的适应不良。”很显然，日渐扩大的贫富差距正在诱发一个很危险的社会病，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60%的被调查者认为，富人是通过不合法手段发财的。评论家们由此提及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那句格言，“每一笔巨大财富的背后都存在犯罪。”还有人将《福布斯》评选出的中国前五十个富豪与国家税务局公布的“私营企业纳税50强”名单进行了一个比较，结果发现重合的名字只有四个。于是，关于“富人逃税”的话题被讨论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富有戏剧性的是，被当作“过街老鼠”抓出来的不是《福布斯》富豪榜上的衮衮诸公，而是娱乐界的一个“大姐大”。今年夏天，自称“亿万富姐”的著名影星刘晓庆因涉嫌偷漏税而被拘捕。刘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女演员，她以个性泼辣和敢为敢言而闻名，流传最广的刘氏名言是“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名女人难上加难”，在一本题为《我的自白录》的书中，刘晓庆说，“其实，我已拥有26家甚至还要多的企业，这些企业投资总需求量已超过50个亿。我通过各种方法融资，从海外引入资金，与国内外有经验、有实力的集团合作，在银行借，同时，投入自己拥有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