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牛”
——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店员标语2003年
2003年3月5日，朱镕基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完政府工作报告，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他宣布从此退出政坛。接替他的是时年61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
自1991年临危受命赴京出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到1998年正式接任总理，朱镕基用专业和强势的方式全面改造了中国经济，在他的任内，宏观经济一直安全地行走在“三八线”内――即通货膨胀不超过3％，GDP增长始终高于8％，正是这种持续的高速成长让中国在动荡莫测的世纪交替年代保持了“这边风景独好”的繁荣景象。他通过“分灶吃饭”，彻底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格局，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的能力。他在国有企业的改造上更是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效，在“抓大放小”和“国退民进”战略的坚决推行中，一向萎靡的国有资本集团获得了近乎换胎新生般的改观。
1998年，当他宣布在任内完成对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造任务时，国内外舆论俱持疑论，而最终的事实却证明他用自己的方式兑现了承诺。就在出任总理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曾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吴小莉的提问时，有过“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慷慨之言，当时感动全国，人们均以为总理之言是针对改革拓进之艰难而言的，如今思之，却恍然有新的感悟，其实，彼时的决策人也对改革的前途充满了巨大的莫测感。在三十年的企业变革史上，朱镕基是继邓小平之后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如果说邓以开放的胸襟决定了中国变革的方向，那么，朱则完成了路径的选择。在今后十年乃至更长的时期，中国企业一直行走在他设定好的变革逻辑中。
就在他做完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二天，《南方周末》以整整24版的篇幅出版了朱镕基专辑，向人们描述了一个尽职、强势、充满了忧患意识、有时竟还显得有点悲情无奈的中国总理。朱镕基在任内巡视各地时，一向秉持“不题词、不剪彩、不受礼”的三不原则，实在推托不过，就只写“朱镕基”三字而已。他仅有的几次“破戒”，均可见斯人内心的忧虑。
1998年10月7日，出任总理不久的朱镕基去中央电视台视察，在当时国内最尖锐和最具影响力的《焦点访谈》栏目组，他题字“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并称“我也接受你们的监督。”、“这四句话不是临时想出来的，是昨天晚上想了一个晚上的，以至于血压都升高了。”
2001年4月16日，朱镕基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时，为该校题写校训“不做假账”。同年10月29日，视察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再题字“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账”。他要求学院去做一个调查：“我最关心的是这些学员做不做假账，你可以对学员做一个不记名的调查，发一个卷子，让他打勾：一个是严重做假账的；一个是稍微做点假账的；一个是不做假账的。你做一个调查看看，得出一个百分比。调查要确实不记名。”
2002年5月，朱镕基在杭州参观新修复的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故居，一路行走，一路感慨，出乎地方官员意外，他主动要求题字曰：“胡雪岩故居，见雕梁砖刻，重楼叠嶂。极江南园林之妙，尽吴越文化之巧。富埒王侯，财倾半壁。古云，富不过三代，以红顶商人之老谋深算，竟不过十载。骄奢淫靡，忘乎所以，有以致之，可不戒乎。”
就在朱镕基卸任之际，中国社会和宏观经济突然遭到一场十分意外的严峻考验。
3月6日，也就是朱镕基做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二天，北京市接报第一例非典病例，一个叫SARS的“幽灵”侵入中国。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可能导致猝然死亡的严重急性肺炎，更可怕的是，它的病原尚未确定，所以被称为“非典型肺炎”。【世界卫生组织当时称其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简称“SARS”。2002年11月16日，广东佛山发现第一起SARS病例。2003年2月3日至14日广东发病进入高峰。】它飞速蔓延，从广东到香港再到北京、上海，几乎每天都有死亡的病例出现，到4月28日，仅北京市就确诊病例1199人，疑似病例1275人，死亡59人，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委副书记孟学农因防治不力被免职。一时间，抗击“非典”成为举国上下的头等大事，因为这种病毒的传染性非常强，所以一旦发现一个疑似病例，当即就要进行大面积的整体隔离。2003年的上半年，全中国正常的生活和商业活动被全部打乱，每一家企业都在惊恐中渡过一个又一个难熬的日子。与非典的作战一直到6月24日才总算告一段落，这一天，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游警告，在王府井百货大楼门前，一位售货员高兴地贴出一张庆祝标语，上面只有四个字：“中国真牛”。
真正“牛”的事情还正在发生中。让世界非常吃惊的是，尽管遭遇如此猝不及防的灾难，2003年度的中国经济成长竟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从数据上看，前两个季度的经济受疫情冲击，增长速度下滑到6.7％，而到第三季度很快就实现了强劲的反弹，到年底，GDP的增长率达到9·1％，不仅高于前一年，甚至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旅游、航空、餐饮及文化娱乐等服务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然而，药品、食品、纺织、电信等产业则得到了意外的商机。今年，国内生产总值迈上了11万亿元的台阶，人均GDP超过了1000美元，财政收入突破2万亿元，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英国《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对中国的这种强大后劲表达了颇为吃惊的敬意，他在年终的专栏中引用了拿破仑那句200年前的名言“中国是一只沉睡的雄狮，一旦它醒来，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颤抖。”，紧接着他写道：“不久前，世界还是轻轻松松，不在意拿破仑的上述警告。但现在，中国正在震撼世界。”
沃尔夫惊讶的是，中国经济的不可遏制的成长态势到底是靠什么支撑着的？答案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制造”的外贸强劲拉动，二是以房地产为龙头的内需市场的旺盛。
中国的外向型企业继续扮演成长的主力角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发现，全国的进出口总额占ＧＤＰ总量的比重已经超过50％，这说明外需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杜克大学高柏教授对中国与日本的外向型经济模式进行了对比，他发现，在与国际市场接轨方面，日本模式坚决发展本国的品牌，而中国模式则完全是为全球价值链服务。在技术创新方面，中国更多地依靠引进外资带来的生产技术，日本注重的则是以独立的知识产权为主的研发发明。在GDP对贸易的依赖程度上，日本在最高的时候也没有超过30％，而中国在2004年就已经超过了65％，在能源利用方面，日本一直是全球的节能楷模，而中国在2004年却使用了当年世界三分之一的钢铁与水泥，创造了大约相当于6％的世界GDP总值。
他因此认为，中国模式在外部条件发生重大变时的生存能力肯定要比日本弱。高柏没有考虑到的一个要素是，跟日本相比，中国有庞大的内需潜在市场，它可能成为危机爆发时，中国产品的一个巨大的缓冲地带。】根据美国科尔尼企业咨询公司的统计，“中国制造”正在世界大行其道，从LG到三菱，从GE到东芝，从西门子到伊莱克斯，从飞利浦到惠而浦，从诺基亚到摩托罗拉，从戴尔到IBM，从迪斯尼到Mattel，从耐克到GAP····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名牌都有在中国生产的产品。科尔尼的数据显示，“中国制造”已在集装箱、家电、电子玩具等领域的上百个产品市场以第一的份额傲视全球，其中，集装箱为90％、DVD播放机为80％、玩具为75％、礼品为70％、体育用品为65％，自行车为60％、微波炉为50％，彩电和冰箱都为30％。它因而断定说，“中国制造”将迅速取代“日美制造”、“欧洲制造”而成为新世纪制造业的代名词。
在外贸无比热闹的同时，国内市场的房地产热浪则成为拉动内需的第一动力。自1998年房产政策解冻之后，市场回暖渐成必然之势，首先呈热的是私人资本最为雄厚的浙江及珠三角地区，继而蔓延到上海。房产成为投资的新热点，今年，一个很古怪的名词突然暴热媒体――“温州炒房团”。从年初开始，沿海一些城市的新开发楼盘里，出现了一群又一群的温州人，他们举着“温州购房团”的小木牌，像买菜一样地买进中意的房子。9月23日，上海的《东方早报》刊文《温州千亿民资全国炒楼》，记者称“10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炒楼，动用民间资金约1000亿元。温州约有8万多人在全国购置房产，其中至少90%以上是炒楼。保守预计，炒楼群体在7万人以上，以企业白领、政府官员家属及公司负责人为主……温州全民在炒房。按照回报率15%计算，1000亿元投资客可净产出150亿元，这比任何一个产业都要赚钱，可谓‘温州第一产业’。”据称，炒房团还把全国房产市场全成四级。
一级市场是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房价5500元/平方米以上；二级市场为东部沿海地区，如大连、烟台、南京、苏州、福州等房价4000至5500元/平方米；三级市场为东西部结合地带的省城，或西部经济发达城市。如呼和浩特、武汉、芜湖、长沙、合肥、南昌、乌鲁木齐等，房价2500至4000元/平方米；四级城市为位置比较特殊的省会周边城市，如广西桂林、安徽黄山等一些地级城市，房价1000至2500元/平方米。
在温州的炒房大军中，除了握有游资的小商人外，也不乏成名人物，因“胆大包天”而闻名的王均瑶是第一个转战地产的企业家，2002年初，他出手3.5亿元买进上海商业繁华地段徐家汇一带的一幢总面积为8万平方米的“烂尾楼”，稍事装修后在今年转手出售，竟进帐10.5亿元，地产暴利让人咋舌。上海“烂尾楼”形成于1997年前后。上世纪90年代初，浦东开发启动后，引发了一轮房产投资热，然而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沪上房市迅速低迷，形成了一批建而未成的“烂尾楼”，到2003年，上海尚有烂尾楼130多处，项目总规模近500万平方米，它们大都成为先觉的浙江商人及香港商人的囊中宝物。“炒房团”现象被曝光后，国内舆论褒贬一时，温州人对商业变幻的敏感与快速反应实在令人赞叹，同时，也有人炮轰“炒房团”是各地房价日涨的“罪魁祸首”。